“互联网+” 时代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 探讨∗
——以浙江省为例

沈费伟

提 要： 基于“互联网+” 时代的背景， 本文通过政府从以往的行政驱动转向智慧治理的思路， 探讨浙江省特色村镇实现有效治理的内涵、 功能价值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浙江省各地积极探索特色村镇重建中智慧治理创新的模式和路径， 取得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但依然面临顶层设计不完善、 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智慧平台建设迟缓、 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 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平台， 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 努力提升特色村镇重建中智慧治理的绩效。

特色村镇承载着我国农耕文明的历史和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 是珍贵的不可复制的遗产。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2%, 但是众多美好的特色村镇都在经济浪潮中逐渐暗淡、 衰落直至消失。 据统计, 2000 年至2010 年, 我国自然村由360 万个锐减至270 万个, 十年间减少了90万个自然村, 其中包含大量特色村镇［1］。 而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对我国长江和黄河流域及西南、 西北等17 个省份的田野调查显示, 在这些地域中, 颇具历史、 民族、 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特色村镇, 从2004 年的9707 个锐减至2010 年的5709 个［2］, 平均每个月消失55 个传统村落。 面对特色村镇的持续消失与特色村镇治理体制不完善等诸多基层治理挑战, 现阶段浙江省特色村镇的电子商务与互联网金融等的兴起, 为有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推动特色村镇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契机。 因此, 政府如何顺势而为, 借助“互联网+” 的力量, 全面提升浙江省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能力, 成为提升政府治理绩效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一 “互联网+” 时代特色村镇“智慧治理” 的内涵解析

（一） “互联网+” 时代到来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随着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 信息技术开始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世界的每个角落, 人类社会对互联网的依赖性与日俱增。 国内最早提出“互联网+” 理念的是“易观国际集团” 创始人于扬, 他在2012 年易观第五届移动博览会发言中提出, “移动互联网的本质, 离不开‘互联网+’”。 阿里巴巴在《 “互联网+” 研究报告》 中将“互联网+” 定义为: 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 在社会、 经济、 生活的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 其本质是传统产业的数据化及在线化。 “互联网+” 时代以云计算、 大数据与新分工网络为驱动, 以云网端为基础设施, 以数据为生产要素, 在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分工体系下运作。 李克强总理在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 倡导将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促进电子商务、 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这是第一次将“互联网+” 写入国家经济顶层设计, 表明政府对互联网思维的理解日益成熟。 随后, 2015 年7 月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确立“互联网+” 的国家发展战略, 明确了11 个重点领域的具体行动。 至此, 我国经济、 社会等各领域全面进入“互联网+” 时代。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战略背景下, 政府如何顺势而为, 借助“互联网+” 的力量, 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这是重塑政府治理模式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4 年, 我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 达到2.8 万亿元［3］。 中国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 无疑为互联网推广工作提供了契机。 可以说, “互联网+” 是当前信息化发展的核心特征。 首先, 信息技术和知识社会的来临, 也必然伴随政府治理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的创新。 这种创新, 必将形成智慧治理的新形态, 引领社会治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 实施智慧治理, 就是要将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 其次, 智慧治理可以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社会治理不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 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总体而言, 智慧治理就是用互联网力量去加速社会治理的效率、 品质、 创新、合作与实施（执行） 能力的升级, 以信息流带动物质流, 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传统的社会治理手段, 从而使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相结合,推动社会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 总之, “互联网+” 是创新2.0 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 是知识社会创新2.0 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4］。 在“互联网+” 时代下, 智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社会治理模式, 代表了一种新的理念, 助推政府转型、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二） 特色村镇治理迎来机遇

我国13 亿多人口, 近一半生活在特色村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解决好特色村镇治理问题至关重要。 近年来,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正在大大加速改革发展进程, 特色村镇的电子商务与互联网金融等的兴起为有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推动特色村镇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契机。

首先, 特色村镇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城乡信息不对称局面。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 截至2014 年末,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49 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 其中, 手机网民5.57 亿人, 占全部网民的85.8%［5］； 农村网民占比27.5%, 规模达1.78 亿人。 这意味着, 不到4 个农村居民中就有1 个网民。 通过网络, 村镇居民可以方便地获得“三农” 政策、 农业技术、 农资产品、 农产品市场、城市用工等各种信息, 并进行双向交流, 打破了长期以来村镇信息闭塞、 城乡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其次, 互联网打破了城乡资源配置单向流动的困局, 具体表现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特色村镇创新创业的空间, 正吸引大量人才回归村镇；互联网金融正在扭转金融资源从村镇流失的局面； 利用互联网营销的村镇旅游等服务项目, 正在吸引大量居民从去城市、 国外旅游转向去特色村镇旅游。 最后, 互联网带来的特色村镇经济发展、 生活状态、 人口结构、 知识水平的变化, 将深刻改变特色村镇的社会治理模式［6］。 从总体上看, 互联网将较封闭的村镇熟人社会推向更广阔的由互联网连接的开放型社会, 促进了更大范围良好社会自治的实现。

综上所述, 近年来, 国家鼓励信息通信技术（ICT） 在各个领域的转化和应用（即“互联网+”）, 把科技作为推动经济转型、 政府改革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通过运用智慧治理中的数字技术、 信息技术、 互联网、 物联网等, 将“数据思维”和“科技创新” 纳入特色村镇治理实践的整个流程中, 由“ （客观） 事实驱动” 的决策取代“ （主观） 经验驱动” 的决策, 将成为智慧治理的关键特征。 通过对中国特色村镇治理实践的考察, 应用“互联网+” 时代中政府智慧治理的技术、 理念、职能与体制的全方位变革, 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特色村镇重建模式, 即特色村镇重建的智慧治理模式。 该模式是现代科技理性高度彰显的产物, 是将大数据作为政府治理决策基础的结果, 因而能够完成重振村镇组织活力、 复兴产业实力、 重塑文化魅力、 再造环境美化、 重构社会关系的目标。 因此, 现阶段从“互联网+” 时代背景出发, 提出通过现代技术创新的智慧治理模式让村镇主动向价值回归、 自身造血、繁荣复兴方向转型的特色村镇重建学术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 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 的内涵解析

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是将信息技术、 互联网、 物联网等融入现代特色村镇的治理模式, 因此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模式出现无疑是一个全新课题。 对于如何建设好“智慧村镇”, 即建设“智慧村镇” 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目前学术界暂无定论。 笔者根据对浙江省内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调研, 认为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主要包括特色村镇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两大部分。

特色村镇电子商务建设成为拉动特色村镇消费、 引导农业生产、 保障和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 浙江省开发了全省公用数据库, 集中实现了“一站式” 双向服务, 达到一站登录、 各站共享的效果。 目前, 全省各类涉农网站达2 万家, 实现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13336.7 亿元, 其中县及县以下区域6482.4 亿元, 占48.6%。 国内大型电商阿里巴巴、 京东、 百度等都开始积极拓展浙江省特色村镇市场, 通过与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连锁超市合作, 实现农产品网上购销的常态化对接。

特色村镇电子政务是面向行政村, 以农村信息化需求为基础, 结合农村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构建的一种全面的、 集成的、 标准化的政府运作模式。 浙江省特色村镇信息化, 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实施特色村镇电子政务可以促进基层政府改革, 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效率, 规范管理服务标准化, 提高管理服务透明度。与此同时, 浙江省特色村镇的电子政务致力于提升农村干部、 村民群众整体素质,提高管理决策水平, 推进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绩效。

二 “互联网+” 时代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 的功能价值

在浙江省特色村镇重建中贯穿和应用智慧治理的方式, 有着众多的功能效用,具体表现为四方面: 优化村镇信息资源配置、 有效提高村镇治理效能、 实现村镇精准服务供给以及保障村镇农民合法权益。

（一） 优化村镇信息资源配置

为了消除特色村镇的信息贫乏, 缩小城乡差距, 浙江省特色村镇在智慧治理中通过建立起合理有效的信息服务体系, 构建先进的信息服务系统, 以提高特色村镇的信息服务水平, 进而消除信息分化, 最终实现治理资源在特色村镇内部以及特色村镇之间的最优配置。 首先, 浙江省特色村镇内的各类信息是改变农民行为的必要手段。 信息是农民行为改变的认识和方法基础。 在农业信息的捕捉、 传递、 利用和反馈的循环往复过程中, 农民的思想不断解放, 观念不断更新, 技能不断提高, 从而改变目前村镇社会生活的状况、 方式与观念。 其次, 信息是浙江省特色村镇决策生产的重要依据。 没有充足的信息或缺乏可靠的信息, 特色村镇生产经营决策就失去了决策基础。 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信息就成了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命脉, 农民对商品生产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准确、 及时地掌握了信息, 就能为安排生产、 合理布局、 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等提供坚实的基础。 最后, 信息是维系城乡共同繁荣的纽带。 浙江省特色村镇实现信息化服务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有利于增加乡镇企业的活力, 加快村镇城市化的进程； 有利于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

（二） 有效提高村镇治理效能

在特色村镇建设过程中, 传统的管理活动过程由于受到数据获取渠道局限性和处理技术的制约, 数据无法得到及时更新, 处于一种相对静态的管理模式。 而在“互联网+” 环境下, 浙江省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能够实现数据的实时获取和分析。在此基础上, 政府的治理活动也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在浙江省特色村镇重建中引入信息技术, 推进村镇信息化建设, 是转变政府在村镇中的治理范式、实现内生性治理、 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 实现“村镇善治” 的有效途径。 内生性治理以其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高效性, 以移动互联网技术、 云计算、 大数据、 物流网为依托, 能够创造性地实现互联网行业与传统特色村镇内部各行业的深度融合, 并快速、 高效满足公民持续的现实需求, 不断增进公民福祉, 成为持续推进民生改善的新途径［7］。 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自我调节模式, 浙江省政府借助这种内生性的自发秩序及其外部化实现现代化治理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 可以实现特色村镇的良性自我治理。 浙江省特色村镇重建中的智慧治理方式, 能够主动发现解决特色村镇重建中社会治理的难题, 通过整合政府、 社会组织、 企业以及志愿者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 精准地从源头解决问题, 大大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 从而提升治理效能。

（三） 实现村镇精准服务供给

在“互联网+” 时代, 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 个性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如何提供符合特色村镇中居民个性化需求的服务成为面临的新问题。 浙江省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将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思维引入特色村镇公共服务领域, 有助于提供更为方便快捷、 更为精准的公共服务。 浙江省政府通过建立一整套大数据分析系统,掌握完备的用户数据库, 运用人工智能等现代化计算工具分析特色村镇内部不同类型用户对于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异, 实现对于用户的分类管理和服务, 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推荐并进行效果追踪。 在大数据的辅助下及时感知识别公众所需, 快速发现需求热点, 并及时高效地做出回应, 进行前瞻性的主动供给、 精准化供给和个性化供给, 将公共服务主动呈现在公民个体面前, 从而满足特色村镇内部不同个体的个性化需求。 譬如, 针对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断档、 滞后的现实和农村用户量大、分散的特点, 把信息体系建设的重点放在“最后一公里” 上。 依托浙江省部门推出的“最多跑一次” 改革, 将公共交通、 医疗保障、 环境保护、 公共安全、 政务服务等智慧民生应用放在重要位置, 这恰恰抓住了智慧治理的方向和重点。 未来浙江省应该把智慧治理的重点放在满足民生需求上, 通过创新性的技术和应用模式, 来为百姓提供更加丰富和更加精准化的公共信息服务。

（四） 保障村镇农民合法权益

农民权益是指农民作为社会成员、 国家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得到的利益。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 农民权益问题日益突出, 并会成为一个制约现代化进程的政治社会问题。 当前在特色村镇过程中, 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农民生存条件差, 村镇社会保障能力弱, 农民社会负担重, 土地权益保护乏力, 劳动权不平等,生产经营自主权尊重不够等［8］。 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 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导致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及各方面的权益被严重损害, 并因此引发了众多的群体性事件, 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目前浙江省特色村镇存在的许多问题, 都可以归结为农民权益的保障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 可以说, 使对农民人身权利、 政治权利、 财产权利、 劳动权益及文化教育权益的制度化保障不受到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的非法侵害, 是解决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重要前提和主要内容。 而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模式能够有效保障农民权益, 实现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在浙江省特色村镇重建中构建智慧治理的理念, 充分体现了以农民主体地位为保障农民权益的法理基础,以农民权利为保障农民权益的基本依据, 以和谐共享为保障农民权益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发展阶段为保障农民权益的价值观念。

三 “互联网+” 时代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 的问题呈现

近年来, 浙江省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特色村镇重建中智慧治理创新的模式和路径,并取得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目前在科学化的政策制定、 全程化的权力监督、网络化的协同治理、 预防性的危机管理、 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等领域, 已开始推进智慧村镇的创新工作和实践探索, 但依然面临顶层设计不完善、 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智慧平台建设迟缓、 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 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

一是顶层设计不完善。 现阶段, 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顶层设计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分别是智慧治理的体制结构和智慧治理的法律法规。 首先, 在智慧治理的体制结构方面, 浙江省特色村镇虽然表面上建立起了用于信息共享的政务平台, 但现实中政府部门间协同性不强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信息共享、 整体决策的水平仍然整体偏低。 其次, 在智慧治理的法律法规方面, 目前浙江省政府与社会的分工仍未厘清, 政府治理的重心侧重于特色村镇的社会维稳。 同时, 特色村镇智慧治理标准缺失。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不断融合, 但对于智慧政府治理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

二是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 人才与教育始终是智慧治理发展的关键要素。 特色村镇智慧治理十分强调人才的重要性, 并把智慧人才放在智慧村镇运作的中心位置。浙江省的人才培育机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 科技队伍规模问题。 资料显示,当前浙江省每万名农业人口有6 名农业科技人员, 每万亩土地仅有不到1 名农技人员； 而欧美、 日本等发达国家每万名农业人口拥有40 名农技人员。 第二, 科技人才素质、 结构与分布问题。 主要表现为整体综合素质偏低、 结构不尽合理、 分布不均衡、 科技队伍稳定性差、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

三是智慧平台建设迟缓。 近年来, 浙江省各级政府确实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支持特色村镇的信息平台建设以及大数据的发展。 但总体而言,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村镇平台建设还远未跟上时代步伐。 在特色村镇智慧平台建设迟缓问题上, 一方面平台构建的资金来源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特色村镇的智慧平台更多地属于一个公共设施, 这笔费用如果单纯由政府承担, 极有可能会给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而如果由村镇居民承担, 则大多数居民将会放弃这种方式。 另一方面, 智慧治理平台构建技术上的难题还亟待解决。 考虑到复杂的业务需求变化与技术扩展, 以及对现有信息资源的整合等问题, 现有浙江省特色村镇的智慧平台解决方案尚未对这些问题系统地加以解决。

四是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 伴随着我国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 特色村镇重建中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由于浙江省特色村镇建设中信息网络发展时间短, 基础较为薄弱, 加上认识观念上的不足, 安全意识普遍不强, 安全防护能力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网络信息安全的现状和形势并不乐观。计算机黑客的入侵、 保密信息的泄露、 网络事故的发生等, 不仅给特色村镇建设和居民个人生产生活造成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 而且也破坏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严重威胁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 阻碍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

五是缺乏人文关怀。 在特色村镇智慧治理问题中, 村镇居民是特色村镇建设的主体。 而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 很少有居民会主动关心村镇社会的公共事务,这就造成特色村镇建设各个方面都很难发展。 一方面, 由于特色村镇中的居民观念意识淡薄, 政府在实施智慧治理行动时, 居民总会有事不关己的感觉, 缺乏参与积极性。 另一方面, 对于特色村镇中的公民参与态度的不积极, 一些政府领导者只是听之任之, 并未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造成特色村镇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得不到提升, 导致其对特色村镇智慧治理建设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

四 提升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 绩效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互联网+” 时代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现存问题, 我们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平台, 即在政府层面实现合作理念重塑与顶层制度完善, 在市场层面实现智慧设备支持与治理技术开发, 在社会层面实现人才教育培养与社会机制重塑, 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 最终提升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

（一） 政府层面： 重塑合作理念， 完善顶层设计

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浙江省政府在特色村镇智慧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制定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整体规划。 一是在标准化方面, 建立规范化的、统一的特色村镇信息技术标准。 例如, 浙江省安吉县在2015 年5 月27 日发布国家标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2017 年12 月19 日发布全国首个地方标准规范《美丽县域建设指南》, 2018 年9 月12 日又出台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工作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 这些标准的发布, 回答了乡村谁来治理、 怎么治理、 治理什么、治理效果如何检验等问题。 同时在标准中首次导入静态和动力学模型, 使标准化繁为简,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现阶段浙江省各地区应借鉴安吉经验, 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村镇发展的信息技术标准规划, 持续推进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

二是密切关注和跟踪国外发达国家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发展动向, 加强特色村镇智慧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国际化功能。 在这方面, 杭州市的做法具有启示意义。杭州市政府积极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经验, 由市政府出资建设特色村镇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该平台的运营目标是: 通过网站集成和统一推广,促进农业电子商务网站（店） 的发展； 通过网络平台, 促进城市社区和农产品供应商的供销对接； 通过行业网站集成, 带动农产品的批量预订式销售； 通过信息交流,提高特色村镇网商的经营能力, 吸引消费者的集聚, 最终实现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产品销售方面的应用效果。

第二, 加强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立法工作, 解决特色村镇地区之间存在的信息差距和不对称性问题, 用法律规章制度的形式来调和各方面的矛盾和利益不均问题。日前,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强调坚持城乡融合, 创新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引导城市网络、 信息、 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向乡村流动, 促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 当前浙江省各地区迫切需要依据《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加紧出台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政策体系, 将数字特色村镇建设融入信息化规划和乡村振兴重点工程, 完善产业、 财政、 金融、 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配套政策措施, 持续推进落实。

第三, 加大特色村镇智慧基础设施投入。 政府在特色村镇智慧治理中要加大投入力度, 不断完善基础网络、 整合资源、 加快特色村镇信息技术的试点化工程建设。譬如, 浙江省龙游县在全县域推广“龙游通”, 其业务涵盖了党建、 平安、 管理、服务、 信用等五大体系。 在龙游通成熟应用的基础上, 2018 年5 月, 拓展推出面向社区的“社情通”, 面向工业园区的“企情通”。 三通合一, 融合成覆盖全县域的“龙游通”, 实现了沟通更便捷、 功能更强大的目标。 浙江省政府应以此为契机, 积极加大对省内其余特色村镇的智慧基础设施的开发应用力度, 提升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绩效。 除此之外, 还要更多地鼓励社区、 社会组织、 企业等各种主体一起参与解决相关问题, 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分工合作, 最终形成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 企业支持、 社会参与的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新格局。

2. 将顶层设计作为有效支撑

推进政府的智慧治理, 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重视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顶层设计。 据笔者调研考察和研究发现, 当前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顶层设计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 创新智慧农业模式。 2018 年4 月, 杭州市政府出台《浙江省杭州市智慧农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 旨在推动杭州农业在充分发挥自身基础条件和先发优势的前提下, 加快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 形成农业产业发展新动能, 加速杭州现代农业发展, 促进杭州农业农村经济提质增效,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二, 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于2018年印发《浙江省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科技行动计划（2018—2022）》, 以产业兴旺为主攻方向, 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 科技兴农, 实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攀高、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农村生态宜居支撑、 农业农村富民强县、农业农村科技型人才培育” 六大科技强农惠民工程和四大保障措施。

第三, 注重完善农村法律保障体系。 2015 年, 浙江省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浙江省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实施方案》, 坚持开展浙江省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试点建设, 以信息化带动浙江农村农业发展, 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鲜明的示范性和带动性。

尽管如此, 目前浙江省在特色村镇智慧治理中的组织管理制度层面仍存在严重的顶层设计缺失问题。 因此, 为保证特色村镇重建的智慧治理绩效, 浙江省迫切需要创新特色村镇重建的组织管理制度, 服务于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最终目标。

（二） 市场层面： 加强智慧设施的投入应用， 开发治理技术

1. 加强智慧设施的投入应用

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基础设施, 是智慧治理的基础和前提。 推进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需要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建设, 具体需要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第一, 加强信息基础网络建设, 重视如宽带互联网、 广播电视网、 村镇无线网络系统以及统一的特色村镇物联网和家庭物联网等基础网络布局。 2019 年5 月发布的《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 显示, 截至2018 年底, 互联网普及率为79.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6 个百分点。 但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提出的到2020年全国行政村4G 覆盖率超过98%、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的目标,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需要继续提升完善。

第二, 要加强应用支撑云平台建设, 发挥云平台建设商和云服务提供商的积极性。 目前浙江省在智慧畜牧业云平台、 智慧文化云平台、 智慧农业云平台、 智慧教育云平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 但是总体而言, 依然处于发展滞后状态。 因此,未来需要形成公有云、 专有云与混合云等多种模式, 做大做强电子政务云、 公共信息服务云、 应急指挥云、 信息安全云等智慧云基础设施。 此外, 还需要重点加强政府治理大数据平台和公共数据库建设, 构建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应用基础数据库和综合专题数据库, 以提升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水平。

2. 合理开发治理技术

浙江省要抓住“互联网+” 时代的机遇,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特色村镇智慧治理模式, 就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 云计算、 区块链、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等在内的现代信息技术在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智慧治理的发展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 目前, 浙江省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本质就是利用各种智能技术, 为特色小镇带来服务方式、 管理方式、 营销方式、 协作方式的根本变革。

智能技术不仅改变了特色村镇居民的生活, 也在影响着产业的发展； 智能技术正在引领特色小镇的建设步伐, 助力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因此, 未来浙江省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是以智能信息技术为支撑, 主要包括云计算、 物联网技术、 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 应高度重视特色村镇重建中技术基础的研究, 加强智慧治理相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三） 社会层面： 重视人才教育培养， 拓展促进公民参与

1. 健全人才培育的机制

浙江省的特色村镇智慧治理需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注重智慧人才的培育机制构建。 简言之, 特色村镇的智慧教育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特色村镇教育中的融合应用发展。 其与传统农村教育相比, 实现了教育理念从知识传授到自主学习、 教学目标从全面发展到乡土人才、 思维方式从经验思维到实证思维、 体制结构从政府管控到多元共治的转变, 更加凸显了个性化与互动性、 平等性与传播性、 客观性与真实性、整体性与多元共生性的特征。 然而, 当前浙江省的特色村镇智慧教育, 依然面临硬件设施的质量与软件资源不匹配, 教师资源与技术人才双重匮乏, 教育理念与现代技术不适应, 以及管理体系与制度政策偏重短期治理而缺乏长期规划等制约因素。

基于“互联网+” 时代背景, 在优化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的人才培育机制路径上, 迫切需要鼓励高校、 企业与国内外知名院校、 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合作办学,推动专业课学科调整, 着力培养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紧缺人才。 充分利用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等途径, 加快培育特色村镇复合型、 实用型信息技术人才。 开发、 支持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开发中心, 集中力量掌握特色村镇智慧治理核心关键技术,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通过营造特色村镇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配套设施, 以优厚的条件广泛吸引海内外信息化高层次人才转向特色村镇就业创业, 为特色村镇智慧治理提供坚实的人才智力支持。

2. 拓展促进公民参与

社会公众是智慧治理的重要力量, 扮演着自身利益代表者、 规划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的多重角色。 在特色村镇重建中构建智慧治理模式, 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 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 创新参与社区自治的体制环境。 2014 ～2016 年, 浙江省政法委相继推出平安浙江信息网、 平安通和平安浙江App 三个信息服务平台。全省县乡两级共开通平安微信公众号和手机App 139 个。 智能手机与App 成为基层的平安志愿者、 民情联络员、 普通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

另据《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 截至2018 年底, 浙江省网民规模达到4543.7 万人, 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498.3 万人, 占全省网民总数的比例超过99.0%。浙江省政府应借此机会, 更加积极地开放公共数据, 激发全社会的智慧和创意, 释放政府信息的附加值, 将政府打造成一个大数据的公共平台, 有针对性地开发各类便民的公共服务应用。 特色村镇中的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微信、 微博、 政务App 等移动设备, 通过文字和图片进行多渠道的信息传递。 还可通过语音进行业务咨询, 及时反馈政务意见与建议, 促使政府全方位地向特色村镇提供优质、 规范、 透明、 便捷、 人性化的服务, 真正实现特色村镇的智慧治理。

注释

［1］ 张孝德： 《中国乡村文明研究报告——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与使命》， 《经济研究参考》2013 年第22 期。

［2］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考察组： 《 “江河流域” 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现状与建议》， 《光明日报》 2015 年4 月2 日， 第7 版。

［3］ 潘旭涛、 王子尧： 《 “互联网+”： 中国开启第三种发展模式》，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5 年3 月26 日， 第5 版。

［4］ 邢蕾： 《 “互联网+” 创新2.0 下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 《信息通讯》 2015 年第9 期。

［5］ 陆琪： 《互联网正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5 年第11 期。

［6］ 高尚全： 《互联网推动农村巨变》， 《人民日报》 2015 年7 月20 日， 第7 版。

［7］ 倪伟俊： 《社区协同治理的实现形式——基于杭州市社区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 《学习与探索》 2015年第11 期。

［8］ 张黎： 《关于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若干思考》， 《探索》 2004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