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中心论”视阈下国俗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杨春叶

摘 要 “一带一路”倡仪下，我国掀起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浪潮，名著再译、楚辞、汉赋、古诗词等在不同层次上得到译者的青睐。在众多作品中，或多或少面临着相关翻译问题，譬如：误译、胡译、过度意译等。本文针对我国特有词语特征与语言发展情况，探讨国俗语外宣翻译的必要性、国俗语分类及其特征、“听众中心论”与外宣翻译的共性、“听众中心论”下国俗语外宣翻译策略，旨在寻求国俗语外宣翻译的可行之道，并为后期相关研究提供借鉴。研究发现，“听众中心论”与国俗语外宣翻译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在此理论指导下，国俗语外译策略颇多，译者可根据翻译语境选择相应的对策，如：直译加注、音译、意译、阐释等。

关键词 听众中心论 国俗语 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9.03.031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trendy of Chinese cultural "going out" was popular. Enduring classics， the Song of Chu， and classical poetries are re-translated. However， there are more or less problems with those translated versions， such as mistranslation， disorderly translation and over-randomly translation， etc. This thesis concentrates on the special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he necessity on national cultural words trans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aims to find out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vailable as well as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ing researches. The results illustrates that "audience-centered theory"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ational cultural words trans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audience-centered theory"， translators have many strategies to choose according to context，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transliteration， free translation and so on.

Keywords audience-centered theory； national cultural words； trans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0 引言

“語言国俗学”概念最初由苏联学者提出，并重视国俗语的教学和研究，但他们“将语言的国俗语义从语言体系中抽取出来，使得国俗语义脱离整个语义体系（王德春，1990：2）”。王德春教授在70年代在国内介绍这一概念，此外，部分学者将“语言国俗学”改为“语言国情学”。王德春教授指出“国语俗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具有民族文化特色。也就是说，语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民族文化背景，难以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王德春，1990：1）”。王德春教授将国俗词语定义为“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情风俗有关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简言之，即具有国俗语义的词语（王德春，1990：8））”，并将国俗语分为七大类：反映我国特有事物、外语中没有对应词的词语；具有特殊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国俗熟语；习惯性寒暄用语；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兼具两种以上国俗语义的词语（王德春，1990：10-11）。国俗语侧重于民族价值与文化，属精神文化。国俗语研究当以汉族为主，兼顾其他民族；国俗语外译狭义含义指汉族国俗语英译，广义含义指我国各族民族国俗语英译及各民族国俗语之间互译。本文以汉族国俗语英译为主要探讨内容。

1 国俗语研究的必要性

1.1 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求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是30年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积极应对国际经济、文化竞争的必经之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极具历史渊源，但与欧美等强势文化相比，尚属于弱势文化。文化水平展现的是国家软实力。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已得到较大提升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但我国文化未能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应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下，大力宣扬中华文化，以在国际文化大棋局上谋得一席之地。我国诗经、楚辞、唐传奇、宋词元曲、志怪小说、四大名著、四书五经等及近代散文极具中华民族色彩，诸子百家如老子、墨子、孔子、韩非子等思想百家争鸣，展现古代哲学思想与伦理道德。然而，它们未能及时完整的译介到外国并被外国读者所接受。在时代背景下，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急需走出国门。

1.2 外语教学的需求

“国俗语义的教学与所学语文国家概况的教学不同（王德春，1990：7）”，学生不仅要理解词语的字面意义，还要理解词语所蕴含的民族特有含义，如此方能有效传达词语的深层次含义。譬如：搦管操觚本义是“指执笔杆，拿简策”，转义指“提笔作文”，是借代的用法（王德春，1990：385）；又如“王八”本义指乌龟或鳖，随着语言的演变发展，后指骂人（王德春，1990：549）；再如“王伯伯”本义指长辈（父亲的兄长），而它在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可指办事不牢靠，不守信用的人，这是一种借代的修辞受访，含有诙谐、调笑的意味（ibid.）。透过该词语的学习，学生可体会到我国语言的丰富、衍变，又能在实际言语交际中准确传达词语的含义，避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因此，应加大对国俗语语义的研究，提升国俗语外语教学水平。

2 国俗语外译常见误区

2.1 过度直译

目前国内外翻译标准颇多，譬如“信达雅”、“神似”、“化境”、“泰特勒三原则”、“功能对等”等。翻译标准都要求译文准确、重视的传达原文含义，并且尽量保持行文通顺流畅，措辞优美，但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却难以完全实现。外宣翻译过程中，由于过度拘泥于这些翻译标准，反而适得其反，造成过度翻译现象，甚至误译。譬如“失足青年（youth who has taken a wrong step in life）（张健，2013：157）”被翻译成“youths who have lost their footing”；活法（literary flexibility）被误译为“the way of living”；气象（prevailing features）被譯为“weather/atmosphere”等。此类翻译属过度直译，是因缺乏对词语国俗语义、民族色彩的了解造成。针对国俗语外译，应透彻了解民族文化语境及历史渊源，譬如“兼爱（universal love）”、“大同（universal harmony）”等都是具有特定含义。

2.2 语序混乱

语序混乱主要体现在形容词的排列顺序上，诸如此类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但是此类错误不易发现，因为在理解上有时并未产生太大负面影响，只是在形式上显得不够地道与精确。譬如：“中小型企业”被译为medium-sized and small enterprises， 这一译文在形式上看似无误且对于读者的理解影响不大，却显得不够地道与贴切；类似语序混乱的案例如：中小学——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高新技术——high and new technology，次二例中，应分别译为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new and high technology。

3 “受众中心论”与外宣翻译的共性

3.1 “受众中心”一致性

“受众中心论”属于修辞学范畴，由修佩雷尔曼提出。佩雷尔曼认为在修辞劝说或论辩过程中，演说者应以受众为中心，运用受众所能接受的表达方式、逻辑结构等展开演讲与辩论，从而达到劝服的效果。这与外宣翻译一西方读者为中心存在极高的一致性。外宣翻译过程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交际行为，其中原作作者相当于演说者，译者和作品都可看作为媒介，西方读者则为交际双方的受众。译者在传递原作者的目的与意图时，应尽量使用西方读者所能接受的言语表达方式，以西方受众为交际的中心，使得外宣译文更加贴切，外译效果、功能与原作在本国读者中的效果和功能尽量相同。

3.2 目的一致性

“受众中心论”认为在劝说过程中演说者应恰当使用演说技巧，尽量使受众接受、支持自己的演说，达到同一，并宣扬自己的观点，如此，此演说方能成为成功。这与外宣翻译的目的亦是如出一辙。外宣翻译旨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认可、接受并宣扬中国文化，因此，译者在外译过程中需巧用各修辞、翻译技巧，实现外宣翻译目的，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3.3 过程一致性

演说、辩论、劝说、报刊、书籍等均属于言语交际行为。修辞劝说是动态的交际行为，交际双方有演说者和听众，演说者通过有声语言传递自己的论点和企图，从而完成交际行为；外宣翻译属相对静态的交际行为，译者通过解读原作者的意图与观点，根据翻译原则，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与技巧，重组译文，向译文读者传递原作者观点与目的。由此可见，修辞劝说与外宣翻译的过程一致性。

4 “听众中心论”下国俗语外宣翻译技巧

4.1 直译

国俗语为我国民族所特有的词语，在此语境下，拥有独特的含义，且中外文化、地理、历史迥然，我国的国俗语在国外难以找到对等词。“受众中心”论以为劝说过程以传达演说者意图与观点为目的，译者则要以传递中国文化为目的，且目前我国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地位都已大幅提升，我国需将中国文化传递出去，因此，译者可选择异化的翻译策略，采用直译翻译技巧并适当加注，便于译文读者的理解。譬如：伏兔——crouching rabbit，肩井——shoulder well。

4.2 国俗语术语综合性注释

王宏印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技巧中指出关键术语进行“综合性注释”作为译文正文的必要补充（王宏印，2017：17），与此相似的是，国俗语外译过程中亦可对术语进行综合性注释。综合性注释是指根据该词在中国典籍的基本含义及其所指含义，撰写综合性知识条目，以阐释其来源、所指与引申义。譬如：“黄帝”一词，在外译时，不能只解释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与人文始祖，还应解释渊源与内涵，因此，较为完整的参考译文为“Huangdi， literally the Yellow Emperor in translation， was one of the legendary yet a real historical figure 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ctually …the first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nation（王宏印，2017：17-18）”。

4.3 意译

正如修辞劝说的目的是沟通与交流，中国国俗语外译的目的为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吸引更多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因此，外译过程中应做到语义明晰且行文流畅以适应广大非学术性研究的普通读者。鉴于此，国俗语外译过程中，可选择归化策略，意译技巧。譬如：“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顓民，鸷鸟攫老弱（王宏印，2017：26）”，这是描述女娲补天当时天下的状况，其中“爁焱”“顓民”“鸷鸟”等均属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词汇，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较为难理解，在外译过程中选择意译，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其参考译文如下“A great fire raged and would not die out； a fierce flood raced about and could not be checked. Savage beasts devoured innocent people； vicious birds preyed on the weak and old”，如此，西方读者对于女娲补天前世界一片凌乱、民不聊生的惨状就清楚明了。

5 结语

国俗语是具有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的特殊词汇，在外宣翻译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外译目的，准确、明晰地传递国俗语义；此外，在外译过程中适当选择翻译技巧，以西方广大读者为中心，运用最贴切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从而实现劝说、沟通与交流以及对外宣传中国文化、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促使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产生更多文化火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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