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对异地潮汕商会组织的影响探究
——以深圳市潮汕商会为例

谢舜龙，谭 琨

（1.汕头大学商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2.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21）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商会组织登记鼓励性政策的实施，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相关研究也获得了丰硕成果。商会作为企业的聚集体，由理念相似的企业领导人所构成，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开放的有机整体，其办会理念和运营方针同时受到各方面力量博弈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商会内部的治理模式和外部的行为特征，从而形成商会特有的文化形态。

商会文化是商会形象、价值观念、办会宗旨、服务内容的总和，在其创立、形成、运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本身特有的文化形象，是商会个性化的集中体现。会员企业自身的文化、商会领导人的办会宗旨、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地域性文化、管理团队的价值观等方面都是形成商会文化的主要来源，其中，根植于商人本身的本土文化对地域性商会的运营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潮商作为中国传统三大商帮之一，历经五百多年的商业洗礼，成为当今中国实力最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帮。据不完全统计，如今潮商商会组织已经遍布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全球30多个国家，共有近300个潮商商会组织，其影响力不言而喻。研究潮商商会组织及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有助于了解潮商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解答潮汕人如何将其冒险与开拓进取的精神融入到经商理念中，更能充分地分析潮商在新时代族群抱团而为驰骋商界的原因所在。

之所以选取深圳市潮汕商会为例，不仅因为潮商具有浓厚的族群经商特色，更因为它在最近几年通过对战略基础、财务策略与组织架构等的重新调整，率先尝试办起了依托商会的“会办企业”，开启了商会组织变革的新模式，这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与该商会内部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研究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商会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深圳市潮汕商会的治理举措和变革机理，运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族群文化、地域性文化、领导人和会员理念等对商会运营的影响，从而了解文化在商会治理上的关键作用，也可以为未来的商会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经验借鉴。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关于地域性商会的研究

对地域性商会的研究，最初多集中于温州、上海、苏州等少数大城市。近年来，由于大量档案资料的开放和研究者视野的拓展，研究地域更是涉及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多方位地区，各种具有研究价值的地域性商会都是研究者们的研究方向所在。追溯以往文献，对地域性商会的研究鲜少从商会文化的角度出发，主要集中在探讨商会性质、功能和作用等方面。

对商会的性质和中介作用的探讨，是商会研究的基础问题，学界对此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并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史学等角度进行分析。宋美云运用“交易成本”理论，阐述了天津商会在近代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中介”组织作用，同时还探讨了商会作为民间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1]；张漩、申传琴则以武汉商会为样例，通过讨论商会的性质与职能定位，对商会在服务民营经济中的作用做了肯定。[2]

温州商会是学界关注的典型案例，相关研究比较充分。陈剩勇、马斌通过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温州商会自主治理制度的演进和逻辑，由于温州民营企业具有经济发达的制度环境，使得温州行业协会的发展获得更多的体制优势，而丰富的民间资本同时也为民间商会的确立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与本文所举例的深圳市潮汕商会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即发达的地理位置、放宽的国家政策、优秀的领导人才等[3]。郁建兴、徐越倩则对现今温州商会的自治性和职能履行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在政府与商会的交流互动中，温州商会的发展依赖于政府，其自治性也是政府所主导，且单一的经济来源难以支撑商会的正常运行，因此造成恶性循环。[4]对于商会的财政问题，聂磊提到了“商会经济”的概念，即以商会为组织核心，以企业为组织成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经济体。[5]“商会经济”是一个开创性的概念，相当于为未来的商会职能发展提出全新的思路。从非营利性组织到新型经济体，深圳市潮汕商会对此拥有全新的实践认知，这与其大胆创新的文化精神和“创新模式，共谋发展”的办会宗旨关系密切，因此具备作为案例的典型性。

浙江、广东等地的商会因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成为个案研究的重点。杨隽萍以浙江商会为例，研究中国非政府组织（NGO）运营模式上的创新点。新型运营模式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公司运营模式”和“联合国模式”，前者采取类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会员组成董事会，雇佣专业化人士进行日常管理。“联合国模式”中，会员属于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体，NGO起着协调会员的作用。浙江商会采取二者结合的模式，外部组成形式类似于“联合国模式”，内部的治理则更像公司的模式[6]。本文的商会案例就类似于这两者结合的模式，表面的组织架构是由成员的表态的方式进行决策，内部则设有会员大会（类董事会）、秘书长（类专业经理人）、监事会（监督机构）等，类公司的治理方式使深圳潮商商会的运行效率更高，与时代前沿更贴近。

纵观近20年来的商会发展，商会的地域特色是明显的，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商会特征不一，理念迥异。以温州商会和广东商会为例，温州商人和广东商业的崛起是一方面的原因，同时也与温州地区活跃的商业气氛和广东省本身所承载的改革风气关联密切，归根到底，则与其历史悠久的经商文化有关。目前学界所关注的主要是个案与“个性”的内容，较少从根源上探讨不同的文化形态对商会的影响作用，所以本文的探究正是对此研究角度的补充。

（二）关于潮商商会组织的研究

2000年以来关于潮商商会组织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有：谢舜龙、池小东探讨了潮商文化与企业公共关系管理的关系[7]。陈海忠探索了以光绪末年至20世纪30年代汕头地方货币的变迁，考察汕头商会在地方货币、金融问题与国家政权合作、冲突并最终被纳入国家控制体系的过程[8]。同时还考察了台湾地区典型的潮州同乡会的发展状况。和现当代大部分民间商会一样，台湾潮州商会也面临着如下问题：如管理团队青黄不接，政会合作不密切、会费支出等等。各商会的解决办法不一，这取决于该组织的经营理念和资源条件。[9]

直至目前，国内外对潮商商会组织的专门研究成果非常少，多以报纸杂志报道文章为主，内容偏向介绍商会的发展近况和统计相关数据。如张应龙主编的《海外潮团发展报告》[10]，主要就是对近些年世界各地海外潮团的基本情况的介绍和梳理；再如陈少斌主编的《天下潮商》[11]，是国内第一份公开发行、以全球化视野深度关注潮商发展的财经报纸。由此可见，关于潮商和潮汕商会的报道不在少数，但学界对潮商商会组织的研究缺乏专业化、系统性和针对性的探讨，不仅没有充分挖掘其研究价值，更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可见该领域研究的薄弱。

三、本文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以及相关二手数据等，构建多重数据的质性资料进行探究。一手资料包括对深圳潮汕商会的秘书长、部分主要成员和深圳市汕头商会秘书长的深度访谈，以及对深圳市潮汕商会进行驻点观察调研活动；二手资料则主要来源于商会内部期刊14本、新闻报道45篇、文献若干（见表1）。多种数据来源符合三角验证的原则，增加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四、潮汕文化特质对商会影响的途径

海内外凡是有潮汕人生存的地方，潮汕文化都得以表现和传承。因此，潮汕文化不仅仅限于潮汕地区的文化，在非潮汕地区（异地）的泛潮汕文化也是对本土文化内容的传承、衍生和补充。[12]潮汕文化之所以可以源远流长，植入身处异地的潮籍人士的行为特征，并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取决于这种文化本身的特质。

表1 资料来源情况

杜经国将潮汕文化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潮汕名人历史、文化载体（工夫茶、潮剧等）、潮汕方言以及潮人族群特有的文化心态，即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精神特征等。潮汕名人历史本身不具备传播性和渗透性，需要载体（如书本、简册、口耳相传等）对外弘扬，所以很难作为异地潮汕人传播文化的途径。而后三者融会贯通于潮汕人的日常行为特征中，随着潮籍人士迁移本地区得以对外传播，同时，其特质也是潮汕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源远流长和完整性的根本原因。

因此，本文提出潮汕文化通过异地潮籍人士对异地潮汕商会产生影响的三条作用途径（见图 1）。

图1 潮汕文化对商会影响途径

（一）文化载体是文化的具象化表现

潮人热爱工夫茶的程度胜于米饭，故有“茶米”之称，不管是外地还是国外，共饮工夫茶这一独特的习惯是潮商之间沟通情感、交流信息、捕捉商机的重要方式；潮剧潮乐是海外潮团联络乡情、团结协作的主要途径，如2014年6月新加坡潮州总会举办的经典潮乐潮曲欣赏会，北美潮团组织的潮州大锣鼓游行，南加州潮州会馆修建庙宇，马来西亚潮剧团对外表演。这些文化载体共同作为潮汕文化植入潮人生活的物质实体和手段，同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了潮商经商的理念。

（二）潮汕方言是潮汕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黄挺把潮汕文化归纳为一个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通过不断地吸收、融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过程来得以扩充和发展。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即潮汕方言复杂难学，造就了潮汕文化对外沟通的天然屏障，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得以保存完整。潮汕方言对于经商心态的塑造也有重要的作用：潮商乐于在自己的圈子里交流互动，以家乡话为独特的沟通途径，并逐步形成以亲戚朋友为边界的小圈子和以潮汕“自己人”为边界的大圈子，抱团对外作战，与其他商帮相比排他性明显。

（三）文化心态是潮汕文化的本质表现

潮汕文化中包含着海洋文化的特质——大胆创新、团结协作、重视情谊等——突出表现为潮汕人民的社会活动和意识形态，尤其是融入到潮人从商的文化心态当中，影响着潮汕企业家的成长以及潮汕企业的经营，更随着潮汕企业家的抱团而植入各种异地潮汕商会的运营中。由于潮商崛起于近代海运，习惯在冒险中求生存，他们更早意识到人类相对大海的渺小，所以必须相互团结、相互照顾才能赚到钱。现如今，想要在商海战胜别人，更应该抱团而为。在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潮汕人有强烈的“自己人”观念和排外性，在外经商很少单枪匹马，而是抱团战斗，往往一个地域一个行业就是一家人或同族同乡人，在经商途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文化。随着潮商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商业竞争的激烈，为了更好维护自己的利益，潮商自发的商会组织便自然而然涌现了。无论是历史上的潮州会馆，还是当代分布全球的潮汕商会，乃至于如今异地潮汕商会的运营，都显示了潮汕文化在商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可见工夫茶、潮乐潮剧等文化载体和潮汕方言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通过外在的载体对潮人精神特质进行渗透，反映着地域文化的特点。文化心态则属于狭义的文化，是潮汕文化的内核，是潮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标准的总和，决定着该族群人民的思维导向。这三条作用途径并驾齐驱，把潮汕文化最本质的精神植入商会的管理中。

五、以潮汕文化为基础的商会文化特色形成逻辑

深圳市潮汕商会是由在深圳的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潮籍企业法人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拥有会员企业2000多家，团体会员3家，二级分支机构2家，实力雄厚，在深圳市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其中，它的开创之举在于其在创业之初就定下了未来的发展道路：在商会平台上办起“会办企业”，并试图在商会传统职能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实践。这无疑对传统商会组织以“服务会员”为核心的基础职能做出创新性的理解。这种大胆摸索的办会思想和一系列探索性的举措，与该商会内部的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

商会文化反映着商会组织在运营活动中的战略目标、群体意识、办会宗旨等，根植于组织之中，初期来源于创办者和执行团队的思想，当其形成并且通过创立者的行为展现出来时，它会开始蔓延和左右组织成员的思想和理念，同时受到组织成员的反向影响，从而进一步推动组织的发展[13]。深圳潮汕商会的商会文化最初来源于创会领导人的理念和潮籍商人共同拥有的潮汕文化，在商会的发展过程中，潮汕文化始终影响着组织成员的理念，并且在成员各自不同的思想碰撞中得以丰富，形成该商会特有的商会文化。这个过程是连续的，非刻意为之的，并且具有组织独创性。

在文化载体上，商会会员时常聚在一起喝工夫茶、畅谈商机、欣赏潮乐潮剧，用统一的潮汕方言交谈；在文化心态上，根据演化的动力来源不同，可以分为自然演化和刻意演化。强制演化的动力来自于深圳潮汕商会组织内部的制度法则、办会宗旨、组织架构等，自然演化的动力则来自于会员企业的拥护、利益需求推动等。潮汕文化如何具体地渗入到异地潮汕商会的管理运营中，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强调方式。

（一）制度体现

用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制度一般是指规范个体行动和组织行为的一种社会结构。在商会中，制度泛指商会章程、办会宗旨和组织架构，体现了会员企业的共同理念和成立商会的意义所在。

首先，商会内部制度反映了潮汕文化的精神特质——和谐互助、抱团合作。商会章程第3条提出，该会的宗旨是“诚信守法、团结协作；资源共享、共谋发展”，加强深圳与潮汕地区的经济协作和交流。从明文规定了办会宗旨，突出潮籍异地商会成立的源动力。其次，办会宗旨提倡了大胆创新的潮商精神。宗旨指出“创新模式，共谋发展”，其中“创新模式”指的就是依托于商会平台创办投资企业的经济实体化道路。

2007年3月初，商会在深圳市设立潮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是潮商会开始实体化经营运作的标志；2012年9月则成立战略决策委员会，负责对商会的发展战略进行审议和决策，监督商会领导班子的行为，是组织架构上的一种创新；对相继成立的4个“会办企业”，商会聘请了专业的经理人进行打理。商会规定，在商会平台上办起来的公司，需将税后利润按一定比例上交商会，作为会费的补充。此举突破了传统商会的职能，是对作为中介机构的商会组织本身的一种创新性的理解，从侧面突出表现了潮商善于把握时机，敢于尝试的冒险精神。

类似于企业的制度建设[14]，商会制度的建设遵循着一定的依据，包括主观的要求和客观的要求。主观上要依据于商会内部的发展需要，客观上要适应商会外部的社会环境，才能使制度变成商会文化的具象化体现。深圳潮汕商会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体现着潮籍商人的精神特质，另一面体现了商会的发展需要，为后续加入的会员展示了商会理念的具体实践，属于以潮汕文化为基础的商会文化强制演化的途径。

（二）领导人风格

一个组织的核心领导者的领导才能和精神理念很大程度决定了该组织该以何种形式发展和参与社会活动。对于唯有乡缘地缘为联系的深圳潮籍企业家而言，会员之间的地位平等，入会或者退出没有强制的规定，完全取决于会员本身的意愿，因此商会的领导者风格是决定他们是否长期入驻商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创会会长吴开松本人即为潮籍商人的代表性人物，人们普遍认同的潮商精、拼、义、亲、信等特点集于一身，做事务实，有较大的影响力。创会初期他提出了“在商言商，合作发展”的办会思想，提倡创办以深圳市潮商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企业，联合会员企业的资本，在商会平台上发起投资，把商会当作一个大财团和大集团来运作，成为经贸协作共同体。他更在2008年强调潮汕商会未来的战略重点：高起点制定商会战略规划及实施规划，筹办潮商银行，成立潮商慈善基金会，兴建潮商学院、学校和潮商医院。继续加大全球投资合作发展力度，使商会真正成为大联合、大商贸的国际平台。

（三）具体活动

潮汕人在外经商强调宗族、血缘、地缘，擅长抱团而为，依靠商会作为后盾，打通社会网络，整合财力物力，形成庞大的整体力量。

“在外面打拼，潮商文化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潮汕人很勤劳，很吃苦，很团结，很好学。做生意很厉害。”

“作为异地商会组织，自然而然就会有地缘的联系。商会是商人的聚集地，除了感情的联谊，要让商会持续地经营下去，应该要有一些商务活动可以提供发展机会给大家，有收益才有永恒的动力。”（深圳潮汕商会秘书长访谈记录）

从深圳潮汕商会秘书长的访谈中了解到，商会通过建设投资企业，提供招商引资的信息平台，联合在深圳的潮籍企业家的闲置资产，高效率地整合潮商资源，形成一个财力雄厚的投资集团，有利于潮商投资于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项目中，是潮汕人抱团协作的海洋文化的具体体现。

潮商有为金钱走四方、回报家乡造福桑梓的传统，慈善事业是异地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异地商会利用其连接所在地和客籍地的特殊地位，为两地的慈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5]深圳潮汕商会的办会宗旨中重点突出“联络乡情”这一点，在其日常管理中积极践行。主导发起成立汕头市慈善总会潮商公益基金后，深圳市潮汕商会继续同北京潮人商会、广东省潮商会等兄弟商会一起，通过国际潮商经合组织的平台，进一步发动潮商社团和广大会员乡亲募捐，通过扩大基金会的规模，兴办更多的公益慈善事业。

六、结论与启示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商会是一个开创性的课题，而从商会的角度研究本土文化的也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以往的学术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得出潮汕文化对深圳市潮汕商会文化影响的初步构想，即潮汕文化通过三条作用途径渗透到潮汕异地商会的经营创立中——文化载体、潮汕方言（外在）和文化心态（内化），并通过深圳潮商商会案例揭示具体体现，包括主观的刻意演化和客观上的自然演化。前者表现在商会的内部制度和管理规则上，后者来自于商会领导人的潜移默化和会员企业本身的精神特质。

本文仅仅是以深圳潮汕商会为例来探讨本土文化对异地商会的影响，案例数量单一，难以避免地有着研究结论难以进行推广、普适性差的不足之处。此外，本文的理论构架相对简单，属于尝试性的一个初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