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传后世，信史照汗青

魏德平

中国人很重视人生价值问题的探讨和追寻。《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对“立言”的重视和推崇，将其尊崇为可以“不朽”的生命意义之列。所谓“立言”就是指“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这种追求“不朽”，崇尚“立言”的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著名领袖、革命先烈中，很多人都留下了理论著作、回忆录等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许多已经成为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甚至是中国近现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但是由于各种主观或者客观历史原因，很大一部分历史文献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在历史演进的惊涛骇浪中被逐渐消解。其他一些历史参与者、见证人、知情者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立言”已赍志而殁，留下了难以挽回的遗憾。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历史当事人怀着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留下了珍贵的亲历、亲见、亲闻资料，但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有的现在还孤寂地躺在故纸堆内，何时能刊布于世，尚不可知且处境艰难。这些资料最终甚至可能被当做一堆废纸被处理掉，永远不能发挥它的价值。这与当年千辛万苦殚精竭虑留下材料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也徒增研究者扼腕长叹的遗憾。但是不幸之中有万幸，有的资料虽历经磨难，终为有心人披沙拣金，整理面世，成为研究某段历史的重要史料，甚至填补了一段“空白”。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长魏建国同志整理的赵通儒所著《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就是中共西北早期党史重要而长期被历史所“遗忘”的珍贵史料。在西北革命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尤其是早期革命者，由于史料匮乏，有的或仅存姓名，事迹已不可考;有的仅存简历，抽象而概略;更多的则是已被历史淹没遗忘。以古鉴今，继往开来。《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的面世，对推动西北党史、中共党史，乃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赵通儒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就是值得研究的历史个案

人物是历史发展中最鲜明、最活跃的载体。围绕人物书写历史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和丰硕的成果：中国煌煌巨著“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历史的主体是人，因此，如果脱离具体人而谈论历史可能就存在言不达意，甚至本末倒置的问题。研究中共西北党史，尤其是西北早期中共党史，如果忽略、淡化甚至刻意回避赵通儒这个重要人物，那么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有些事情就显得不够全面，因为赵通儒在西北党史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赵通儒曾在中共西北党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赵通儒是中共最早在陕北参加实际斗争的党员之一。1924年，赵通儒在绥德四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陕北入团最早的十人之一。1925年转党。1926—1927年底，任中共绥德地委常委、青年委员兼团地委书记等职。如果说，李子洲、魏野畴将中共革命理论的火种带到了陕北地区，那么赵通儒则是传播火种的中堅力量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春，在赵通儒的建议并具体操作下，中共绥德地委将陕北23县教育局长全部换成党团员，使中共完全掌握了教育阵地。这一举措对中共在陕北地区的发展意义重大。赵通儒功莫大焉。赵通儒也是复兴陕北革命的核心人物。1927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表态“分共”，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局部失败最终完全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屈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大革命失败后，赵通儒冒着生命危险，主动开展工作，首先恢复了绥德党团县委及五个区委，然后遍走绥德、横山、米脂、榆林、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等地，恢复了所经各地的党团县委和区委;又给三边、延安、安定、清涧等处写信，恢复了各县的党团组织。赵通儒为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后，赵通儒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也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赵通儒被任命为中央白区工作部北路工作处处长。外交部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北线主任，负责对国民党84师高桂滋部和86师井岳秀部的统战工作。1935年底，赵通儒三次与84师代表秘密谈判，双方还签订了文字协议。中央政治局对这一成果高度重视，毛泽东亲笔给高桂滋写信。这些工作，推动了中共与国民党陕北地方实力派停止内战，稳定了根据地北方战线，为红军东征和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此后，赵通儒长期参加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民族工作，在统战工作中建树颇多。

但是，赵通儒的命运却是异常坎坷。“乌拉尔林事件”，是赵通儒命运发生逆转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已破裂。国共逐鹿华夏，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端已开。在陕北地区，国民党胡宗南部集结大军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南线，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国共产党也调兵遣将以应之。1946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为解除陕甘宁边区的后顾之忧，决心解放伊盟，成立了东进指挥部，任命赵通儒任总指挥。赵通儒等刚到乌拉尔林谈判时即被扣捕，酿成了“乌拉尔林事件”。事件发生后，赵通儒被立即捆在马背上押往榆林。在榆林监狱里，国民党采用利诱、监禁、刑讯等办法迫其就范。赵通儒坚强不屈，使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赵通儒在榆林监狱被关押的28个月里，备受折磨。尤为严重的是，赵通儒的大脑被注射了毒剂，患上了严重的终生未愈的“幻听”“幻视”病，以致发展成严重的精神病。直到1949年春榆林国民党军准备起义时，赵通儒才被释放。或许这些苦难经历对他刺激太深，也或许当时他已然成为了病人，获释后的赵通儒又接连遇到若干“不平事”，都让他心里极不平衡。他不能理解，或者正确理解中共中央建国初期对原“敌人”待若上宾的统战政策，对自己的坎坷际遇也牢骚满腹，甚至四处公开宣泄。纵观赵通儒此前的经历，这些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自己革命一生，献出一家四代六条鲜活生命;自己更是备尝艰辛，屡遭磨难，却最终除一身疾病之外别无长物。“不平则鸣，有感而发。”现实处境的窘迫与不平，使赵通儒心中郁积的冤屈越来越大，加之被敌人注射毒剂使神经大受刺激缘故，最终导致其做出了一系列在当时看起来很“出格”的言论和异于常人的举动。这些事情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赵通儒从1949年到1969年去世，漫长的20年人生中，仅于1953年8月——1954年3月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秘书长一个正式职务，前后仅8个月。随后，就是在长期上访、关押、劳教之间徘徊，最终贫病交加，病逝于瓦窑堡。笔者以为，“乌拉尔林事件”获释后的赵通儒准确的说应该是个病人，他所讲出的看法更多是病人的呓语，但是在那个时代没人把他当病人，更没有人认为他所讲的是“病语”。历史很薄情的对待赵通儒，让他承担了很多不是他正常状态下应该承担的“错误”。

中国革命是在曲折前进中最终取得胜利的，对于革命规律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对此有深刻认识：“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因此“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赵通儒波澜起伏的一生，正是中国革命曲折前进复杂历程的折射和缩影。纵观赵通儒一生，其文化程度之高，资格之深，贡献之大，遭遇之坎坷，在西北党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赵通儒固然有错，但是悠悠苍天，何薄于斯人！感慨之余，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

二、《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奠定了西北党史研究的新起点

史料对史学研究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因此有的学者甚至称“史学即史料学”。西北党史研究核心资料不足，早期西北党史资料更为缺乏，不但是造成西北党史研究长期难有实质性拓展和深化的重要原因，而且还诱发了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是长期困扰西北党史研究的严重障碍。《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的面世，填补了西北早期党史史料的一块空白，使许多过去缺乏联系或者作为“孤证”的史料得到充实和印证。本书的面世，将推动西北党史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突破。

西北早期党史研究长期受制于史料不足的限制。现在关于早期西北党史研究的资料，有的来自于亲历者的回忆材料，有的是当时保留下来的文献档案。这些资料，由于当年特殊的战争环境和对敌斗争形势的复杂，相关史料遗失和湮没于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较多，有些历史史实仅在民间和当事人、知情者等口耳相传中延续，但是不见于或散见于各类报刊资料，造成西北党史研究存在史料缺乏和重要史实链条不完全的遗憾，故抢救和发掘这些史料有其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西北党史研究中一些重要史实的重建工作，也需要通过学术研究进一步厘清。由于历史当事人、知情者当时所处地位、政治态度以及历史恩怨等不同背景，对西北党史一些历史史实的叙述和回忆存在着不同说法，矛盾之处甚多，甚至是截然相反，都需要进行进一步辨析和考证。基于上述问题，西北早期党史研究在史料使用上存在单一化和重复性过高的问题，一些基本史实重建仍待开展和加强。在一些关涉重大的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上，要么刻意回避，甚至讳莫如深，要么以中共中央相关文件、决议略做概述，囿于既有结论，以政治定性代替学术研究，使得相关研究长期徘徊不前，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和深入探讨。

《陕北早期党史资料》面世，正好弥补了研究早期西北党史的上述缺憾。赵通儒既是陕北地区加入中共党团组织最早的十人之一，又参加了陕北早期的革命斗争，先后任中共绥德团地委书记、绥德县委书记、北方局派赴陕北特派员、陕北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陕北省苏维埃秘书长兼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瓦窑堡市副市长、迎接党中央的招待委员会主任和欢迎委员会主任、中央白区工作部北路工作处处长、中共伊盟工委书记等职。因此，赵通儒是能够站在宏观层面审视共产主义革命在陕北地区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当事人，而且他本人又亲历陕北多地实际斗争，也有体会实际斗争的切肤之感。赵通儒是中共陕北党团的重要创建者，又亲身经历了中共陕北党的发展历程。大革命失败后，赵通儒冒着生命危险，主动开展工作，只身抱病，赤手空拳，遍走陕北各地，三个多月中，接触、面谈上千人，重建了近20个县的党团县委、区委及支部。正如魏建国同志在本书《赵通儒传略》中所评价的那样：赵通儒“为党在陕北的生存，做出了续绝存亡的重大贡献。”《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共25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早期活动、国民党在陕北25年各1篇综述，陕北特委成立后7次重要会议各1篇，陕北23县中的延安以北府谷、神木、定边、延川、安塞、宜川、吴堡、延长、米脂、横山、延安、佳县、清涧、榆林、绥德和安定16县各1篇。这些文章主要记述了陕北地区党组织和16县在中共建党历程以及早期革命活动，还有陕北各地的风土民情、自然地貌等。这对于研究中共陕北革命有重要意义，甚至对研究整个西北革命史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些回忆文章大致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当时赵通儒身处逆境，且病情也时有反复，但是读完本书相关篇章，文笔流畅，叙述清晰，考诸相关其它史料也能互相印证，因此较为客观真实，史料价值很高。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抽象“思辨”基礎上的理论建构，而是需要史料的推陈出新，甚至是重大发现，否则一切新的理论设想便没有根基。史学研究者在解读原始史料的基础上，按照史实逻辑形成“一家之言”，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功。《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内容丰富，涉及早期陕北地区风土人情、革命斗争以及在中共党史、近现代史上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这些内容无疑对研究者拓展和深化西北党史研究，尤其是早期党史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本书披露的相关资料，不仅在史料上对当前研究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对推动研究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领域、凝炼方向都有重要启迪，必然会推动西北党史研究在一个更高更扎实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深化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共党史研究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研究者的研究视域下，还存在绝对化的“中央决策——地方传达——基层落实”叙事模式。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模式和思路是有其合理性的，反映出中共这个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力量和严格的纪律要求。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历史是复杂的，即或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决策，在不同地方的传达以及基层的贯彻落实，都会因各种复杂原因而有所变通，即有经有权。更不用说错误的决策更会遇到基层基于实践经验的抵制甚至反对。因此，党史研究必须“目光向下”，审视和研究基层中共党组织对中共中央、甚至是中共中央北方局、陕西省委等的决策的“反作用”就有其必要性。

《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真是立足于基层或者地方角度审视西北革命的重要著作。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陕北的建置、沿革、资源、物产、山川、河流、天文、地理、历史、人文、阶级、阶层、宗教、信仰、战争、兵役、商业、金融、科学、文化、人口、方言、风俗、民情、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嫁、丧葬、瘟疫、饥荒等诸多方面。本书由于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民间生活情境介绍，将历史场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出来。本书全景式所展现出的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画卷，实质上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诞生的历史背景，揭示了陕北为什么会成为西北革命重要的发源地。人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知世论事，知事论人，知人论史。唯有知道当时的风土人情，才能更好的了解历史之所以会如此发展。本书还对西北早期党史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系统介绍。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陕北特委成立后的7个重要会议的文章中。这些会议，从负责筹备到组织召开，再到落实会议精神，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而且作者都是真正的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作者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叙述，更是另一种理解历史的路径：中共陕北基层党组织如何在特殊的人文自然条件下，采取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差异的方式方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陕西省委等的指示和决议。这些内容，对丰富早期西北党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视野，都有重要意义。

现在党史研究薪火相承，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传统党史研究存在过分关注“宏大叙事”的倾向，导致传统党史研究和表述存在结论预设先行以及以政治定性代替学术研究等局限，忽视具体史实的考证和研究，因此其客观性和解释力受到相当的质疑。西北党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存在上述局限。《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则以鲜活生动的个案，丰富了早期西北党史的众多历史细节，“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更加接近历史真实，为研究者立足基层，以全新视角解读西北党史，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然，如果从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该书内容的角度考虑，《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也是有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的内容。首先，从魏建国同志在本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看，赵通儒留下的资料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整理的珍贵内容。如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后，赵通儒其实也參与了许多工作，但是现在这方面的史料只有很少的介绍和研究。资料整理工作如能继续及时跟进，可能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其次，赵通儒对曾在西北党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历史当事人都有过各种形式的接触，甚至是较为密切的接触。这些人物，如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曾在整个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有过一定影响。如果将这些资料再加以整理和研究，就将西北党史与整个中共党史有机融为一体了。还有，回忆录以及回忆材料严格意义上讲本属于“二手史料”，尤其是受到时代、认识的局限以及现实政治斗争的制约，可能存一些失实的内容。因此《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只是开创了一个研究的新起点，而非盖棺定论的终结点。该研究还需要学者作进一步的努力，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这些内容的面世，可能更是能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容，也是研究者们期待一睹为快的。史学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孤独，更要求研究者要有学术使命感、奉献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品质。在当下学术研究存在浓厚功利性和浮躁气氛的影响下，魏建国同志潜心研究十余载，披沙拣金，让《陕北早期党史资料》这部极有可能被淹没的珍贵史料重见天日，惠及学界和世人，难能可贵，弥足珍贵。但是，“春秋责备贤者”。笔者期待魏建国同志能以现在研究为新起点，以更加坚定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赵通儒留下的相关史料继续整理刊布于世，惠及学界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