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伦理秩序的式微与重构

李萍

近年来，侯波的文学创作视域始终聚焦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危机感促使他在文学的沃土上持续耕耘，不断书写着新乡土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和精神震荡。从《上访》《春季里那个百花香》《2012年冬天的爱情》到《胡不归》，作家一直“关注着富起来的百姓精神走向，再说大一点的话就是始终在关注着乡土文化秩序的重建”，引发文坛的关注。中篇小说《胡不归》（《当代》2018年第5期头题）是作家对乡村社会精神危机的又一次续写和深化。

回顾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史，尤其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乡村社会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乡土文明的构建与坍塌，几乎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重心，并贯穿始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不再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所描述的乡村图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批涌入城市，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空心村、留守儿童、土地撂荒、乡土文明的破裂与原有秩序的崩塌，以致农民的思维方式、传统观念与价值标准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一方面，这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社会由农耕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必经之路。

作为乡土文明遭遇危机的亲历者，作家天然的责任意识促使侯波敏锐地嗅觉到了这一点。在深入当代农村社会的文学现场之后，作家对乡土中国的现状并非只做无望的情绪表达，重要的是，他将乡土社会的精神危机付诸笔端，以文学所独有的诗性话语透视民族文化，叩击人类灵魂，令人深思，发人警醒。

一、乡土文明与精神危机的艺术呈现

纵观侯波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作家始终将笔触聚焦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聚焦于改革开放后逐渐富起来的人们的精神世界。然而，针对这些微妙的心灵变化，作家并非仅作“报告文学”式的历史追踪，而是凭借其超凡的艺术素养与叙事能力，给我们叙写了一个个经典的事件、社会危机、矛盾冲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精神焦虑与出路思索。这种对乡土社会焦点问题的艺术呈现，使亲历者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社会处境与生存危机。

小说《胡不归》的开场设置就耐人寻味。作家巧妙地将故事时间安置于中国农历新年前夕的“腊月二十”，恰如鲁迅小说《故乡》书写中祥林嫂的出场，这无疑是有良苦用心的。按照惯例，农历新年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习俗礼仪的，中国历代社会所尊崇的几乎所有美好的美德和祝福，如礼义、仁义、互爱、和睦、丰收、喜庆等传统伦理都会在这一节日里得到全面呈现。作家先从村子“广场”的历史追踪开始，带领我们一起对“广場”的历史模样“老池”进行了几近浪漫的历史回望，给我们呈现出一幅传统中国乡村“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和谐温馨的历史图景。只是很快，这样的嬉戏热闹如梦惊醒，作家所期望的《桃花源记》中“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的乡村乌托邦景象便被当下农村嘈杂的自由舞曲、二胡弹唱与人心涣散的广场一角快速瓦解。而侯波正是将《胡不归》的矛盾冲突在这些貌似锣鼓喧天、热闹异常的欢庆氛围中徐徐展开，使作品呈现出回环往复、时缓时急的叙事张力。

小说主人公“薛文宗”以及与此相关的叙事要素的选择，字字珠玑，蕴藉深远，言有尽而意无穷。首先，从名字上讲“文宗”，暗示作家对回归传统、恢复乡土伦理秩序的渴望和希冀，此为一。其二，故事的发生地在“世宁村”。“世宁”寓意“世代安宁”，传达了村庄百姓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而事实却是“乌托邦”不在、文明破裂、乡土伦理秩序破裂、乡村精神危机出现等不那么稳定安宁的现实对照，历史与现在、传统文明与现代价值观浸入等遥相呼应，今非昔比，令人唏嘘。其三，从年龄上看，主人公薛文宗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燃烧完革命热情，于退休后回归乡村被一步步推举为乡村问题的治理者和传统伦理秩序的重建者。而当引发矛盾的主要角色“秀兰”（已然是两个成年儿女母亲的中老年妇女）、垂垂老矣的老书记“薛智忠”、薛文宗老伴“李彩霞”，农村能人“红鞋”等农村社会的主要参与者依次登场，当下农村的式微倾向触目惊心，无需多言。其四，小说一开始，主人公薛文宗跟着广场舞的配乐《祖国，你好》练习拉二胡，既用传统乐器为读者呈上一曲渔舟唱晚式的乡愁咏叹调，又与下文形成互文性，拉开了现代乡村治理过程中尽管矛盾冲突不断、危机四伏，但作家坚信新的乡贤的出现、新的知识精英回归农村，矛盾终会被克服，危机终会解决的故事帷幕。最为重要的是，小说的题目“胡不归”即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首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是作家对当下农村社会道德滑坡、伦理价值观缺失，昔日“希望的田野”而今一片破败荒芜的无声痛诉，也流露出作家对传统美好乡村景象的留恋与重构乡村伦理共同体的期望，蕴藉丰富，余味深远。于是，侯波借用巧妙的艺术表现与情绪传达，成功地向我们呈现了当下乡土中国的一个精神样本，这种精神样本，既是小说发生地“世宁村”的，亦是当代乡土中国伦理秩序遭遇危机的一个缩影。

二、乡村治理者的变更：从传统乡绅到当代乡贤

乡村治理是历代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根据研究，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乡村是其基本单位。费孝通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作家王露璐又在此基础上，将这种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乡村伦理称为“乡土伦理”，并认为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孕育与生成的根基，“无论是勤勉重农的生产理念，还是信任互助的人际交往，抑或是村规民约的制度设置”。正是这种封闭、稳固的乡土伦理特征，维系着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社会秩序的平衡与发展。

然而，正如小说中的村名“世宁村”，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美好的心灵诉求罢了。社会发展不会停滞不前，任何一种社会秩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不断更新，农村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以常人不可想象的速度不断加快，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乃至传统乡土中国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观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尽管旧时代的宗族秩序与伦理秩序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与平衡性，但随着长期的社会发展，其“凝聚力和约束力变得软弱无力，秩序的功能大大下降，流于自然”，紧接着“无序和紊乱就会出现”。显然，今天的中国乡村社会已然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与市场性特征。爱冒险、求创新、讲效益的现代经济理性意识，极大地削弱了传统乡土伦理勤勉重农的价值取向，致富的冲动早已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价值追求，传统村规民约的道德感召力和约束力则日渐式微。恰如《白鹿原》中吕氏《乡约》所强调的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儒家义理，最初还被乡土社会所认同并称颂，但随着城乡一体进程的不断加快，旧的伦理秩序逐渐式微，新的乡土伦理秩序又尚未成型。于是，乡村伦理秩序的沦丧和错乱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危机就出现了。王露璐颇有见地地指出：“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从伦理视角看，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乡土伦理逐渐‘退场，而与当前乡村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伦理文化尚未建构并‘出场，由此产生的乡村社会伦理‘缺场现象，是造成诸多问题的伦理文化根源”。侯波正是在这个角度出发，塑造了新乡土中国的当代乡贤“薛文宗”形象，让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救世主”的身份出场，并试图借助一系列努力和改革，实现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建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乡土伦理秩序。

小说有一处细节描写值得玩味。当镇上的郭副书记牢骚满腹地指出世宁村现状：“这几年，村里人钱多了，可也变得极为自私了”，“一些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人等着看哈哈笑，还有一些人，不说正经话，纯粹就是捣乱。大家都没有个是非观，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文明道德，全部被忘记了，开会不来，来了乱吵，会后乱讲，这样下去可如何得了呢”？薛文宗却能感同身受地站在村民的立场回应指责：“他们只是想活得更体面一些，更被人看得起一些，想在众人面前有更多的尊严。只是很多人又是没见识的，他们不知道怎样追求体面罢了”。作家借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将当代乡贤体恤民意、了解民心的特征生动形象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乡村的具体方式是“皇权至达于县”，封建政权主要依靠乡村中有威望、有能力、有财富的贤达乡绅来管理基层的税赋、治安、户籍、教化等事物，此即“乡绅治村”。但由于封建社会阶级利益的存在，基层政权实际上就掌握在当地的乡贤与望族手中，成为乡绅地主欺压农民的工具。除完成政府要求的税赋外，趁机牟利成为乡村劣绅的主要动机。这不仅反映出农民负担沉重，而且揭示了整个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府机构是如何靠随心所欲的摊款来维持自身生存的。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今天“在中国的乡村治理和建设遭遇空心化侵蚀的现实困境下，能不能重新挖掘乡贤文化，培育乡贤治村现象，已经成为能否留住乡愁，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乡村治理和建设缺乏生机之窘境的关键”。显然，侯波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小说通过薛文宗这一人物设置，让人物很好地融入现阶段的乡村治理和建设中，有效发挥了新乡贤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当代乡贤在辅助当地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自身优势，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比如小说《胡不归》中，薛文宗与包村干部袁芙蓉配合，完美解决了政府分配的建沼气池任务与土地撂荒难题等。显然，小说中的代理村长“薛文宗”与解放前传统的盈利型经纪人——“乡绅”不同，是顺应中国乡村建设的现实需要而出现的“当代乡贤”。至此，在小说《胡不归》中，中国乡村的治理者便完成了从传统乡绅到当代乡贤的转变。

三、重构乡村伦理秩序的希冀与努力

阅读《胡不归》，不难发现，“薛文宗”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当代乡贤形象，他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面对土改的慌忙失措不同，也迥异于《秦腔》中夏天义身上凄凉苦涩的悲剧感。《胡不归》在指出问题与矛盾的严峻性与紧迫性的同时，并试图借助文学的力量变革现实、重构中国当代乡村新气象新图景。这一点，是同时代小说所鲜有的。侯波在目睹了当前中国乡村民风淳朴、邻里和睦、互帮互助、勤劳善良的乡情发生异变后，并未在小说中消极处理和简单陈述，也并非一味地暴露和批判。而是在深入农村实际生活之后对乡土伦理秩序的破裂与现代危机作出回应，并选择了“薛文宗”这一知书达理、颇有威望、社会资源丰富的退休教师来充当“世宁村”土地撂荒、人心涣散、价值观缺失的治理者。同时，通过组织乡村春晚、帮村民修路、跑低保、建祠堂等一系列举措凝聚人心，重构淳朴的乡土文明秩序，这也正是小说的独特之处。

关于重构乡村伦理新秩序，作家有条不紊地向我们一一展示，立意新颖，可圈可点。一是让当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利用他们自身的才学、胆识、威望、与资本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使之前无人撑头、一盘散沙的乡村在薛文宗的带领下逐步解决了乡村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危机，再露新颜。小说《胡不归》也正是在主人公一次次的变革中引人入胜，走向高潮的。首先亮相的改革招数便是世宁村首届“乡村春晚”的精心策划与成功举办。这场主题为“金鸡迎丰年，美丽世宁村”的晚会不仅表现爱国主题的节目《祖国，你好》，有寓意喜庆团圆的《常回家看看》，有符合百姓心声的《财源滚滚》，有群众广泛参与的《九九艳阳天》，有经典戏曲《花木兰》片段等丰富的内容呈现，也有戏曲、唢呐、二胡、民歌、电子琴、舞蹈、魔术等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于是，大年初一“村里男男女女几百口子人全都集中到广场来了，还有一些走亲戚的，更有女儿本来是大年初二才回门的，但听说有秧歌可看，就都跑来了，周围的村子人也来了不少，整个人群将台子全部围了起来”。显然，这台由民众自编自演，集体参与的春节晚会，不仅“唤醒了农民的乡土意识与根源意识，也起到了承载乡音、演绎乡愁、传递乡乐、凝聚乡情的作用”。此外，全体村民为了共同的目的筹备春晚的过程，对消解邻里矛盾、激发村庄内生活力，形成和谐邻里关系，重塑乡土伦理共同体都有重要意义。二是以机智的策略与巧妙的方式激发群众的集体意识，凝聚民众的向心力。众所周知，近年来，为解决乡土中国的内部矛盾，大批知识分子返乡，投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但大学生村官有热情有知识，拥有的知识和农村却是脱节的，单靠热情没有经验不了解情况解决不了问题。于是，那些出身农村，对农村有深情、对乡土有余恋、人缘好、人脉广、能力强的当代乡贤就解决了这一困扰。小说《胡不归》中，当《上百亩良地荒两年，县镇领导不理睬》的报道使世宁村的土地矛盾刻不容缓急需解决时，薛文宗凭借对当地乡情的了解与对村民现实需求的洞悉，临危坐镇配合政府去除顽疾。为了化解矛盾，薛文宗还巧借族里有威望的老书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规劝，以德感人，以德化人。遗憾的是，世宁村的土地问题尽管暂时得到了缓解，但终究“治标不治本”，只是政府与村民双方互惠互利的缓兵之计而已。而且，这一矛盾的暂时缓解是以老支书被打住院、作别人间而草草收尾。

尽管如此，作家借助当代乡贤重建乡土伦理共同体的热情并未因此而破灭。随着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薛洪达的出场，修建祠堂成为作家重建乡土伦理的又一实现路径，旨在消解“现在是人有了钱了，可越来越自私了，人心越涣散了”这一精神危机，通过“把祖辈给村里做过贡献的人都记下来，好好教育这些下一代，要大家不忘初心”。因为在老一辈人看来，“道德、品质这些东西得传承哩，得从小影响哩。世代相传的一些东西更牢靠，更扎实”。但乡土伦理秩序的重塑并非一蹴而就，一路坦途。当用水、用人问题迫在眉睫，而大家集体意识淡漠，无人问津，甚至有人借此谋取私利，收取高价水费。这时秀兰的慷慨解囊解救了这一燃眉之需，身为代理村长薛文宗的回馈是：借一纸“表扬信”将此事广而告之，在村民中发扬无私奉献的道德伦理，同时借助当前农民身上尚存的“活人”观念凝聚人心，引人向善，激发群众不忘初心，积德行善的信心。这一“表扬信”的出场，不仅巧妙地解决了祠堂修建中用水用人难题，也借此激起了世寧村几百口村民的集体意识、认祖归宗意识和初心意识，这与老书记、薛文宗所理解的人应该多为他人着想的“活人”意识无疑是两相呼应的。

而当世宁村的乡风改善、干群一心，全新的乡村伦理秩序渐入佳境之时，侯波笔峰一转，让故事在全体村民非法修建祠堂、上梁、梁塌这一高潮叙事中戛然而止。这个戏剧意味极强的小说结局设置，无疑具有很强的暗示意义，表明中国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构，不能复归到以德高望重的乡绅与宗族家长治理的旧途，既指出了回归传统乡绅治理的旧路的不合理性，同时也流露出了作家对重建乡村伦理共同体的担忧与茫然。阅读小说，不难发现，尽管主人公薛文宗在面对世宁村的矛盾危机时每每拼尽全力，最后总会转危为安，迎刃而解。但不可避免的却是新的乡村矛盾不断出现，层出不穷。可以说，小说结尾这一阵阵意犹未尽、略显仓促的“喊叫声”，既是《胡不归》情节出其不意，蕴藉深远之表现，也是作家对如何重塑乡村伦理共同体这一问题深入思考之后发出的无声叹息。

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矛盾日益突显，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既有物质文明的满意答卷，亦有人类精神世界的文明丰盈;如何在世界经济领域追赶超越的同时，保护好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精神传统与初心意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而关于重构乡土文明秩序，无论是国家的美丽乡村建设的提出，还是诸多向农村倾斜的教育、医疗、养老政策的出台，还是十八大以来江浙一带广为提倡的乡贤治村策略，抑或是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试图通过文学创作而进行的美好构想，其实都不过是面对乡土伦理秩序日渐式微这一现实问题的尝试和探索。然而，在这辆一路凯歌、急速前进的现代化列车面前，恢复乡土文明，重建乡村伦理共同体，以及由此而催生的新的城乡矛盾、精神危机能否借助以上种种努力得以最终消解，或者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消解，这不仅是作家侯波的困惑和焦虑所在，也是当前党和国家一直探索和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种文学实践，《胡不归》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并非要为重构乡土伦理持续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解决路径，而是在呈现一种当下乡土中国的社会样态与精神样本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诘问当下，思考现实的契机和视角。小说的出现，使那些已经成为解决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矛盾、重建乡土伦理的方案和政策重新进入人们视野，成为被思考与被审视的对象，这或许正是《胡不归》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惠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