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美国汉学家韩南研究二十年(1997—2017)
——基于CiteSpace的科学计量分析

曾景婷 伍少堃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0 引言

2014年4月27日，美国著名汉学家、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的派屈克·韩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驾鹤西去。20世纪末以来，海外汉学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热点，无论是历史研究、语言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取得长足发展，而作为美国汉学界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重要学者，韩南以其独特的取材思路和精辟的文本考究闻名学界。韩南著述颇丰，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创造李渔》等，还翻译了《黄金祟》《风月梦》《蜃楼志》等九部明清世情小说，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启迪国内学者借助域外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学和中国形象。

既然韩南在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方面皆有建树，那么当前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现状如何？研究热点有哪些？又呈现出何种研究趋势呢？本研究借助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系统考察国内20年来(1997—2017)韩南相关研究(下文简称“韩南研究”)，通过绘制韩南研究的热点关键词知识图谱，以期形象直观地呈现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热点趋势，帮助国内研究者厘清韩南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前沿问题。

1 数据与方法

1.1v数据来源与筛选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在2017年12月25日以“韩南”为检索词，勾选文献分类目录为“哲学与人文科学”，搜索范围设定为“全文检索”，时间为“199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25日”，共检索到2 876条结果。首次通过关键词分析发现，检索结果中出现数百篇论文以“韩南涧”为关键词，为无关选项，需进一步筛选。本研究调整搜索范围，设定为“全文检索且不包括‘韩南涧’”，其余条件不变，共得到2 193条结果。再次手动剔除其他重复或无效数据后，最终得到有效引文1 730条，每条均包含作者名称、机构单位、关键词、篇名、摘要和出版年份。

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根据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计量特定领域内的文献集合，探寻该学科的演化路径和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不同的可视化图谱分析学科演化的动力因素，探测发展前沿。CiteSpace的主要应用流程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功能选择、运行、可视化和解读(陈悦 等，2016：97)。其中功能选择部分涉及时区选择和阀值选择。

本研究运用中国知网(CNKI)的“导出/参考文献”工具将1730篇文献数据以Refworks文献类型格式导出，下载时将导出文档命名为CiteSpace所需格式 Download_XXX.txt文档，随后启动CiteSpace V(Version 4. 4. R1)的数据转换功能 Data(Import/Export)，对导出文档进行数据转换并保存转换后的数据，最后使用CiteSpaceV对1730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通过绘制1997—2017 年韩南研究文献关键词的年度词频分布图、关键词共词网络聚类图、关键词激增列表及其关键词共词网络时区图来分析韩南研究的热点变化、研究趋势及其发展前沿。

2 处理与分析

2.1 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图1 CNKI中以“韩南”为检索词的发文量统计(1997—2017)

图1为1997到2017年以“韩南”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搜索得到的与韩南相关的文献总体数据统计。如图1所示，国内韩南研究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997—2001年为发展初期；2002—2006年为快速增长期；2006—2017年为平稳成熟期。总体看来，20年来的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期间有几年出现小幅跌落，跌落幅度不超过40篇。1997年到2000年发文数量稳定，维持在30篇左右；1999年发文数量最少，仅有10篇左右；2002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随后逐年波动上升，近五年来的发文数量稳定在100篇左右。而2017年的数据看似较2016年有所下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数据截止时间是2017年12月25日，CNKI数据库收录文献有个滞后期，实际上2017年发文数量约为110篇。由此可见，国内学者的韩南研究兴趣主要从21世纪初开始激增，后续稳步发展，研究前景较为乐观。

近年来，国内学界愈发重视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着力推动“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海外汉学有着独特的研究手法、学术视角和学术方法，成果颇丰，有利于中国文学研究吸收借鉴，以域外视角反省自身。21世纪，韩南的著作《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创造李渔》陆续在大陆出版，书中引入西方新批评理论、叙事学和比较文学等方法论研究中国文学，令国内学者产生极大兴趣。

对韩南研究总体发展趋势有了初步了解后，我们将借助CiteSpace处理1997—2017年的数据，结合统计图谱，着重分析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和术语。

2.2 研究学者与单位

CiteSpace通过时区分割(Time Slicing)功能，确定单个时间片的长度，对某个知识领域进行时序“抓拍”，然后连接这些分时抓拍的图片，完成历时性研究视角下的学科知识图谱绘制任务(赵丹群，2012：57)。我们以年为时间分区，将1997—2017年划分为20个时间分区，选取每个时间分区内前50名的作者、机构作数据，选用最小生成树算法(Minimum Spanning Tree)，裁剪单个时间切片、复合时间切片(Prunning the Sliced Network and the Merged Network)，并设定阀值为三，即删去出现频次少于三次的作者和机构。作者、研究单位的计量可视化图谱如下：

图2 韩南研究的主要学者与研究单位

如图2所示，科学知识图谱由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连线组成。图中的圆圈(即节点)代表学者或研究机构，圆圈、字号大小与节点出现频次成正比(张继光 等，2015，：99)，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和研究单位的联系。就发文单位来看，过去20年里，研究韩南最多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随后依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可见北京、上海两地高校在韩南研究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机构，但以中文院系居多，几乎没有外语学院参与。就发文个人来看，较为活跃的作者有宋莉华、季进、吴敢、何敏、贺根民等人。其中，宋莉华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主要研究传教士汉文小说、明清小说，翻译过韩南的论文《〈风月梦〉与青楼小说》(2004)；季进来自苏州大学，主要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和海外汉学；吴敢则从事《金瓶梅》研究。

韦勒克、沃伦将文学理论划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是对作家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内部研究是作品文本内部关于修辞、结构和叙事等方面的研究(韦勒克，2005:3)。韩南在汉学领域久负盛名，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颇有造诣，但韩南的译者身份尚未受到同等关注。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关注韩南的明清小说研究，多属内部研究。然而韩南的学术立场、生平经历、翻译伦理等外部研究较为匮乏，理应纳入研究范围，构建更为全面的韩南研究体系。此外，图中的连线较为稀疏，并没有出现复杂曲折的变化，说明各个作者、研究单位之间缺少交流合作，基本处于独立研究状态。因此，国内学者需要加强跨学科合作，积极交流研究成果，以北京、上海为研究重镇，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并举，提高外语院系的参与度，进一步推进韩南研究。

2.3 研究热点

图3展示了韩南研究的关键词数量统计情况，排行第一的关键词为“李渔”，共出现在91篇论文中；“金瓶梅”位列第二，出现在46篇论文中；第三到五名分别是“小说”“现代性”和“叙事”。“翻译”关键词位列第十，涉及22篇论文，数量较少。这些关键词均与韩南本人的研究领域有关，“李渔”关键词的数量是第二名“金瓶梅”的两倍多，足见韩南在李渔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由于所处晚明没落的时代背景及其作品对主流文学形式的偏离，李渔在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未受应有的重视，尤其缺乏整体性关注，鲁迅就将李渔戏称为“帮闲”文人。然而韩南却在《创造李渔》中，着墨于中国喜剧的发展脉络，结合全面史料考证，从汉学视角重塑李渔的艺术形象。韩南对李渔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他在李渔身上发现了东西方思想的共鸣，这一中西文化的融通互补是韩南研究热点所需重点挖掘之处。李渔在传统儒家思想为主旋律的中国呈现出异质性，却因热爱创造、追求新奇事物、思想前卫开放而具有启蒙主义和利己主义理念，这恰恰与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不谋而合。韩南的论著为李渔研究补充了大量史证和研究视角，开辟出汉学研究的新方向，引起了中国学者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对海外汉学家的研究能够切实有效地为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提供省思和借鉴，但同时也要警惕西方汉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知识问题和权力运作方式。汉学家无意识间巩固西方“救赎者”和“掌权者”的文化身份，从中国文学挖掘东西方二元对立的知识秩序，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工具。

图3 国内韩南研究论文关键词数量统计

韩南一生共(选)译明清世情小说九部：《肉蒲团》(1990)、《恨海》(1995)、《禽海石》(1995)、《无声戏》(1996)、《十二楼》(1998)、《黃金祟》(1999)、《明代爱情故事选》(2006)、《风月梦》(2009)、《蜃楼志》(2014) ，被学界认可为当代最重要的海外翻译李渔作品的专家。那么国内对其翻译关注度又如何呢？本研究选取“李渔”“金瓶梅”和“翻译”三个关键词进行对比分析，观察近20年来的发展趋势。图4的三条曲线对应三个关键词，从总体上看，“李渔”相关发文量最多，且波动幅度最大，2010年达到巅峰，有13篇之多，这与韩南当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创造李渔》(2010)不无关联。2014年前，李渔研究最为火热，发文量远超金学研究，近几年来两者相对持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南的《金瓶梅》研究被介绍到中国学界，是起步最早的研究领域，发文量较稳定，每年为一到六篇不等。20年来，每年都有论文以“李渔”或“金瓶梅”为关键词，而“翻译”关键词则从2005年开始出现，起步较晚，此后的12年间，关于“翻译”的发文数量在一到三篇不等，相对较少。可以预见，随着一代著名汉学家韩南的辞世，相关研究将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而韩南作为翻译家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亟须大力拓展。

图4 关键词“李渔”“金瓶梅”“翻译”趋势图

图5是国内韩南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共词分析网络图谱。聚类视图(Cluster)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有助于观察某学科在某段时间内的发展动态与趋势。将数据导入CiteSpace(Version 4.4. R1)，分析时段设为1997—2017年，时间切片为一年，共计20个时间分区。Node Type 选择 Keyword，每个时间分区内的关键词设置为频次前40%、数量小于或等于50，以寻径算法(Path Finder)进行分析，同时剪裁单个时间切片、复合时间切片，将阀值设置为10，运行程序后得到韩南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词分析网络图谱。

图中的圆圈即为节点。根据CiteSpace可视化视图的特点，节点的年轮结构表示该关键词被标引或该文献被引的历史。节点的半径对应于该节点的总被引次数，年轮的厚度与该年的被引频次成正比，所以节点半径越大，其对应关键词或文献的总被引次数就越多，进而表明其研究所受的关注度就越高。单个节点内部包含不同颜色的圆环，象征关键词出现的年份，由内到外，由远到近，由冷色过度到暖色。陈悦、陈超美指出：“颜色从蓝色的冷色调到红色的暖色调变化表示某一研究繁荣期所处时期从早期到近期的变化。”(陈超美，2016：82)也就是说，冷色调代表研究繁荣期趋远，而暖色调代表研究繁荣期趋近。年轮的厚度代表在该时间分区里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次数越多，年轮越厚(Chen, 2012: 431)。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不同节点存在一定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则共现关系越密切，说明它们在一篇文献共现的可能性越大，且连线的颜色对应关键词首次共现时所发生的时间分区(张继光，2016：432)。大型节点的内部或周围有很多小节点，构成聚类(cluster)，表明这些关键词之间关系紧密，例如图片下方“金瓶梅”和“金瓶梅研究”就有密切联系。

图5 国内韩南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共词分析网络图谱(1997—2017)

图5显示，“话本小说”“金瓶梅”“现代性”为三大节点，即目前韩南研究热点的三个方向。“话本小说”和“金瓶梅”大小相仿，热度相当，但“话本小说”节点的冷色调圆环更厚，说明这项研究的繁荣期趋远，近年来相关发文量少于“金瓶梅”。两个节点之间有许多小节点，存在复杂连线，说明“金瓶梅”和“话本小说”也存在一定关联，有的文献会同时涉及。“现代性”为第三大节点，内部圆环较少，中心以绿色为主，并无蓝色，说明其发展时间比“金瓶梅”晚。韩南主要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晚年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因此“现代性”研究相对滞后。韩南着意打通中国小说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但难以对单个领域进行透彻研究，譬如他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写到艾衲居士便戛然而止。此外，韩南晚年对鲁迅小说技巧的研究仅集中在“反讽”上，并未充分考量鲁迅的社会背景和写作意图。

就聚类方面看，“话本小说”拥有最庞大复杂的聚类，周围分布一系列与小说有关的节点，如“近代小说”“晚清小说”“中国小说”等；“金瓶梅”与“张竹坡”“金瓶梅研究”“金瓶梅词话”等构成聚类；“现代性”与“《海上花列传》”构成聚类。图5边缘有较多小型节点，说明韩南的汉学研究领域广泛，挖掘细致。右下角“吴趼人”节点展现韩南对中国文学第一人称叙事发展的研究。左上角“傅兰雅”“清末民初”和“新小说”反映韩南在传教士翻译小说领域的成果。2000年12月，韩南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论文《19世纪中国的传教士小说》(TheMissionaryNovelsofNineteenthCenturyChina)，开启中国基督教文学研究领域。自此以来，这一领域获得迅速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上自晚明下至晚清及民国，打通古代到现代，兼及中西文学的整体研究格局(宋莉华，2016：61)。

来华传教士借小说形式向读者渗透西方地理、历史和文化信息，包括诸多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作品，促进中国人了解西方。但是顾钧指出，中国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所以传教士翻译小说实际上不受读者欢迎，基督教在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国无法短期内稳固根基(顾钧，2010：140)。韩南对西方强势文化和文学体制高度自信，但忽视了文化殖民者急于求成的心态。

在“新小说”方面，韩南将傅兰雅奉为中国新小说鼻祖，他认为中国最早的新小说应当开始于1895年傅兰雅推出的小说征文竞赛。傅兰雅成长的时代正值欧美现实主义文学高峰期, 他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学标准审视和要求中国文坛(张军，2008:26)。韩南也理所当然地将傅兰雅这个外国传教士推上中国新小说鼻祖的位置，将中国社会进步归功于傅兰雅，意图证明西方文化渗透之成效。然而，19世纪末时局动荡，国人救亡图存的自强精神和西方启蒙思想内外兼并才能共同催生出新小说理念，韩南的论断逃离不出其汉学家身份，强调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地位，甚至抹杀其侵略性和殖民性，或多或少存有西方中心主义之嫌疑。

根据Citespace生成的信息，将关键词进行同义归并处理后，提取频次前20位的关键词和中介中心度前20位的关键词，可以清晰地看到韩南研究的论文主题，详见表1和表2：

表1 频次前20位关键词

表2 中介中心度前20位关键词

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urality)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关键节点。中介中心度越高，说明这个关键词同时连接的节点越多，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流就越多(Small, 1986: 97)。CiteSpace 使用这个指标来探寻并评估特定关键词的重要性，显示研究热点，反应每个关键词在整个网络中作为“媒介”的能力，即占据其他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能力(张继光，2016:37)。表2显示，“中国小说”拥有最高的中介中心度0.23，其后分别是“小说界革命”“小说叙事”“小说观”“话本小说”和“晚清小说”等。结合频次前20位关键词，我们发现，近20年来的韩南研究热点主要在“中国小说”“金瓶梅”“话本小说”等方面，与CiteSpace生成的计量图谱分析结果相符。

国内对于《金瓶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学者多从宏观角度考量作品的社会因素和创作语境，讨论《金瓶梅》是否属于现实主义作品。韩南由于政治背景和学术宗旨不同，从微观上研究小说的素材来源和加工技巧，回避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至于为‘现实主义’这个词花费时间去下定义是否值得，都是令人怀疑的”(韩南，1991:3)。韩南以中国艳情小说为鉴，反思西方为何没有高度成熟的艳情小说和素材加工技巧，最终为西方文学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而不是为中国文学服务。

以“中国小说”为代表的一系列关键词表明韩南从事明清至近代的中国小说研究。他运用文学和语言学研究方法，从“语言”和“风格”切入，抛开中国历史语境因素，引入西方文学术语“小说”来定义中国小说，着重分析中国白话小说的演变历史和体裁风格。他发现汉语具有西方语言缺少的“弹性”，能同时穿插文言和白话，中国文学家通晓并熟练利用汉语“弹性”创造和延用文白相间的话语，这是中国白话小说的风格标志。韩南的结论固然重要，但中国白话小说的风格并非仅局限于文言与白话的比例，还包括引用诗词曲赋、行文韵散结合等技巧，而这正是有良好中国语言背景和文化素养的中国学者尤须关注之处。

表1和表2中关键词大多与小说有关，但没有出现“翻译”。实际上，韩南还是一位翻译家，他的翻译是基于研究的兴趣。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翻译的明清小说，译文质量自属上乘，连译文前的导言都是非常精彩的研究论文(顾钧，2010：94)。韩南的学术似乎掩盖了其译者身份，“翻译”从未成为韩南研究的热点。相对于韩南的汉学成果，当今学界对韩南翻译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其译作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刘晓晖 等，2017:85)。

2.4 研究前沿

CiteSpace软件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探测和分析学科研究前沿的历史性变化趋势、研究前沿与其知识基础之间的联系(赵丹群，2012：57)。其“突变检测计算”可以用于检测一个学科内研究兴趣的骤增程度，突变检测计算结果中一组凸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研究问题代表某一领域的研究前沿。本研究借助CiteSpace的Find Burst Phrases算法，从篇名、摘要和关键词等处选取专业术语，判断出它们在不同时间分区内出现频率的波动情况，确定哪些关键词是前沿术语。首先设定统计对象，选择“Sort by the beginning year of burst”呈现方式将突变性关键词等术语按照突变起始时间排序，从而得到近20年来韩南研究的突变词统计表，如表3所示。表3列举出14个具有最强引用突变值的关键词，并根据开始年份进行排序。表格右侧的年代发展图中，红色色块表明该关键词突变强度较高的年份，展现韩南研究的历时动态与前沿趋势。由于CiteSpace的“突变性关键词时序列表”是按照突变起始时间由远及近的顺序从上至下排列，所以图6列表中越靠近下方的研究主题就越前沿。

表3显示，1997年突变强度最高的关键词为“小说史”和“话本小说”，2017年突变强度最高的关键词为“时新小说”和“英语世界”。从各关键词的突变时间段来看，中国小说和金学研究突变最早，金学研究于2008年结束突变，不再是研究前沿，中国小说则分化为新关键词“时新小说”和“晚清小说”。金学研究在2008年以前是研究前沿，这是因为韩南在1953年毕业后最先研究的便是《金瓶梅》，而后才转入中国白话小说研究。这14个关键词中有8个含有“小说”二字，贯穿近20年来韩南研究的前沿领域，每个关键词至少有三年突变期，足以体现韩南在中国小说界的重要学术地位。韩南有意识地调和各家学说来建立自己的叙事学体系，在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中是一个创举(张宏生，1998：42)。此外，他以“新小说”概念来研究晚清言情小说，用西方的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文本，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客观调整，取得了诸多成果，也为国内学者的明清小说研究拓宽了思路。

表3 关键词突变强度统计表

图6关键词节点信息表

在翻译研究方面，2006年出现“翻译小说”关键词，但该关键词涉及传教士翻译小说，与韩南的译者身份无关。2013年出现“英语世界”关键词，至今仍是研究前沿，说明近年来国内学者不仅关注韩南在小说界的成就，也开始研究其译作，重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韩南的翻译事件往往与他的学术目的息息相关，译作都是以细致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英语译本通常在学术论文或专著之后推出，例如城市小说《风月梦》的英译本推出时间比论文《〈风月梦〉与烟粉小说》晚了十余年。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进的重要一环，韩南在论文中指出《风月梦》是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且根据后续的《海上花列传》推测中国的风俗文化中心在20世纪初转移到上海。不过韩南并未提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随着列强入侵，上海划定租界，中国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自18世纪传教士外译中国文学以来，海外汉学家常常不是从“中国小说”或努力理解中国小说本身的立场出发，而是站在一般社会学的立场对“中国小说”加以审视或利用, “中国小说”常常成为一般社会学研究取证的材料(何萃，2006:114)。关于韩南生前最后一本译著《蜃楼志》(2014)，目前尚未有论文发表。《蜃楼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以粤商为题材的小说，书中的商业文化书写无疑为韩南考证世界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提供素材，韩南的翻译策略以及对中国形象的操控转化值得国内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3 结语

毋庸置疑，韩南是北美汉学泰斗、中国古典小说的资深专家。他在《金瓶梅》研究、李渔小说及明清小说译介与研究等领域多有建树。本研究通过CiteSpace知识图谱和相关统计图得出以下结论：(1)近20年国内韩南研究经历了1997—2001年为发展初期，2002—2006年为快速增长期和2006—2017年为平稳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从文本研究到文类研究，再延伸到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2)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韩南研究特别关注“中国小说”和“金瓶梅”，而“傅兰雅”“李渔”“传教士翻译小说”“晚清言情”“现代性”等关键词证明韩南研究领域广大、取材精细。(3)从研究机构、研究者来看，近20年来国内对韩南的研究集中于中文学科，涉及门类繁多，影响广泛，但专门从事韩南研究的学者较少，缺乏团队合作。更为遗憾的是，极少有外语学科从事韩南研究，关注其译者身份。文学与翻译联系密切，国内学者需加强跨学科研究，既要关注中国文学内部体系建构，也要在保持学术自信的基础上进行中西互鉴。对韩南翻译的研究，既可深化典籍英译理论研究，也可指导文学翻译实践，更能为当前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和启示(钱灵杰 等，2017：24)。(4)从关键词突变强度来看，韩南研究集中于中国古典小说和《金瓶梅》研究领域，与小说相关的研究活力依然有望继续发展。韩南在国内被广为接受的是其汉学家身份，而其译者身份长期未受到同等重视，无论在哪个领域，学者们大多运用韩南提出的叙事理论、研究方法等，将目光聚焦于文本，而将韩南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无疑与韩南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不相匹配。不过韩南翻译研究与明清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方式逐渐成为国内近五年的新兴热点，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动向。

总之，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期待作为译者的韩南能够进一步为学界所接受。对韩南翻译思想、翻译行为进行全面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韩南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与不察，对促进中外语言文化比较与会通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对中国文化精神、文化形象与文化传统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上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