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的拓扑转换研究

胡文飞 杨蓉

(四川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释义是词典编撰的核心和灵魂，而汉英词典释义在本质上是译义，即通过语码转换和框架映射等方式，将源语结构转换为目标语中的对等单位。儒学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国内外汉英词典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亟须功能凸显与理论创新。对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的研究，不仅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保护世界生态文明，更能顺应国家“汉语国际化”的语言发展战略，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

拓扑学关注空间形式在连续变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恒常性)和不变量，研究从量变到质变现象的各种突变理论(Steiner，2001；Brugman et al.，2006；印世海，2012)。拓扑学强调恒常性、普适性和突变特征，有助于对特定系统做出定性分析(Adams et al.，2008)。文化的相对恒定性、翻译的拓扑性以及汉英词典译义结构的拓扑学阐释，增强了儒学词译义结构的可能性并拓宽了研究路径。

(1)文化拓扑中的恒定性为儒学词译义拓扑转换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人类文化内在结构和形式的统一性、相关性和规律性增强了文化的拓扑特征，利于分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本特征。文化的多重表达形式在深层结构上存在恒量和常数，因此把文化的内在结构看作 “拓扑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Steiner，2001：448-449)。 此外，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核和本质，构成特定文化的恒量，即便拓变，其内质不变，因此文化与拓扑结构类似，文化拓扑中的恒定性为文化词(包括儒学词)的译义和表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翻译研究的拓扑性为儒学词拓扑转换提供框架结构。文化的拓扑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因为文化就是变化和翻译的一个序列(Steiner，2001：448-449)。翻译具有拓扑性，因为翻译中的各种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了变形中的恒定性。拓扑翻译学强化翻译点和线的拓扑属性，关注文本转换过程中翻译拓扑点、线、场的变换模式，并区分拓扑翻译的连续性和离散性特征。在拓变方式上，翻译是不同拓扑场间的拓变，不同语言和其“拓扑场”和其他语言及其“拓扑场”截然不同(陈帆 等，2016) 。

(3)词典译义结构的拓扑学阐释将为儒学词的转换模式研究提供新路径。汉英词典的译义在本质上具有拓扑性，涉及汉英两种文化的转换和语言的拓变。译义过程中基于文化映射的恒量转换与基于语言结构模式的变量拓变对词典编纂质量意义重大，因为不同词典在微观结构和中观结构表征方面具有主体性差异。此外，汉英词典译义结构具有拓扑性，即以对应词为表征体的拓扑点通过聚类，形成以拓扑场为单位的义项结构，并通过例证结构的框架映射，形成完整的具有层级特征的译义结构。

由此，本文将立足于拓扑学理论框架，并结合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译义结构，从拓扑现状和转换模式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改善汉英词典中儒学词的译义表征模式和表征效果。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本文立足于儒学词的译义结构，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应用拓扑学理论框架，系统分析儒学词在汉英词典中的译义结构和表征模式。选择儒学词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方面，儒学词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和载体，其译义现状和结构特征对我国汉英词典编纂意义重大。此外，儒学词作为文化特色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恒量在译义拓扑中的策略和现状对文化的历时传承和海外传播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当前汉英词典中儒学词译义结构的专门研究很少，且大都基于传统的词典学或翻译学范式，没有基于拓扑学视角的研究。

1.2 研究问题

首先本文以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八部)作为研究对象，并立足于词典表征系统和拓扑文化学、拓扑翻译学等，从拓扑等价特征和转换模式等方面分析，具体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1)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译义结构的拓扑现状如何？

(2)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译义结构如何实现拓扑转换？

(3)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译义结构有何历时发展特征？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主要基于共时描述和历时对比，从汉英词典译义结构的不同层面分析转换特征和策略。

1.3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中国儒学词典》(赵吉惠 等，1986)中选取了160个儒学词。此外，我们还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2016)剔除专名(包括地名和人名)，最终得到137个儒学词。

本文选择八部汉英词典：《现代汉英词典》(新版)(2001)《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缩印版)(惠宇，2016)《汉英词典》(安亚中，2006)、《新汉英词典》(王立非，2007)、《汉英大词典》(最新版)(王瑞晴 等，2008)、《汉英词典》(第三版)(姚小平，2010)、《汉英大词典》(第三版)(吴光华，2010)、《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吴景荣 等，2014)。它们在汉英词典领域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并获得业界较高的评价，因而，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参考数据，并为儒学词的译义现状和改进措施提供现实依据。

本研究的137个词在八部词典中收录比较完整。八部词典中收录最全的是《汉英词典》(第三版)，137个词全部收录，收录比高达100%，统计显示，八部词典的收录均值为85.3%，总体比较完整。此外，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只抽取儒学词的儒学义项(即含有儒学文化意义的义项)，并通过描述分析和对比研究，涉及译义结构的拓扑等价和拓扑转换等方面。

2 研究结果

2.1 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在拓扑转换中的现状特征

立足于语言、文化和翻译的拓扑性(Steiner，2001：448-450；Brugman et al.，2006；印世海，2012；陈帆 等，2016；赵蕊华，2016；赵耿林，2017)和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黄建华，2000；魏向清，2006)中，我们将基于共时视角对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的拓扑结构(拓扑点和拓扑场)进行描述分析，并基于历时视角对《汉英词典》(1978)(以下简称《汉英78》)和21世纪的汉英词典译义结构进行对比研究。

鉴于本研究的客观性以及统计的可操作性，本文将从拓扑点、拓扑场、变换结构等表征成分方面统计其平均数值(每个单位为1分)，并描述和分析其组间差异性。

2.1.1拓扑转换特征的共时描述

对应词是汉英词典译义结构的基本信息载点，构成译义结构的拓扑点。义项是对应词通过概括和范畴化聚合而成，是译义拓扑结构由点到线的拓展和延伸。对应词的选取和义项归类在本质上反映了汉英词典译义结构的范畴化归类，前者是译义结构在拓扑点的聚合，而后者是拓扑点在拓扑场的组合和共现。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将通过描述性分析和组间差异检验，分析拓扑点和拓扑场的转换特征。

(1)译义结构中基于拓扑点的转换现状描述

基于拓扑点(对应词)的数据显示(表1)，词典之间总体差异明显。在统计的八部词典中，均值最高的是《汉英大词典》(第三版)(统计数值为3.22)， 最低的是《新汉英词典》(统计均值为1.61)。由此可见，词典之间差异大，异质特征非常明显。此外，为了验证词典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将对八部词典进行组间均值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八部词典之间差异明显(具体见表1)，P<0.05。

表1 基于汉英词典儒学词拓扑点的转换特征分析

当然，词典之间总体差异不能掩盖部分词典之间同质特征(统计数值非常接近)，如《新世纪汉英大词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中对应词的均值都为2.29，《现代汉英词典》(新版)和 《汉英词典》(第三版)的均值都为1.93，表现出相对的同质特征。

(2)译义结构中基于拓扑场的转换特征分析

基于拓扑场的统计数据表明，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有一定的差异性，但组内表现出高度的同质特征。

一方面，统计数据显示，除了《汉英词典》(第三版)将抽样的儒学义项完整收录以及《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二版)的收录率较高以外，其他七本汉英词典的儒学义项收录都不完整，尤其是《新汉英词典》和《汉英大词典》(最新版)。

表2 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的拓扑等价特征分析: 基于义项的拓扑场的分析

在统计的八部词典中，拓扑场(基于义项数值)均值最高的是《汉英词典(第三版)》，有效实现了对所有儒学拓扑场的完整表征。此外，《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新世纪汉英大词典》收录比例较高，达到拓扑场总数的95%以上。在八部词典中，拓扑场表征数量最低的是《汉英大词典》(最新版)，统计均值为0.693。

另一方面，为了统计抽样结果与总体样本的同质程度，我们将对统计结果进行组间差异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在统计的八部词典中，词典之间的基于均值的组间差异数值(P值)为0.468，远高于0.05，即词典之间无显著差异。

2.1.2拓扑转换特征的历时对比

表3 主流汉英词典与《汉英78》的历时对比

从表3我们发现： 相对于《汉英词典》(78)，主流汉英词典在拓扑点和拓扑场方面增幅明显。但基于拓扑结构密度(单位拓扑场内拓扑点的数量)的统计数据显示，主流汉英词典拓扑结构密度下降明显。

一方面，历时分析表明，主流汉英词典拓扑结构更丰富。无论是基于对应词的拓扑点，还是基于义项的拓扑场，主流汉英词典都比《汉英78》更丰富。基于拓扑点的数据显示，21世纪主流的汉英词典均值为2.157 5，远远高于《汉英78》的1.92。此外，基于义项均值的统计也显示出相同趋势，即汉英词典的拓扑场数值由《汉英78》的0.664上升到0.84。但在增幅比例方面，汉英词典在拓扑结构上表现出极大差异。表3显示，相对于《汉英78》，主流汉英词典在拓扑场方面的增幅远远高于拓扑点，前者为26.506%,远远高于后者12.369%。

另一方面，基于结构密度的统计数据显示，主流汉英词典拓扑结构密度略低于《汉英78》，总体呈下降趋势。表3数据显示，21世纪主流的汉英词典结构密度的均值为2.568，略低于《汉英78》的2.8916，降幅达到了11.174%。

2.2 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拓扑转换的策略分析

“双语词典的目的是提供源语词目词尽可能相似的目标语对等词”(Svensén，2009：253)。因此为了实现双语对等，译义方法的选择和改进显得至关重要。

本研究以拓扑转换中的变换策略(陈帆 等，2016)、词典译义结构(黄建华，2000；魏向清，2006；胡文飞，2011：69-71)为理论基础，结合八部汉英词典的译义结构与现状，从译义结构的拓扑变换策略(包括四类：互文策略、类比策略、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进行定量调查。互文策略和类比策略关注译义拓扑中的文化恒量(陈帆 等，2016)，而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强调译义拓扑语言变量。

在统计方法上，我们先分类标记(每个义项为1个对应单位)，按类别合并，然后除以总义项数，计算它占总数的比值，并以词典为单位进行共时对比(见表4)和历时分析(见图1)。

表4 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的拓扑变换策略分析

2.2.1拓扑转换策略的描述性分析

从表3我们发现：

(1)总体而言，八部词典的统计均值显示，互文策略是主流汉英词典使用频率最广的策略，远远高于其他策略。在统计的四种策略中，限定策略均值最低，远远低于其他三类。

(2)在八部词典中，词典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一方面，就译义结构的拓扑策略而言，有五部词典以互文策略为首选，而另外三部词典(包括《现代汉英词典》(新版)《汉英词典》《汉英大词典》(最新版))以类比策略为主。另一方面，基于语言变量的统计数值显示，在八部词典中，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是拓扑变换的主要方式，其中七部以直译策略为主，其统计数值远高于限定策略。

此外，为了了解八部词典在拓扑模式方面的差异性，我们对八部词典中的四种拓扑转换方法进行组间差异对比。八部词典在文化恒量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转换策略，其组间差异性不明显(P>0.05)。此外，基于语言变量的统计数据显示，八部词典在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方面差异明显(P<0.05)。

2.2.2拓扑转换策略的历时对比

图1表明：

(1)主流汉英词典和《汉英78》相比，其变换策略具有结构性差异。主流汉英词典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互文策略，占总数的43.38%，其次为类比策略、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限定策略只占总数的6.015%)。在《汉英78》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类比策略(占总数的40.9%)，其次是互文策略、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限定策略只占总数的9.7%)。

(2)主流汉英词典和《汉英78》的历时对比表明，两者在拓扑变换过程中强调文化恒量 (统计数据显示互文策略和类比策略占总数的80%左右)，基于语言变量的变换策略使用较少。当然，无论是主流汉英词典还是《汉英78》，统计显示其译义拓变中也关注语言变量，但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只是有限的补充(图1显示其所占比例都非常低，不超过20%)。另一方面，主体的同构性不能掩盖内部的差异性，在四种变换策略中，主流汉英词典对互文策略的使用频率超过《汉英78》，而后者则在类比策略和限定策略等方面的使用频率高于前者。

图1 主流汉英词典与《汉英78》拓扑变换策略对比

3 讨论

基于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在拓扑转换中的现状特征和历时对比，笔者发现，它们总体上同构特征明显，但层级差异显著。事实上，儒学词译义结构在拓扑变换方面也具有竞争性，并贯穿于转换模式和变换策略两方面。此外，译义结构拓扑变换策略的历时分析表明，儒学词译义结构呈动态发展，但在结构成分和变换策略方面表现出非对称性特征。

3.1 汉英词典儒学在拓扑转换中表现出同构性，但层级差异显著

首先，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的拓扑点表现出较高的同构异质特征，即表征同源和结构相同。一方面，就表征对象而言，八部词典基于共同的表征对象(儒学词)，通过语码转换和结构映射形成新的表征结构体，因此表征的同源性增强了拓扑结构的同构性。此外，汉英词典译义结构中的文化词在拓变中极具连续性，恒量特征明显，即对文化信息进行范畴化归类和图式化加工时具有拓变性，但更多的是守恒。毕竟，文化词的同构性源于文化词译义中的连续性，文化词在本质上是对文化恒量的不变流传和文化常量的恒定持续。

另一方面，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拓扑结构相同，但在表征现状方面具有异质特征。从表1的数据显示，在统计的八部词典中，各词典在对应词方面差异明显。在对应词方面，统计数值显示对应词最丰富的《汉英大词典》(第三版)和对应词最少《新汉英词典》的数值相差几乎一半。如《汉英大词典》(第三版)对 儒学词“鞠躬尽瘁”的对等词数目高达17(见图1)，远远高于其他词典(多数只有1～2个)。

其次，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在拓扑场方面表现出同构同质性。统计数据显示，八部词典在拓扑场方面无组间异质性(P>0.05)，究其原因，对单语蓝本的高度依存以及对语料库的忽略导致了这种同质特征。

一方面，八部词典对单语蓝本的高度依存性增强了词典之间在拓扑场的同质性。相关研究(胡文飞，2014)表明，主流汉英词典微观结构组构成分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对应词(拓扑点)对单语蓝本具有分解型依存性，而义项(拓扑场)则呈现出推衍性依存特征。此外，人类共有的客观世界和相同的认知结构增强了意义表征中的同质性，使词目词在用户的词库储存和结构表征中共享大量原型文化概念节点，这种共享的储存和分布特征增强了汉英词典译义结构的拓扑等价特征，形成了同质的拓扑场。

另一方面，对语料库的忽略导致文化场的不完整性，而词典之间基于编纂需求的互文策略增强了这种同质性。儒学词作为特殊的文化词，语境依存度极高(Hanks，2013；章宜化 等，2007)，语境残缺会赋予源语词不完整的语义结构和和文化特征。汉英词典的译义结构，目的在于通过结构映射和拓扑转换，系统再现源语词的语义场和文化场，而编纂过程中对语料库的弱化会增强文化场的主观性，弱化文化场系统的完整性和结构性。此外，对语料库的弱化会增强编纂过程中对单语蓝本或双语词典的互文性和依存度，进而增强同质性。翻译是一种互文性转换，强调文本内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但词典之间过度互文减少了创新，并增强了同质性。因此，为减少汉英词典译义结构的同质性，我们不仅需要“准确性互文”，更需要“创新性互文”(曾东京， 2003；赵刚，2006；赵刚 等，2006)。

3.2 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在拓扑变换方面具有竞争性，并贯穿于转换模式和变换策略两方面

首先，汉英词典儒学词的拓扑变换在宏观上涉及文化恒量和语言变量的竞争。一方面，汉英词典译义结构在拓扑本质中表现为离散性和连续性的竞争。文化恒量构成翻译的连续性，而任何译文都是对原文信息的变通处理和局部调整，即翻译文本在语言结构上又表现出离散性(陈帆 等，2016：73)。因此，儒学词译义结构在映射和转换过程中，需要兼顾离散性和连续性，即基于文化发展变换中的拓扑连续性，通过变换策略在相对离散的两个空间内形成最佳的语际转换。另一方面，汉英词典译义结构在信息转换中表现出文化信息和语言信息的竞争。儒学词作为特殊的文化词，语境依存度高且意象结构复杂，而互文策略和类比策略有利于通过完整的意象模式，在译义结构拓扑变换中保持恒有的文化信息。此外，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聚焦语言信息，并在译义结构变化恒量基础上不断限定源语词的语义结构，强调译义的语义结构和语用特征。汉英词典容量的有限性以及词典的权威性使编者在汉英词典译义过程中，不断综合考量语言和文化信息，并通过类比映射和语言转换，以拓扑点(对应词)和文化场为载体，形成科学、合理的表征结构。

其次，汉英词典儒学词的拓扑变换在微观上涉及变换策略间的竞争，即文化恒量内互文策略和类比策略的竞争，以及语言变量内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的竞争。表3和图2的统计数据表明，无论是基于共时的结构描述还是历时的对比分析，互文策略和类比策略都构成主流汉英词典拓扑变换的主体，尽管编纂原则、服务对象以及编纂理据的差异性使编者在编纂中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此外，表征过程中基于语言变量的直译策略和限定策略在结构表征内的竞争也增强了词典之间的差异性。直译策略强调概念意义，因为概念意义的转换是全部意义转换的基础、轴线和主体(Newmark，2001：136；刘宓庆，1999)，但文化词语义的多维性使附属意义成为儒学词意义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附属意义的表征需要限定和标记。因此，限定策略对儒学词的语言表征也非常重要，毕竟，语言的模糊性、复杂性和非界定性使其在转换时具有能动性、变通性和非恒常性，需要通过限定来增强准确性、得体性和标记性。

出现这种现状，原因在于当前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结构强调文化拓扑的连续性，但汉英语言的不同构性增强了拓扑点在表征结构中的离散性。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译义模式在结构上以描述性为主，强调译义结构的理解性。抽样结果显示，儒学词的描述性译义所占比例极高(八部汉英词典中儒学词的描述性释义都占总数的45%左右)。描述性释义强调拓扑场的系统性，重视文化场信息的恒量特征，因此在转换策略方面以互文策略和类比策略为主。此外，描述性释义忽略了对等词的可插入性，强调理解性知识，而弱化了对等词的结构相融性(包括组合和聚合特征)，形成孤立、离散的语言拓扑点，拓扑点的离散性增强了释义表征的差异性和层级特征。

3.3 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译义结构呈动态发展，但在结构成分和变换策略方面表现出非对称性特征

(1)基于拓扑结构的历时分析表明，汉英词典儒学词译义拓扑结构更丰富，但拓扑结构密度更低。表3的数据显示，与《汉英78》相比，主流汉英词典拓扑结构呈动态发展，拓扑点更丰富，拓扑场更完整。但就增幅比例而言，拓扑点的增幅高于拓扑场，呈非对称性发展。这种非对称性发展导致汉英词典儒学词拓扑结构密度呈下降趋势。

究其原因，文化场的相对恒定性和语言的丰富性使译义拓扑结构充满张力和矛盾，形成非对称性发展。此外，在转换策略方面，对语料库的忽略使编者以“内省”为主。内省释义受词典编者语言能力、专业知识等限制，在双语词典释义中容易产生释义偏误，并在表征模式上过度使用描述性释义结构(李德俊，2015)。结果，编者在对拓扑场的范畴归类中，主要关注拓扑属性(概念意义为主)，但对拓扑变体(拓展意义)关注不多。

(2)基于拓扑结构的转换模式表明，拓扑转换的结构主体趋同，但变化趋势层级差异显著。图1的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主流汉英词典还是《汉英78》，其文化恒量和语言变量的构成在结构主体方面趋同，两者比例大致为7∶3。此外，就结构成分的差异性而言，在文化恒量方面，《汉英78》对类比策略的使用频次略高于互文策略，强调文化拓扑中的抽象化，重视类比和演绎。在主流汉英词典中，刚好相反，对互文策略的重视反映了编者在文化拓扑中以互文手段实现完整的意象传递和语境投射。在语言变量方面，图1的数据显示，无论是主流汉英词典还是《汉英78》，在拓扑转换模式中，都以直译策略为主，强调语言转换中的对等性。此外，限定策略服务于语码转换中的对等性，是对直译策略的补充，关注拓扑转换中对标记性语言结构的描写。

4 结语

汉英词典中儒学义项的译义结构现状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构建更为科学的译义模式。本文通过抽样分析，系统分析了儒学词在八部汉英词典中的转换特征和结构模式，并立足于《汉英78》的译义结构进行历时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译义拓扑结构具有同构性且层级特征显著，即拓扑点表现出较高的同构异质特征，但在拓扑场方面表现出同构同质特征。此外，主流汉英词典儒学词的译义拓扑结构具有竞争性，并贯穿于转换结构和变换策略两方面。最后，译义拓扑结构在历时发展中呈现动态性，但在结构成分和转换策略方面表现出非对称性。本研究利于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保护世界生态文明，对汉英词典文化特色词的译义现状的描述，有利于改进完善词典结构，提高词典编撰质量，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