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我国二语习得研究：现状与展望

王勃然 赵雯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0 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领域经历了一次思维范式的转变。传统科学基于“线性、简化论思路” (Larsen-Freeman, 1997)，通常遵循的研究范式是将事物分解为若干部分，针对剥离出来的个体开展研究，注重大量个体浮现出的一般规律和模式；而源于动力学理论和非线性原理的新范式着眼于事物的整体，倡导以系统的复杂性和变异性为核心，探究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交互动态关系。作为新范式代表之一的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简称DST)是“根据一些规则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演化的数字状态系统”(van Gelder et al., 1995: 5)，具有动态、复杂、非线性、混沌、不可预测、初始状态敏感、开放、自组织、反馈敏感和自适应等特征。

在理论和模式构建上，传统二语习得研究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Larsen-Freeman, 2002: 33)。首先，基于二元论的传统二语习得研究一般考察认知因素或社会文化因素中某个变量所起的作用，导致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局限于外在或内在系统之中。其次，应用语言学家承认语言变化的固有内在性，然而在构建理论时却常常把过程转化为对象或物体，表现出对静态表征和共时性策略的偏爱，其结果是本该被关注的动态性和变异性没受到重视。在过去几十年中，二语习得领域涌现了60余种理论、模式和假说，却不能很好捕捉语言在使用中的动态变化，暴露出个体、简单、线性、孤立和静态的局限性。

鉴于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习得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似性，Larsen-Freeman (1997)将动态系统理论引介到语言学领域，并提出把它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的统摄性理论。五年后，她摈弃了社会与大脑认知分割的二元论，提出社会维度和认知维度是语言发展的一体两面。同年，Herdina与Jessner通过构建的多语模型阐述了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在二语发展中的应用。2007年，de Bot等人系统阐述了将动态系统理论应用于二语发展及多语加工的研究和方法。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使得该理论的应用成为21世纪“二语习得研究新时期到来的标志”(Ellis, 2007)。

1 近十年我国相关研究现状

1.1 我国现有研究聚焦点

我国学者针对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的跟进呈现加速度态势。从2008年沈昌洪、吕敏率先把动态系统理论推介到国内，已过去了10年，在此领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日渐丰富。

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和处理好“语言与环境、语言与个体、环境与个体”三大动态、非线性的关系，方能对二语习得的结果提供充分的解释。鉴于此，本文作者基于中国知网(CNKI)，按照二语习得总系统及其三个子系统(语言、学习者和环境)对2008—2018年期间发表于CSSCI检索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及语言类专业学术期刊的国内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加以分类和解析。

1.1.1 二语习得总系统研究

作为最早推介此理论到国内的学者，沈昌洪、吕敏(2008)认为动态系统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个融合社会和认知层面的二语习得研究框架，王涛(2010)赞同该观点，认为动态系统理论从社会和认知两个维度重新审视二语习得，在二语习得和二语发展之间架构了一座桥梁，而在李兰霞(2011)看来，该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传统语言学派所尊奉的简化论和依据“显著”界限来解释因果关系的均值分析法。

鉴于国际上现有二语习得综合模式对多因素的交互性考虑不够的状况，戴运财、王同顺(2012)尝试构建了中国语境下以环境、学习者、语言因素三组变量为核心内容的二语习得动态模式，韦晓保(2012)则整合了包括动态系统理论、联结论和构式语法论在内的三大语言习得范式，提出了三合一的D-C-C模式。

1.1.2 语言子系统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语言系统是由“吸态”和“斥态”组成的生态共同体。语言发展是从一个吸态到另一个吸态的过程，充满了非线性变异(李兰霞, 2011)。在语言子系统层面，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方向、重要学者、主要贡献和研究类型可参见表一。

1.1.4 环境子系统

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环境是系统自身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挑战了传统理论认为环境只是核心行为背景的观点。在王初明(2008)看来，系统的变化会改变环境，而环境的变化又会引起系统的自我组织与调整。雷鹏飞、徐锦芬(2017)探讨了课堂外语学习环境中的语言迁移现象，认为动态性与系统性是语言迁移研究的哲学观和方法论，非线性与初始状态/反馈敏感性是语言迁移的外在表现，而共同适应性与自组织性则是语言迁移的内在机制；郑咏滟(2018)则通过追踪考察两名高水平学习者在全英语读写课程环境下一年的书面语语言复杂度的多维变化，发现密集的读写任务构成了交际需求与任务情境，可促进学习者通过使用与接触建立二语构式体系。

1.2 我国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纵观我国动态系统理论下的二语习得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均存在诸多不足。

1.2.1 研究内容上的不足

我国已有研究以动态系统的理论引介为主，侧重核心概念和典型特征的解读和阐述，以及对外语教学的启示等。这种理论介绍有其必要性，且需与时俱进。遗憾的是，很多研究者对近几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跟踪不力，且研究重点有所偏离。具体到总系统及其三个子系统，我们发现：国内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的二语习得总系统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在认知观和社会观的结合、子系统之间的联结交互研究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和二语习得总系统研究相似，语言子系统模型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范式上，基本还是子系统某个层面的独立分析，缺乏层面之间的交互性研究。相比较词汇、语法、阅读和写作，对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口语、翻译和测试等方面的研究较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语言子系统研究几乎没有触及语言本体特征(如语言类型、语言谱系距离、跨语言的共性、语言标记性/显著性、语言原型性/典型性、语言难度等)和语言使用特征(母语与外语熟练水平、外语输入与交互的数量及质量、语言任务类型、外语输入的频率与强度等)。一个例外来自何冰艳(2018)，他利用动态系统理论分析了英语二语者学习英语的促进因素和英语一语者学习其他语言的限制因素。可以说，对学习者母语和外语语言特征缺乏分析而构建的子系统模型势必会失之偏颇，相关研究需加以转向。在学习者子系统方面，大多研究聚焦于个体差异、学习动机和学习需求等认知特征和个体心理方面，对于学习者子系统其他因素(如年龄、性别等个人状况或学习策略等)以及该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互动关系研究存在较多空白地带。相比之下，我国二语习得学界对环境子系统的研究最为薄弱，主要聚焦于环境子系统的特征提炼和与其他子系统的关系定位上，对其包含的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与老师和同学的社会交往密度、受教育的程度、地理位置、语言政策等)、语言环境(单语或双语环境等)和学习环境(自然环境下的外语学习与课堂环境下的语言学习等)等次系统的研究匮乏，而且大多研究还是把环境视为附加于已有系统的一个外来变量，并未把它真正融合成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表1 语言子系统的国内研究

1.1.3 学习者子系统

学习者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包含个体差异、动机、意向性等相互影响的次一级子动态系统。在学习者子系统层面，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方向、重要学者、主要贡献和研究类型如表2所示：

表2 学习者子系统的国内研究

在模式建构上，有学者构建了涵盖多个子系统的二语习得模式，也有学者建立了体现多变量交互的二语发展模型，但大多限于学理的探讨。比如，戴运财等(2012)提出的模式虽立足于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但各子系统之间和子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没有得到呈现，其指导意义仍需通过中国语境下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而且，国际学界推荐运用计算机模拟来进行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建模，而国内学者主要还是借助经验、隐喻等路径，其全面性、系统性、动态性和关联性有待商榷。同时，国内已构建的模式或模型对系统的变化或增长不够重视，没有突显时间维度的中心地位，虽然克服了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共时切面的弊端，却忽略了语言动态发展的同构过程。

1.2.2 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相对于学理讨论，国内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实证研究占比较小。除了语言子系统的写作研究实证占主导地位之外，其他子系统和总系统的研究基本归属于综述类。究其原因，郑咏艳(2011)认为主要是缺乏研究方法的蓝本。Larsen-Freeman等人(2008)在阐述动态系统理论研究所需遵循的八个方法论原则之后，提出了如下具体方法：改进的人种学方法/民族志；动态的实验设计；纵向、个案、时间序列方法；微发展研究法；电脑建模；大脑成像技术；综合方法。然而，我们发现除了基于设计的实验，纵向、个案、时间序列法，基于语料库的综合方法之外(见表3)，其他方法在国内实证研究中使用较少。

表3 国内以往实证研究采用的具体方法

在研究的具体实施上，目前我国的历时研究多是通过比较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差异来推断二语发展的过程，虽然选取了比传统方法更多时间节点的信息数据，但本质上还是片段式的共时研究；由于数据的非连续性，往往不能捕捉到对吸态超越的突变性过程，也就无法揭示二语发展变化最本质的特征。

2 我国相关研究的未来展望

鉴于当前我国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未来研究中，一方面应从内容上丰富理论内涵，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外语发展模型，另一方面应从方法上改善研究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

2.1 从内容上丰富理论内涵，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外语发展模型

动态系统理论作为一个统摄性理论，倡导以统一的方式看待语言和语言学习，有助于整合形形色色的二语习得理论，将各种模型、假说、范式纳入其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超理论或元理论。然而，在承认动态系统理论的贡献之时，我们也应意识到该理论的不足之处：作为从自然科学引入到应用语言学的新理论，自身较为晦涩难懂，尚需更多的理论和实证探索。而且，国内对动态系统理论的欧洲视角重视还不够，很少论及它们提出的“有限资源”“关联增长体”和“承载能力”等核心概念。在未来研究中，有必要紧跟国际研究前沿成果和充分利用我国基于整体、运动、联系、辩证的思维特征，对该理论的内涵加以丰富和提升。

贯穿于二语发展始终的变异性是语言自组织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被视作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核心。同时，动态系统理论揭示出一种互为因果性，而在此基础之上的动态性及互动模式成为该理论的中心研究任务。因此，未来相关研究的重心应从群体的系统性转向被传统研究希冀消除的自由变异，转向个体之间及个体内部的变异性，以发现社会和认知层面隐性的多因素变异性关联模型；应聚焦动态过程，关注个体的、多元因素的变化(如语言子系统一直被忽视的语言本体特征和语言使用特征研究，以及环境子系统中社会环境、语言环境和学习环境等次系统涉及的影响因素研究等)。鉴于动态系统理论和课堂教学实际结合不足的现状，未来研究应从关注二语习得转向外语发展，学会考察真实课堂各种因素的细微变化和相互适应过程，审视从使用中产生的灵活的、短暂的、动态的语言学习模式(Ellis et al., 2006)，并在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建构适合我国国情、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外语发展模型。

2.2 从方法上改善研究的可操作性、科学性

动态系统理论不是要把事情复杂化，而是系统化，同时具备可操作性。事实上，人类认知的诸多方面均可按照动态系统理论的原则进行建模，前提是我们接受子系统可以或多或少独立研究(van Gelder et al., 1995)。虽然van Geert(1998)承认系统的相互关联性，但还是认为需要某种形式的简化论来建构随时间变化而发展的可管理模式。因此，未来研究要以整体系统为出发点，把一个系统的完整复杂性的表征与减少这种复杂性的努力加以关联，首先找出重要影响变量以及在其影响下可以预测的结果，然后确定动态系统中各种变量和因素的最优组合，并最终关注识别和分析不同组合可能引发的典型动态结果模式 (Dornyei, 2009)。

如果动态系统理论想要在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界扎根发展，其方法的科学性需得到保障。首先，要强化定量变量与定性模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是开展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相关研究的一个理想选择。比如，利用van Geert(2007)提出的“溯及定性模型”，先识别出系统浮现的主要原型和结果模式，然后以系统的现有状态为出发点逆向探究导致系统演变出该结果的各类因素组合及系统发展的轨迹，并据此重构系统的要素、互动以及变化的过程。其次，要通过基于时间序列的发展数据来增加以时间为变量的细粒度模式的理解。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应重视在不同时段对语言生态系统的观察和个体语言发展中“杂乱微小细节”的捕捉，采用微变化研究法高频密集收集研究数据。同时，应在学习掌握国际常用量具的基础上自主创新，实现对语言发展过程中细微变异现象的近距离观察和可视化呈现，从不同维度探究语言发展变化的实质。最后，应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建模，真实还原语言动态系统各子系统、各变量的交互变化。通过模拟结果和真实数据的比较，推断出各个变量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交互作用的，探索构成竞争关系的变量或参数，并找出能够推动二语发展的控制参数。

3 结语

动态系统理论作为一个统领性理论，以其强有效的解释力及蕴含的哲学思想，反映了语言发展的复杂性、综合性及动态关联性特征，为二语习得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跨学科主题、框架和视角以及指导具体实证研究的一般性原则(Larsen-Freeman, 2012)，是二语习得研究未来的希望(van Geert, 2007)。然而，作为一种新出现的跨学科嫁接，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和框架有其晦涩之处，研究深度和广度较为有限，研究方法亟待完善。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需顺应综合性研究趋势，不断丰富和提升理论内涵，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研究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