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再思考
——基于福建屏南古村落发展实践的启示

王孟图

深厚的农耕文明以及新时代社会的大转型，使中国乡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成为重要角色。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聚焦于工业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总体遵循的发展逻辑是先城后乡、以乡助城和以农助工。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积极推进的背后是城乡、工农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乡村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乡村人口锐减、生态环境恶化、乡风文明萎缩、乡村空心化和老弱病孺留守等问题明显，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乡村复兴和乡村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适时地被提出，激发出中国新时代农村发展的巨大动能，迅速引发了当代学者们多角度和持续性的关注。回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时局下濒临溃败的乡村危机，一大批中国近代精英知识分子亦曾经倡导并发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1)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涌现了梁漱溟、费孝通、晏阳初、陶行知等等一批颇有影响力的近代乡村改造实践者和思想家，特别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 1935) 、《乡村建设理论》( 1937) 等著中提出乡村建设要“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的文化改良方案，以及费孝通在《江村经济》(1939)、《乡土重建》(1948)等著中提出农村重建应以“乡土工业”为核心的经济改良方案，都为中国近代乡村改造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指导思路，这对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具有一些启发和借鉴意义。。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不同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而精神生活的需求亦随之提升，新时代乡村建设目标从“富裕乡村”迈向了“美丽乡村”，是不仅要让乡村富起来，而且要让乡村美起来，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精神家园。

因此，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开始有大量艺术家参与进来，让艺术走向乡村，让多元多样的艺术观念及形式融入乡村，通过艺术的美感、媒介性和情感联结力开拓出一条中国乡村建设发展的新路径。近年来，学界对于“艺术乡建”的话题日趋关注(2)2016年7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学术研讨会；2016年8月，方李莉牵头召开“艺术介入社会：美丽乡村建设”北戴河学术研讨会；2017年9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和宋庄树美术馆联合主办第二届中国艺术乡建论坛在北京宋庄召开，论坛主题为“艺术参与社会建构的时代”；2019年3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承办“2019中国艺术乡村建设论坛暨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将历届中国艺术乡建论坛的研究成果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研究介绍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的艺术乡建经验(3)参见陈锐、钱慧、王红扬 ：《治理结构视角的艺术介入型乡村复兴机制——基于日本濑户内海艺术祭的实证观察》，《规划师》2016年第8期，第35-39页。渠濛 ：《艺术介入乡村之后——“濑户内三年展”在地研究》，《当代美术家》2019年第1期，第12-15页。刘雨菡 ：《中国台湾地区社区总体营造及其借鉴》，《规划师》2014年第5期，第200-204页。陈可石，高佳 ：《台湾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研究——以台南市土沟村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第57-63页。；二是来自实践者和艺术家的艺术乡建实践体验及成果展示(4)参见渠岩 ：《乡村危机，艺术何为？》，《美术观察》2019年第1期，第6-8页。渠岩 ：《艺术乡建：重新打开的潘多拉之盒》，《公共艺术》2018年第9期，第30-32页。以及左靖主编的《碧山》中收录了艺术乡建实践的诸多研究成果。；三是从艺术人类学、艺术学、文化学等角度深入阐述艺术乡建的理念及其方法论(5)参见方李莉 ：《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民族艺术》2018年第1期，第17-28页。王廷信，李制 ：《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体系建构》，《民族艺术》2018年第11卷，第13-18页。。在大量的艺术乡建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中，关于“主体性”的话题讨论最为密集，学界一再呼吁艺术乡建的主体是村民。但是如何唤醒村民的“主体性”？如何激发村民“主体性”的持续生长？如何看待处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关系？这些深层次和细节性的问题，仍值得追问、审思和探讨。2015年至今，福建屏南县若干古村落的艺术乡建实践吸引了笔者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在屏南县双溪古镇及甘棠乡漈下古村、熙岭乡龙潭古村等地呈现出多村镇复兴的联动效应，当地推进村民“主体重塑”(6)参见季中扬、康泽楠 ：《主体重塑：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重要路径——以福建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为例》，《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4期，第99-105页。的理念和做法值得研究。本文基于对屏南县双溪古镇及甘棠乡漈下古村、熙岭乡龙潭古村的调研考察，聚焦当地艺术乡建在村民“主体性”确立、持续生长以及达成“主体间性”乡村建设权力架构等一系列过程中的创新理念和实践启示，推动艺术乡建“主体性”及“主体间性”话题的再思考。

一、如何唤醒村民的“主体性”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作为当代艺术语境中的一种实践形态，置身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场域中，牵涉诸多复杂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所触及的现实痛点和难处亦是不一而足。在参与艺术乡建的过程中，涉及艺术家、村民、政府、企业等不同身份的角色，彼此之间既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又难免基于观念、思路、诉求和利益的冲突而产生矛盾。比如村民最希望的是尽快致富，他们关心村容美化和生态整治也只是将之作为致富资本；艺术家的愿景在于乡村文化复兴和信仰重建，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升华；地方政府助推艺术乡建为的是将乡村建设的成效成果作为政绩的重要部分；企业家则是期待艺术乡建在实践推广中产生丰厚的获利能力，等等。然而面对千头万绪的乡村建设难题，我们仍然要回到最初的叩问：艺术乡建的出发点究竟是为了谁？作为中国艺术乡建的早期实践者，艺术家渠岩曾坦言初时选择山西许村，是因为它“像桃花源一般美丽”，“和许村相遇”让他“仿佛找到了自己久已失落的家园和故乡”，找到了精神上“自救的途径”(7)渠岩 ：《“归去来兮”——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许村计划》，《建筑学报》2013年第12期，第22页。。类似的还有左靖之于安徽碧山村、王澍之于富阳文村等等，艺术家们选择的大多是山清水秀、乡风古朴、文化遗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作为理想的艺术现场。正如艺术批评家王南溟所指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是一种艺术创作的“突破”，“许村计划”本身即是“一件艺术作品”(8)邓小南、渠敬东、渠岩、王南溟等 ：《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第56页。。然而，当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或“艺术实验”，它的出发点便发生了本质的偏离，如果艺术介入乡村的初衷是为形而上的精神救赎或文化艺术，而不是为了乡村、为了乡民，那么艺术乡建将缺乏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终会陷入“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9)梁漱溟 ：《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的窘境，特别是当艺术家因为各种原因终止了对乡村的艺术援助，乡村复兴的脚步势必停滞不前。事实上，艺术乡建的实践者们在真正投身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更多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渠岩坦言，乡村建设要基于“人心”而不是服从“审美”(10)于娜、渠岩 ：《乡建要基于“人心”而不是服从“审美”》，《华夏时报》2017年4月3日，第32版。；王澍一次次与文村人沟通磨合，并欣喜于村民的适应、学习和理解(11)殷梦昊 ：《文村新变》，《解放日报》2018年5月28日，第5版。；左靖更是直截了当地断言“没有桃花源”，自己做的“不是艺术项目，而是乡村建设”(12)左靖 ：《输出乡村价值是新的挑战》，《艺术市场》2018年第7期，第26-27页。，云云。目前，艺术乡建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均已达成一个共识：村民是艺术乡建的重要主体，尽管这一主体可能在现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弱症，但他们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坚守、不能动摇。

村民是乡村的主人，是艺术乡建最重要的主体。但是，尽管村民们对于自己身处的乡村非常熟悉，却常常置身于乡村建设实践之外，并没有充分和自觉的主体性意识，往往成为乡村建设现场的缺席者。中国乡村具有浓重的“熟人社会”(13)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的传统底色，当村民们面对艺术家等一系列外来力量时，经常持有的态度便是冷淡、观望甚至怀疑。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是一个渐进式的长期过程，任何激进的、短期的思路和做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而最初的困难主要是村民的不理解、不参与和不接纳，因此，从一开始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好感，应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工作的第一步，这需要艺术家抛弃居高临下的孤傲姿态，在彼此平等和充分尊重的基础上逐步拉进与当地村民的距离，在“外来者”与当地村民之间逐步形成理解、认同与融合的局面。2015年4月，福建宁德屏南县引进艺术家兼策展人林正碌先生及其团队，在屏南甘棠乡漈下古村开展“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艺术教学活动，为村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油画教学。“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林正碌独特的艺术观，他笃定相信每一个乡野村民，无论男女老幼、健康抑或残疾，都可以通过艺术教育得到新生。在面向村民群体的油画教学中，林正碌抛弃了学院派的艺术创作手法，他教导村民完全可以跳过素描学习，“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喜欢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14)被访谈对象：林正碌，艺术家；访谈人：王孟图；访谈时间：2019年9月 16日；访谈地点：福建屏南县双溪镇安泰艺术公益中心。，他从不要求村民对照一幅名作或一张照片临摹，而是让他们自己用眼睛、用心去观察实物实景。这种美育观是从心理学角度引导村民们体察世界，让村民对于平日里熟视无睹的乡村生活，换一个观察角度，多一点情感表达，而这种原初纯粹的情感表达对于绘画艺术恰恰是特别珍贵的。在刚开始时，漈下村民们大多抱着好奇的心理旁观这个外来的艺术团队成员整日作画，然而无偿的艺术助学、无设限的自由创作、无歧视的亲和态度，一再吸引着村民们尝试和参与其中，并在林正碌及其团队的无数次鼓励、认可和期许中，漈下村民们开始大胆表达自己内心的精彩，在画布上自由展现自我的真诚、质朴、纯粹和率性。漈下村的甘氏宗祠、聚宝桥、候门岭、鲤鱼溪等都成为创作题材，村民们进行油画创作逐渐蔚然成风，从十里八乡前来跟随林正碌学画画的村民亦越来越多。虽然村民是艺术乡建最重要的主体，但是大部分村民都会存在“我能行吗？”的内在疑虑，这几乎成为他们面对艺术家精英群体时的一种条件反射。尽管艺术家的初衷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如果没有抛弃精英主义的话语方式，乡村建设工作仍然是困难重重。“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及林正碌团队长期开展的公益艺术教学，是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真正倡导艺术的草根化和平民化，避免用精英主义的姿态介入乡村，让当地村民从信任“外来者”、接纳“外来者”，逐步过渡到相信“自我”、接纳“自我”和肯定“自我”。无论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还是生活困难的贫困户，甚至是罹患不幸的残疾人，林正碌都试图最大限度地用自己的悲悯心和责任心来扶助他们，学员们大都认为他“更像是一个人生导师或者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个启发人画画、教人画画的艺术教育家。”(15)被访谈对象：王亚飞，屏南双溪安泰艺术城负责人；访谈人：王孟图；访谈时间：2019年9月15日；访谈地点：福建屏南县双溪镇安泰艺术公益中心。在乡村公益艺术教育的扶持下，村民们逐渐走近艺术，充分调动起观察事物、独立思考和动手创造的潜能。在潜移默化的艺术熏习之中，他们开始懂得审美、敢于自我表达、关注自我诉求和情感，个体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得到充分绽放。

2015年10月，基于乡村公益艺术教学影响力的扩大化，屏南双溪安泰艺术城在屏南县双溪镇落成。该项目是以政府主导、艺术家引领、企业支持、民众参与的模式，全面导入林正碌“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教学品牌和理念，并面向全社会开放，尤其是为当地村民及残障人士提供公益艺术教学，助其创办个人艺术空间，还吸引了大量艺术爱好者前来学习、考察和交流，相继催生了配套的民宿、餐饮、旅游、文创等行业，成为助力区域发展的新引擎。同时，经历了乡村美育艺术熏习的漈下村民，更具接纳新鲜事物的能力和意愿，村民们不仅学会运用互联网传播营销自己的绘画作品，还在社交网络媒体平台上建立艺术爱好者交流群，通过互联网和自媒体将自己的原创绘画作品推向更广阔的天地，并向更多元的平台展示出一个新时代的村民主体形象。当一幅幅村民画作被收藏、被认可、被购买，继而开始受邀参加各级各类画展、成立个人画室和艺术工作坊，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们不但获得了经济收益，改善了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摆脱了“精神上的贫困”，重建起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意识，村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乡村，理解自己与乡村的关系，认同自己的个体价值及乡村的整体价值，这是村民主体觉醒的一个本质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最大的魅力不在于创作任何惊世或杰出的作品，而在于唤醒了村民的个体意识，树立起村民的个体价值感。诚如林正碌所言：“艺术让看似落后的地方、弱势的群体变得有作为，树立起文化自信”(16)被访谈对象：林正碌，艺术家；访谈人：王孟图；访谈时间：2019年9月 16日；访谈地点：福建屏南县双溪镇安泰艺术公益中心。，他的乡村公益绘画课堂为村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外部世界的窗口，而村庄成了村民们用艺术画笔描绘外部世界的第一个对象，当村民们用艺术的、审美的眼光重新端详凝视自己朝夕生活的家园时，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地位一再得到自我确认，正是这样一种归属感和凝聚力，驱使村民们愈发愿意投入到后续的乡村建设中来，成为艺术介入乡村实践的积极参加者和创造者。

二、如何激发村民“主体性”的持续生长

作为艺术乡建实践中最重要的主体，大多数村民参与乡村建设还是基于利益驱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其主体性始终建立在利益判断之上，那么乡村复兴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艺术乡建的实践者们一方面应理解广大普通村民的谋生需要，尊重村民们的现实物质需求，以艺术的资本转化能量为村民拓展收入来源；另一方面需要在乡村长期的在地深耕实践中，引导推动村民主体性的持续健康生长，真正树立村民主体的文化自信心，甚至获得更高层次的“信仰的力量”，方能为乡村复苏及其长远发展永续动能。

林正碌充分理解和接纳村民们实用功利的基础心理，在乡村公益绘画教学工作之余，他时常主动帮助当地村民通过互联网和自媒体渠道推销售卖画作。另一方面，林正碌还持续思考如何吸引外出的村民们回归乡村，甚至吸引异地的“新移民”前来乡村生活、创业，因为乡村复兴不能仅仅依靠留守村民，唯有在乡村建设中凝聚留守村民、返乡村民和新移民的三股合力，方能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2017年3月，屏南熙岭乡龙潭村首批选送30多位“种子学员”到双溪安泰艺术城学习，这不仅仅是绘画培训，更是主动搭建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开启用艺术激发乡村新变的序幕。龙潭村是一个距离屏南县城大约40多公里的偏僻山村，拥有500多年的村落历史，“颖水三墩柱，西溪七拱桥”，风光秀美如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村民外出打工或举家外迁，龙潭村从户籍人口1400多人萎缩成仅余不足200人的空心村，2017年被列为福建省扶贫开发重点村。林正碌认为，对偏僻乡村及地区的发展，要对其进行两种有效激活：一是激活人的个体价值，二是激活偏远地区的地理价值。(17)被访谈对象：林正碌，艺术家；访谈人：王孟图；访谈时间：2019年9月 16日；访谈地点：福建屏南县双溪镇安泰艺术公益中心。前者通过“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性艺术教育在乡村落地生根，渐次唤醒当地村民个体的主体意识——村民们在现代艺术感召下创作出充满个性化和人文情怀的作品，并学会运用新兴网络媒体营销及交流，拥有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获得感，个体价值感被充分有效激活。后者则是要盘活整个乡村乃至周边区域的本地资源，促成其具备外迁村民返流和新移民入驻的强大吸引力，而“偏远地区的地理价值”包含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两个层次：有形价值是指乡村及地区存在的显性价值，比如村落的自然生态、古民居建筑等等；无形价值是指乡村及地区存在的隐性价值，比如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被双重激活的过程中，乡村复兴的步伐方能愈加稳健，村民主体亦在参与乡村建设历练中不断成长和成熟。基于此，龙潭村自2017年5月开始在林正碌的引导下摸索出了一套艺术乡建的“组合拳”。

龙潭村内原有120余栋明清建筑，然而曾在旧村复垦置换土地补充指标的驱动下，许多古建筑被粗暴地拆除毁弃，至今仍保存的有明清古建筑包括回村桥、溪头厝、洋中厝、八扇厝、陈官缪老宅、下厝仔及集中连片的传统建筑群，乡村有形价值的保护、修缮牵动人心。针对龙潭村古宅建筑大多为土木结构的特点，村里聘请老工匠艺人进行传统木构榫卯建筑工艺保护性修复，最大限度地坚持材料、用工、工艺本地化，同时将其充分融入龙潭村落自然生态，结庐山间、顺势而为，大石为壁，山林为景，门前屋后、楼道间、转角处，无处不风景，不仅注重保护好古宅院落黄墙黛瓦的外观，更在古宅建筑的内涵挖掘上下功夫，在不改变古宅原生制式的前提下增添补充些许新功能，让古宅民居在内部空间中实现与现代生活的联结，将其修复成了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具的复合型建筑。这是比老房拆迁、改造洋楼等现代化手段更具智慧的古村落修缮设计，一幢幢古宅成为兼具美感、野趣和人情味的“艺术作品”，重焕生机的古宅成了村民“地方意识”及提高“对地方的忠诚度”(18)段义孚著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页。的价值载体。2017年下半年，龙潭村一些经年古旧的老宅子陆续被改建成为公益艺术教学中心、美术馆、博物馆、音乐酒吧、咖啡馆、书屋、画室等等充满现代意义的文化空间，并开始长期租给外来移民们创业、生活。目前，龙潭村已吸引了来自英国的布莱恩先生、香港设计师Jack、文化媒体人曾伟、上海时尚杂志媒体人Alla、知名财经作家吴阿仑等文化名人落户当地，随后创办了随喜书屋、静轩艺术空间、贪生咖啡馆、豹舍书馆等特色文化艺术空间，新的文化艺术业态与传统古村落相融相生，新创客与当地村民共建家园。诚如梁钦东所言，艺术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一种“触媒作用”(19)邓小南、渠敬东、渠岩、王南溟等，《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第65页。，它“触发”或“引爆”了一些新的沟通交流，并把外部世界的鲜活潮流、文化及理念带回乡村。一度沉寂衰颓的龙潭村，已从常住人口不足200增加至500多人，其中新移民60余人。龙潭村的新创客移民群体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观光客，他们常住乡村生活和创业，大多拥有比较现代的经营理念、生活方式和艺术审美观，在乡村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村民，成为推进龙潭村民主体成长、成熟的一股新力量。

新创客移民入驻后，其对龙潭村艺术乡村建设的催化作用亦持续增效。当龙潭村民在艺术赋能的激励下，拂去自己身上的蒙尘，学会用艺术之“眼”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时，他们遂生成丰富细腻的艺术“心”——他们重新发现乡村的美，并透过有形的乡村，更清醒意识到了乡村中无形的、隐性文化的价值。事实上，龙潭村拥有相当丰富的在地传统文化遗产，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戏、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粬制作技艺及黄酒酿造技艺等等。在旧时的龙潭村，村民们偶尔会用“四平戏”表达对田事丰收或是节日庆典的喜悦，还会亲自酿造红曲黄酒于宴享中对饮，为农户注入几分欢乐而微醺的感觉。然而，艺术乡建的行动能量绝不仅止于此，乡村复兴最大的难题是触动村民主体产生内生性的文化寻根意识，珍贵稀缺、濒于消亡的地方性传统文化遗产承载着乡土文脉之根，唯有村民主体自觉重拾文化火种，方能真正领会乡土文化之厚重，以及乡土文明本体之价值。龙潭村的“四平戏”被誉为“中国传统戏曲的活化石”，它是由南戏声腔之一“弋阳腔”衍变而来的“四平腔”孑遗剧种，曾于明朝万历年间在江南多省盛行，在数百年的历史流转之中，“四平腔”在与其他剧种的相互融合中逐渐消失，唯有龙潭村的四平戏，因地处偏乡僻壤，加之是宗族祖传戏，方才得以保存至今，它鲜有曲谱，仅余少数手抄剧本，数百年来仅依靠村民艺人口传心授得以传承，现今仍保持原始的弋阳高腔特色和古朴的南戏表演风格。2018年10月2日，龙潭村四平戏博物馆正式揭牌，村民们第一次在展馆中集中展示祖传了400多年的四平戏。因为四平戏诞生于明代，村民们遂商议决定将四平戏博物馆选择坐落于龙潭村一幢明代古建筑中，林正碌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容器，这栋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博物馆”(20)李锐 ：《农民变身艺术家 放下锄头唱大戏》http://www.jinciwei.cn/b473630.html，2018-10-16，同时也承载着龙潭村历久弥新的曲艺文化精神。当地俗谚有语：“龙潭村鸡姆都会唱四平。”四平戏曾经是龙潭人重要的精神支柱，村里男女老少几乎人人会唱，辉煌时更曾是龙潭人的经济来源。自2006年龙潭村四平戏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村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复兴“戏窝子”，戏班子重新开班，吸纳中青年力量重组四平戏剧团。因为四平戏保留着“一人唱，众人和”的高腔传统，演出时往往是台上唱戏、台下众和的一派热闹景象，加之随意即兴的“插科打诨”式表演，甚至获得了来自异地的龙潭村新移民们的青睐，他们“或神情专注、或学着比画、或合着后台伴奏改编了举手投足”(21)周芬芳 ：《屏南四平戏，从老时光里传出的千古绝唱……》http://www.sohu.com/a/196877459_755048，2017-10-08。时至2019年5月，龙潭村已陆续修复落成四平戏博物馆、龙潭黄酒博物馆、粬埕保护遗址。村民们还先后举办了传统戏曲文化节、开酒节、农民丰收节等等当地特色节庆活动，因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正荡涤着每一个龙潭人的心灵，村民们进入了“放下锄头，即是艺术家”(22)被访谈对象：林正碌，艺术家；访谈人：王孟图；访谈时间：2019年9月 16日；访谈地点：福建屏南县双溪镇安泰艺术公益中心。的乡村日常生活中，在劳作与艺术的轮流交替中获得身心满足，这在村民主体中又注入了更具文化质感的生命力量。当村民群体开始关注理解乡村无形、隐性文化的价值时，开始有了守护、传承、推广的意愿，这是村民主体成长的一个全新里程，他们正自觉重建对乡村传统文化及技艺的敬畏感，期待以深厚的乡土文化母体来滋养和建设今日及未来之乡村，尽管未来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然而村民主体内心深处一股“信仰的力量”正在复苏。

三、如何看待处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关系

新时代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在实践形态、机制创新、生成效应等方面，已经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因此不应当仍以统一的标准来予以衡量，而是需要在乡村建设现场展开情境化、多角度、立体式的考察。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现实情境中，“村民主体”不仅仅是在自我觉醒、自我肯定、自我认同中成长。而且也是在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调适中成长，而在艺术乡建的多元角色身份参与者中涉及艺术家、村民、政府、企业、媒体、高校、规划师、新乡贤、志愿者等，亦存在着大量频繁的互动、对话、猜疑、合作、矛盾等等情况，在多维视角及话语的掣肘、博弈、磨合之下，“主体性”的边界一直在不断被突破，从一个个基于独立个体的价值判断逐步过渡融合为一个基于多元整合共同体的价值判断，遂在动态趋势中生成了一种具有“主体间性”色彩的乡建权力架构。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首先提出“主体间性”的概念，是在避免先验自我唯我论的嫌疑基础之上，将主体之间的可沟通性及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称为“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不仅确立了一种艺术审美的认识论，而且在更高层面上确立了一种哲学本体的存在论。(23)杨春时 ：《主体间性:从信仰主义到审美主义》，《中国美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30页。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话语转换，实质上意味着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认知及体验的深刻变革，更推动了学术研究视角从美学范式迈向了社会学范式。艺术乡建作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实践，是一个涉及艺术、经济、人文、生态、管理及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各权力主体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需要多方权力主体通力协作、合作共赢，从而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主体间性”的权力架构，推进生成一个相互理解、相互认可、相互依存的乡建共同体。换言之，村民主体是艺术乡建最重要的主体，但并不是唯一的主体，在漫长渐进的乡村复兴征途中不应当遮蔽和忽略其他主体的能动作用，方能达成一种多主体协同共存、平等互惠、包容呼应的乡建氛围。

在乡村建设的“主体间性”权力架构之中，最受关注的是艺术家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引导推动村民成长是一个显性事实，但容易忽略的另一个隐性事实是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成长以及相互挫折的可能性”(24)李耕、冯莎、张晖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人类学前沿观察——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二》，《民族艺术》2018年第3期，第76页。。在林正碌推广“人人都是艺术家”乡村公益美育理念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种全新的绘画教学方式：不重技法、重在体验，不重他证、重在自证。基于人人都具备的基本结构能力、色彩认知和视觉表现能力，林正碌绕过了传统美术教育的技术及理论研习，鼓励学员直接诉诸个人主观想法的独立绘画实践，他在绘画课堂上不做示范、不教调色、不教技法，唯一强调的是对光这一视觉本源的解析和判断，重点引导学员凭借肉眼分辨出光谱冷暖在空间与形体表面的微弱变化，即只有光学原理是绘画的基本原理，是客观原理，其他都可以是主观的，这让众多绘画“零基础”的乡野村民在短时间内即可独立写生，一年左右即有可能成为相对比较成熟的画家。但同时，林正碌这种“去专业化”的教学方法亦遭到诸多非议，认同这一理念并能够践行该绘画教学法的业界人士并不多，甚至林正碌自己的作品及其学员作品都曾被质疑“不能被称为艺术画作”(25)被访谈对象：林正碌，艺术家；访谈人：王孟图；访谈时间：2019年9月 16日；访谈地点：福建屏南县双溪镇安泰艺术公益中心。，但是这些否定性言论带来的挫折感远远比不上当地村民主体成长成熟所带来的获得感。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场域中，艺术家不仅仅只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社会实践者。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艺术乡建本身亦是一种行为艺术，是艺术表达及艺术生命成长的一种表现。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过程是艺术家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是艺术家个体生命在更广阔天地获得成长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与村民之间是相互成就、彼此耦合的一对辩证关系，当村民主体在不断成长试错之时，亦催化及反作用于艺术家主体融入地方社会的能动性，并将之内化为自身艺术能量和精神生命的升华。

在艺术家与村民之外，“主体间性”权力架构还涉及诸多其他角色，尽管在各地乡村建设实践中的角色并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一点在于，虽然村民是艺术乡建中最重要的主体，但是村民在乡村建设现场的话语权往往旁落，抑或是只有少数村民积极分子的声音被听见。相对于其他角色主体而言，现实中“村民主体”仍旧只是一个模糊的、被遗忘的、被选择的存在，而理论上的“村民主体”却是艺术乡建中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存在。为此，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中的多主体协同合作应避免两个极端化，既要自觉“祛魅”自我中心主义之强势姿态，又不能完全“让渡”自身的权力，在“主体性”边界把握上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自2017年5月以来，屏南龙潭村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型思维导向，在开放包容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建构生成了一种“政府+艺术家+原住村民+新创客移民”的“主体间性”乡村建设权力架构。其中，“互联网+”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龙潭村地方资源及其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和，在共享经济、新媒体及电商物流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传统地缘优势日益被打破，人人平等享有互联网经济红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龙潭村善于把握这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契机，在多元网络平台上广泛展示及售卖村民画作、手工艺品、农副产品、非遗元素文创产品等等，全方位展现着一个日新月异的“龙潭形象”。同时，在“政府+艺术家+原住村民+新创客移民”的多元乡村建设主体中，“艺术家”扮演着一个关键的媒介人角色，是推进其他主体之间互动、对话、和解的重要联结人，是点燃、嫁接及催生本地生命力的领军人物。林正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在龙潭村上下深入人心，最大限度地带动了各种身份角色之人都身体力行地将自己融入在地乡村建设实践中。当然，在多主体联动的乡村建设场域中，不同主体解决同一问题可能会基于不同立场而采取不同方法，而在沟通、讨论、妥协、平衡中试图寻求新出路，积极探索订立包含权力制约和责任赋予的多边协议，是龙潭村建立“主体间性”权力架构的一种尝试。事实上，“新创客移民”来到龙潭村生活和创业，势必会遇到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包括户籍、住房及子女入学等等问题。在屏南县及熙岭乡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下，龙潭村基于村内大量古建筑破败闲置和新移民入住需求的双重考量，重新制定古村落修缮方案，并实行创新性投融资机制，即古建筑修缮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新创客移民”作为承租人出资修缮自己所认领的老宅，每平方米仅需付每月1至2元的租金，政府还有适当的补贴，龙潭村的村委会居中办理代理租赁和修建事宜，老宅原屋主与村委会签订15年期限的租赁合同，“新创客移民”再与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这一创新模式不仅解决了“新创客移民”的长期入驻问题，为他们来到龙潭村投资兴业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破解了龙潭村古建筑“保”与“用”的积年难题，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古村形态和老屋完整，使得龙潭村大量古建筑得以破茧重生。2017年10月，龙潭小学在县乡政府及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复兴办学；2018年10月，龙潭村首批新移民已领到居住证(临时户口)，这些都为新移民的后续生活诸如医保、孩子入学等方面提供了方便，为他们获得身份认同感、归属感和真正融入龙潭提供了后续保障。龙潭村“政府+艺术家+原住村民+新创客移民”的多主体协同乡村建设，致力于为新、老龙潭人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彰显了对多主体及其代表的文化多样性的充分尊重，而且能在彼此参照和审视中形成对自身的文化反思，尽管在多主体内部可能因身份、职权、际遇、追求等存在诸多差异，然而归根结底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深耕实践中彼此成就的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更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持久的、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

结 语

新时代话语建制中的乡村复兴已进入一个如火如荼的阶段，从政府推行的“美丽乡村建设”到企业开发的“乡村旅游”再到专家倡导的“遗产保护”都在积极推进中，但在当代中国乡建宏大议题的合法性外衣之下，裹挟着太多以权力或资本为导向的“乡村改造”，而其“去主体化”的乡村建设举措急需一番清醒的冷思考。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屏南模式”始于“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美育理念，这一公益性在地艺术教育在乡村播撒下了艺术的种子，这是乡村建设希望的种子，及至其大树枝繁叶茂乃是真正有效的文化扶贫，它的焦点在于凸显“人”的本体尊严与价值，而不在于“艺术”本体的荣耀与繁华，是以“艺术”为纽带、为桥梁，以促进“人”的成长成熟为目的、为结果，通过艺术力量重新联结人与人、人与乡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唤醒在地村民的“主体性”，激活地方文化价值，凝聚“主体间性”的多股乡村建设力量，共同为乡村长远发展进行积极思考，并勇于担当和贡献力量。

艺术乡建不仅仅是成就一个旅游地、或是一个画家村、又或是一个创客村，林林总总眼花缭乱的乡村艺术表演、艺术节庆或乡村景观再造，都不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之要义。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宗旨不在于其审美建设，而在于其人心建设，在于“村民主体”之人心建设，在于“乡村建设多主体”之人心建设，在于对“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综合性把握。当然，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 “屏南模式”毕竟还只是一种地方性、小众化的实践尝试，中国乡村幅员辽阔、数量众多、地方文化庞杂多样，恐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复制乡村建设模板。但无论如何，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可探索的广阔空间之中，致力于重建一个凝聚乡情、乡愁、乡土味的新乡村，乃是乡村复兴和乡村建设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