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塔地宫出土铜镜的空间布局研究
——以陕西白水妙觉寺地宫铜镜为个案之考察

李彦平 冉晓旭

作为“供养七宝”之一的铜镜，在佛教中使用甚为广泛，菩萨、梵天手持宝镜，塔身、塔刹悬挂铜镜，天宫、地宫、塔身内放置铜镜。其中，地宫内放置铜镜的现象较为常见，延续时间长，在明清时期佛塔地宫中还有发现。目前发现较早的塔基地宫出土铜镜是在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481），石函内出土分属于五面铜镜的五块碎片，徐苹芳考述中国舍利塔基时提到这些铜镜是按照当时墓葬随葬习俗来施舍供养的①；刘艺在探讨镜文化与佛教关系时，从佛教在实用层面对铜镜的应用、在玄理层面对铜镜的应用、科仪之镜与玄理之镜的关系、佛教对镜文化的影响四个方面探讨了镜文化与佛教的关系，认为地宫用镜深受中国民俗影响，是佛教本土化在教义上最大的功绩②。关于地宫用镜的空间布局研究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因陕西白水妙觉寺塔基地宫出土铜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研究佛教用镜规律有一定的帮助，下面就以其为重点来进行分析。

一、妙觉寺地宫铜镜出土概况及位置复原

1996年，陕西白水妙觉寺塔基在基建施工过程中被发现，金银塔、舍利盒、舍利等珍贵文物被悉数取出，后经抢救发掘，基本探明了塔基地宫的形制，并收缴回大量佛教文物③。

妙觉寺塔地宫位于塔基正中，平面“凸”字形，南北向，由甬道和宫室两部分组成。甬道砖砌拱顶，与地宫连接处有木门，地宫平面近正方形，叠涩式顶，青灰色条砖平砌、错缝、内收而成，剖面倒梯形，顶部正中覆盖一方砖，四壁有彩绘，保存较差，仅存部分线条。地宫中出土石塔铭文及金银塔铭文，证实妙觉寺地宫的封砌年代为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比较特殊的是，在地宫中出土了9面铜镜，锈蚀严重，纹饰不可辨，位置与经常见到的不同。一面为菱花形，位置不详，直径18.5厘米，另八面铜镜均为圆形，镶嵌在地宫东、西、北三面墙壁深约2厘米的圆形凹槽内。东壁三面，一字排开，直径分别为10、20、10厘米；西壁一面，直径14厘米；北壁四面铜镜分为两行，第一行三面，直径分别为11、22、12厘米，第二行一面，对应第一行中间一面，直径10厘米（见妙觉寺地宫铜镜位置图）。我们根据发掘报告中地宫剖面图、地宫四壁高度和青砖厚度及劵门高度、劵门青砖宽度推测，第一行铜镜高度基本一致，大约距离地面130厘米，第二行铜镜高度亦相似，大约距离地面110厘米。

妙觉寺地宫墙面铜镜与凹槽一一对应，四面墙壁上也无铁钉之类可悬挂之物，所以排除菱花形铜镜悬置墙壁的可能。地宫没有出土石函，在地宫正中放置的是一座通高158厘米的石塔，石塔由七部分组成，塔身为八棱状石柱，高34厘米，内部凿空，放置一件高50.2厘米的金银塔。金银塔塔身高15.4厘米、塔座高11.8厘米，高于石柱近20厘米，当为拆分放置在石柱内，虽然发掘者没有提供石柱的宽度，但从图片可以看出石柱长宽基本一致，可见石柱内部空间不会很大，拆分后的金银塔放入之后基本填满，直径18.5厘米的铜镜不可能放置在石塔内部。结合同时期塔基地宫铜镜位置，我们推测，菱花形铜镜应该是粘接在地宫叠涩顶中央，因年代久远坠落地宫。因此，我们可以基本复原妙觉寺地宫铜镜位置：八面圆形铜镜分别嵌在西、北、东三面壁面，一面菱花镜悬置于地宫顶部。这种铜镜空间布局是在建设地宫前就已经规划好的，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地宫铜镜与地宫悬镜

为研究塔基地宫内铜镜位置，我们对历代塔基地宫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统计发现，出土铜镜的塔基地宫常见形制有竖穴类和横穴类④。竖穴类是在塔基中央向下挖掘竖直的土坑，或直接放置石函，或周围用石板、砖块堆砌，再放置石函，铜镜往往直接放在石函之中，如河北定县太和五年塔⑤、浙江杭州雷峰塔⑥、江西南丰大圣寺⑦等。横穴地宫的规模较大，一般由甬道、地宫两部分组成，中间有门连接，地宫内铜镜出土状态较为复杂，有三种形式。一是悬置，以粘接、镶嵌、系挂的方式使铜镜悬空；二是放置，摆放在地宫内或石函内部；三是悬置与放置铜镜同时出现。悬置铜镜状态有两种，其一是悬置在地宫顶部，如河北正定净众院⑧、江苏涟水妙通塔⑨，这类铜镜直径往往较大，最大可达30.9厘米；其二是地宫顶部与墙壁同时悬置，如河南邓州胜福寺⑩。放置铜镜位置也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摆放在地宫中，如浙江丽水宋塔⑪；另一种是摆放在石函之内，如山西临猗双塔寺⑫。悬置与放置同时出现的状态在山西临猗仁寿寺有发现，其地宫顶部和四壁墙面粘接铜镜，石函内又放置三面铜镜⑬。

与妙觉寺地宫出土铜镜情况相似的是山西临猗仁寿寺。地宫南北方向，砖砌，地宫平面方形，四壁涂抹朱色，中部各筑一门窗，门楣处用白灰各粘一面铜镜，东壁门楣左上方书写“塔宫”二字。叠涩顶以方砖收合，顶部正中用白灰粘接一面龟背纹铜镜，直径24厘米。地宫中央放置石函，石函内有银棺、绿釉舍利瓶、佛骨舍利，以及三面铜镜，地宫四周有石雕佛像及其他文物。据题记可知地宫建造年代为北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仁寿寺地宫共出土铜镜八面，分别位于地宫顶部、墙面及地宫中央石函，与妙觉寺地宫不同数量的铜镜镶嵌在三面墙壁上并以一定的方式排列的形式略有不同。

塔基地宫与墓葬之间关系甚为密切，徐苹芳认为从墓葬角度来看中国瘗埋舍利制度至唐代已经发展成为定式，一如墓室之制⑭。目前所见较早的在墓葬顶部悬挂铜镜的情况出现在浙江晚唐钱宽夫妇墓葬中⑮，在其墓葬后室顶部八边形暗窗中置一圆形铜镜。到了宋、辽、金、元时期，砖室墓墓室顶悬挂铜镜的做法更为普遍，出土的考古资料更多，覆盖的地域也更为广泛，但像妙觉寺、仁寿寺那样在壁面悬置铜镜的实例尚未发现。

从地宫顶部悬挂铜镜的现象来看，唐代法门寺是目前发现较早的。铜镜悬挂于地宫后室顶部，是崔庆可于大唐咸通十二年（871）发愿所造宝帐镜花的一部分⑯。与妙觉寺同时期的河北定县静志寺和净众院、江西南丰大圣寺、江苏涟水妙通塔塔基地宫顶部也悬挂铜镜。北宋时期，无论是形制还是布局装饰，地宫与墓葬的结合甚为紧密，两者相互借鉴，相互影响，铜镜悬挂在地宫或墓室顶端的做法较为流行，但形制不一，以圆形为主，也有菱花形、葵花形等，尺寸往往较大。妙觉寺地宫顶部悬挂的菱花形铜镜应与此相似。

三、佛教语境中的铜镜

铜镜作为日常用具，在塔基地宫中出现，有其特殊含义。人和物会把照射在身上的太阳光或灯光反射到平整的镜面上，镜面中呈现人和物的虚像，镜面又将光反射到人的眼睛里，因此我们看到了自己在镜中的像，这就是铜镜成像原理。铜镜的这一特性在宗教中也被吸收和利用，萨满教、道教、佛教中均重视铜镜的使用。

从实用层面看，世俗生活中铜镜的主要功能是梳妆照容，而佛教用镜不提倡照容的功能，甚至规定了照镜的“镜法”，铜镜是作为宗教法器来使用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映照。《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明杂诵跋渠法之十一》中对镜法有详细说明：“……不得为好故照面自看。若病差照面自看病差不差，若新剃头自照看净不净。头面有疮照看无罪。为好故照镜，越比尼罪，是名镜法。”⑰做堂内灌顶仪式时，铜镜是不可缺少的法器，第七个步骤为“持镜为说因缘照受者面。”⑱也就是说，在佛教教义及仪式中，只有在生病、新剃发、颜面生疮、灌顶仪式等特定时候才可以照镜，其他时间是不允许的。我们在雷峰塔地宫、灵石寺塔等佛塔中发现不少线刻铜镜，无论是线刻的佛像还是线刻的文字、发愿的图像，均刻画在铜镜光洁明亮、可以影人照物的正面，如雷峰塔地宫出土铜镜镜面刻画吴越国王钱俶和王妃孙氏发愿往生净土的画面⑲，灵石寺塔出土铜镜镜面刻画天王像及年代等文字信息⑳。可见佛教用镜并不注重其照容的实用功能，摒弃了铜镜映人照物的实用功能，更加注重铜镜的宗教属性，这是佛教用镜的特征之一。

图：妙觉寺地宫铜镜位置图

宣扬教义、广纳信徒是每一个宗教生存的基础，在佛教教义宣扬中，铜镜是重要的媒介，以镜为喻阐明佛法、佛理的实例非常多，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形成了完整的镜喻体系。《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卷上载：“如来法身，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以此为体，如镜中像，世间所见，随诸众生种种信力，如来示现种种异身。”㉑那些镜面刻画天王、观音等形象的线刻铜镜，不仅可以看到镜中的佛祖形象，而且反射光线时，光斑中也会呈现相应的形象，恰如佛祖由镜中显现。当然要想见到佛祖也不容易，首先要心如明镜，忘却世俗杂念，如心有杂念，就会像铜镜蒙尘一样，不见真心，佛祖自然不会青睐于你。《宗镜录》卷十八：“众生心者，犹如于镜，镜若有垢，色像不现，如是众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现。”㉒另外要坚持修行，才能有所领悟，就像磨镜一样，多次磋磨才能使镜面明亮。《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载：“即如磨镜一时遍磨明净有渐。万行顿修悟则渐胜。”㉓最后要一心向佛，把佛祖作为最高精神领袖，那么佛祖就会通过铜镜与信徒相见。《治禅病秘要法》卷下曰：“尔时应当先想佛影，见金刚际。金刚幢端，有摩尼镜，过去七佛，影现镜中。”㉔《佛地经》中还总结出镜与佛智相吻合的特性，如“又如圆镜极善摩莹，鉴净无垢，光明遍照”“又如圆镜与众影像，非合非离，不聚集故”“又如圆镜周莹，其面于一切处，为诸影像遍起依缘”等。㉕为了引导众生多做善事，佛经中还有记录和评判世间善恶的业镜，以决定人们轮回后的幸福与惩罚。将抽象深奥的佛理佛智与民众熟悉的铜镜本体特性、磨镜过程结合起来，通过镜喻把佛理具体化，强调修行者要心怀佛祖、坚持修行、一心向佛，佛祖就能由镜中出现。可见，在佛教教义中，已经形成了一套严谨、系统的镜喻体系，涉及沟通佛祖、如何修行、生死轮回等诸方面。

因此，地宫中出现铜镜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见到法门寺地宫中崔庆可等善男信女施舍给寺庙以达到祈祷平安、保佑健康、希望来生不受劳苦等愿望的铜镜，也可以见到一些僧人慕缘舍入寺中的铜镜，甚至寺庙之间还有铜镜赠与。但是，妙觉寺墙面镶嵌的铜镜并不是简单的僧俗信众施舍的财物，而是地宫自身结构的一部分，在地宫设计规划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铜镜的使用和功能，并为这些铜镜留下了固定的、显眼的放置空间。也就是说，妙觉寺地宫铜镜已经成为整个佛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妙觉寺地宫铜镜的空间布局解读

妙觉寺地宫顶部悬挂一面铜镜，东、西、北三面墙壁各镶嵌数面铜镜，尤其是三面墙壁上各有一面较大的铜镜位于一个水平面上，以其为中心，或只有一面大铜镜，或有二面或三面较小的铜镜环绕大铜镜，似有一定的分布规律。临沂仁寿寺地宫铜镜稍有不同，四壁粘接铜镜两两相对，但也呈环绕状朝向中心。这些铜镜均镜面向内，镜镜相对形成镜影互相重复、重重相入的多重虚幻影像。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空间事先规划并悬置铜镜？在整个建造地宫、安放舍利等一系列佛事活动中这些铜镜起到何种特殊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佛经中找到一点线索。

《楞严经》卷七载：“取……合土成泥，以涂场地。方圆丈六，为八角坛。坛心置一金银铜木所造莲华……取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华钵。镜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炉，间华铺设。庄严香炉……以奉诸佛及大菩萨。……于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像……又取八镜覆悬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涉……第三七中，于十二时，一向持佛般怛啰咒。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镜交光处，承佛摩顶。即于道场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㉖这是佛祖和阿难的对话，阿难告诉佛祖自己蒙受如来的教诲，心智已开，希望建立道场，佛祖告诉他以这样悬置铜镜的方式建立坛场，在第三个七日，即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十方如来会在镜光交接之处摩其头顶，达到“身心明静犹如琉璃”的修行效果。结合妙觉寺地宫出土铜镜的特殊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妙觉寺地宫墙壁悬挂的那些互相映照的铜镜形成了一个坛场。坛场是佛事活动中常见的一种仪式，不同的活动中其布置是不同的，一些坛场活动中是要用到铜镜的。

妙觉寺地宫坛场用镜数量、位置和铜镜形制符合建立坛场的要求。首先，不同坛场用镜数量和位置不一。《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之一中提到需用“若乐如法洗浴时，应作坛场方八肘……幡盖庄严悬缯彩，安在坛场之四边，复于坛内置明镜，利刀兼箭各四枚。”㉗《孔雀王咒经》㉘和《阿吁薄俱元帅大将上佛陀罗尼经修行法仪轨》㉙中记载的坛场均需用镜四枚，放置在坛场四角。《诸佛境界摄真实经》卷下之《修行仪轨品》记载坛场用镜需要“门外左右各立一柱，柱上安五明镜，如满月轮。”㉚而在《佛说陀罗尼集经》卷十二《佛说诸佛大陀罗尼都会道场印品》中，庄严道场及供养具支料度法中规定要阔一尺的大镜二十八面，小镜四十面及琉璃、珍珠、金银瓶等多种宝具，严饰道场㉛。其次，坛场一定使用圆形铜镜。《佛地镜》中从多个方面强调圆镜与佛智的吻合。《维摩诸经略疏》卷七《问疾品》曰:“镜形圆满，像应随圆，若不圆满，当知其像不与镜合，亦不与形合。”㉜意即镜形圆满的话，映照的像也就圆满了，同样佛祖由镜中与信徒见面也是圆满的状态。另外，我们在佛教教义中经常会见到圆融、圆教、圆觉、圆明的字样，一些法师还以圆镜、圆鉴为法号，是教徒追求功德圆满的表现。圆形铜镜一直占据中国古代铜镜形制的主流，而铜镜的圆形与佛教强调的修行圆满是一致的，坛场使用圆形铜镜也有追求坛场法力圆满的含义。妙觉寺地宫坛场用镜八面可能是根据建立坛场的目的和需求而定的，均为圆形铜镜则符合坛场一定使用圆镜的要求，表达坛场建立者追求圆满、希望坛场达到预定目标的愿望。

妙觉寺地宫坛场与其他坛场一样，无论是使用铜镜还是建立坛场，都有其特殊的作用和含义。《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载：“今于道场证知一切世间无常即真常理。犹悬镜高堂万像斯鉴。”㉝道场中悬挂明镜就像高堂悬镜一样可以照见世间万物。《方等三昧行法》之《方等秘法具六缘第一》记载：“行法缘者，月八日十五日可入道场……请二十四像并座，各高一尺。缯幡二十四口。古镜一面以镇道场。”㉞妙觉寺地宫中虽然没有使用古镜，但八面铜镜依然发挥着牢固道场、驱除邪秽的作用。《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宋元照撰)下二之《释钵器篇》载：“坐禅处多悬以明镜，以助心行，或取明莹现像，或取光影交射。”㉟僧人坐禅时悬挂明镜，能够提升心行，帮助修行，这里并没有说明铜镜数量，但“光影交射”似乎说明多面铜镜同时出现，会有更好的效果。妙觉寺地宫坛场中，第一行的铜镜高度一致，形成影影重重的效果。契合“含影之镜更入余镜，故有重重无尽义也。”这样追求圆满的需求㊱。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宫也是一种墓葬形式，只不过瘗埋的是高僧或佛祖舍利，而舍利“一谓大师身骨，二谓缘起法颂。”㊲是高僧在地下世界的代表。也许是佛门弟子希望成功的建立妙觉寺地宫坛场，驱除一切邪秽，帮助已故的得道高僧继续增加法力，沟通佛祖，达到圆满的最高境界。

五、结语

通过对妙觉寺地宫铜镜空间布局个案的研究，并对其他地宫出土铜镜资料的搜集，我们对地宫中铜镜出土状态进行了归纳，发现有三种状态：一种是悬置，以粘接、镶嵌、系挂的方式使铜镜悬空；一种是摆放，放置在地宫内或石函内部；三是悬置与摆放同时出现。这三种状态中以悬镜形式较为复杂，或悬挂在地宫顶部，或顶部与壁面同时悬镜。

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摒弃了铜镜映照容貌的世俗功能，利用铜镜能够呈现虚像的物理性能形成了一整套镜喻体系，一方面，佛门弟子借助铜镜，可以提高修行还可以与佛祖沟通，达到身心明净的效果；另一方面，佛门弟子又借助铜镜本身、磨镜过程、成像原理等，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向世俗信徒解释佛理、佛智，弘扬佛法，宣传教义，吸引信徒。

妙觉寺铜镜在地宫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在建设地宫前已经作为地宫重要部分加以规划设计，在建造中预留了安放铜镜的壁槽，成为地宫空间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预先设计安放铜镜的作法，不同于普通的施舍财物，显示了铜镜在整个舍利瘗埋制度中有其特殊作用。我们根据佛经记载，发现妙觉寺地宫悬挂铜镜形成坛场，悬置的铜镜是坛场中的重要法器，具有驱除邪秽、增加法力等功能。坛场用镜强调使用圆形铜镜，以突出佛教对圆满的推崇和追求，但对数量、大小、位置没有具体的要求，显得较为自由，可能是根据不同坛场的需求而定。目前我们知道的坛场有水月坛场、法华坛场、净土坛场、诸经坛场、楞严坛场、华严坛场、真言宗坛场等，遗憾的是由于妙觉寺地宫出土文物位置不详及资料所限，我们无法确定地宫坛场的类别，但妙觉寺地宫坛场形制特殊，功效独特，对研究铜镜在佛事活动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第252页；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第59-74页。

②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33-187页。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白水妙觉寺塔基及地宫的发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第14-30页。

④高继习：《中国古代舍利地宫形制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52-57页。

⑤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第268-275页。

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第4-31页。

⑦南丰县博物馆：《南丰大圣舍利塔地宫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89年第2期，第27-32页。

⑧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第39-51页。

⑨淮安市博物馆等：《江苏涟水妙通塔宋代地宫》，《文物》，2008年第8期，第20-32页。

⑩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等：《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文物》，1991年第6期，第38-47页。

⑪金志超：《浙江碧湖宋塔出土文物》，《文物》，1963年第3期，第24-29页。

⑫临猗县博物馆：《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3期，第35-53页。

⑬乔正安：《临猗县仁寿寺北宋塔宫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3期，第19-24页。

⑭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第59-74页。

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晚唐钱宽夫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⑰《大正藏》，第22册，第494页。

⑱《大正藏》，第45册，第2473页。

⑲扬之水：《雷峰塔地宫出土“光流素月”镜线刻画考》，《东方博物》第二十一辑，2006年，第6-11页。

⑳台州地区文管会等：《浙江黄岩灵石寺塔文物清理报告》，《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242页。

㉑《大正藏》，第12册，第240页。

㉒《大正藏》，第48册，第510页。

㉓《大正藏》，第36册，第1736页。

㉔《大正藏》，第15册，第339页。

㉕《大正藏》，第16册，第721页。

㉖《楞严经》卷七，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513-514页。

㉗《大正藏》，第16册，第665页。

㉘《大正藏》，第19册，第988页。

㉙《大正藏》，第32册，第1239页。

㉚《大正藏》，第18册，第868页。

㉛《大正藏》，第18册，第893页。

㉜《大正藏》，第38册，第659页。

㉝《大正藏》，第36册，第1736页。

㉞《大正藏》，第46册，第1940页。

㉟《大正藏》，第40册，第1805页。

㊱《大正藏》，第36册，第1735页。

㊲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