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书和面衣所见波斯锦

王 乐 赵 丰

波斯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国家，是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萨珊王朝（224～651）时期，波斯人更是掌握了世界贸易最重要的陆海通道，将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希腊、罗马和拜占庭联系起来。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波斯何时开始生产丝绸，但在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不仅从中国进口织好的丝绸，还大量进口生丝，按照萨珊式纹样织造丝绸。①汉文史料中记载了北朝至唐朝期间波斯锦曾作为贡物进献给中原王朝，②而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也出现了几条波斯锦的记录，这些都证实了波斯锦在这一时期的存在。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汉代属姑师国的领地，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公元5世纪下半叶，来自河陇的汉族移民在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国，直至640年为唐所灭，进入吐鲁番历史上的西州时期。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东南40公里处的戈壁上，包括阿斯塔那及与其连接在一起的哈拉和卓，是西晋至唐朝高昌居民的公共墓地。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文物，所出文书中亦有很多与纺织品相关的记载。

斯坦因最早注意到了其在阿斯塔那墓地所发掘出的丝绸上的联珠纹，在《亚洲腹地》一书中将这组联珠纹锦称作萨珊图案（‘Sasanian’ figured）丝绸，并主要从图案风格上将这些锦分为纯萨珊图案锦和中国仿制萨珊图案锦。③姜伯勤依据斯坦因等人的研究，认为吐鲁番出土的萨珊联珠纹锦面衣就是吐鲁番文书中的“波斯锦”面衣。④不过仅以图案为依据来判断织物的产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面衣上的联珠纹锦图案虽然看起来相似，组织却不尽相同，反映出的纺织工艺亦有差异。我们通过对吐鲁番出土面衣的统计分析，结合文书中的相关记载，从图案和技术两方面进行波斯锦的考证。

一、吐鲁番文书所见波斯锦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四件明确提到了波斯锦，按所出墓葬年代先后列举如下：

（2）72TAM170:9 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随葬衣物疏⑥

3 褶二枚领带故绯绫袄三枚领带具故白绫大衫一枚领带

4 具故白绫少衫一枚领带具故黄绫裙一枚攀带具

6 故白绫中衣一枚攀带具故脚靡一枚故繍鞾二枚故树叶

7 锦丑衣二枚故金银钏二枚故金银指环六枚故挝扮耳

8 抱二枚故绫被辱（褥）四枚故绯红锦鸡鸣枕一枚故波

9 斯锦十张故魏锦十匹故合䗍大绫十匹故石柱小绫

10 十匹故白绢卌匹故金钱百枚故银钱百枚

（3） 72TAM173:1 高 昌 延 寿 十年（633）元儿随葬衣物疏⑦

1 诸（朱）依（衣）笼官（冠）一具银眼笼一具波斯锦面依（衣）一具波斯锦被辱（褥）一具

（4）64TAM15:6 唐唐幢海随葬衣物疏⑧

1 白绫褶袴一具细布衫袴一具锦表计（吉）莫靴一两

3 一具诸（朱）衣农（笼）綰（冠）一具白练早衫一领白练衫袴一

4 具鸡鸣一具婆（波）斯锦面衣一枚银眼农（笼）一玉樊（攀）天思（糸）

6 禄弓箭一具樊（攀）天思（糸）万万九千丈

四件文书中一件是贸易文书，另外三件是随葬衣物疏。年代最早的文书75TKM90:29/1出土自哈拉和卓90号墓，该墓无墓表，所出随葬衣物疏无纪年，但有柔然永康十七年（482）文书，故此贸易文书的年代相当于阚氏高昌时期。另一件高昌时期的文书为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72TAM170:9），属于麹氏高昌中期。此外还有两件唐代文书，一件是阿斯塔那173号墓出土633年麹氏高昌晚期元儿随葬衣物疏（72TAM173:1）；另一件是阿斯塔那15号墓出土唐幢海随葬衣物疏（64TAM15:6），墓中所出纪年文书，最早为高昌延寿十三年（636），最晚为唐贞观十五年（641），故唐幢海必葬于641年之后，也就是西州时期，这件衣物疏也是吐鲁番出土有波斯锦记载的年代最晚的文书。

衣物疏记载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一些为死者生前之物，一些为随葬物品，而一些数量庞大的纺织品应该并不是真实记载，只是象征随死者入葬的财富。吐鲁番出土的三件衣物疏中共出现四次波斯锦相关记载，分别为：“波斯锦十张”（72TAM170:9）、“波斯锦面依（衣）一具”“波斯锦被辱（褥）一具”（72TAM173:1）“、婆（波）斯锦面衣一枚”（64TAM15:6）。从记载可知，当时的波斯锦或者用于制作面衣和被褥，或者作为财富象征随死者入葬。波斯锦的计量单位为张，而与波斯锦出现在同一件文书中的魏锦则是以“匹”为计量单位，它们与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疏勒锦和丘慈锦一样，都是以地区或国家来命名。中原地区的织锦自古以来就采用匹的规格，其幅宽一般在50厘米左右，魏锦应该是产自中原的平纹经锦，很可能是经由西魏传入高昌的蜀锦。⑨哈拉和卓第88号墓中出土的《北凉承平五年（506）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75TKM88:1(b)）记录了丘慈中锦一张，长度为9尺5寸，幅宽为4尺5寸；而另一件出自哈拉和卓第99号墓的文书《义熙五年（409）道人弘度举锦券》（75TKM99:6(b)）中所提及的西向白地锦，其半张的尺寸为“长4尺广4尺”⑩，单位换算后一“张”的长约为200～240厘米，宽约为100～120厘米。⑪总结起来看，这种以“张”为单位的织锦幅宽将近或略超过1米，长则将近或略超过2米。通常以“张”为单位的锦为纬锦，采用平纹或者斜纹纬重组织。

在6世纪之前的衣物疏中，面衣又被称为覆面，是衣物疏中普遍出现的随葬品，其材质主要有练、絓和锦。出土丝织物中具有完整形制的为数不多，其中以面衣特征最为明显，便于识别，而那些有图案的彩色小块织锦也大多数用于制作面衣。出土被褥的尺寸与以“张”为计量单位的锦的尺寸相仿，这类锦可无需裁剪直接制作被褥。

二、吐鲁番出土面衣所见波斯锦

面衣是覆盖在死者面部的纺织品，既有由单色素织物制作的，也有由彩色织锦和单色素织物拼缝而成的。通过对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纺织品的梳理，明确为锦面衣的实物有40余件。这些锦面衣通常以椭圆形或方形的锦为心，四周用单色绢缝一圈褶边，不过大多数出土时仅残存锦心。如表1。⑫

编号 文物编号 文物名称 织物结构 图案 年代1 72TAM186:18 对羊对鸡树纹锦面衣 平纹经锦 对羊、对鸡、树 麹氏高昌2 60TAM309:35 棋盘纹锦面衣 棋盘纹 麹氏高昌麹氏高昌 北朝同出543、562年墓表、543、548、562年文书3 72TAM170:12⑬树叶纹锦面衣 平纹经锦 树叶麹氏高昌 北朝同出543、562年墓表、543、548、562年文书5 72TAM169:14 牵驼胡王纹锦面衣 平纹经锦 对波联珠骨架、骆驼、狮、胡人、“胡”、“王”字4 72TAM170:66 对羊纹锦面衣 平纹纬锦 对羊纹锦面衣平纹经锦联珠环、对孔雀、“贵”字、对鹿麹氏高昌 北朝同出558年墓表、558、576年文书6 72TAM169:34 联珠对孔雀纹锦面衣 平纹经锦 联珠环、对孔雀 麹氏高昌 北朝同出558年墓表、558、576年文书7 66TAM48:6 联珠对孔雀“贵”字麹氏高昌 唐同出620年文书12 Ast.ix.3.02 联珠对马纹锦面衣 平纹经锦 联珠环、圈内：对马圈外：十字形花麹氏高昌 隋同出596、604、617年文书8 72TAM200:5 杯花鹰纹锦面衣 四瓣朵花、波折纹杯 麹氏高昌 唐同墓出612、620年墓表9 72TAM151:21 对鸟对树纹锦面衣 平纹经锦 对鸟、对树 麹氏高昌 唐同出620年墓表、609、613-614、620年文书10 72TAM151:17 联珠对马纹锦面衣 斜纹经锦 联珠环、对马 麹氏高昌 唐同出620年墓表、609、613-614、620年文书11 72TAM205:3 大窠马大球锦面衣 斜纹纬锦经线S捻联珠环、圈外：十字形花麹氏高昌 唐同出625年墓志13 Ast.i.6.01 联珠纹锦面衣 斜纹经锦 联珠环 麹氏高昌 唐同出632年墓志14 Ast.v.2.01 联珠对兽纹锦面衣 平纹经锦 联珠环、圈内：对孔雀/对狮、圈外：对鹿等麹氏高昌 唐同出632年墓志15 72TAM155:5 几何纹锦面衣 几何纹 麹氏高昌 唐同出 621～625、627、629、631～633年文书16 66TAM55:18 联珠鹿纹锦面衣 斜纹纬锦经线Z捻联珠环、圈内：鹿、圈外：花树 唐17 67TAM84:5 联珠鹿纹锦面衣 斜纹纬锦经线Z捻联珠环、圈内：鹿、圈外：花树 唐，同出574年文书、唐□□二年墓志18 67TAM77:6 联珠天马纹锦面衣 斜纹纬锦经线S捻 联珠环、马、骑士 唐19 Ast.i.5.03 联珠猪头纹锦面衣 斜纹纬锦经线Z捻 联珠环、猪头 唐20 Ast.i.5.b.01 联珠对鸟纹锦面衣 平纹经锦 联珠环、对鸟 唐21 Ast.vii.1.01 联珠立鸟纹锦面衣 斜纹纬锦经线Z捻 联珠环、立鸟 唐22 Ast.vii.1.06 菱格花卉纹锦面衣 斜纹纬锦经线Z捻 菱格骨架、心形、朵花 唐

表1：吐鲁番出土锦面衣

由于吐鲁番墓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数次被盗掘，目前仅有三个墓出土的面衣可以与随葬衣物疏中的记载相对应。其中一个就是出土了记载波斯锦文书的阿斯塔那170号墓，孝姿随葬衣物疏（72TAM170:9）中的树叶锦面衣与实物中的树叶纹锦面衣（72TAM170:12，图1）完好地吻合，对羊纹锦面衣（72TAM170:66，图2）则为张洪衣物疏中的“面衣一颜”。据此推断，上述两块锦应不属于孝姿衣物疏中的“波斯锦”。阿斯塔那169号墓为张遁（孝章）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了牵驼胡王纹锦面衣（72TAM169:14）和联珠对孔雀纹锦面衣（72TAM169:34，图3），均为平纹经锦。张遁 （死于558年）衣物疏（72TAM169:32）中记录了“细锦面衣一枚”，其妻（死于576年）衣物疏（72TAM169:42）中有“面衣一具”，但我们无法判断两件出土面衣分别属于谁。不过在文书《高昌重光元年（620）汜法济随葬衣物疏》（72TAM151:6）中我们找到了“细锦万匹”的记载，此处的“匹”与平纹经锦的计量单位相匹配。还有一个出土文书和出土面衣能相印证的墓葬是阿斯塔那205号墓，墓中所出大联珠纹锦面衣（72TAM205:3）应为《高昌重光元年（620）缺名随葬衣物疏》（72TAM205:2）中的“面衣一具”。遗憾的是，记录了波斯锦面衣的阿斯塔那64号和173号墓均未发现面衣。

表1收录的45件出土面衣的年代集中在6世纪下半叶和7世纪，也就是北朝晚期至唐朝。其中35件面衣上的锦图案明确为团窠联珠纹或以联珠构成骨架的类似联珠纹，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不过这些联珠纹锦的组织不尽相同：10件为经锦，21件为纬锦，四件组织不明确。经锦是以经线显花的经重组织丝织物，又可分为平纹经锦和斜纹经锦。在中国，平纹经锦是最早出现的锦的种类，在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已有发现。联珠纹面衣中也以平纹经锦出现最早，约在6世纪中期。斜纹经锦与平纹经锦在技术上的区别仅在于增加了一片地综，不过它的出现要晚得多，约在隋朝前后，可看作是从平纹经锦向斜纹纬锦过渡的跳板。面衣中的斜纹经锦数量不多，表格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为阿斯塔那171号墓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面衣（72TAM151:7，图4），该墓还出土了620年的墓表以及最早纪年为609年的文书。纬锦是以纬线显花的纬重组织丝织物，可分为平纹纬锦和斜纹纬锦。吐鲁番出土的联珠纹斜纹纬锦约占联珠纹锦总数的五分之三，并集中出现在唐朝。记载用波斯锦作面衣的两件文书年代也均为唐朝，且唐朝出土的38件面衣中有32件使用了联珠纹锦，并以斜纹纬锦为主，故可推测波斯锦即为联珠纹纬锦。

三、何稠仿制的波斯锦

从联珠纹面衣的织物组织来看，经锦，无论是平纹还是斜纹，都是典型的中国产品。斜纹纬锦的情况就比较复杂，虽然它们的表面都呈1/2斜纹效果，但根据经线捻向的不同，可以分为加Z捻的中亚式纬锦和加S捻的中原式纬锦。前者在出土实物中占大多数，图案较几何化，主题纹样造型较僵硬（图5）；而后者无论从图案还是组织上看都比前者精细很多。

图1：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树叶纹锦面衣

图2：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对羊纹锦面衣

图3：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联珠对孔雀纹锦面衣

图4：阿斯塔那171号墓出土联珠对马纹锦面衣

图5：哈拉和卓71号墓出土大联珠鹿纹锦面衣

图6：哈拉和卓77号墓出土联珠天马骑士纹锦

图7：木头沟出土联珠“花树对鹿”锦

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中原式纬锦出土自阿斯塔那205号墓，也是作为一件面衣（72TAM205:3）的锦心，纹样仅存部分联珠环与部分宾花。该墓还出土了620年的文书，但我们可以肯定此类锦出现的年代应该更早。联珠天马骑士纹锦（67TAM77:6，图6）是面衣中图案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件经线加S捻的斜纹纬锦，从残存部分可以辨认出一翼马和一回首的年轻骑士。其他同类型的锦还有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木头沟发现的联珠“花树对鹿”锦，从形状来看，其原本很可能也是面衣的锦心。图案采用大联珠环为团窠环，根据残存部分推算，团窠直径超过30厘米。团窠内是一对相向站立于花树下的大角鹿，虽然鹿的脖子上戴有联珠环，后面系着波斯萨珊风格的飘带，但鹿是典型的东方类型，身上有明显的斑点。树叶很像葡萄叶，枝干上挂着葡萄串，还有飞鸟点缀其间。树的主干上有一长方形，内排汉字“花树对鹿”及其镜像（图7）。该锦图案与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发掘的联珠对鹿纹锦面衣（Ast.i.3.a.01）上的图案非常相似，不过后者仅保留鹿头、鹿角、部分花树、联珠环和辅花。这组经线加S捻的纬锦上的图案是对中亚系统纬锦图案的模仿，但纹样更为精美，线条更为流畅，联珠环上的圆形圆润饱满，联珠环外的宾花华丽端庄。类似的中原式联珠纹纬锦在吐鲁番及周边地区还出土了若干件，团窠直径从13厘米左右到40多厘米不等。

史料中曾记载何稠仿制波斯锦，其祖上来自中亚粟特，为第三代移民。580年，何稠被杨坚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杨坚正式称帝后，便授其都督，又升为御府监，历太府丞。在这段时期，他的成就之一就是仿制了波斯锦，且仿制锦的品质超越了原物。⑮联珠环内套一主题纹样的图案形式来自波斯已毋庸置疑，尽管吐鲁番也出土了一些联珠纹经锦，但经锦上的联珠环通常较纬锦小，且构图较简单，无法与中原式纬锦相媲美；又中原式纬锦的年代均属初唐时期，再往后少有类似的发现，故它们很可能就是何稠仿制的波斯锦。

四、何为波斯锦

虽然依据史料中的文字记载，在萨珊王朝时期波斯已能够生产丝绸，但对这些丝绸并未有详细的描述，加之缺乏可靠的考古发现，故我们对于波斯丝绸的认识非常有限。为数不多的波斯境内发现的纺织品上的图案都是非常简单的几何纹，跟联珠纹都没有直接的关联。大多数对波斯萨珊王朝纺织艺术的研究是基于塔克·布斯坦（Tāq-e Bostān）浮雕中所表现的纺织品图案，不过由于浮雕年代为萨珊王朝晚期，且显示了过多的外来影响，所以并不能被认为是伊朗宫廷艺术的典型代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伊斯兰化之前的波斯，联珠纹并不作为纺织品或金属制品图案，仅是用于建筑上的装饰。⑯

与此同时，联珠纹图案的纺织品在波斯以外的丝绸之路沿线已发现不少，中国境内除了新疆吐鲁番，还有敦煌莫高窟和青海都兰，国外还有俄罗斯的莫谢瓦亚·巴尔卡（MoshchevayaBalka）墓葬群、埃及的安底诺（Antinoë）遗址等地。山西太原徐显秀（死于571年）墓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和马鞍具上绘有典型的联珠纹，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联珠纹纺织品图像。中亚粟特地区的壁画，如撒马尔罕（Samarkand）的大使厅和片治肯特（Panjakent）古城7至8世纪的壁画上也大量出现了波斯萨珊风格的织物图案（图8），其图案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中亚式纬锦相仿，有的精美程度甚至超过后者。所以尽管联珠纹图案总体上深受波斯艺术的影响，但一些曾被认为是波斯萨珊王朝的纺织品，现在则往往被归入粟特、拜占庭甚至是科普特织物系列。

图8：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中的织物图案（朱桐莹绘制）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中国史料中记载的波斯锦并不是直接来自波斯，而是通过滑国（嚈哒）、突厥或宾国（罽宾）输入中国。与此同时，波斯与中原却又交往频繁：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波斯与北魏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至522年，北魏共接待了十个来访的波斯使团；波斯的使者也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533）八月，遣使献方物，大同元年（535）四月又献方物；隋朝时波斯曾遣使随李昱入隋进贡方物；萨珊王朝灭亡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避居吐火罗并于674年逃入长安。⑰可以看出，从5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末，波斯与中国一直拥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期间波斯还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疆土日益扩大。或许我们可以推测，因为波斯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对于从西面来的锦统称为波斯锦。阿斯塔那出土文书中的“魏锦”和“波斯锦”或许分别对应了从中原和从西方传入吐鲁番地区的两种织锦的称谓。6世纪开始，中国织工开始采用波斯风格的图案，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经线显花技术；至隋朝则采用纬线显花的技术仿制波斯锦。而那些西方系统的联珠纹斜纹纬锦很可能是由在丝绸之路上充当重要角色的粟特商人带入，因为吐鲁番出土了大量麹氏高昌和唐西州时期的文书，这是粟特商人在高昌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但却没有任何波斯商人的身影。⑱

综上所述，波斯锦是以“张”为单位的斜纹纬锦，图案上以联珠纹为特点。经线加S捻的中原式联珠纹纬锦为何稠仿制的波斯锦，经线加Z捻的中亚式联珠纹纬锦为吐鲁番文书所记载和当地人所认知的波斯锦，图案受波斯艺术影响，但不一定产自波斯。真正波斯生产的锦可能更为精美，或与中亚壁画和波斯浮雕中所见相同或相似。

注释：

①B.A.Litvinsky et al,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I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6, p43.

②“普通元年（520），〔滑国〕又遣使献黄师（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2页；“〔开元十五年（727）〕七月，突厥骨吐禄遣使献马及波斯锦”，“〔天宝四载（745）二月〕宾国遣使献波斯锦舞筵”。[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71《外臣部·朝贡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9、11243页。

③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 (vol.II),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8, pp.672-680.

④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71-82页。

⑤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⑥同⑤，第143页。

⑦同⑤，第421页。

⑧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⑨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丝织品考辩》，收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编：《吐鲁番地域与出土绢织物》，奈良，2000年，第84-103页。

⑩同⑤，第95页。

⑪记载了以张为织物单位的吐鲁番文书的年代为5-7世纪初，当时的一尺约为25-30厘米。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27-234页。

⑫文物基本信息主要来自：《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织物分析主要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编：《吐鲁番地域与出土绢织物》，奈良，2000年。表格空缺处表示信息不明。

⑬阿斯塔那170号墓为张洪（孝寅，死于562年）与其妻焦氏（孝姿，死于543年）和光妃（死于548年）的合葬墓，考古报告中一个记载了5件面衣，其中4件为树叶纹锦面衣，1件为对羊纹锦面衣，我们怀疑是否有胸遮（缝缀在尸体盖布上，通常为小块方形且位于胸部位置）或其他物件混入其中。4件树叶纹锦图案相同，表格中只收录一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54-155页。

⑭哈拉和卓71号墓出土了两件纹样相同面衣，此表仅收录一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图版60-61。

⑮赵丰：《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文物》，2010年第3期，第81-82页。

⑯Matteo Compareti,Sasanian Textile Art: An iconographic Approach, Studies on Persianate Societies, 2005 volume 3, p143-163.

⑰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67页。

⑱同⑰，第67-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