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随时光

干亚群

下了一场雨，在我午睡的时候。一只蜻蜓，闯进屋里，那时我还躺在床上，隔着白纱帐，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

啪嗒、滴嗒，像是和音。屋里越发的幽静。

这是只红蜻蜓，头像一只缩小的电铃，老红，然后攒成三只熟透的番茄。这只是我一个通俗的比喻，就像看到手术后的胚胎组织，我会想到番茄汁。蜻蜓的眼睛，远不至于我打的蹩脚比方，它有许多的小眼，东西南北，皆在它的视域里。竹节样的腹部，却似乎空无一物。只是，左翼已残败，像是一架被流弹击中的飞机，摇摇欲坠。它努力着翔集的动作。虽然，始终不完整。

今天我休息，但下午三点要去一个村拆线，是一位绝育病人，她产后三个月在县计生指导站做的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童医生接到计生办的通知，五天后拆线。昨天，计生办的张阿姨来过，知道是我去，她一边说好，一边问童医生怎么不去。我赶紧截住童医生的话，说，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下村对我来说也是门功课。张阿姨呵呵笑起来，笑得很职业。早上，她又来敲我寝室的门，叮嘱我不要忘了此事。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下乡。

楼下人声隐隐，其间还有杂乱的脚步声，似乎是去办一桩没有底的事。然后，一辆拖拉机突突地奔进来。很快，又突突地跑出了医院，像是红色的叫声。可能是外伤病人。

医院里大多时候很闲，尤其是下午，似乎看不了多少病人。这并不是说医生闲，就没有病人。生老病死，祸福无常，不会因医生的存在而蹈空。

我到卫生院已经有三个多月了，可不知为什么始终高兴不起来。病人主动找我看病的很少，尤其是跟对面的童医生一起坐班的时候。我只好努力装作不尴不尬的样子，看看书，或望望窗外。窗外是一只花坛，零星种着一些花树，它们寂寞地长着，像种在寺院里一样。我在窗内，却无法静心。因为自己觉得不甘心。

与医院里的同事，我聊天也不多，虽然医院拢共只有14个人，我还是叫不全他们的名字。医院里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是学习，我总找个角落静静坐下，听院长读报纸，读文件，会后他们打牌，我上楼看书。他们空闲的时候，会一身白地聚到屋檐下，东拉西扯后会开一些荤玩笑，有时也会拿清洁工阿德开心，问他想不想要媳妇。阿德年近四十，孤身一人，偶尔要犯癫痫病。阿德每每听到这样的问话，一边装作要逃的样子，一边却咧嘴，头一点点勾下去。

病人来看病，看到我一个人坐在门诊，自言自语地说，医生不在。我知道她说的是对面童医生不在，可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她在门口似乎犹豫了一会儿，问，阿娣姐不在吗？我心想，刚才说没人，现在你在跟谁说话呀。因此，我没接过话。病人再次问，声音提得高高的，似乎对我充满了不快。我说，不在。我的声音确实有点冷。病人说，这小姑娘的态度这么生硬。说完，她有点气鼓鼓地走了。我坐在那里，也有些气鼓鼓。

蜻蜓似乎记起了来时的路，在仅留一指宽的窗缝里扑打着翅膀，显然，它想回去。可它东碰西撞。看得我心里一拎一拎的。

如果像蜻蜓一样就好了，肚子里空空的，根本藏不住气。

那天，我从汽车上下来，与我一起下车的人还有数个，我在他们中间，我的行李跟他们的编织袋、扁担、竹篮拥挤着，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搬下车。

很快，他们走散了，小站像一个豁了口的池塘，搁浅在午后的烈日下。

迎接我的是一只大黄狗。它蹲在离我约一米开外的地方，一根猩红的舌头吊在嘴里，微微抽着，眼圈上有一撮漆黑的毛，像是有人随意用毛笔蘸了墨水涂上去的，显得它的瞳仁有些枯黄。

它正看着我，或许是瞪着我。我无法理解它的目光，只能从它枯黄的瞳仁里解读它的眼神。或许我在它的眼睛里也是枯黄的。

我的头发有些零乱，因晕车一直靠在车座上，在县城转车后车子一直跑在山区的公路上，路面坑坑洼洼，有时车子跳几下，有时颠簸一段时间，偶尔才有坐车的感觉。胃被撑得胀胀的，似乎顶到了胸骨。我知道自己脸色极差。

它忽然甩了一下尾巴，又甩了一下尾巴，像转了两个半圈，然后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目光变得炯炯起来，好像我又成了某种东西。我别过头去。刚才还有几位下车的乘客，他们叽叽喳喳的，站在我旁边说了些话，一会儿散去了。他们把空出来的地方全让给了我，包括片刻的寂静。

我一只手皮箱子，一只手网兜，孤立地站在马路边。箱子里是我换洗的衣服，还有几本医学书籍。早上出門前我把昨晚拿出去的《组织与解剖学》再次塞进箱子，上车的时候不得不先把网兜提到车上，再把箱子扛进车里。

我茫然地看了一下四周，再次与狗的目光相撞。它霍得支起身子，朝前走了几步。我不由后退了几步。狗朝左迈了几步，脊背上的肉颤了颤，猛地扭过头来。这时，知了喳喳地叫成一片，有种笼罩一切的气势。就在狗刚才蹲过的地方有一棵大樟树，树冠像一顶巨伞，把周围的平房都覆盖在它的庇荫之下。不知在这棵树上停了多少知了。我呆呆地站在知了声里，脑袋里一片空白，似乎思维停滞在某个年龄段。

等我回过神来，大黄狗背对着我，屁颠屁颠地走了。

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啪啪声，似乎惊到了我。我闻声转过头去，在我的左前方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头上盖了一块旧毛巾，一直垂到脖子上。这块看不出颜色的毛巾，使她的脸上也看不出表情来。她的面前放着一只剥落了颜色的木箱子。她手里握着一块小木板，刚才就是她敲的。她见我正往那边瞅，又拍了几下，跟醒堂木似的。

“卖棒冰呃……”她吆喝起来，但她的目光冲着我。

她的吆喝，似乎慢慢推醒了我的记忆。刚才那几个下车的乘客，好像彼此在打招呼，表情软的，但怎么感觉那口气是很硬的，尤其是尾音，仿佛往下揿一个不可饶恕的瓜秧。不像我家乡人说话，后面总拖着一个“啷哉”或“啷咪”，类似于语文中的“吗”，语调是软软的。

“卖棒冰呃。”她边拍小木板，边叫喊，同时仍把目光推送过来。我实在没有食欲，连吃棒冰的欲望也没有。尽管太阳此刻正毒辣辣地罩着我，喉咙里火烧火烧的。早上五点从家里出来后只吃了半团的糍饭，连水也不敢多喝，有意不让胃充盈，可三个小时的汽车仍然让我晕了。

我提起箱子，把装有脸盆的网兜拎起来，一脚高一脚低朝马路对面走去，一团黑黑的身影缠在脚跟，无声无息。

啪啪的木板拍打着从我背后跟过来，听上去有些热乎乎，带着些许白晃晃。

我以为后面还会有“卖棒冰呃”。但后面是空的，同样也是寂静的。她的背后同样是寂静的，二间平房的车站里空荡荡的，像是被抽空的一副骨架，因路基高，使得这副骨架有点歪斜。

早上，當我从栅栏似的售票窗口拿到票时，有那么一会儿，对着票上的三七市这个站名发愣。家乡有句俗话一不管三七二十一，这话带有做事武断的意思，但有时也适合那些勇于坚持到底的赞美。在我记忆里，母亲常常拿这句话来批评父亲，而父亲也用这话来数落母亲。可他俩到底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兄妹拉扯长，还接受了高等教育。

以后，我将经常出入于这副骨架。一想到这儿，怅然再次涌了上来。

忽然，一阵锣鼓震天响地传了过来。我有些诧异，忍不住朝锣鼓声传来的方向瞧过去。原来是一支送葬的队伍。有一个中年人头缠白布走在最前面，手里捧着一张遗像，旁边有人打着黑伞，脸上是黑黑的表情。他俩背后是吹鼓手，锣鼓唢呐上缠着白布，除了吹唢呐的涨红着脸，其他人的脸上极其寡淡。有两个腰缠白布的人不停地往外撒纸元宝。一群身穿缟服的人哭哭啼啼地跟在抬棺材的后面。

我把箱子提到路边，人站到箱子的后面，随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汗。

很快，他们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哭声与锣鼓声飘了一路。有几只纸元宝，被风裹挟着飞过来，拂过我的裤脚，阴森森的感觉悄然袭来。

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告诉母亲。母亲早上出门前既在堂屋前的爷爷奶奶遗像前拜了三拜，又在观音像前上了香，求佛托祖宗保佑我出门顺利。

我提上箱子，拎着网兜往路东方向走过。身后知了声此起彼伏，叫得无边无际。

我起来，打开窗。外面的明亮，让室内的幽暗薄了很多。

风，忽地跑进来，蜻蜓一个趔趄，左翅便耷拉得很厉害，几只细脚不住地抖动，看上去像是比画着什么。可我没法解读它的意思，不知道它是恐惧，还是愤怒，或是疼痛。

我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翻了几页后，蜻蜓仍站在窗台上。其间，它又啪嗒了一阵子。我伸手，想帮它重新飞起来。手一触及它网状似的翅膀，它居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仿佛是我手术中的病人。我忙收回手，它慢慢跌向窗框，似乎那是一架滑翔中的纸飞机。

雨又开始淅淅起来。我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二时。

我匆匆下楼，到了产科门诊室，发现里面围着一群人，正与童医生吵，而童医生一脸的坏情绪，一会儿站起来争辩几句，一会儿倒向椅子，不言不语。有一个女的，脸色苍白，神情痛楚，瘫在折叠椅里，两只手捂在腹部，嘴里不住地呻吟着。计生办的杜阿姨也在，提着嗓子不住地劝这个，慰那个，可没有人听她的，有两个男的差点把拳头伸到她脸上。

原来，这个女的一星期前在童医生这里做了人流术，术后一直不太好，今天早上突然大量出血，还伴有腹部绞痛。于是，她男人叫了兄弟与老婆舅，跑到医院里来责问童医生怎么回事。童医生一看这阵势，忙让隔壁中药房的邹医生打电话给计生办。

我想从人群里过去，但根本挤不进。他们不仅吵得凶，而且手脚也凶，在童医生的办公桌上乱拍一通，耳边像是扔了一块块三角石，砸下去，跳起来。

这时，院长也过来了。院长似乎认识这个男的，大声地叫他的名字，让他好好说。那男的回过头，看到院长，虽然仍火气十足，不过拍桌子的手抽了回来。他说，袄叔，你来得正好，我老婆手术后人变成这样，要不要负责？院长说，负不负责不是你说了算，你现在还要不要你老婆好？旁边的几个人马上附和，当然看病要紧。院长说，那你们先出去，我们商量一下。人群里开始有些松动。我趁机挤了进去。

杜阿姨先看到了我，大大咧咧地问我手术后病人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什么？杜阿姨的嗓子有点哑，话听上去像是被撒了粉。我看了看童医生，童医生正气呼呼中。我小心翼翼地说，残留的可能性大一些。说完，我不由低下了头，不敢与童医生的目光相迎。

院长别过头去，说，童医生你觉得呢？童医生起初没接过话，室内有片刻的静默，静默得让人心里没着没落似的。童医生说，这个手术病人做手术时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而且子宫位置后倾，这么多天了突然出血这么多，残留的可能性大。

院长跟杜阿姨交换了下眼神后，说，那么你自己做手术，还是让别的医生做。他俩同时把目光对准我。我心里一紧，又一慌乱，手不由得去翻桌上的东西，却只翻到一张一星期前的报纸。

童医生猛地站了起来，说，我是不会做了。我是说过的，过了六十天的手术我是不做的。童医生的气还在，但神情却转向了抱怨与后悔。

院长问我，小干你来做？我点头不是，摇头不是，整个人尴尬地戳在那里。

这时，他们再次涌了进来。男人责问院长，商量得怎么样？难道要等死人了，才有结果？几个人立刻在旁边帮衬，声音像几条毛刺刺的绳子，在我们周围狂舞起来。

院长像是痛下决心似的，说，让小于给你老婆再检查一下。

一屋的人齐刷刷地把目光聚焦到我身上。我的手再次朝桌上翻东西，这次拿到的是一本处方。

不行，这个小娘我们不信任，年纪介轻，我们要转院。又是七嘴八舌。我再次感到热辣辣的物质往我神经与骨髓里钻。我无法甄别那叫羞辱，但硬物质正拼命地噬啃着我的神经末梢。

杜阿姨赶紧说，那我马上打电话叫车子，去县里做。我陪你们去。

乱纷纷的声音，总算得到了统一。很快，四轮车呼呼地开进来。

我像是发一阵呆，等我回过神来，周围已很静了。童医生也像是在发呆，脸上的坏情绪依然挂在那里。

绝育病人的村子在医院后面，并不难找，只是要过一个坡。计生办的张阿姨本想让村里的妇女主任来带我，被我拒绝了。两个陌生人，如果没有话，会很尴尬。没话找话，又觉得累。何况我今天休息，顺带还可以去看看风景。只是天公不作美，下了场雨，否则去爬山了。

整拆线包时发现碘酒棉球没了。我去拉敷料抽屉，里面也是空的。我问童医生棉球在哪里？童医生不响。我又问了一次。童医生没好气地说，我管棉球的啊。我一愣，之后，俩人都没怎么说话，寂静突然像塌陷一样，我站在这边，童医生在那边，彼此的沉默像一块跷跷板，却又各自拼命躲闪。

出了医院后，我突然加快了蹬的速度，挂在车头的拆线盒被撞得咣当咣当。身上的雨披被鼓起两片，哗啦哗啦，不停拍打着我的大腿。我忽然想到书桌上的那只红蜻蜓，出门前我没有關纱窗，它的天空不应该在我的寝室里。我直起身子，风呼呼从耳边跑过去，我感觉胸前的雨披紧紧地抱着我，但啪嗒啪嗒的动作，并没有消失。

雨密密地打过来，一会儿眼镜片上全是水汽，眼前白茫茫一片。我不得已，下车，用衣服的下摆擦眼镜片。我摸了一把脸，往下甩了几下，又抬起手背抹了一下眼睛，有点热。我戴上眼镜后又揩了揩眼睛，仍是热乎乎的。

我顺着山坡，继续蹬。一棵棵树像一会儿蹲在我前面，又一会儿站到我后面，在雨中泛出鲜亮的光泽。风一来，树林里噼里啪啦，仿佛树全绽开了表情。

过了陡坡后，路开始平稳。我放慢速度，踩几脚，歇几口。自行车像是驼着我，路过溪水，路过亭子。

大约十分钟后，我看到一座石桥，一边接着房子，一边连着路。桥下的溪水正哗啦啦地翻出白色的浪花。张阿姨跟我说过，看到桥，拆线的病人家就到了。可现在我看到的至少有好几座房子，不晓得哪家是。我过了桥，摸进一家院子，几个人正在搓麻将，旁边站着三个人，噼里啪啦的打牌声，比屋檐下的雨滴还响。

我过去，他们也没注意到我。我喊了几声，他们才把目光从牌上转移到我这里，他们愕然的表情，像是我是一张意外出现的牌。我问他们姓吕的住哪家？他们中有人几乎笑出声来，说，这里大部分姓吕，你要问哪家啊？我有些尴尬，因为我确实把病人的名忘记了。我说，是刚刚做绝育手术的。人群里马上有人应出声来，侬是来拆线的吧？跟我来。一个约五十多岁的一个中年妇女从桌后闪了出来。

她在前面，我在后面。这是卫生院新来的吧，还介年轻。背后有人在嘁嘁。

山里的房子像是戏场里的人，互相拥挤着。我推着自行车，一连经过了好几个院子。这时我觉得脊背很热，雨已停止，空气里散发出一种清香，跟小孩身上的气息差不多，我不由贪婪地吸了几口，把雨披的帽子摘了。

在一家屋檐下凉满尿布的门口立住，隔着一道篱笆，女人朝里喊了几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出来迎接。他脸上堆着笑，憨厚地叫着阿姐。女人说，医生来拆线了。男人忙把篱笆门打开，嘴里不停地道谢。女人既像是挖苦，又像是道贺，生了儿子，侬骨头轻了许多。男人嘿嘿着，没有还嘴。

我把拆线盒提在手上，跟男人迈进了门。绝育病人正在哺乳，看到我，让男人把婴儿抱走，谁知婴儿一松开嘴，就哇地哭了。男人抱不是，不抱也不是，可脸上仍荡漾着笑，一种发自肺腑的笑。我说，等婴儿吸饱后再拆吧。男人表示歉意，但快速地把孩子递给床上的女人。女人冲我笑了笑，吩咐男人给我倒茶。

我坐在屋檐下，那里有一把小椅子。刚才送我来的女人已经走了，也不知是他们家的邻居，还是亲戚。

院子里有一群母鸡，有几只腿上吊着红绳，缩在角落里，像是在打瞌睡。还有七八只踱来踱去，神情有些懒洋洋。看得我也有些懒洋洋。于是，我只好呷茶，一口一口的。对面有一只母鸡，它正啄米，脖子上的毛微微抖动着，偶尔停下来，用一只眼看我，样子有些认真。

半杯茶差不多进肚了，男人过来说，好了。我放下杯，进了里间。婴儿闭着双眼，脸红扑扑的。婴儿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绝育的切口很小，也就两针，而且愈合非常好。我拆线的时候，男的一直在旁边，跟刚才笑呵呵的神情不同，他紧张地问我还好吧。我说，很好。他这才重新恢复乐呵呵的表情。

我收拾好拆线盒，把雨披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准备回去。这时我发现自行车的前胎上有一坨鸡屎，还在冒热气。男的见了，忙从柴垛上取了一块抹布，执意要给我擦掉。我说没事，但他仍坚持，还取了半盆水冲了冲。

我出来后，桥边的那桌麻将仍在继续中，刚才陪我的女的也在，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全神贯注。

我原路返回。雨后，山中很清新，鸟鸣悠长，溪水淙淙，头上的云在慢慢裂开，一道金光从云层里射出来。我脚底轻，朝山下骑去。

上来时有一个拐弯，下去时发现多了几个拐弯。好在，没费多大的劲。我感觉自己愉快起来，把铃声摁得响响的。其实，路上也没什么人，除了看到有几只蛤蟆从草丛跳到路中央，又从路中央跳到草丛。

在山坡上看远景，完全不同于我在寝室里看景色，哪怕一片云，它的变幻也比在窗口丰富得多。我不禁有些惬意起来。

忽然，我的自行车硌到了一块石头，前胎瞬间往上弹了起来，车头不由朝左侧歪。出于本能，我拼命把车头往右拐。砰，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疼痛让我大脑一片空白。像是短暂的失忆，我在地上躺了几分钟。等我慢慢用手撑起身子时，自行车的前轮还在转，车头被拧成了一条麻花，拆线盒被压在底下。我往下瞥了一眼，顿时一阵冷汗，旁边居然有一堆乱石，如果滚下去，被摔成生活不能自理是大概率。

一只花青蛙，正鼓着眼睛，在我的一丈前。我摔倒的动作、情形，肯定被它突灵灵的眼睛看到了。不知为什么，它居然不逃，还大胆地瞅着我。

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除了大腿与膝盖的疼痛还在持续，胳膊与背部的痛慢慢在撤退。我卷起裤腿，膝盖上已磕破了皮，点状样的出血点有碗口那么大，我又看了看肘部，没什么大碍。我扶起自行车，车头已歪得不像样子。我用两腿夹住前胎，把车头拧了过来。

青蛙陡然一头扎进水里，水里有一团青苔，看上去像是石头顶着一蓬乱发，青蛙半个身子隐进青苔，而后半个身子露在外面，两只胖腿，不住地划，水面上荡起一个个漩涡。然后，它不见了，只有绿稠稠的青苔，还在那里左右摇晃，像是很滑很滑，可落在心里，怎么都像是堵。

我用右脚配合左脚，蹬了几下，车能骑，痛也能忍受。我重新系好拆线盒，用手拭了拭眼睛，一种叫泪的液体，慢慢浸出眼眶……

回到医院，已是快下班的时间。童医生仍坐在那里，我进去，她没有抬头。我一瘸一拐走进产科门诊，把拆线盒放回手术间，出来时，她满脸惊讶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摔了一跤。她不由地啊了一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问我摔得怎么样。我说，还好，就是膝盖那里磕破了皮。她过来撩起我的裤子，看了看，说，去外科涂点红药水吧。我嘴里嗯嗯着，但并没有去。

我上楼回到寝室，蜻蜓趴在纸上，上面写着“尾随时光”。这是我准备想写的一篇散文，已经写了很多次，但每次写到一半都放弃，只是这个题目，我一直很喜欢。

蜻蜓的头歪向一侧，圆圆的眼睛，无神地睁着，一道金色的光芒，从窗外照进来，落在蜻蜓的左翅上，比右翅更加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