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与中和

郜奇英

【摘 要】中国武侠片大多呈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和它的辩证思维，即“道”与“和”。“道”可分为“天道”和“人道”，“中和”即“中庸”与“和谐”。武侠片中所表现的传统艺术精神有其现实层面与精神层面，本文从“道义与中和”两方面细化探讨中国武侠电影哲学理论知识方程，以及对它的延续性和普世价值的总结与反思。

【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武侠片;侠义精神;道义与中和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0-0004-04

贾磊磊曾言“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类型影片。”[1]的确，武侠电影之所以在中国的类型影片中独树一帜，是因为它特有的武侠体系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紧密结合。它以伦理道德作为行为准则，以道义与中和作为理念和价值追求，二者一外一内相互对应，共同作用于中国武侠片的理论范畴。

一、老庄与孔孟之道：“智侠”与“仁侠”

“侠”最早产生于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崩坏，诸侯割据讨伐此起彼伏。在时局动荡、战乱纷扰之际总要有人出世平息打破这一纷扰局面，于是“侠”这一角色就应运而生了。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乡曲之侠、闾巷之侠”颇加赞扬，因为在这些侠客们的身上或多或少体现出儒风或者道义的风范“侠肝义胆、行侠仗义、侠骨柔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谓儒侠多“仁”，道侠多“智”，[2]大抵出于此。

中国武侠电影中呈现的“智侠”与“仁侠”往往不是独立或者自成一派的体系，而是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虽并行不悖又不尽相同。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探索了有关自我发展的儒家和道家哲学间的张力，共有的“形而上学”思想与“自我修为”[3]观念的对比。暂且不以电影为论，“卧虎藏龙”本身就极富有哲学意义，一“卧”一“藏”呈现出主体在同一空间或者不同空间的两种状态，即“盘踞”与“潜匿”，伏隐之间已经产生空间上的阻力，而这必然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

电影中从李慕白身上就可以看出他是儒道两家的兼修者。李慕白退隐江湖闭关修炼的目的是要“得道成仙”，显然这是道家所主张的“道法自然”，讲究人与宇宙的关系，退隐江湖就是“无为而治”，然而内心的欲望使他并没有得道的感受。在竹林大战中，他看出了玉娇龍本心性善，要求她拜师学于武当门下并教授她正确的武当绝学。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的“性善论”和“师德教育”，因此李慕白的思想又是受制于儒家礼制的。而俞秀莲所奉行的“忠和孝”更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受婚约限制而不得不压抑内心的情感，这是她所奉行的“夫忠”，恪守传统礼教劝说玉娇龙不能忘记父母恩德随性而为，让她改邪归正。这是她所遵循的“孝行”。

《英雄》讲的是一个关于信仰，关于为了信仰和理想献身的故事[4]。在张艺谋看来，作为一个武林侠客，不仅仅是需要高强的武艺，还应该有高尚的人生境界，有对人间疾苦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和抱负，这才是“仁侠”的表现。而在武术动作方面，他用非常东方式的方法把武术内容拟人成为“水上打乒乓球”的效果，折射出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滴水和世界的概念，通过微小的事物来折射整个宇宙[5]。残剑没有杀秦王，成为飞雪心中的遗憾。因为此时的飞雪还只是原始意义上的侠，内心只有除暴安良与个人恩怨，所以她的心中还残留着恨。当无名面对和残剑相同的选择时，他们的结果也是相同的。为什么无名练剑十年终究还是没有刺秦成功呢？无名向残剑求字就已经预示了结局。重“侠”而不重“武”，重视精神意义简略武术形式。在张艺谋看来，“侠”的意义是高于“武”的。“侠”中包含道义与尊严，而武术只能作为“侠”的一种承载工具。

《英雄》的武侠世界是张艺谋精心营造的充满诗意的武侠奇观，它不是严肃的历史正剧，而是“东方童话”式的历史寓言。继《英雄》和《十面埋伏》之后，张艺谋的《影》开启了新一代“中国水墨画卷”式的东方特有的艺术展现。《影》不掺杂任何西化的元素，呈现的是典型的东方味道。在这部电影中“侠”的本质意义并没有被改变，“侠”（电影中的“境州”）仍然是被当作辅佐政治的工具，而他本身又是各种因素混合的“集合体”，忍辱负重、爱恨情仇、国仇家恨统统交织在他身上。外部环境促使“侠”走向逆反道路，从而导致“侠”本质的拆解。 电影本身只保留了故事原有的框架，用东方最古老的哲学思想“阴阳”作为电影核心元素之所在。早在《英雄》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家哲学的影子，诸如以上所提到的用一滴水折射整个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而这次是完全将道家“智侠”的“真身”表现出来。消极、阴暗和具有破坏性的“阴”，以及积极、明亮和富于创造性的“阳”可以说是将道家的“阴阳”理念发挥到极致[6]。电影中多次体现道家“阴阳”这一观念。真身与影子幻化为阴阳两极，都督与境州两人一阴一阳。都督想要破杨苍刀法，但杨苍刀法刚烈只能以柔克刚，都督阴险狡诈而杨苍忠诚磊落，表面上二人依旧是“一阴一阳”。就都督一人而言，他人性也表现为“阴阳”两面，一面是劝境州报仇救母的慈悲“正人君子”，另一面又是争权夺利自私阴险的无耻小人。

可以看出，张艺谋不再扮演一个“文化窥探者”，在他的武侠片中不再出现西方元素和东洋特色，从《英雄》到《十面埋伏》，我们多多少少都能看到日本元素的影子。而从哲学思想上，看张艺谋的“武侠”是一个从“儒侠”到“智侠”渐变的过程，而张艺谋的这种“智侠”表现更多的是一种谋略。有论者言“武术正是融汇道家思想以道为体，以武为用，道武合一，以阴阳辩证为基本思想，追求天人合一，内外兼修的武术体系。”[7]那么张艺谋做到了。

张艺谋的武侠英雄有着一个成长过程，而王家卫则直接将“儒侠”的风范展露出来。《一代宗师》中的儒风侠义：武以侠而传，江海万流开始笔;道因情则久，风云一代证宗师。在王家卫看来“武术”是外在，而“侠义”是内在，“侠”之所以为“侠”是因为他以武以德走江湖。叶问遭逢乱世不得不以武为生，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教功夫不是街头卖艺，所以无瓦街头不教，舞狮抢炮总会打架闹事，更何况争强斗狠，无非为了一个红包，有失斯文。”显然他的侠义中包含仁义之道。丁连山说“要学会温、良、恭、俭、让”这是儒家传统接人待物传统美德，前尚有“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作为行为准则，不难看出丁连山教导叶问先从人做起，再谈侠风侠义。

二、和而不同与权衡有度：“无法”与“武法”

由于“侠”的存在，才有了“江湖”的出现。“江湖”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政治化的名词而是一个时代影像概念化的缩影。侠客在江湖上独领风骚，凭借自己的能力造就一个不同于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是非标准[8]，在江湖上不讲法律，只讲规矩。“江湖”表面上“无法”（不受法律约束限制），实际上却有其“武法”（武术及其运动体系）的阈限，真正的江湖也有其两面性。

《一代宗师》里“江湖”的实际意义被扩大，“武林”不再是一个人的武林。“无法”于无声处听惊雷，“武法”内敛格局以小见大。叶问是侠，不出风头、不图功名;深谙事故 、不谙世事;不党同伐异、以人划线，与侠同质但并不苟同。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武林无法但武法有度。金楼一战让叶问成名，虽方寸之地但来者各有千秋;一招一式万般变化，时局动荡又造就一番乱世情怀。武林以“武”为约束，以“度”为权衡。叶问一辈子没挂过招牌，对他而言武术是大同的，武术应该只论功夫不论门派，千拳归一路。虽欲与大同，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武林中亦是如此，“和而不同”便成了不同帮派之间共同的行为准则。至于“无法”自有规矩定夺，至于“武法”还尚有武学体系运转。

《英雄》里无名没有刺杀暴虐的秦王，为救天下苍生而弃诺言（破规矩），杀身以成仁。他显然已经破坏了江湖上的规矩，这使长空、残剑、飞雪等人的牺牲毫无意义。然而电影想真正影射的是其牺牲之后所换来的普世价值。无名练剑十年终成“十步一杀”的绝学，可以说刺秦近在咫尺，但在天下苍生与家国恩怨之间，无名做出了一个权衡：民族大义为先，国仇家恨在后。无名有其“武法”，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内心的隐性约束，当问题上升为道德层面，这种武法体制不得不对其形成反约束，这也是遵循其内心的体现。

电影《师父》江湖讲规矩，规矩有好坏。有侠的人未必有武，相反，有武的人未必有侠。武的理想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理想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武是手段，侠是目的[9]。电影中耿良辰是一个暴脾气的街头混混，陈识收其为徒，他脱离脚行并坏了“天津街头不亮铁器”的规矩，被一顿毒打。耿良辰虽武艺超群，但他称不上“侠”，有武的体系却无侠的境界，更别提侠风之所在了。为了振兴“咏春”，陈识让耿良辰在天津武馆挨家踢馆，虽然获得了名声，但显然他挑衅着整个民国武林。“太顺理成章的事情，总有危险”这句话在他身上展露无遗，连踢了七家武馆让他出尽了风头，也是他最终悲剧的来源。陈识说“我是一个门派的全部未来”，功夫的传承是其根本。在他看来武林的边界、分寸感极其强烈，不逾矩、知进退才是做人的本分。最后天津的“长巷之战”陈识“伤人不伤命”，切磋“点到为止”，武与侠的理想境界他都有了，他与武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内心的困惑与自醒终使他成为了“逃亡之侠”。江湖是个讲规矩的地方，不遵守规矩必然遭到淘汰，无论是误杀还是谋杀，耿良辰的结局便是最好的证明。但反过来讲，规矩是由人制定的，它的好坏自然由人定夺，孰是孰非，有时候侠也不好评判，所以侠选择了逃避。

三、天人合一与天地同和：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

武侠片会中会有这样一种体现，电影的结局总是这样，真正的侠往往隐于江湖，江湖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待尘埃落定、众流归海，寻一方净土（心灵纯净之地）探寻人生真谛归真寡世，无爱亦无憎。儒家文化讲究“出世入世”的情怀，更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品格。道家以“道”和“德”作为信仰和行为实践的总原则，追求的真善美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10]。

有人把“天人合一”作为一种理想，即人与最高本体“天”合为一体，并把这种合一作为人的认识、道德修养以及社会政治的最高理想。[11]试想一下，在电影《英雄》中如果无名刺杀秦王成功了，那么天下将是怎样一种局面;又或者说无名将刺秦作为毕生理想，那么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难道仅仅局限于报得国仇家恨然后归隐山林吗？对于侠客而言，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其价值远不止于此。

武林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百家争鸣”。侠客们无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外在形式终究物化为内在精神。说其“有心栽花”是侠客们愿意为做某一件事情而付出代价，甚至不惜付出生命，“无心插柳”是偶然发生的某一事件加快了时机的成熟。在做出一系列的选择之后，那些世事情怀、快意恩仇或飘零或消散，正所谓“春华落尽，满怀萧瑟。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当世事都变成过眼云烟，化为虚无，天地与自然和谐，侠也就达到了一定的人生境界。

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价值观[12]，強调多样性的统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演变皆是如此。儒家文化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准则是“和”的思想，追求实现人与人及社会的和谐。人对痛苦、对灾难的这种普通的退避心理是电影艺术创作中应当特别注重的。[13]细看中国武侠片，它虽包含着多种文化体系及其种类，本土传承也好，中西结合也罢，彼此之间间或颉颃，输入或输出一种文化价值观，但其根本不变在多样性中保持统一，最后强调“和”（仁和与人和）的结局，也是能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的。

江湖虽自成体制，但也渗透着千年的道德规范，即“忠恕之道”（道德与武德）。侠也是人，也需要一种社会法度来约束，而不是在“无法”的江湖中任意妄为，这种法度显然不是政治赋予的，而是道德人伦的束缚。一味地打打杀杀不适合真正的江湖，真正的江湖往往隐藏于人的内心，“忠恕之道”是从正反两面来概括修己及人的要求与内涵。道德是衡量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武德是习武之人言行操守准则，道德与武德皆是内在精神物化的产物，侠的蜕变将“道德与武德”融入其精神领域，成为其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它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的学说。天地同和即天地与自然和谐，表达一种平衡而又对立统一的哲学关系。侠客们的最终追求要么选择“出世”，要么达到一种超脱生死的境界，前者是脱离世俗，往往是在武侠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结局，后者“超脱生死”即为“涅槃”，想要获得超脱那必然要有面对死亡的觉悟，《卧虎藏龙》便说明了这一点。

四、结语

武侠是“古老的东方特色”，不是东洋特色，更不是西洋武法。它植根于中国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所呈现的虽是一个理想化的超凡世界，却予以世俗价值与人生真谛。它的缺点在于：首先，它极少从人类或人性本身来传递其普世价值[14]，“道”根于宇宙，要求超越一切相对价值以实现绝对价值（带有偏激性），儒家所说的“和”的含义最后演变为“融合”“调和”，轻视斗争，认为斗争没有价值，这就陷入了严重的片面性。其次，内在精神的反复表现将道义与中和置于最高层次，忽略了人的主观性和参与性的结合，以及参与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平衡关系[15]。西方人多追求的是一种极限美、极致美，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中，我们一直推崇的是“天人合一”“中和之美”的和谐美。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协调，而并非极致[16]。然而这种“极致”没有使其产生良好的审美体验。

所以，武侠片虽然都以人（仁）为载体，将武侠道义、道德伦理融入其中，却很少体现作为人本身的生存（权力）与自由，反而大多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担当被动道义的接受者。而作为观者的我们，大多数意识局限于传统艺术精神的本源意义，而不考虑其附加意义，这便减少了其普世价值。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展现，非中国武侠片莫属，因为武侠片以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为依托，进行诸如人性、生死之类各种意义的探讨，能不能依托其讲好一部中国故事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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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罗伯特·阿普，[加拿大]亚当·巴克曼，[美]詹姆斯·麦克雷.读李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27.

[4]张会军.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创作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238.

[5]张会军.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创作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246.

[6][美]罗伯特·阿普，[加拿大]亚当·巴克曼，[美]詹姆斯·麦克雷.读李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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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智华.武侠片观念辨析[J].电影艺术，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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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纵横[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58.

[14]转引自李义杰.武侠电影的叙事符号及价值表达[J].东南传播，2014（4）.

[15]转引自 [韩]林泰胜.儒家象征—先秦儒家审美中的權力因子与象征因子（提要）[D].北京大学，1997.

[16]杨娟.论美国西部片与中国武侠片中崇高与壮美的审美体验[J].长江学刊，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