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知行”之“知行”之义及其对师德建设的启示

史余强 蒋福军

摘要：在研究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及其教育思想时，其名字的变化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陶知行”之“知行”之义绽放出自身耀眼的光辉与价值，对师德建设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知行合一;陶行知“知行”之义;师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9）06C-0077-03

一、引言

在研究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及其教育思想时，其名字的变化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陶行知先生原名文浚，后因深受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等心学思想的影响，改名知行，后再改为行知。“知行”之义在当下凸显出超越时空的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知行合一”。2018年5月，在北大师生座谈上，习总书记要求大家“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如何理解“陶知行”之“知行”之义？其对当下师德建设有何启示？对此，笔者撰文以表一管之见，也以此为师陶研陶尽滴水之力。

二、“陶知行”之“知行”之义

“知”“行”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是我国哲学史上历久常新的论题，其中涉及伦理观与认识论等方面，历代哲人对此的诠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伦理观来说，“知”是指天理良知，“行”是指道德践履。从认识论来说，“知”是指理论、知识，“行”是指实践活动。在我国古代，哲人们侧重于从伦理观方面阐释“知”“行”涵义及其相互关系。

陶行知先生对自己名字的更改，缘于他对“知”“行”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理解的变化。1910年，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因崇拜“立德、立功、立言”之圣王阳明，又深受其“知行合一”等心学思想的影响，陶行知先生的名字由“文浚”改为“知行”，成为王阳明及其心学的追随者与践行者。

探究“陶知行”之“知行”之义还要从王阳明心学说起。王阳明心学主要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构成。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提炼与总结。王阳明的良知之说脉承于孟子。孟子在《公孙丑上》提出了“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体也。”仁、义、礼、智等犹如人的四肢，是天生就有的。其在《尽心上》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人性本善，良能、良知不是从外界学来的，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善性。

王阳明继承与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在王阳明看来，见到父亲自然知道孝顺，见到兄长自然知道敬重，见到幼儿掉进井里自然产生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推而扩之，儒家大力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等就是良知，就是《大学》开篇所讲的“明德”。良知人人都有，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罪犯、巢贼等也不例外，都能被教育感化，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只要良知清澈明亮，不受玷污，个体就能按照良知的标准付诸行动，达“知行合一”之境（圣人之境）。但大多数人的良知之镜往往会被私欲之尘遮蔽，导致行为与良知不符，甚至相悖。个体只有时时处处省察克治，勤于拂拭，才能克除“心中之贼”，良知之镜才能明亮无尘，境界才能得以高远，品德才能得以高尚。“陶知行”之“知行”主要属伦理观范畴，“知”为良知，是人天生就有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行”是在良知指引下的道德践履，“致良知”就是“行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知”“行”本为一体，不可分割。知而不行，不是真知，真知就有真行。“知行合一”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三、“知行”之义对当下师德建设的启示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的职业决定了其需具备“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而师德是教师职业的灵魂。当下，各类有违师德的事件时常见诸媒体，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断出台师德建设的文件，要求加强师德建设，这充分说明了师德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何真正提升教师群体的师德修养？面对这一重要课题，笔者认为，“陶知行”之“知行”之义对当下师德建设具有穿越时空的启示意义。

（一）信任学生，以仁爱施教

“陶知行”之“知”即为良知。仁爱是人天生固有的善性，是良知范畴的重要因子。人应不断地存养、扩展心中的那份仁爱。作为一名教师，更要播撒仁爱的种子。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德国大教育家赫尔巴特说，当孩子不值得爱的时候更需要爱。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做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用爱与信任去教育与引导学生，成为学生的好朋友与贴心人。

爱的最好证明就是信任。以职业学校学生为例，据调查显示，大多数职校生存在学业基础薄弱、学习动机不足、学习能力不强等状况，加之不少学生因父母长期在外务工而成为留守学生，缺少家庭关爱与教育。“入学后，有些学生渐渐显现出习得性无助的行为与心理，缺乏自信，有的甚至存有自卑与逆反，没有努力的方向与目标，没有奋发向上的动力，纪律意识淡薄，自律性差，道德观念模糊，自私冷漠，目无师长，我行我素。有的沉湎于电子游戏，有的陶醉于谈情说爱，有的满足于吃喝打扮。”[2]作为教师，面对这些弱势学生时，不能放任自流，敷衍塞责，更不能为泄一时之气，对他们挖苦讽刺，动辄进行校纪处分。“那样做只能走向教育的反面，给学生心灵烙下伤痕。”[3]一定要充分相信孩子自身成长的力量，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心去接纳他们，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满天下”的情怀去感化他们，用陶行知先生“四块糖”般的教育艺术赏识学生，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励学生，以此唤醒蛰伏于学生心中向善向上的良知，进而促其发奋努力，砥砺前行。职业学校的学生多半是因为无法考取理想高中而不得已来之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存在不小的困难和挑战。针对这种状况，学校力行仁爱教育，教师心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之信念，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对弱势学生给予更多的关爱、信任与帮助，点燃伏于学生心中的奋发向上之火。

（二）师德践行，以行动立效

对于知、行关系的认识，以南宋朱熹为代表的一些理学家认为知先行后。这种认识产生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知、行脱节，很多人热衷于读书穷理，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道德践履。“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赏而内禽兽”[4]。面对当时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以此明圣学，正人心，匡时救世。“知行合一”思想最闪亮之处是对道德践履的重视。“行”是“知”的表达。只有道德实践，才有良知的彰显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道德的实现是由行动，而不是由文字。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道德不仅是美好观念的集合，还必须有现實的行动支撑。

师德建设不能仅仅表露在口头上、文件中，而应落实在教师的行动中，要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建构高尚师德。“教育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对学生成长而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言教不如身教。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通过实验证实，在学生道德行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模仿学习起着强大的影响力。教师的一举一动犹如穿石之滴水，学生会效而行之。教师必须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铸造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教师应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和学生的每一次作业，让学生感受到“敬业”;真诚地关心、接纳、帮助每一个学生，让学生感受关爱也学习关爱他人;自身勤奋努力，在专业上不断成长，激励学生奋发努力;在教育改革与教育创新的实践中竭力探索，让学生学习责任和担当。

（三）省察克治，不断提升自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不足，也难免会犯错误。因此，应时常反省自身，觉察警醒，及时修正自身的不足或错误，以达自身的不断完善与超越。这种智慧就是省察克治。王阳明先生告诫弟子：“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5]在省察克治的过程中，遮蔽良知的自私贪婪之心、倦怠浮躁之心、傲慢愤怒之心等就会被克除。良知就会因之而得以明亮，符合良知标准的行动就会得以产生，知行合一之境就能得以实现。这个过程是个体道德修养得以提升的过程。许多名人习惯于写反省日记，在反省中“克贼”、诚意、正心，不断提升思想境界。美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有习惯每天晚上对自己一天来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通过反省，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最终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当下社会充满各种诱惑和试探，在这样的境况下，教师更要三省吾身，防恶念于未萌之先，克恶念于方萌之际，立志教育的初心才能得以彰显，立德树人之责才能得以生成。反之，良知就会被玷污而不明，心随物迁，行动就会迷失方向。

师德建设不能“坐而论道”，不能“纸上谈兵”，如何知而行，行促知，知行合一，是师德建设的关键。教师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教学观和学生观，注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师德践行和省察克治，如此，人生境界自然得以高远，心灵品质自然得以提升，师德修养自然得以建构。

参考文献：

[1][4][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3]蒋福军.基于王阳明心学的高职生优秀品德的构建[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8（2）.

责任编辑：徐丽华

收稿日期：2019-05-05

作者简介：史余强，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江苏宿迁，223800）党委书记，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及中国古典哲学;蒋福军，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江苏宿迁，223800）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及高校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