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同理心还原人物
——女性人物报道的采写体会

□ 文/王丽丽

内容提要 本文总结了采访撰写女性人物报道的实战经验和心得体会。通过三个各有特色采访案例的推进过程和思考过程，展现了记者通过不拘一格的细节收集与展现，让读者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的人物报道写作思路和实现路径。

自2004年创刊时起，《检察日报·声音周刊》第四版即用来刊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物报道，至今已有15年。我在编辑部工作期间，作为周刊编辑记者，奔赴祖国各地采写了上百篇人物稿件。也许因为我是女生，在采访那些优秀的女性时，总会有更多提问，总会有更多感受，总会更能体会女性成功的不易。在这些人物报道中，我总是试图通过不拘一格的细节收集与展现，让读者感受到女性丰富而强大的内心，感受她们非同寻常的精神世界。

一、写出女性的坚韧

2006年8月，全国妇联举办妇女论坛，我坐在旁听席上，看到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女嘉宾把手举得高高的，获得了发言机会：“我是全国人大代表闫傲霜，我一直关注妇女问题……”她的发言结束后，上午的讨论也结束了，我赶忙跑向她，问是否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她给了我手机号码，拍拍我的肩说：“咱们短信联系吧！”

于是，几天后，我出现在了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她的办公室里。此时的她是刚刚就任的丰台区副区长，而此前，她是一名物理学者。

读书时，从北大、北师大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闫傲霜从本科读到了博士。从政后，她从丰台到西城，又从西城到了北京市科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她把握住每一个机会，经历公开选拔考试，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现在的位置。

从她的讲述中，我选择了一个最打动我的小故事，将其写进了报道中，小标题起名为《起诉签证官》。那是在1992年，闫傲霜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药学系学习，她的爱人申请到英国探望，被拒签了两次。原因只有一个：英国移民法有个古怪的规定，如果男方在英国读书，女方要来陪读，来多久都不加限制；而如果女方在英国读书，男方只能探亲，而且极容易被怀疑为有不归倾向。闫傲霜的爱人就是因为被签证官认为有不归倾向而两次被拒签。闫傲霜作出了一个让周围的朋友都“难以理解”的决定：起诉签证官。这起案件在英国开庭，闫傲霜作为她爱人的代理人，闫傲霜导师的儿子作为律师。结果，闫傲霜赢了！5个月之后，英国的移民法修改了，在留学生陪读的问题上，实现了男女平等。

她没学过法律，就敢在异国他乡打官司，是多么勇敢！她竟在英国打赢了官司，还促进了移民法修改，这又是多么智慧！多次采访过她的我，在前几年，一直认为她有天分，她聪明，所以她做什么事都顺风顺水。直到有一天，她回复我，这次采访，你到人民医院来吧！

我在病房里面见到的她，是一张刚刚做完手术的没有血色的脸，她的房间里摆放着接下来要用的恢复性器械。她示意我从桌子上拿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文字材料。那时，我意识到我之前的理解错了——有天分的人很多，但要取得成功，把天分打磨成实力，没有超乎常人的精神境界与努力进取是绝不可能的。

我将这些细节记录到了人物报道当中，我想读者也会有所共鸣。对于读者来说，比起看到人物报道中主人公成功后的种种事迹的宣告，也许他们更希望看到这些人不同寻常的内心世界，看到他们如何一路走来，尤其是他们尚未成功时的那些经历。正如我采访过的麦康森院士所言，一个人总能走到他应当走到的位置。我想，这些因与果、表象与内在，就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职业的关系，能够观察到并记录下来、分享给读者的。而读者自会有他的思考和结论。

二、写出女性的隐忍

作家石楠，是我到安徽合肥采访一起高检院抗诉案件结束后，又到安庆市采访的一位政协委员。虽然联系不多，但我非常敬重她。

我从合肥乘坐长途大巴车，在安庆车站下车，走进一个老旧的居民区，在一个普通的单元房里面，见到了68岁的石楠。听她讲述一个个苦难的人生。

石楠是地主的女儿，十几岁时便无法继续学业。从小五金厂到麻袋厂再到毛毯厂，石楠的工人生涯足足有20年，她在安庆图书馆阅读中外名著也整整坚持了2 0年。而石楠笔下的潘玉良也曾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被卖为雏妓、纳为小妾，动不动就被人戳着脊梁骨侮辱人格，最终成了巴黎的知名画家和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

石楠对我说：“我在图书馆工作时偶然间听到了潘玉良的故事，她喊出的就是我压抑了20多年的心声啊！”她写出的《画魂》轰动了全国，当时便印刷了几十万册，20多家报纸刊登连载。

穿越到石楠的那个时代，穿越到她笔下的潘玉良的那个时代，我会在浑浑噩噩之中猛醒而有所珍惜。前者潘玉良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她一生奋斗，为的是赢得平等，赢得艺术和生活。后者石楠写《画魂》时，已经43岁，在此之前的20年里，她戴着一顶地主女儿的帽子，受尽冷眼。也是在这20年，她用浸透着血泪的奋斗，升华卑微的生命。随后，她得到了写“潘玉良”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并由此开始给那些为人类生存和繁衍作过伟大牺牲、却被历史的尘垢和世俗的偏见淹没了的才女们立传，从那些人的故事里，她一次次地看到自己，欣赏自己。石楠说：“为什么人要到世界上来走一遭？人不是来享受的。来一次总得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东西。”

石楠的思想和经历让我在采访时热泪盈眶，我对石楠的写作，就是围绕着深陷苦难、品味苦难、书写苦难、释然苦难的过程。选择这样一种视角，也是想将苦难这一人生话题与读者做一次心的交流。文尾的点睛之笔，在于这样一个细节：“记者翻看她的相册，对比20年前的那些照片，当时已68岁的石楠反倒更显年轻。”我继而写到：“曾压抑的苦闷，不该长留心中，是的，她早涅槃。体味与记录苦难者的人生，石楠获得的不仅是对苦难的理解，还有对苦难的解脱。”本文通篇是苦难，结尾却跳了出去，这样组织是“一语双关”的，既是事实，也是我别有心意的安排。

三、写出女性的通达

到安徽大学采访全国政协委员韦穗之前，我照旧在网上搜集她的资料。搜得好辛苦，但没找到多少内容。于是就灵机一动写了这样一个文章开头：韦穗从来就是一个低调的人。当了十年全国政协委员，十年安徽大学副校长，有关她的报道，只言片语。

韦穗当时没能如愿和姐姐一起留在南京工学院当老师，而是被分配到安徽巢湖一家工厂当工人。比起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留德归国时受邓颖超接见的姐姐韦钰，妹妹韦穗的经历要曲折一些。我在文中安排的那一句转折“曲折的经历并没有让韦穗变得尖刻，甚至没有让她对人对事多一些戒备”，就是作为记者的我，所找到的记录韦穗这位女性的第一个支点。

韦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直言：“对清华、北大、中科院，整个社会有着迷恋一般的信任情绪。在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和安徽大学共同争一个项目的话，前者得到的机会要大得多。”

“人家的平台好，那也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我们自己也要积累平台。”“国家要重视小人物的发展，让他们通过努力在科研上获得一定的地位。”“现在，国家也在逐步转变观念，慢慢会更好些。”万事当头，韦穗都能呵呵一笑。这样的一些直接引语加上“呵呵一笑”的细节，让整篇文章处于一种轻松的讲述氛围，读者仿佛就能感受到韦穗校长那种自然又自在的状态。

毕竟是在工厂里忍耐过8年的人，韦穗很清楚，太多的斗志需要时间、坚持和忍耐，她经常教育教师学生：人不能没有追求，但不要钻牛角尖，什么日子都能过，好多坎儿都得经历一把。也许是天性使然，韦穗在工厂时过日子的“过法”，很特别，她并没有把苦日子当苦日子过，也并没有整天沉溺在对逃脱的期盼中。

□ 本文作者王丽丽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提问。

“每天读点书，但也没有太想过，这种日子到底有没有头这种问题。那时就觉得生活也还好，工作也不是很忙，工人们讨论的话题是鱼怎么烧好吃，也蛮有趣。”“当时的愿望是当个科学家。但实现不了，怎么办呢，日子照旧，该笑就笑，郁闷了就发泄一把，睡一觉忘掉所有不如意。没有一个事情是绝对好，或者绝对不好的，我当时就这么想。”

韦穗身上的通达和随遇而安，是最感染我的，我在采访中抓到了很多她自然流露出的细节和瞬间，写入了报道中。到了一定年纪，人也许会悟到，生命不过是一段自然的旅程，也许甚至自有安排。身为一个渺小的个体，你的人生不过只能顺势而为，不需要钻牛角尖。况且，无论做什么工作，放松的好状态都是发挥自我的基础。自由的状态才能产生灵感和悟性，时刻紧绷只能愈加束缚自我。记者通过筛选细节，所展示出这样一位自信直率、通达透彻的女性，以及她的活法、想法，就是想传递和分享给读者这样一些人生理念。

我到报社工作已经14年了，每年写大量的采访报道，有些东西写过了就淡忘了。唯有这些人，她们总是留在我的记忆中。她们那一句句点睛之语，不仅点亮了一篇报道，更点亮了我的人生。

女性之间，总会有更多的相通和共鸣。我会从她们的故事里、她们的眼神里，她们的执著与坚韧、痛苦与超脱里，一次次地反省自己、感悟人生。感谢这样一份编辑记者的工作，让我有见贤思齐的机会，也让我这个成长在温室里面的“80后”，充满着对自我不足的自知，对继续前行的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