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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极化与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庞金友 本文节选自《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国家极化代表着当代欧美政治的最新变化，是当代欧美诸多政治危机的重要源头，虽未从根本上撼动欧美政治的根基，但确实改变了一些政治观念，松动甚至颠覆了一些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原则和习俗。它尚未成为政治的主流，但却能量超强，影响力十足。

首先，国家极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极端形式和变态发展。国家极化在民主体制和框架内孕育，成熟后又反噬民主。若没有民权观念的广泛普及，平等理念的深入人心，领军人物的登高一呼，广大民众的普遍参与以及新兴媒体的推波助澜，国家极化现象不会出现。一旦时机成熟，国家极化又成为冲击和挑战民主的利器。实际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自古有之，国家极化在欧美的疯长和扩张，恰是在当代民主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多维联动和加持中出现的。

其次，国家极化的冲击和挑战是长期的、持续的。国家极化的出现是经济分化、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只要这些根源不除，国家极化就不会消失。乐观地说，国家极化会持续到这些影响因素的彻底消除；悲观地说，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家极化也许不会将人类社会拉回那个类似冷战格局的时代，但掀起一幅覆盖全球的“极化铁幕”却是完全可能的。国家极化暗含分化、激化和裂化的政治风险，对崇尚理性、宽容的政治原则是一个挑战，对倡导和平、发展的国内政治是一场危机，对注重合作、双赢的国际秩序是一波冲击。更何况，它的影响和后果还在慢慢显现。

再次，经济极化是国家极化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出现经济极化，也并不必然出现国家极化。然而，但凡出现国家极化现象，必有经济极化为其基础和条件。这意味着，经济极化如果控制不好，容易使极化现象向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扩散和蔓延。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极化的后果，最大程度回避国家极化的风险。

最后，国家极化使当代欧美各国民主政治生活遭遇困境和危机的同时，也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强监管改善了中国网贷市场的有效性吗？

济南大学商学院 冯素玲，刘会敏，杨杨 本文节选自《管理评论》2019年第6期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网贷市场的有效性，但网贷市场仍然没有达到弱式有效。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假说，市场有效的前提是法律健全、透明度高、竞争充分以及投资者理性。目前网贷行业的相关规则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其效果的发挥仍需时日。

以《指引》为例，其对网贷平台信息披露的规定对于降低网贷市场信息不对称、提升市场透明度有着重要作用。但是要求所有的网贷平台在短期内都能达到《指引》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在2018年3月份对上线时间超过四年的成熟平台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规范情况进行过调研统计，发现完全达到《指引》要求的平台仅有寥寥几家，而40%的网贷平台披露的指标数达不到《指引》要求的一半。

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场透明度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言中描述的市场恐慌现象。正是由于出借人对所投资平台情况缺乏深入了解，市场中问题平台引发的负面消息就会导致出借人对所投资平台的不信任，并给平台运营带来流动性压力。这种非理性的恐慌可能使原本经营稳健的平台陷入困难，从而引发市场中的连锁反应，并形成不同程度的市场失灵。

踏脚石策略与中国企业出口增长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鲁晓东，易敏 本文节选自《财贸经济》2019年第7期

本文从出口企业面临较大外部不确定性的事实出发，研究了基于时间和空间踏脚石策略来对冲外部风险、促进企业出口增长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就市场进入而言，首先，新出口企业开拓市场的积极性高于持续出口企业。如果企业已经出口到特定市场的周边国家，那么企业成功进入该市场的可能性更高，踏脚石策略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具有积极影响。其次，目的国的经济特征和企业自身的特点也是影響其市场进入决策的重要因素。最后，外部踏脚石对企业的市场进入都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

就出口增长而言，首先，新晋出口企业在第三年的出口增长快于同期在位出口企业。如果目的国是企业的首个出口市场，企业在该市场的出口增速将会放缓。其次，目的国有利的宏观环境、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规模较小等特征将会使该企业在特定市场的出口增长更为显著。最后，外部踏脚石效应对企业出口增长的影响较小，仅市场踏脚石能够促进企业在特定市场的出口增长。

就市场退出而言，新晋出口企业在第三年退出市场的可能性高于同期在位出口企业，无论该市场是否为企业的第一个出口市场，企业的退出决策不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会通过出口少量商品对目的市场进行试探，如果能够成功生存下来，企业的出口数额会迅速增加，而一旦遭遇失败，企业会迅速退出这一市场。

地方变迁中的民族主义—基于殖民地广州湾的考察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唐朗诗 本文节选自《复旦学报》2019年第3期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至少到明代以后，中央王朝利用政制设置、意识形态教化，地方社会通过宗族制、正统化民间信仰，共同将广州湾（今湛江市，编者注）逐步整合到大一统体系中，地方社会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认同，具备了稳固的宗族制社会结构基础。在遭遇外来殖民侵略和冲击时，正是这一国家认同和宗族力量为地方民众提供了反殖民抗争的文化和组织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重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也需要借助和改造宗族组织、人际关系和传统资源，将个人成功地动员加入现代政党组织和民族革命事业中，才得以渗透进地方社会并取得最终胜利。

本文对殖民地广州湾历史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视原生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范式。一方面，民族主义既非现代建构的全新产物，广州湾民族主义与传统的国家认同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性，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仅仅凭借革命者的建构，就可以短时间内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动员起来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亦非一种天然或古老的事物，广州湾民族主义受到了殖民冲击、地方组织或政党动员的影响，而展现为变动和演进的过程。它既是反殖民主义，也是“国家建设”的民族主义，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

广州湾的个案也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是如何在地方上形成与演进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分崩离析，曾经的殖民地也没有在帝国主义强制下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许多有过殖民经历的后发国家中，其国境线有着“人为塑造”的痕迹，这些国家与“该地区从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两者间几乎没有或者一点没有匹配之处”。这种情况与历史上的殖民地划分密切相关，是被帝国霸权强制塑造的结果。

广州湾的地方史表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虽然受西方殖民所刺激，但它受到过去历史的框限，并非是近代建构与想象的产物，也就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最终没有形成以西方政治经验为模型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