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与“经典”的距离

杨传召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体制教育，关于“什么是‘经典”“以什么方式、形式学习‘经典”等话题，引发了从学术界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思考与热议。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讨论，清原正本，认识“经典”的层次问题，是正确进行经典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第一步。

当下对于《弟子规》与“二十四孝”的追捧，早已经超出报纸、新闻的范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大中小学、企业、学堂书院，甚至政府机关，都在以相当的热情讲、读、背《弟子规》，宣传学习“二十四孝”故事。但《弟子规》、“二十四孝”能否配得上如此“厚爱”呢？

一

对于“经典”的理解，古往今来早有无数论述在前——诸如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的序言，或是卡尔维诺为人所熟知的《为什么读经典》，抑或近年出版的詹福瑞教授《论经典》一书，都揭示了一部作品能够被列为“经典”的要素。对于“经典”，定义的边界或有区别，但其核心是稳定不变的，我们可推导经典文本的几大基本特征：传世性、普适性、权威性、耐读性、累积性等。从这些方面人手，我们可以依靠客观事实而非主观感觉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成为经典的价值。

从传世性的角度来看，《弟子规》和“二十四孝”完全没有发言权。《弟子规》的作者是清代秀才李毓秀，据学界目前研究中的梳理，大致可以确定李毓秀生于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卒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而我们如今可见最早的《弟子规》刊刻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可见《弟子规》受到关注已经是作者身后一百余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它对于两千年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跟所谓“古代蒙学”干系实在不大。1904年，清政府正式颁布《癸卯学制》，开始逐步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体系，《弟子规》被新式修身教材所取代，经过动荡年代更逐渐湮没无闻。由此可以想见《弟子规》的流传时间有多短。

作为定型于唐朝和五代的佛教宣传文本，由于讲授内容为儒家思想的根本思想之一的“孝”道，“二十四孝”故事一直在普通百姓中广泛流传，与官修正史中的“孝传”遥遥相对，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形成了选材有所区别的不同版本。到清末，更有张之洞等人所编的《百孝图说》等文本流传。

黄晓丹对“《弟子规》近十年的流行”有过统计：

……以“弟子规”和“三字经”分别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结果。在1956-2000年几乎没有人提到“弟子规”，但.&2004年开始，它就飞速上涨，到2008年曝光率超过“三字经”。2004年之后的十年间，“三字经”的使用率膨胀了2.4倍，而“弟子规”的使用率膨胀了70倍。它在文献数据库中的检出率对应着它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在最近十年里，远远超出《三字经》和《论语》。台湾的情况也差不多……

学术研究的展开往往滞后于社会现象的发生。在中国知网上以“二十四孝”和“弟子规”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也可以看到：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二十四孝”检索次数上涨了十倍，而“弟子规”表现得更为明显——在2006年之前为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撇去已经受到的质疑不谈，二者受到重视都只是新世纪以来不足20年间的现象，并无所谓“传世性”可言。

从耐读性的角度来看，《弟子规》和“二十四孝”属于直接提供行为规范和范例，其内容本身没有给读者更多继续探索与追问的空间。不同于历来共推的传统文化经典，《弟子规》、“二十四孝”内容上就事而论事的明确边界决定了其在思想层面不能继续挖掘，更谈不上进而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这也是二者的思想内容在当下受到很多非议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在熟悉内容之后，二者便不再有耐读性的特征。

二

《弟子规》和“二十四孝”之所以不具备经典的传世性和耐读性特征，究其原因，在于这两个文本都属于经典的“次生层”级别：它们都是对于早期儒家思想和典籍在某一侧面的选裁和阐发，与自洽的、成系统的先秦儒家思想已有距离。

《孟子·离娄下》讲：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中庸》讲：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先秦儒家重视权利与义务上的对等，具体到君臣关系，可以说儒家更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以上率下。这种平等关系在进入帝制时代后被置换为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支配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而形成于清代晚期的《弟子规》作为“弟子”之“规”、训蒙之文，更偏重于强调下对上的服从这一单方面的关系，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简单化。

“二十四孝”故事雖然强调的是“孝”之重要性，但从它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它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距离。佛教进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争取信众，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吸收了儒家“孝”的精神，为宣传佛教服务。“孝”的精神成为中国化佛教的重要精神之一。所以无论是佛堂讲经，或是物质的如造像、壁画，文学的如俗讲、变文中，对“孝”的宣传普遍且形式多样，“二十四孝”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丰富的素材加之佛教文化的加工，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持续创作加工的传统。清代吴正修《二十四孝鼓词》中还说：“论起这二十四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二十四孝”作为宣传文本的性质从未淡去。而经过佛教的取材加工，“二十四孝”故事与原初的儒家孝道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乃至龃龉。

第一，“二十四孝”取材杂凑。既有刘向《孝子传》的事例，又有古代神怪小说，乃至佛教故事情节的融入。郭巨埋儿、卧冰求鲤都出自干宝的《搜神记》。其他如卖身葬父、涌泉跃鲤、哭竹生笋、刻木事亲，皆是明显的因果报应与神迹显灵的情节，即使是儒家尊崇的圣人大舜的事迹，也加入了“象为之耕，鸟为之耘”的情节——用“灵感”的形式来表现“诚”的巨大力量，皆是宗教而非儒家的观念，与《论语》讲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相冲突。

第二，扇枕温衾、恣蚊饱血的故事类似于佛家讲的舍身饲虎，与《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相冲突。

第三，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最为偏执，离儒家中庸之道最远。《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个故事与这两方面都有冲突。就连宣扬“二十四孝”的明代人自己都无法接受此种行为，改“埋”儿为“卖”儿，以图缓解其中的尖锐问题。

由上可见，《弟子规》与“二十四孝”都是作者出于具体的传播需要，而对传统经典进行拣选加工后的再次创作，属于经典的“次生层”，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

一方面，向前追溯，它们在思想蕴涵上与真正的经典本身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反对者不必将二者视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把其中的缺陷当成整个传统文化的缺陷来鞭挞;支持者也不能用学习这二者取代学习《论语》和《孝经》，甚至说出“弟子规是根本，十三经是枝叶”这种违背基本常识的话来。

另一方面，往当下看，它们显然已不能直接适用于当今的时代环境。鲁迅先生早就已对此有指摘：“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正如将‘肉麻当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时至今日，《弟子规》和“二十四孝”故事与时代的隔阂也更加明显。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就指出《弟子规》等“儿童守则”“总之，是要把儿童训练成一个小大人”——不符合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儿童心智发展特点的客观规律。“二十四孝”故事中的“灵感”情节，论者或辩解说“是为了凸显‘至诚之神奇力量”，但实际上能感动多少已经经过理性与科学“祛魅”的现代人呢？答案不难想见。

《弟子规》与“二十四孝”文本本身并不具备成为经典的特质，这一点是后来人所无法改变的。二者在当下的流行，从大环境的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来自在长期疏离传统文化后，逐渐重新回归文化传统之初的“过度补偿”心理。所以说，将这二者奉为“国学经典”，甚至神圣化、顶礼膜拜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三

当然，二者在形式上具有利于传播的优点。《弟子规》的三字句与押韵的形式、“二十四孝”的图文并茂与举例子讲故事的形式，加之有意识、有组织的推广和阐释，是当今这两个文本得以广泛流传、受到热捧的原因。二者在童蒙教育中确实有其独特的优势。

譬如日本立命馆大学在研究报告《中国语言和文化、社会》中指出：“仅仅1080字，就把儿童必须掌握的儒家的基本思想和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做法表记出来，以最小限的汉字把作为儒教规范的‘孝‘悌‘谨‘信‘爱‘仁‘学等人间德行用来教育孩子，边教给孩子基本汉字，边把文化、思想融人教导的做法是中国启蒙教育的特征……《弟子规》作为汉字启蒙教育和儒家文化教育的选用教材非常好……”

包括《弟子规》和“二十四孝”故事在内的属于经典“次生层”的蒙学读物，其发挥功能的空间止于识字发蒙，而不能替代它们所取材的经典本身。当我们超越了依赖图文并茂、押韵好记的认知层次后，就可以从“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提升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的层次。

当我们许多人争论《弟子规》和“二十四孝”到底是“不二法门”还是“大毒草”之时，很多时候并没有在探讨文本本身，而是在争辩地方政府、教育机构与家长之间“教育权”、选择权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认清二者之为“教材”而非“经典”的性质问题，方有可能以恰当的态度对待它们。

四

《弟子规》和“二十四孝”的“走红”，也提示我们思考当下阶段经典教育存在的问题。

首先，二者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上述的文本自身优势和有力推广外，还与当下缺少更好的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教材这一外部大环境有关。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巨变和中国大发展的客观事实，人们重新开始关注、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希冀从中寻找突围“时代病”“都市病”的路径。需求已经产生，而学界与出版界却未能很好地填补空白。其间的真空地带，固然滋養激发了许多民间学人，但也给一幕幕乱象布置了舞台。所以说，当下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经典教育，还需从小处耕耘、从基础做起，厘清层次，清原正本，加强教材的研究、编写与体系的建设。在不媚俗的前提下，让传统经典更易得、更易懂。

其次，在经历了长期的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后，再想要“重回汉唐”，必然需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需要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只要有一个良性的对话空间为基础，关于《弟子规》、“二十四孝”的争论亦是在促进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当代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弟子规》、“二十四孝”到《论语》《孝经》，我们须抱以期待与耐心。

最后，是重视经典教育的方式与形式。《弟子规》之所以在时间长河中能时隔百年又重新被打捞起来，还是在于其文本本身具有通俗简练、便于传播的特质。而图文并茂、富有故事性的“二十四孝”，更是真正在民间口耳相传几百年、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劝善读本。它们的流行，启示我们在当下还较为缺乏古代文化知识与阅读古文能力的阶段，不能完全偏向理论探讨和审美培养，而轻视经典教育、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的方式方法与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