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评价秦始皇之管见
——由郭沫若与翦伯赞的几封书信说起

王 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1963年3月28日，郭沫若写作了《满江红·灵渠》，词作现镌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广西兴安灵渠之畔。词跋称：“天气晴明，往兴安观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珠江、长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奇观。”将灵渠与长城置于同等地位，是郭沫若的创想，其词云：“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后人因此也有了“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并称。

当时，郭沫若受邀参加广西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受邀者还有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翦伯赞。北京郭沫若纪念馆藏有广西行之后翦伯赞致郭沫若的两封书信，见证了二位大家交流学术、互酬诗文的友谊，也引出史学界的一段往事。

一、郭沫若与翦伯赞的往来书信

1963年3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南宁开幕，郭沫若、翦伯赞受邀出席。翦伯赞在3月7日致于立群的信中说道：“广西史学会成立，一再邀我去，我已买好本月十五日飞机票，决定到南宁去一趟。听说您和郭老也准备作广西之游，希望能在南宁见到您和郭老。”在开幕式上，郭沫若、翦伯赞均作了发言。其后，郭沫若参观了南宁美协画展、广西博物馆，经武鸣、柳州而至桂林。由郭、翦的诗作可知，至少从柳州开始，二人便一路同游。在桂林的几日，他们游览了芦笛岩、七星岩、月牙楼和榕树楼，还泛舟于漓江之上，饱赏两岸美景。3月28日参观灵渠后，郭沫若作《满江红·灵渠》和《灵渠》，发表于4月4日的《桂林日报》上：

《满江红·灵渠》

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

湘漓接，通汉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龙作孽忘其妄。说猪龙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灵渠》

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

铧嘴劈湘分半璧，灵渠通粤上三台。

江山一统泯畛域，工匠三人是主裁。

传说猪龙深作孽，英雄伟业费疑猜。

归京后，翦伯赞也作诗一首，寄给郭沫若交流：

郭老：

这次同您和立群大嫂一起作了两周的旅行感到非常愉快。回家以后，细读您的游灵渠诗，得到了很多启发，也作了一首，录请改正，并望于改正后寄还，以便将改正后的稿子寄给桂林友人。

一统中原迈禹汤，雄才千古说秦皇。

帆樯北转湖湘粟，楼橹南通岭海航。

死去三君真典范，飞来一石太荒唐。

灵渠好似银河水，流到人间灌稻粱。

敬礼

翦伯赞 四月二日

（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馆藏书信，见本刊封二。）

郭沫若次日便作了回复，对诗进行了修改：

伯赞兄：

二日手书奉悉。

诗很好。“雄才千古说秦皇”句，建议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皇”扣合起来了。如何？请酌。“好似”似可改为“胜似”。“流到”似可改为“流入”。

敬礼!

郭沫若

四．三

其后翦伯赞又复信称谢：

郭老：

我写的灵渠诗，您替我改了几个字，改得太好了，以致使这首诗大大改观。我已按照您改的稿子寄给林克武同志并告诉他，那几个字是您替我改的。

寄来广西师范学院李耿的诗已收到。

春天到了，郊外百花齐放，假如有时间，最好到郊外来玩玩。

向您致谢，并致

敬意。

翦伯赞 四月十二日

（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馆藏书信，见本刊封三。）

郭沫若与翦伯赞是患难战友、是学术益友。二人的通信最早见于1942年，黄淳浩先生编辑的《郭沫若书信集》收入郭沫若致翦伯赞书信30封，《翦伯赞全集》收入翦伯赞致郭沫若书信1封。就所见而言，二人的通信内容大多是学术与诗文交流，上面这三封信亦不例外。郭沫若在信中对翦伯赞诗的修改建议被他采纳，这首诗最终定稿为：“一统中原迈禹汤，雄才今日识秦皇。帆樯北转湖湘粟，楼橹南通岭海航。死去三君真典范，飞来一石太荒唐。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

诗中提到的“三君”“飞来一石”，是兴安当地的一个传说，郭沫若诗词中的“三人葬”“猪龙”亦指于此。相传修建灵渠的张、刘二位工匠因未能修成而被杀，李姓工匠修成却不愿居功而自杀，人民合葬之并尊为三将军。破坏工程的是一条名为“猪婆龙”的怪物，后被飞来巨石镇压，灵渠才得以建成。翦诗评论说巨石的传说太荒唐，郭沫若却作了更进一步的推想，认为“所谓‘猪婆龙’者乃祖龙（秦时人对秦始皇帝的俗称）之传讹耳”，并在诗词中评价道“说猪龙其实即祖龙，能开创”，“传说猪龙深作孽，英雄伟业费疑猜”。这两句都含有一种转折之意，而郭沫若建议翦伯赞诗由“千古说秦皇”改为“今日识秦皇”也有此意。

这转折的由来，按郭沫若在信中所说：“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显然是虚指而非实指，因为古来不可能无一人肯定秦始皇，而且，毛泽东本人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复杂的、变化的。对于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反对秦之暴政，他持肯定态度，对于贾谊《过秦论》的评价也很高。而《沁园春·雪》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等评论，虽表达出对这些历史伟人的看重，但据毛泽东自注却是“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并非郭沫若所言的“才把他肯定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越来越高，在1963年之前有代表性的如：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称“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同年11月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又提出“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

郭沫若在信中的“虚指”，表明他个人的秦始皇观的变化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因素并不是唯一的，这种变化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即有些学者简单认为的“由骂到赞”，而是与其每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以及心境密不可分的。

二、郭沫若对秦始皇之评价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是其精神创造活动的两柄利器，充沛的感性情绪满溢在他的诗歌、小说和剧作中，而他又能运用理性研究方法探求古代社会的真相，其创作生涯有着文史不分家的特点，这从郭沫若对秦始皇的评价中也可见一斑。1921年，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写道：“嬴秦焚书等于维苏勿喷火”，使得中国固有文化受到严重损失。这是他对秦始皇作出的最早的评价。

其后的一段时期内，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或以塑造角色，或以直接评论的方式，表达了对秦始皇极度反感的情绪。在小说《秦始皇将死》（1935年）中，秦始皇的形象是一个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残废者，濒死之时因病症而时常疯癫发作，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最后的反省，醒悟做了诸多蠢事，尤其“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而“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这篇小说读后使人对秦始皇这个“杀人如麻，威加海内的大皇帝”最后的结局产生一丝怜悯，然而这种可怜的境地正是他自己造成的，前后反差的效果是悲剧性且讽刺性的。在史剧《高渐离》（1942）中，秦始皇作为最大反派，既猥琐好色又暴虐嗜杀，口中狂言：“我是上帝的化身，我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的第一个真人”。剧中间接描写的荆轲和直接描写的高渐离均是力求诛杀暴君的英雄，通过对英雄的赞扬歌颂反衬出秦始皇的可憎。

此外，在《楚霸王自杀》（1936年）中，郭沫若借角色之口评论道，项羽继以烧杀的暴力统治，搞得天下战乱，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有过之。甚至在对秦始皇评述最多的学术论文《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也充盈着一种情绪，文中多次将秦始皇称为“空前的大独裁者”“伟大的独裁者”，“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

这种情绪化评价的主要原因是当时黑暗的时局——受到日本法西斯蹂躏的国家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满目疮痍，而秦始皇在他眼里正是法西斯和独裁统治的代名词。1943年，郭沫若谈到中国人热爱和平，本性不倾向于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要反对暴政和暴君，不把周厉王秦始皇辈看成英雄的理由”。1946年，为纪念被迫休刊的《周报》郭沫若写道“查禁了一种周报，我们要刊布出千万种周报。书是焚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

1956年，他在“《高渐离》校后记（二）”中更加言明道：“我写这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此他让角色说出了：“为什么一个人做了皇帝，千千万万人都做了奴隶？”的台词。此种对时局的“暗射”性写作是其以文讽时的手段，而这种反感有着某种惯性，以至于郭沫若在1956年依然认为“秦始皇是一位通权变、好女色的雄猜天子，我看是没有问题的”，也表明他并未因为时局的变化，就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评价。

另一方面，在理性的历史研究中，郭沫若的秦始皇观有着变与不变的几个方面。在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转化的论断上，郭沫若最初的观点是“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后又认为秦始皇与吕不韦分别代表顽固的奴隶主和新兴封建思想，秦始皇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及至他确立了战国封建说，这一观点便再未出现过。

除此之外，郭沫若对秦始皇的评判实际主要围绕两个中心问题而展开，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行为和统一之后其实施的各项举措。

第一，郭沫若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有功劳的，这是他始终未变的观点，即使在他对秦始皇以批判为主的时期也是如此。不过他认为这功劳不能归于始皇帝一人，后者甚至“实在可以说是一位幸运儿”，“水到渠成”是他使用最多的评语。

郭沫若认为，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无论在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1945年7月21日郭沫若访问苏联时，与朱庆永有一段谈话。后者提到秦始皇时，郭沫若这样说：“秦始皇是应该肯定的，他收到了统一中国的功劳。中国历史的趋势虽然已趋向于统一，但由秦始皇袭六世的余威，雷厉风行，故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功效”。1951年他进一步论述道，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是他对于历史有贡献的地方，但不能因此而肯定秦始皇的一切，更不能将其统一以前的一切抗秦者都认为是历史的罪人。秦始皇统一中国，并非其一人的力量，而是秦孝公及商鞅变法以来六世政绩的积累，更是春秋以来各国政绩的积累。因为先进者能得人民大众的支持，故才能促进中国的统一。

1959年3月，郭沫若在答《新建设》编辑部问时认为应该肯定秦始皇，称“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但同时并没有改变自己一贯的观点：“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纣王开其端”。同年6月他考察安阳殷墟后，作诗一首云“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不过仍以如下词句评论道：“楚人腐化秦奋励，始成一统之版图。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晚至1972年，在此问题上郭沫若依旧使用了惯用的词语进行评价：“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是经过了几年前的浸润，到秦始皇帝26年才水到渠成的。”

第二，对于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帝的一系列施政攻伐的举措，如车同轨书同文、郡县制、北筑长城、用兵南越等，郭沫若的评价则是有变化的。

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郭沫若认为这些统一举措是因袭前人的做法，并非由秦始皇首创，只有开凿郑国渠在秦始皇生平无数好大喜功的工程中“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而有关始皇用兵南越、遣史禄开凿灵渠的史事，他引用了《淮南子》《汉书》以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这“固然显示着武力上的成功，但这成功的一大半我们应该归之于楚人。……秦以武力征服之虽为时甚速，然而阻碍横生，且成为了日后亡国的因数”，“南部中国以后之所以彻底汉化，历史明显地告诉我们，并不是采取的秦始皇式的办法”。

及至1963年3月游览灵渠之后，可以发现郭沫若的观点已有了变化。在所作的两首诗词中他都强调，传说中阻碍灵渠修筑的“猪婆龙”实乃“祖龙”即秦始皇之讹称。这“猪龙作孽”是对始皇帝英雄伟业的妄谈，秦始皇实为“能开创”之雄才，使得“江山一统”，可以说是肯定了用兵南越的作用。

到1972年，郭沫若再一次论及这个问题时，已经将秦始皇开凿灵渠视为非常积极的政策，认为这项举措沟通了湘水与漓水，使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相联贯，从而对中原文化在珠江流域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将秦始皇统一历朔、度量衡、货币，特别是统一文字，评价为“赫赫的文治武功，的确是空前未有的”，至此，郭沫若对于中国统一后秦始皇的各项政策均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三、重新评价秦始皇的一个背景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于北京，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在大会上讲话。此后，各地纷纷建立起自己地方的历史学会，例如1952年上海历史学会成立，1960年北京历史学会成立，但却都不曾像广西历史学会成立时一样，邀来了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使得这个会议在史学史上也可留下一笔。1963年3月18日，郭沫若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谈历史工作者的任务》的讲话，从中或可窥见他当时对于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想法。

郭沫若在讲话中主要谈到了几点。首先他对旧时代研究历史的方法进行批判，揭示出当前历史研究的使命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掘出它的规律，掌握住这规律，回过头来，改造人类社会，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后他建议史学工作者分段、分专题开展研究，成立地方组织，进行地区分工。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必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量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就是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是推动学术工作、提高学术水平的动力”。翦伯赞3月29日在广西师范学院做了《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讲话，他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乃至“现代化”，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史料的阶级性没有危险”。结合翦伯赞的讲话可以看出，这两位史学家是在对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某些错误方法进行批评。

1959年，郭沫若便对某些要求“抹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做法。他认为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如果统治阶级的活动对当代的人民有利，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利，就应当肯定它。由此郭沫若又谈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根据这样的原则，他认为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不少历史人物，因为对民族、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当时是有过贡献的，应该给以一定的地位。

因此，对于郭沫若、翦伯赞1963年以诗词评价秦始皇，以及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秦始皇评价的若干变化，也应将当时史学界的某些片面的、激进的理论与方法视为影响因素。客观评价包括秦始皇在内的统治者，的确是全面分析历史人物的正确做法，这是由郭沫若历史认识的新变化而产生的新的评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