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承继的乡村振兴研究演化路径与未来展望

陈润羊

(1.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2.兰州财经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升级战略——乡村振兴。2018年1月和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印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梳理已有的理论文献，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从而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研究和实施提供文献基础和科学依据。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也有部分文献综述类成果[1-3]，但这些文献综述主要以十九大后的中文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没有把理论性更强的中外文专著纳入分析，也没有从研究问题的传承性的角度进行相对“全景式”的梳理。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具有历史传承性。同样，乡村振兴的研究格局和脉络的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党的十九大后关于乡村振兴本身上。为此，需要进行“全景式”的研究路径和演化逻辑的分析，以期揭示乡村振兴研究的特点、不足。为此，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研究问题的演化角度，梳理作为承继的乡村振兴研究的内在逻辑；第三部分对乡村振兴问题本身的研究进行内容分析；第四部分进行文献述评和研究展望，并提出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理论体系的目标、任务和策略。

二、作为承继的乡村振兴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演化路径

从研究问题的内在逻辑的角度(不完全按时间顺序)，可以归纳总结为三类研究演化的路径。

(一)中外“二元经济(到三部门经济)——改造传统农业——技术、制度变迁——隐性农业革命——农民的终结”的研究演化路径

张培刚完稿于1945年并与1949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系统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认为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不可分割的整体观，而非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观点比刘易斯更具前瞻性。采用的抽象分析法，并假定“社会制度是给定的”，得出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推进城镇化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占据核心位置。“无限的人口供应”是他二元经济论的出发点，借此来区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因此，经济发展基本是一个减少过剩劳动力而达到整合现代劳动市场的过程[5]。后来费景汉和拉尼斯数学化了刘易斯的分析，并突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冗余”劳动力在发展现代工业部门起的重要作用[6]，这点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7]。后来托达罗加上了“城市传统部门”而变成“三部门”的概念，认为决定劳动力流动是实际收入乘以就业概率的预期收入水平[8]。蔡昉接受了刘易斯核心观点，但增加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并强调中国已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9]。

刘易斯的分析和一般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有所不同。舒尔茨则力争：即便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劳动力同样是一种稀缺资源，亦可用市场机制配置，故并无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他把农业视作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部门，为了改造传统农业，就要发展并供给一套比较有利可图的要素[10]。

舒尔茨尽管指出了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个必备条件是新的有利的技术供给，但他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样的技术要素是新的有利的技术要素，以及这样的技术要素是如何创造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拉坦(Ruttan)和日本的速水佑次郎把因适应于各个地区不同的要素相对稀缺程度而产生的技术创新称为“诱发性技术创新”。诺斯(Douglass C.North)把由于新的有利的经济机会产生的制度创新，称为诱发性制度创新。林毅夫用两部专著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村、农业和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技术问题，将制度和技术当做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进行研究，证明农村制度变迁创造的农业增产占的比重约为46%[11-12]。

黄宗智批评了舒尔茨将市场经济和人口压力隔离开来的做法，通过对18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现代农业投入的中国农业的详细回顾说明，符合实际的概念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和报酬递减，不是零报酬的绝对过剩。黄宗智认为，不同于英格兰和东亚模式，中国是“农业隐性革命”，其出路需要多学科的视野，不能是舒尔茨美国模式的盲目照搬[13]。

孟德拉斯提出的“农民终结”的命题预示了乡村的未来方向。他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后认为：传统的“小农”向“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的变迁，乡村重新变成一个除农业生产外的生活的场所[14]。

中外“二元经济(到三部门经济)——改造传统农业——技术、制度变迁——隐性农业革命——农民的终结”研究演化路径的内在逻辑为：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部门分类，已经纳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传统部门的“三部门经济”相对在整体经济学分析范畴上接受度不高，只限部分专业领域；基于传统农业的农业要素投资低收益率特征，因此要在农业外部寻求出路，改造传统农业要在提高可再生物质投入和人力资本的质量上着力；新的有利的技术供给是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备条件，而诱发性制度创新和诱发性技术创新是新的有利的技术要素的创造路径；而“农业隐性革命”动力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是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上升的变化；“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预示了乡村的多功能性(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等)和职业农民的基本趋势。

(二)中国“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大国大城)”“城乡分割——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的研究演化路径

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书的《乡土中国》，深刻揭示了农业为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差序格局、乡土本色等)[15]。1949年后，当国家一直用工业化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农业和农村的巨大变迁，城市化也一直在推进。然而，直到2011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才过半，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仍然存在，因此有学者仍然在研究此问题，如贺雪峰《新乡土中国》[16-17]。城乡关系的演变和交织，反映了工农产业、城乡格局等复杂的经济事实。

也有学者用泰尔指数表示的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构成中，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扩大，并占到地区间收入差距大约70%～80%的比例，并由此说明城乡差距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重要性[18]。周其仁的《城乡中国》是用经济学视角解析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试图厘清迷雾预见中国城乡发展的大趋势[19]。

由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经济效率更高，因此，一些学者信奉城市偏向的政策取向。正如《大国大城》的书名，其体现了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该书以“密度、距离和分割”等三个D (Density、Distance、Division)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原理，通过打破区域分割，促进生产要素向经济效率更高的大城市转移，将提升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20]。因此，在“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城乡和区域发展道路中，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最重要的政策。

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背景下，城市化和经济集聚交织在一起，加剧了中国区域和城乡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有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内部形成“新二元社会”分割以及城乡差距等引发的不良后果，使得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制度变迁成为可能[21]。也有学者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在投入和政策支持上改变过去长期累积形成的城市偏向(尤其是大城市偏向和依行政等级配置资源)的做法，实行农村偏向的政策，将更多公共资源投向广大农村地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2]。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农村凋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23]。在推进城乡融合进程中，要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城乡发展等值化，为城乡融合提供依托；构建要素双向配置互动机制，实现城乡经济融合化，为城乡融合提供新动能；打造特色小镇，实现城乡发展纽带化，为城乡融合提供空间载体[24]。

后来，有学者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城乡问题，如孙久文认为，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最大的特点是增强了区域发展的综合性，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来引领四大板块之间、经济带之间、城乡之间、类型区之间的发展关系，从而将区域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25]。

中国“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大国大城)”“城乡分割——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研究演化路径的内在逻辑为：以城市化为分析起点，城镇化率过半为分界点，从以乡土为主走向城乡并存再到城市为主，显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也是分析城乡关系的基本依据；从公共政策趋向上分析，基于“二元经济”的城乡分割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而在城乡融合视野下考虑乡村振兴问题才是更加全面的，这就需要把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

(三)中国“乡村建设——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乡村转型、乡村复兴)” 的研究演化路径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等为代表的学者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努力探索中国乡村发展之路，并形成了《乡村建设理论》《农村运动的使命》《乡村建设》《中国教育改造》等著作。认为：“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因此“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但“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进而“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26]。这些乡村建设的思想，在新时代的今天亦有启发意义。

1949年后，尤其是2005年后国家层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由此形成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早在1999年林毅夫指出当时面临的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进而提出政府应发起新农村运动，用农村来启动内需。2005年中央决定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有关的论著也显著增多。其研究主题涉及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区域实践模式、国外经验借鉴、指标体系及定量测度、建设重点及路径、实现机制与政策体系等[27]。这些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是乡村振兴理论构建的基础。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论点以来，到2018年10月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之前，有关美丽乡村的研究以短期热点的形式呈现。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实践和国外经验借鉴三个层面展开,大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存在问题和误区、政策建议和制度创新等现实问题方面,少数研究涉及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模式和相关机制等理论问题[28]。

其实，乡村衰退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备受关注，政府及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学术研究也以城市为中心。然而，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而产生的乡村衰退导致恶性循环的问题却少有问津。因此，亟需政策制定者及研究人员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重视乡村振兴的问题。研究者需探究引发乡村衰退的驱动力，充分认识到当今乡村问题的严重性、乡村研究的前沿性、城乡协调的紧迫性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性[29]。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乡村转型与乡村复兴方面的研究。如有研究发现：乡村转型发展受内在因素和外援驱动力的共同作用，形成各异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进而呈现不同的城乡关系，而城乡关系作为乡村转型发展优劣的重要衡量标准，反过来依此可审视内在因素与外援驱动力是否合理配套[30]。有研究通过城乡相互作用理论来探索乡村复兴的内涵、机理与模式，认为乡村复兴是一项复杂性和综合性的课题，涉及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城乡关系、土地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后续研究需在理论上更加深入细致，在实践上做全面翔实科学的调查，并建构中国乡村复兴的多元路径[31]。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直接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研究才开始起步，但从研究问题承继的角度看，乡村振兴研究是遵循“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到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2013年后的美丽乡村——十九大后的乡村振兴”这样的演化逻辑，这种演变把历史事实与政策特征结合了起来，从中也可发现，政策驱动研究的动力机制。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的主题分析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该方面的研究不断涌现，主要集中于如下主题：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内涵解释、政策诠释、重点任务、乡村价值挖掘、风险规避、国外借鉴、实施战略和路径选择等方面。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乡村旅游、新时代、城乡融合、城镇化、“三农”问题、精准扶贫、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文化、城乡关系、路径、美丽乡村、产业兴旺、土地流转。按照研究主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历史传承和政策发展轨迹的角度讲

近百年的乡村振兴实践,始于20世纪初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兴于土地所有制进行的变革，盛于新农村建设，成于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因此，城乡融合、产业振兴和四化同步是解决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状态的必由之路[32]。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演进的历程,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政策发展轨迹：农村的改革起始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创新,源自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最终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工大潮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到“三农”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33]。

(二)从理论依据和国内外镜鉴的角度分析

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乡村发展面临“五化”难题：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34]。乡村振兴要注重挖掘乡村价值，张军在梳理了乡村价值若干理论的基础上，并从国外和历史经验教训镜鉴的角度，分析了乡村振兴的国际实践和中国实践[35]。

(三)从政策反思、乡村建设的类型及防止的倾向上看

朱启臻判断：由于长期受重城市轻乡村思维定势的影响，乡村振兴受阻于诸多制度性因素因此需要首先要转变对新阶段城乡关系的认识，把握乡村发展规律[36]。贺雪峰提出了谁的乡村振兴的命题，乡村建设有四种类型：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他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为一般农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37]，但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市场化、推动城市资本下乡、城乡融合以及三产融合以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话语中，具有强烈的将农民基本保障的底线拿来市场化和拿来冒险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需要警惕[38]。

(四)在乡村振兴的策略和关键上

有学者指明应采用八大策略：因地制宜、规划引导、统筹协同、市场主导、质量提升、增量共享、全域服务和对外开放[39]；学界普遍认识到抓好“人、地、钱”是三个关键，因此要促进乡村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结构优化，加快建立乡村振兴的用地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金向农业农村流动的体制机制，还要特别关注边远村落和贫困群体[40]。

(五)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的总要求进行了研究

如温铁军等阐明：产业兴旺的关键是推动以三产融合为主要方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取向是通过“加杠杆”促进过去一产化农村长期沉淀的自然资源，实现价值显化和价值增值。提出了发挥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心作用，构建促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制度体系[41]。 陈润羊的研究表明：环境经济协同模式是搭建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纽带，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有助于促进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协调发展，进而促成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42]。

(六)关于乡村振兴的突出矛盾和实施重点上

郭晓鸣谈到：乡村振兴战略主要基于要素非农化、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环境超载化等深层矛盾以及不均衡、短期化、虚假性等现实性严峻挑战而提出。战略路径包括全面深化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关键性动力，健全市场机制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性支撑，强化城乡融合为乡村振兴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发展提升为乡村振兴明确目标指向，推进适度规模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引领[43]。张强等则指明：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改变各种发展要素主要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创造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相互融通的新格局，在激发农村内部动力和积极性的同时，更加开放地吸引、吸纳农村外部的资源[44]。

(七)在乡村振兴的制度突破上

刘守英等认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制约是制度滞后。制度性难题有五：乡村的从属地位，农民的城市权利被忽视，乡村发展权丧失，现行农地制度与农业发展方式不适应，宅基地制度改革滞后阻碍村庄转型。乡村振兴应以强化活化乡村的制度供给和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目标模式有五：城乡平等发展、农业产业革命与农业现代化、乡村人力资本的提升与改造、村庄转型与复兴、城乡互动与融合[45]。

(八)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上

黄祖辉指出：乡村振兴实施中，应重视“三条路径”的协调推进，即“五个激活”驱动(激活市场、主体、要素、政策、组织)；“五位一体”协同(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科技支撑、社会参与)和“五对关系”把控(乡村与城市、政府与市场、人口与流动、表象与内涵、短期与长期)的协调推进[46]。刘守英等则认为，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有四：通过“活业—活人—活村”，全面复兴乡村空间；在城乡互动格局下实现乡村活化；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城乡两个空间的平等发展；加大乡村振兴的土地制度供给(改革生产要素配置制度，促进城乡互动；完善农地权利体系，促进农业转型；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村庄转型)等[45]。

四、乡村振兴研究的文献综述及未来展望

(一)研究评价

1.总体特点

从中外相关理论、中国乡村建设政策的演变等纵横交互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乡村振兴研究演化具有政策引领和实践需求两头驱动、多元化和深入化并进、学理分析与政策阐释并存的基本特点。但目前的研究更多是政策诠释和宏观的理念探讨，规范的学理分析和基础性的理论构建不足，也没有更多的计量分析和定量测度方面的研究。

2.从学科领域的角度看

乡村振兴目前的研究涉及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然而，这些学科的进一步交叉融合，进而共同支撑乡村振兴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3.从研究传承和问题关联上看

乡村振兴的研究涉及“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乡村转型、城乡关系、城乡融合等多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目前的单一化问题导向式的研究将转向未来目标导向式的综合性研究。

4.在研究区域上判断

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相对关注不多，未来有望依托都市圈，并兼顾农业地区，进而回应现实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5.需要警惕的两种对立研究倾向

一是就乡村论乡村，把乡村从城乡地域分工体系中割裂开来，孤立、静止地看待乡村振兴；二是片面强调乡村振兴要以城、镇为依托，片面强调城镇化，忽视了乡村和逆城镇化。因此，作为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汇合空间的都市圈，将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地域依托[47]。

(二)乡村振兴研究的未来展望

1.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

要在融通中外相关理论，结合中国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既要积极借鉴“西方的经济学”中有益的成果，也不能忽视中国已有的理论探索。重新梳理“西方的经济学”中涉及乡村振兴的已有理论成果的思想脉络，同时，从不割裂的思想延续的角度，基于中国的乡村建设的百年本土化的探索经验，上溯到民国的乡村建设、从1949年再到2005年以来新农村建设形成的理论思想，从纵横两个维度、国际和历史两个视角的交汇中，去探寻乡村振兴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学科体系，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的乡村振兴理论体系的构建搭建“西方的经济学”、中国思想史的联系通道。

2.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

采用将“中国的经验事实”与规范的“西方的经济学”连接起来的研究方法。面向现实实践的中国新乡村振兴道路，既要批判性地吸取欧美、日韩、印度等国乡村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也要深刻总结中国在乡村振兴方面走过道路的成败得失，这就需要把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国外的实践经验和中国的历史探索中，寻求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既注重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的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也从区域模式的角度，去总结和提炼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的乡村发展的鲜活案例，并予以理论化和抽象化，以便将中国的经验性事实与主要基于“西方的经济学”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的指导性的有机统一。

3.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的趋势

针对目前城乡分离的研究现状：从农业农村本体论出发寻求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从城乡关系上探索乡村振兴的外部激励，需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城乡融合的分析；在中国乡村建设历史总结、国外乡村发展借鉴和当前现实实践需求上，这三方面需要相互对照；推进扎实的理论分析和深度的系统调查，明晰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科学路径，构建基于中国丰富实践并融通规范西方经济学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将指导中国的乡村振兴实践并助力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普适性理论原理。

(三)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乡村振兴是克服我国新时代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均衡等挑战的重要路径，然而，振兴乡村的根本在于寻求振兴的长期动力。这就需要从城乡融合的空间视角出发，研究如何通过乡村在地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进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实践层面，要从乡村振兴的目标、主体、领域、手段和途径等方面，系统回答乡村振兴的目标何在、谁来振兴、振兴什么、怎么振兴和如何振兴等五个基本问题。理论研究要为推进城乡地域要素与空间重构、构建和谐城乡关系以及制定精明化、精准化的乡村振兴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进而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地方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实践，提供决策咨询和实施参考。

总之，乡村振兴理论创新的出路在于，用开放的学科视野，本着理论和现实不能割裂、不同时期经济史不能割裂、研究指向问题的城乡不能割裂的原则，扎根中国丰厚的现实土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寻求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而让思想照亮现实，使预期形成的理论成果能够精准地指导乡村振兴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