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事改革理论之嬗变

任何军事改革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进行，且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晚清的军事改革自然不能例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被迫开始由传统向近代变迁，在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军事改革势必成为带动社会其他领域变迁的急先锋。因此，军事改革的指导理论也必将在宏观的社会改革指导理论中得以凸显，而社会改革的指导理论反过来亦将更多地用于指导军事改革。晚清军事改革的指导理论在社会变迁的复杂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与时代要求并不协调的曲折发展过程。

一、军事改革理论的肇始

鸦片战争之前，第二次军事革命在欧洲和北美风起云涌，西方列强利用军事革命的成果开始向世界各地侵略和扩张。然而，清廷以“天朝上国”自居，政治上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军事上坚持重内轻外的设防思想，将军队主要用于镇压国人的反抗。正当西方国家军队装备近代火器之时，清廷还坚持“枪箭并重、不可偏废”的迂腐观念，清军军事制度、武器装备、部队素质和战略战术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即便如此，清廷并无危机意识，更没有进行军事改革之意，因而发展先进的军事理论以指导军事改革自然无从谈起。

（一）师敌长技理论的提出。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足够重视，而有些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认识到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因噎废食”，不可能固疆强国，进而大胆冲破官僚阶层普遍存在的鄙视西方、视近代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在亲自领导禁烟和反击列强侵略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斗争中，着力研究西方各国的国情和军情，并结合中国现实状况，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重要观点。他说：“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①魏源：《海国图志》卷1，筹海篇二，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年，第16页。他从人与武器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以“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八字要言”来建设军队。在技术上，他主张购买、仿制、研制西式战船、火炮等武器装备，强调武器“总以能远有准为要，不可不精，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①林则徐：《林则徐书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在治军方面，他到广州后，首先整顿水师，严格进行训练，鼓舞军队士气，认为“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夷氛纪闻》卷2，台湾：文海出版社，1962年，第66页。。同时要求将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号令严明，行军所至秋毫无犯，在初期的禁烟运动中其军队的战斗力有较大提高。在战略上，他提出以夷制夷、持久困敌、以守为战和建立强大水军等一系列思想。林则徐的这些思想为中国近代军事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师夷长技理论的完善与发挥。魏源在对“夷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意识到了中西方科技的差距，进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一思想不仅是对林则徐“师敌长技以制敌”思想的借鉴，而且拓展了向西方学习“长技”的范围，从思想内容上有了进一步完善与发挥。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师夷长技”，而“制夷”只是它的一个特定目标，也可以说“师夷长技”是一种改革的思路，这个思路可以实现很多目标。魏源认为技的作用不仅可以用于军事，还可以用于民生，发展经济等。哪些是长技呢？在魏源看来，长技是随着国家需要实现的目标而变化的。鸦片战争后，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③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第27页。，这是着眼于军事技术。后来他在所著的《海国图志》中对西方的蒸汽机、火车、钞票、银行、保险、运输等西方文明形式的介绍与关注，则远远超出了军事的范围。他所说的“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④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第31页。，意味着有益于民生的技术，皆为长技。但是为了达成制夷之目标，师夷之长技更多的应该指向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内容。首先，魏源把学习西方长技提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考察。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⑤魏源：《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第1078页。他以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例，说：彼得大帝因国内技艺不如西洋，便微服游历于他国船厂和火器局，学习工艺，回国传授，结果所造器械甲于西洋，从而使俄国成为欧洲强国。其次，针对清王朝“治内详，安外略。外洋流毒，历载养痈”⑥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8页。的状况，从知夷之情形、师夷之长技、制夷之方略三个方面重点论述了“师夷、制夷”的方略。第三，他抓住了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差最大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即西方之军事长技，“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战舰”与“火器”，是军队的技术装备，也就是人们当时所说的坚船利炮。魏源看到了中西武器装备的差距，主张从“物”这个层面来改进，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养兵练兵之法”，就是军队训练管理的方法。魏源认识到清军训练管理的落后，主张从“人”的层面着手，即通过学习西法来培养军事素质过硬的人才，希望按照“精选、优养、勤练、严节制”四原则来建设军队。魏源的师夷思想，反映出他试图从技术装备和军队建设方面增强清军的整体军事实力，以对抗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这种既重视武器因素，又重视人的因素的思想，形成了引进西方武器装备技术与军队训练管理方法并重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思路。

林、魏的军事改革理论的提出是对“以骑射为根本”的传统军事理论的公开挑战，为后来的军事近代化开辟了正确的技术路线，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起点。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该理论的提出与运用并未能触动封建政体，在军事方面亦未超出治标的范围。他们作为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能提出这样的思想，已属难能可贵了。

二、军事改革理论的曲折发展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之前，清廷相继组建过湘军、淮军、北洋海军、防军、练军，每一次军队的重组与重建都蕴含着军事改革理论的变化，这一时期军事改革理论的变化呈现出一种非线式发展变化趋势。

（一）封建儒家思想在军事改革中的复归。西方的船坚炮利并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林、魏的军事改革理论被束之高阁。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朝廷才开始令曾国藩组建新式武装——湘军，以镇压太平军。湘军的组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军事改革，这次改革并没有按照师夷长技的思路进行。曾国藩坚持以封建儒家思想为指导，吸取了中国古代军队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建军治军理论。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以“忠君勤王、捍卫礼教”为建军宗旨，效仿明代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束伍成法和清代傅鼐训练乡兵的办法，创立勇营制，以“忠义血性”为选将准则，以“兵为将有”为纽带驭军，以“仁”“礼”之心待兵士。这既表明曾国藩忠君卫道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建军的最高思想标准，也体现出其尊崇孔孟之道，将儒家“仁”“礼”之核心教义立为经邦治国、带兵治军的基本原则。曾国藩组建湘军是晚清军事改革的先声，他所创立的湘军虽然比八旗、绿营的战斗力强很多，但它毕竟是一个由严密的地域裙带关系纠合在一起的私人武装派系集团，他的军事改革并没有脱离传统军事思想的窠臼。

（二）师夷长技思想指导下的军事自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给清廷带来屈辱，但议和之后，大有雨过忘雷之意。二十余载，事局如故。师夷长技，实现军事改革的思想向行动转化，中间为什么拖了二十多年呢？根本原因还是没有认识到军事改革的重要性，更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军事改革理论。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1860年5月，以绿营为主体组建的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第二次击溃；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北。这两件大事对清政府军事改革思想的提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朝野人士深感“夷祸之烈”和国体的“创巨痛深”，至此出现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变局论”，提出“中国今日之最要最先者，莫过于驭夷一事”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8页。，必须变革军事，以“实力讲求战守，期得制伏之法”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第41页。。这个“制伏之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师夷长技”创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去应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9页。，以挽回封建统治日趋衰落的形势，重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中央政府主政的奕訢、文祥等，地方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等，以及一批有浓厚洋务思想的地方官吏士绅，如丁日昌、冯桂芬等开始力主学习西方长技特别是军事长技，以实现自强。师夷长技的成果落实在军队的改革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进淮军的近代化改革。1862年李鸿章遵照曾国藩的授意，仿湘军营制组建淮军，参照西法改编淮军部队。6月，淮军中组建了洋枪队，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淮军进一步打造成步、炮、骑、工等具有兵种合成性质的近代化军队，有效地推动了清军的军事近代化步伐，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改革思想的发展。二是清政府对八旗、绿营、湘淮勇营的整编。值得一提的是防军，特别是淮系防军不断通过外购和国内自制更新武器装备，相继组建了许多炮营。防军既仿效湘、淮勇营的操法，又学习西方陆军的操法，聘请德国陆军军官教练德式步操和枪炮使用技能，使防军在洋务运动期间一跃变为清军中战斗力最强部队，成为支撑国防的主力。三是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左宗棠提出军实以简器为先，置利器更应讲求操法；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和培养“制器之人”等，对推进以军事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改革指导思想迈出了更加务实的一步。四是兵制革新的思想在少数人中开始萌生。比如李鸿章提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驱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成法”，可以“仿照德国营制，参酌淮军饷章”④王尔敏：《淮军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7页。，对中国军队体制编制可“量加变通”的思想。北洋海军正是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局部上进行了兵制的变通和改革，中国近代有关兵制革新的思想主张直到甲午战争前始现进展。

（三）中本西末改革理论思潮凸现。洋务运动期间，在师夷长技的实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改革理论，这些理论逐步发展形成了一种改革理论思潮。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首先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页。的社会改革理论，可简称为“中本西辅”说。其大意是保持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变，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装备和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冯桂芬的这一思想其实就是对林、魏“师夷长技”思想的新表达。林、魏根本就没有考虑是否要改革伦常名教这个问题，所以师夷长技就是在肯定伦常名教的基础上，把西方的长技学来就可以，这与冯桂芬的“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冯桂芬来说，他也不会考虑西来之术与中国的纲常名教是否可能产生冲突的问题，即无须考虑中政与西政的关系问题。冯桂芬作为林则徐的学生与魏源所处的时代一样，他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转变期间的双重过渡人物”②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青岛：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01～302页。，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冯之“采西学”“制洋器”的种种“夷说”，都是要服从“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③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自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这个宗旨的，也说明冯桂芬根本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想法，其理论不过是企图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采用“西学”和制造“洋器”，以求得中国的“富强”而已。如此，冯桂芬的“中本西辅”说，便成为尔后洋务派“中本西末”论之滥觞。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对“中本西末”理论都进行了论述和发挥。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末。④曾国藩：《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左宗棠说，“中学与西学，二者径渭分明。西学崇实重艺，‘有迹可寻，有数可推'，是为末；而中学以运虚尊道，重义理，是为本。”⑤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李鸿章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作过较多的论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而西学不能说就是“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⑥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台湾：文海出版社，1962年，第35页。

在早期维新派中，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也论述过“中本西末”问题。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逞而始务其末者。”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37～143页。薛福成认为：“若夫修内政，厚民生，溶财源，励人才，则又筹此数者之本原也。”⑧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庸庵文编》卷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2年，第62～63页。王韬的基本观点是：本末并行，由本及末。他说：“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其末。”“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5页。其结论是：治末必以本始。郑观应认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道为本，开其始。器为末，成其终。”“道之中有器焉，器存而道亦寓焉。”⑩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6、241～243、230页。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虽然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一样，都是“中本西末”论者，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中学是本，西学是末，本末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主要和非主要的关系，强调中国的政教远出西人之上，本是永远不能变的；早期维新派则主张本末一体，事物各有其本末，本寓于末，有末就有本，故可以末化为本。中国的落后不仅表现在末的方面，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本的方面，本不但应该变，而且非变不可。

洋务派提出的中本西末论由奕訢、李鸿章等人再进而影响到清廷最高决策层。使得中本西末理论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的纲领性思想，这样一个以追求“自强”为出发点，以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为核心，以维护或不触动中国固有的根本制度和观念为最高原则的军事改革运动开始出现。而早期维新派提出的“中本西末”论到甲午战争后则发展成为“中体西用”论，并用于指导新政时期的军事改革。

洋务运动期间，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军事统帅，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军事理论，在“师夷长技”的思想指导下，把中断了的中西方军事理论交汇重新推动起来，这就为新的军事改革思想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军事改革理论由于受到洋务派“中本西末”指导思想的束缚，将军事改革基本限定在了军事技术层面，致使在军事制度和军事观念方面没有太多的进展，已经引进的新技术新装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利用。甲午战争的失败即充分暴露出了中国军事制度和军事观念上守旧与滞后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三、军事改革理论的突破

甲午战争失败，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军事改革再一次成为满清朝野关注的焦点。然而新一轮改革需要新的军事理论作为指导，在社会变革的影响下，军事改革很快被推到了历史的前沿，军事改革理论也由此得到深化。

（一）“中体西用”改革理论的提出与分岐。从鸦片战争以后到洋务运动时期，统治阶层首先承认了自己的技术落后，而在制度、文化方面仍自认为“天朝上国”。洋务运动的成果通过甲午战争的检验，人们发现中国不仅仅是技术的落后，制度以及一些文化方面也存在问题。于是，师夷的范围就必须扩大到制度甚至文化，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纲常名教）实行了几千年，一旦改革必然会威胁皇权的地位与高层统治者利益。因此，“纲常名教的改革犹如惊天，其崩溃犹如天崩”①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93页。。于是，如何处理西来制度与本土制度的关系，就成为清廷上下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中体西用”论也应时而生。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社会改革的宏观指导理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只是很少有人提及，因为洋务派的“中本西末”思想是被朝廷认定的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者，不是洋务派，也不是冯桂芬②冯桂芬的表述中有一种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倾向，中体西用也有这种倾向，故人们容易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但是，冯桂芬的思想缺乏中体西用的一个必要特征，即中体西用是要在政治上处理西来制度与本土制度的关系，故冯桂芬的思想不能视作中体西用。，而是由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发展而来的。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兴起，中体西用成为国人的流行语。到维新变法时期，倡导“中体西用”理论出现了三种派别，一种是洋务派，一种是维新派，一种是中间派。他们都倡导中体西用，但思想差别极大。以孙家鼎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③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26页。。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则主张“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④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4页。。洋务派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之缺失，中西学有主从关系。维新派则主张“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⑤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5页。，中体与西用并无木末之分，二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其目的是要为他们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寻找出路。1898年，中间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所著的《劝学篇》中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而“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⑥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0、159、133页。张之洞的观点介于二者之间，但更多地倾向洋务派。

从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来看，主要是康、梁的观点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关于“中体”的分岐主要体现在对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态度上。维新派所说的“中体”只限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西用”则包含了很多新内容，除了主张走西方君主立宪式的民主政治道路外，在军事上他们也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方。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提出“改养新军，皆令仿照德日兵制，分马步工炮辎重之队，设学校，精军械，牧良马，募良家，重荣名，厚恫精，重教以爱国，厉其精神”①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0页。等一系列军事改革的主张印证了这一点。张之洞所讲“中体”是主张以封建纲常为核心的“圣道”不能变，从军事角度看，中国传统军事除了“专制君主对军队的统率权不能变，军队的服务宗旨不能变，军人的忠孝意识不能变外，其他各个方面都在可变之列”②皮明勇：《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38页。，包括军事制度、作战理论和军事文化观念都可以纳入“西用”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体西用”论主要从过去的器物技艺层面已经上升到了制度、文化层面来讨论，显现出了它的文化观念与政治原则的本质，关注的焦点已转移到了政治问题和文化观念上，这就给军事上的改革打开了方便之门。“中体西用”实质上已经对中国近代的军事制度改革本身不再构成什么限制，西方近代军事的各方面都被纳入“西学”的范畴。这一变化，使军事改革脱离了原有的羁绊，为当时大规模的推行军事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它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改革思想向更深层次的发展，而且对中国军事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中体西用理论在新军编练中的拓展。戊戌维新运动因其短命夭折而未能全面推行军制改革，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议会民主政治的改革逐渐纳入轨道，军事改革以“中体西用”框架为指导，张之洞、刘坤一合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成为了新军编练运动的合法依据，军事改革理论出现了空前繁荣。

依照西法，变革军制，是中国近代军事改革思想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军队体制编制，编练诸兵种合成军队。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按西方军队的编制，实行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建制，建立了步、炮、马、工等兵种。第二，仿照西法改革国家兵役制度。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在全国建立了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的武装力量体制，北洋新军的兵役制已具备近代兵役制度的基本内涵。第三，仿效德国改革军官任用和选拔制度。第四，革新军事教育体制。军事学堂教育被纳入全国军事建设发展规划，初步实现了军事教育制度化、正规化。第五，建立近代军事统帅机构和后勤机构，以统一国家军事指挥权。从设立练兵处、陆军部到成立军咨府，这种军事力量统帅体制，成为中国军事力量组织领导体制近代化的开端。第六，依照西法改革军队管理训练。使新军编练逐渐走向正规化、法制化，促进了军事训练的发展。随着“西用”范围的扩大，西方大量的以兵学译著为载体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传入中国，中西军事思想文化踊跃融合，使中国近代军事改革思想加快向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转化。

从军事改革理论变化的过程来看，“中体西用”理论使军事改革从器物层面扩展到军事制度、观念的范围。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量身订制的军事改革指导理论，军事改革只能以“西用”作指导，但将“中体”与“西用”硬性嫁接在一起，则必然演变为军事改革和发展的阻力，以致终被抛弃。

晚清军事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大的败因在于未能形成一套符合时代发展的科学的军事改革理论作指导，具体来看则是观念有悖于时，缺乏宏观认知，不具系统思维，以正在进行武器装备更新、体制编制调整及新式人才培养的同时，出现了将军事改革诸因素割裂开来分段推进的怪现象，导致军事改革总体贻误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