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与求己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行业神崇拜研究状况梳理

2019-12-17 18:10段嘉欣
珞珈史苑 2019年0期
关键词:行会会馆崇拜

段嘉欣

行业神崇拜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神灵崇拜系统中十分独特的一个分支,自民国时期起,便有学者对其进行过调查与研究,目前可见的学界涉及行业神崇拜的综述已有不少,但多是从民间信仰角度入手展开论述,也有少数学者从行会制度的角度进行探析。①民间信仰方向论著类可参见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北京出版社2 0 1 3年版;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 9 9 7年版;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7年版;向柏松:«传统民间信仰与现代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1年版;[日]酒井忠夫、胡小伟等:«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1年版;路遥等:«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2年版;杨清虎:«中国民间信仰学研究与评述»,中国书籍出版社2 0 1 7年版;耿涵:«中国民间造神——内丘神码与民间信仰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6年版等。行会制度方向论著类可参见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 9 8 1年版;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 9 9 6年版;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 0 0 3年版等。研究综述则有范正义:«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反思»,«东南学术»2 0 0 7年第2期,第1 6 2~1 6 8页;苻平:«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体范式与社会学的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 0 0 7年第6期,第8 8~9 3页;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 0 0 8年第4期,第4 0~5 4页;苏全有、葛风涛:«近十年来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研究述评»,«大连大学学报»2 0 0 9年第2期,第7 5~8 0页;陈勤建、毛巧晖:«民间信仰:世纪回顾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2年第3期,第9 5~1 0 1页;邓庆平、王崇锐:«中国的行业神崇拜:民间信仰、行业组织与区域社会»,«民俗研究»2 0 1 8年第6期,第1 1 9~1 3 2页等。

所谓行业神,即各行各业的人们所创造出并自发祭祀供奉、以求护佑禳灾的神灵,往往被划分为祖师神、乡土神及保护神三个大类,但其界限并不明显,往往三者相互交织融合。此类对于行业神的崇拜信仰,往往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行业的发生、发展,以及行业观念在从业者头脑中的确立而出现的,有了社会分工和各种行业,各行业也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也就需要制造出符合本行业特点和需要的、用来保佑本行业利益的行业神。①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美国学者罗威廉在关于汉口的研究中也有所提及:“一个行会在建立公所之前,总是在汉口众多寺庙中的某一座寺庙里聚会;会所建成之后,也往往称为某某庙、某某殿或某某庵,通常也仍然充作宗教场所”②[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6页。,“在每年的贸易季节开始之前,同业行会都要祭祀他们的行业神”③[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因而行业神崇拜往往与行会组织的运行发展相联系,二者相伴相生,荣辱俱兴。行业神崇拜大致萌芽发展于宋代行会繁荣兴旺时期,宋代城市民间流行社、会,各行除参与宗教社邑外,尚以行会为单位,组织各类社、会④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极盛于明清时期,会馆每年定期团拜、追祭或祀神、会议,会馆内设有神殿享堂,祭祀神祇、同乡先贤,一般商人会馆祭祀行业神①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而在新时期大工业文明到来以后,行会的功能日益为同业公会、商会所取代,伴随着传统行业的衰退与消失,行业神崇拜也在当时被视作“封建迷信”的愚民信仰的一部分而受到批判,逐渐销声匿迹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学界对于行业神的研究与探讨,始于20世纪初外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行会问题的关注②参见马士:«中国行会考»,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3~64页;[美]步济时:«北京的行会»,赵晓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同时也受到二三十年代民间信仰研究中民俗学取向的影响③参见葛兰言:«中国人的信仰»,哈尔滨出版社2012年版;顾颉刚:«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江绍原:«发须爪:关于他们的迷信»,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大力推行破除迷信运动,行业神崇拜被视作封建迷信的窠臼,是需要被“打倒”与“批判”的对象,其相关研究也就无人敢于问津了。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行业神崇拜的研究才随着民间信仰研究的复兴,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并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行业神崇拜研究的视角与其内涵解读也日益多元化,逐渐显现出一些新时代的特点。

从研究的视角与内容来看,目前所见的学术界关于行业神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即作为民间信仰研究的一个分支以及作为行会组织研究的一个侧面,同时这两个类别的划分界限也不甚清晰,常有交汇。

一、作为民间信仰研究的分支

中国学界早期以民间信仰视角发端的行业神相关研究,往往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如顾颉刚先生等人对于北京妙峰山香会的调查研究中,就已经提及一些“职业团体”前来进香的现象。①顾颉刚:«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两部以行业神崇拜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代表作,一部是刘佳崇璋的«北平各行祖师调查记略»,一部是叶郭立诚的«行神研究»,前者是田野调查报告,后者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著。②转引自邓庆平、王崇锐:«中国的行业神崇拜:民间信仰、行业组织与区域社会»,«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第119~132页。而后,李乔所著的«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一书,则系统地考察了不同行业的行业神的源流与特征,是目前所见关于行业神研究最为全面的通论性论著。同时,一些民间信仰的综合研究著述中,也对行业神崇拜多有涉及:张广智、高有鹏所著的«遍地神灵——民众的俗信»、向柏松的«传统民间信仰与现代生活»、金泽的«中国民间信仰»、乌丙安的«中国民间神谱»及宗力、刘群的«中国民间诸神»等便都设有专门章节对行业神进行叙述。

通论性研究注重对于行业神本身源流的追溯与求证,并对行业神的种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区分;而个案式的研究则进一步列举分析了各个行业中行业神代表人物及功能特点。

这一领域的首创是赵世瑜先生对北京鲁班会以及东岳庙的诸神祭祀的研究。③赵世瑜、邓庆平:«鲁班会:清至民国初年北京的祭祀组织与行业组织»,«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2页;赵世瑜:«远亲不如近邻:从祭祀中心看城市中的行业与街区——以明清京师东岳庙西廊诸神为出发点»,«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第40~45页。早迟对中国行业神的“出身”进行了细致的考究,将其分为历史人物、神话人物、天体星宿、物事等四大类,并分条述之。④早迟:«中国行业神“出身”考(上)»,«商业文化»1995年第1期,第38~39页;«中国行业神“出身”考(中)»,«商业文化»1995年第2期,第35~38页;«中国行业神“出身”考(下)»,«商业文化»1995年第3期,第41~43页。田兆元梳理了行业神崇拜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阶段及中国鬼神崇拜的特点,认为行业神可增强行业凝聚力,各行业也借此表达出促进本行业蓬勃发展的渴望,体现出手工业欲摆脱农业束缚的强烈愿望。①田兆元:«中国鬼神崇拜的演进大势及其特征»,«社会科学»1993年第10期,第47~50页。宫宝利通过对清代北京、苏州、上海、佛山等地碑刻资料的分析,对96家会馆、公所的祭神内容加以考察,分析了清代会馆、公所对关公的普遍祭祀与地方特色,认为清代会馆、公所祭神的内容虽然不一,但究其本质,都是为了增强同乡或同业的凝聚力,祭神成为清代会馆、公所达到敦睦仁和、安邦济众、业兴物丰目的的重要手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民间的崇神祭神情况及某种社会心态。②宫宝利:«清代会馆、公所祭神内容考»,«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6~42页。沈洁以清末民初城市中的行业神崇拜为例。探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信仰空间的变迁形态,认为在信仰体系内部存在明显的分化趋势,行业神崇拜的变迁路径在乡村与城市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向,考察了城市商人集团是怎样通过仪式塑造其群体秩序的。③沈洁:«仪式的凝聚力:现代城市中的行业神信仰»,«史林»2009年第2期,第31~41页。蔡少卿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崇拜的原因在于人避灾祈祷的功利实用目的和态度,具有给予人们精神支柱、安定社会的作用,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助于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现代化。④蔡少卿:«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32~35页。岳永逸分析了祖师爷对一个特殊的群体或行业的整合、维系,以及在一个存在差序和层级的社会体系中提升群体社会地位等功能,认为祖师爷既是一个行当中个体的思维方式与符号,还是一个群体和它所置身的整体社会的“心态”或者说“心性”,各个行当对祖师爷传说的讲述有着更多的象征意义,实际是一个行当从业者的心态和心性的宣言与自白。⑤岳永逸:«磕头的平等:生活层面的祖师爷信仰——兼论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21~34页。何向通过在端砚发源地的肇庆田野调查,以碑刻、村中老艺人的口述材料为基础,对比当代的拜师节,分析现代行业神崇拜活动具有规模更大更隆重、恢复的是仪式而非信仰、规范作用弱化的特点。①何向:«从仪式走向信仰——端砚行业神崇拜复兴的田野调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7~21页。

从行业神的种类来看,行业神大体可以分为祖师神、乡土神与保护神三类,而行业神崇拜的发展历程则是从单一的乡土神崇拜到后来的多神共祀、一行多神的局面,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目的性与灵活性等特点。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多从行业神崇拜的源流、类型、祭祀、仪式、变迁及功能等方面对其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与探析。但随着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考察行业神崇拜背后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区域社会的特征,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的应用。

二、作为行会组织研究的延伸

最早将行业神崇拜研究作为行会组织制度研究补充的中国学者是全汉昇先生,他在«中国行会制度史»一书中,专门讨论了不同时期行会祖师的崇拜活动。②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而后,童书业先生也在他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谈及了近代行会对于祖师的极端崇拜与供献。③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83~184页。陈宝良先生则注意到中国行业性行会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并且对行会组织团拜、追祭或祀神、会议这一现象进行了叙述。④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217、231页。

早期的行会研究,对于行业神祭祀多有涉及,但是大多将其视作一种传统封建因素,在论证行会向同业公会、商会等近代新型社团转化时,将行业神崇拜的衰败视为行会转型的特征之一,并且多注重行业神崇拜与特定地区、特定行业之间的关联与实际社会效用。

王日根通过对会馆演变发展的具体考察,探寻会馆神灵信仰的交融变迁及其文化内涵。①王日根:«会馆与民间信仰»,酒井忠夫、胡小伟等:«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438页。黄挺考察了潮州闽西商人围绕汀龙会馆进行的祭祀活动,并认为祭祀活动对行业经营管理规范化存在促进作用。②黄挺:«会馆祭祀活动与行业经营管理——以清代潮州的闽西商人为例»,«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81~86页。魏文静从行业祭祀会社的角度探讨近代江南庙会的变迁情况,分别从其产生的经济动机、会产管理、社会功能及其衰亡历程入手,深入探究近代江南庙会转型的原因。③魏文静:«近代江南行业祭祀会社的功能变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13~118页。孙斌从苏州碑刻入手,分析了行业神祭祀活动与清代行会活动的互动关系,提出祭祀活动法制化与行会活动宗教化这一看法。④孙斌:«试析神明祭祀与清代行会活动的互动与影响——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30~32页。董虹以华北地区为例,探究行业神这一传统信仰在近代发生的变化,认为行业神信仰的功能在部分行业依然盛行,但有的已经开始衰微,有的正在发生转化,不能一概而论。⑤董虹:«近代以来行业神信仰的变迁——以华北地区为例»,«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36~39页。傅裕以清代重庆九省会馆为考察对象,探析了会馆信仰的目的性与灵活性特点,并认为行业神崇拜具有行业管理、标榜教化及移民群体身份认证的社会功用。⑥傅裕:«会馆信仰及其社会功用——以清代重庆九省会馆为考察对象»,«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29~33页。李刚、曹宇明则探讨了山陕会馆中所体现的工商会馆神灵崇拜的多样化与世俗性特点,从侧面考察了社会转型时期商人心态的变化,认为行业神崇拜具有为商业经营服务的世俗性质。⑦李刚、曹宇明:«明清工商会馆神灵崇拜多样化与世俗性透析——以山陕会馆为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27~31页。刘嘉乘认为明清时期的会馆组织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新,关注清代汉口的徽商群体对于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以阐释商人会馆的社会起源及会馆的性质、类型和文化取向。①刘嘉乘:«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4~23页。王谋寅、范平则从法学角度入手,提出清代工商业者对道教神灵的崇信深刻地影响了行业习惯法的订立方式及程序。②王谋寅、范平:«道教教义对清代工商业习惯法的影响»,«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第46~54页。陈志勇从大众娱乐的角度,考察行业神崇拜与会馆演剧、会馆献戏的关系。③参见陈志勇:«商帮、行会与近代汉口的会馆演剧——兼论中国戏曲史上“商路即戏路”之命题»,«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第30~38页。同时,还有学者从会馆建筑形制等级入手,关注会馆的神灵祭祀与其之间的联系,及会馆建筑的政治地位等。④参见徐美莉:«由财富到地位的阶梯:清代商人崇拜的神灵与会馆建筑»,«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9期,第80~85页;王莹、李晓峰:«行业神信仰下西秦会馆戏场仪式空间探讨»,«南方建筑»2007年第1期,第63~69页。

此类研究,多从行业神崇拜与商民信仰入手,探究会馆神灵崇拜视野下所得见的社会效用,往往展现其功利性的一面,同时从行规制定、成员教化、精神寄托、组织凝聚力、社会地位提升及经济效益等侧面对行会组织运行中的行业神祭祀与崇拜进行论述。

三、当代行业神崇拜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随着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及科学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理性看待行业神崇拜并深入探析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成为新时代的研究目标。而对于行业神崇拜研究的未来趋势与展望,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也提出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朱英提出对行会崇拜神灵活动及其变化的具体剖析可以作为探讨工商业者的宗教信仰问题的一个典型事例,结合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辅之以文化学及宗教学的角度,对行会的行业神祭祀活动进行分析,以实现对行会史研究视角的进一步拓展。①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55~174页。葛兆光认为随着当代民间信仰的兴起,我们应追寻这种信仰背后所体现的民间生活的观念,在论证民间信仰的现代性时,需要对中国的民间信仰进行分析,证明它所构成的观念与行为系统有助于认同现代化的社会秩序,也有助于促进经济运作的现代形态的形成,如果要证明民间信仰是一种对抗现代性的力量,它与科学、理性以及现代式的社会格格不入,那么,也需要对民间信仰及其背后的观念系统、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进行分析。②葛兆光:«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寻根»1996年第5期,第18~21页。苻平通过阐释与分析民间信仰研究的三种主体范式——信仰事象范式、象征/文化范式和社会过程范式,来寻求社会学突破目前研究的进路问题,呼吁关注中国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期映射出信仰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宗教行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及其在实践当中的具体运作,重视国家因素在信仰空间再造这一命题中所发挥的作用。③苻平:«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体范式与社会学的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88~93页。吴真提出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对话。④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第40~54页。苏全有、葛风涛则提倡对于民间信仰对人的影响以及上层意志研究的关注,认为当代的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研究应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入手。⑤苏全有、葛风涛:«近十年来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研究述评»,«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5~80页。岳永逸强调“感同身受”,将祖师爷信仰“还归特定群体日常生活”而非剥离其日常生活进行研究。⑥岳永逸:«磕头的平等:生活层面的祖师爷信仰——兼论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21~34页。邓庆平、王崇锐提出从民间信仰的路径出发需要在“宗教的社会网络”中更动态地揭示行业神崇拜体现出来的中国“宗教资本”与“社会资本”间转换与整合的机制及其过程,对于传统行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行业神崇拜的变化还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讨论,区域社会视野下的行业神信仰研究应更多关注行业神与其他社区神的关系,探究包括行业神在内的多层次的民间信仰体系在地方社会如何形成,进而揭示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进程。①邓庆平、王崇锐:«中国的行业神崇拜:民间信仰、行业组织与区域社会»,«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第119~132页。

概而言之,近年来随着民间信仰复兴风潮的掀起及多学科融合的全面史视角的引进,国内学者对于行业神崇拜的关注也开始发生转向,开始更多地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关注行业神崇拜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社会关系演变历程。而关于中国民众对于行业神的崇拜的文化内涵的解读,笔者以为,仍是以祈福禳灾为基本。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利,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②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0页。行业神崇拜这一民间信仰与祭祀活动所展现出的实用功利主义也罢,行业地域特征也好,商民对于行业神的最基本诉求,始终是出于对其自身的护佑及对幸福与财富的渴求,而行业神崇拜所带来的社会功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信奉者自身意志的强弱。同时,“长久以来的造神行为并不仅仅意味着先民生存中的苦难与欲求,恰是这些长久伴随着先民的神祇,让人们在数不尽的自然灾难与兵燹祸乱中始终怀有一线生的希望”③耿涵:«中国民间造神——内丘神码与民间信仰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7页。,于商民而言,此类充满实用功利性的求神行为,何尝不是在求己?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以为,若能以诸如会馆等行业组织载体为依托,通过探究会馆的发展源流、祭祀的具体情况及演变、行业神崇拜的区域特性及其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将行业神崇拜现象置于特定区域中加以考察,在关注行业神崇拜的文化内涵与经济效用的同时,重视行业神崇拜现象发展演变中与移民社会、区域社会、群众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因素,力求从行业神崇拜及行业组织转型中窥得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以全新视角重新解读行业神崇拜现象及其社会效用,不失为新时代背景下一条解读行业神崇拜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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