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德意志第二帝国后期的“世界政策”——以“海权论”为中心的考察

曹 强

(1.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2.南京大学 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6)

1919年6月21日，德意志帝国“公海舰队”于英国斯卡帕湾集体自沉，占舰队吨位90%以上的战列舰和驱逐舰沉入海底，宣告了德国海洋大国梦的彻底破碎。实际上，此时的德国海军并未完全战败，舰队的主力舰尚具备相当的战斗力。但是，在此之前的1918年11月份，德国政府已迫于压力向协约国投降。为了避免舰队落入英国人之手，德国海军将领和水兵不得不自行凿沉了大部分军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和海军元帅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多年的苦心经营付诸东流。自沉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凡尔赛和约》签订并于次年正式生效。德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被严格限制在了最低水平上。百年之后回首这段历史，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失败固然有其客观上的历史定数，但也与其主观上的战略失当不无干系。

一、德意志第二帝国大战略的转变

19世纪70年代，经过普法战争和德意志统一，在获得了法国的割地和巨额赔款以后，德国俨然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数一数二的强国。此时的德意志帝国蒸蒸日上，在人口、工业和军队等各方面的潜力都远超周边国家。但是，从地缘政治层面上来说，德国依然需要面对一个传统大陆国家难以克服的战略困境——德国身处蠢蠢欲动的侧翼大国俄国与时时不忘复仇的老对手法国之间，[注]普法战争结束以后，俾斯麦深知法国决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帝国总参谋部曾提出法国是否会复仇的问题，俾斯麦不假思索便做出了肯定回答。参见奥拓·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卷3，杨德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73—274页。国际处境十分微妙，不得不万分谨慎地应对欧洲大陆的风云变幻。老成持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采取了一套相对保守的外交政策，以确保德国不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众矢之的。

俾斯麦将德国的角色定义为欧洲事务的中间人——俾斯麦称之为“诚实的经纪人”(Honest Broker)。[注]王曾才：《西洋近世史》，台北：正中书局，2006年，第729页。具体来说，就是德国不主动索取领土和追求利益，而是为其他欧洲国家充当调停者和仲裁者，从而使这些国家对德国产生好感、信任乃至依赖。德国一方面通过限制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来向俄国传达修好之意，使后者感其诚意从而远离法国；一方面又暗中鼓动俄国在东方问题上与英国对抗。同时，俾斯麦一边对严守“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英国反复表态无意插手海外殖民地事务，使其逐渐放下戒心；一边又反复安抚和怀柔宿敌法国，挑唆其向海外发展，使其与英国在殖民地瓜分和势力范围分配上产生矛盾。通过这样的纵横捭阖，德国成功地分化了两个陆上的邻居，使其不能联合起来对德国形成战略包围；同时，德国也巧妙地分享了英国的欧陆“平衡手”角色，削弱了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影响力。

这一套娴熟的外交手腕使得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并未引发欧洲传统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强烈担心。此时的英国业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其主要关注点自然而然是它的海外事务。英法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利益争夺是当时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基调。而在欧洲事务方面，英国和俄国之间也存在着深厚的矛盾。所以，德意志的统一并未引起英国对于德国坐大的忧虑。相反，英国甚至将德国视为潜在的伙伴和盟友，是制衡法国和俄国的重要力量。换言之，尽管欧洲大陆的权势核心已经开始向德国转移，但是俾斯麦成功地让欧洲大国继续维持着传统均势尚可维系的主观印象。可以说，俾斯麦深谙德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并以个人外交天才成就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欧洲中心地位的辉煌。[注]王开明：《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对外战略——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他的“欧洲政策”固然在短期之内不能把德国送上世界霸主的宝座，但是很好地保障了德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也为德国在欧洲事务中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抬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

在海军建设和海权争夺方面，俾斯麦也并不十分热心。[注]常帅：《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与其海权发展》，《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9期。在俾斯麦的心目中，欧洲才是德国经营的重心。与欧洲大陆的利益相比，海外殖民地事务只是细枝末节。俾斯麦的理由也很充分——海洋首先是同殖民地系统和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欧洲大陆的市场尚未能得到完全开发。因此，俾斯麦对于远在天边的殖民地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另一个原因则是，俾斯麦深知，此时的德国在实力上依然无法挑战英国。如果过早地开拓殖民地体系，则势必会引起英国的不满，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反之，与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却有助于德国拓展海外贸易——英国的工业产品竞争力已经开始落后于德国，并不会对德国的出口贸易造成过大的威胁；而英国海军对于航道和海上安全的维护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的商船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这在俾斯麦看来已然十分和谐，所以短期内他并不想打破这种现状，追求充满未知的帝国荣耀。

到了1888年，当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即位成为帝国皇帝之后，事情开始发生悄然的变化。俾斯麦那套稳健而保守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显然无法满足这位志向远大的新皇帝。在逼迫俾斯麦告老还乡之后，新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线”的旗帜，在国际战略方面开始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注]邢来顺：《国际战略空间经营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这并不奇怪——在威廉二世看来，俾斯麦的那一套手段是陈旧而过时的，已经不能匹配德国强大的实力，也无法满足他自己的极大野心。他所梦寐以求的已不仅仅是做欧洲大陆的地区霸主，而是追逐“阳光下的土地”，追逐整个世界的霸权。

从表面上来看，威廉二世的战略规划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19世纪末的传统欧洲五大强国中，德国的发展状况和趋势是最好的，而其他国家则各有各的问题。此时的法国似乎还未从普法战争的惨败中走出来，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主要矿区和战略要地阿尔萨斯-洛林还在德国人手上，在最重要的军工生产上也大大落后于德国；德国东边的俄国此时还停留在半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工业基础差的不值一提，军队也缺乏像样的战斗力。这两个欧洲传统大国从硬实力上来说都无法和德国比拟。另一个大国——奥匈帝国由于和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深厚矛盾而选择倒向德国。尽管这个日薄西山的封建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但是其实力依然不可小觑，军工产业尤其突出，是德国坚固的盟友。

唯一让德国深感头疼的只有英国。德国想要开拓海外殖民地并称霸世界，同英国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威廉二世坚信，大英帝国200多年来统治世界所倚仗的无非是庞大的殖民地体系和实力世界第一的皇家海军——强大的海上力量为英国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体系保驾护航，而殖民地又可以持续不断地为大英帝国输送资源和劳动力，并提供庞大的产品输出市场。所以，在威廉二世看来，建立匹敌乃至超越英国的强大海军并构筑军事力量维持的海上霸权便成了他在追逐世界霸权之路上所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恰巧于此时问世的“海权论”无疑也为威廉二世的雄心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所以，威廉二世顺理成章的成了“海权论”的狂热拥趸。在威廉给他自己和他的臣民所灌输的帝国战略理念和光明前景里，“德国的未来在海上”。[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249页。俾斯麦时期的“大陆政策”随即让位于“海洋政策”，“欧洲政策”则让位于“世界政策”(Weltpolitik)。

二、海上的无为与陆上的失败

一战爆发之前，德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1870至1913年，德国煤炭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亿吨，已经接近英国的2.92亿吨；钢产量从17万吨激增至1832万吨，生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注]张晓兰：《一战前德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及其典型化事实》，国家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sic.gov.cn/News/81/4112.htm，2015年1月16日。几乎相当于英、法、俄三国之和。[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卷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至1913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德国将这些国力的大部分都投放到海军建设当中。在提尔皮茨执掌海军部的头三年里，海军开支以每年增长13.7%的速度从1.14亿马克增至1.76亿马克。从1900至1913年，以陆军预算的百分比计，海军预算急剧攀升，1900年为25%，1905年增至35%，1911年更是达到了55%。[注]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71页。

德国海军的实力是空前的——“公海舰队”拥有14艘新“无畏级”巡洋舰，4艘战列巡洋舰，再加上其他舰艇，总吨位高达130万顿，在数量和吨位上基本达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半，且还在以每年两艘“无畏级”的速度建造新的军舰。[注]刘怡：《一战海权启示录：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海权“陷阱”》，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40727/41326088_0.shtml，2014年7月27日。同时，由于所谓的“无畏舰革命”，从1905年到1913年，战舰的单位造价也翻了一番，再加上相应的船闸、船坞和运河扩凿成本，建设海军所需要的庞大投入一度成了德国政府在财政上的一个巨大负担，以至于连丘吉尔都忍不住揶揄道：“英国海军，对我们说是必需品，从某种观点上看，德国海军对他们来说在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奢侈”。[注]章骞：《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

德国大海军战略的原本设想是：在英国人做出反应之前建成一支能够进入大西洋并可作为战略制衡手段存在的“公海舰队”。“公海舰队之父”提尔皮茨提出的“风险理论”(德语：Riskante Theoire)首先假定英国不敢冒海军遭受重创的危险而同德国进行一场海上对决，因为失去海军优势的英国必定会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注]这一逻辑在二战以后的确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印证。英国在失去制海权和大量海外殖民地的同时，也丢掉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尔皮茨认为德国海军至少应具备英国海军三分之二的实力。这样便会让英国投鼠忌器，不敢对德国采取措施。德国从而可以以较少的投入来实现战略效果上的对等。

随着德国海军的日益强大，英国逐渐开始感到恐惧——自从特拉法加海战之后，一百年来还从未出现过能够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力量——这不啻是对英国帝国基业的根本性冲击。1898—1901年，英国试图通过谈判协调英德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同盟谈判最终失败。两国在经济、殖民地和军备竞赛上的矛盾已经没有了调和的可能性。[注]刘德斌：《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英德关系由此迅速恶化。到了1904年，英国更是将德国确定为主要敌人。[注]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卷3，第348页。为了应对德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英国与法国、俄国先后通过《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结成了反德同盟，在外交和军事上做好了各种对抗的准备。同时，海军军备上的竞赛继续升级。英国决定实施新的两倍造舰计划，即德国每建造一艘军舰，自己就建造两艘，以保持对德国海军的实力优势。至此，“风险理论”的立足点已然不复存在。

但是，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的海军战略却极度僵化和教条，不能因应时势的巨变。他们不但没有及时做出战略上的调整，反而更加孤注一掷的加速发展海军，企图借此逼迫英国作出“中立”的让步。[注]王开明：《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对外战略——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二帝国的大海军战略在目标和手段之间开始产生严重的背离。[注]F. H. Hinsley， Brit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Sir. Edward G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4.

对比鲜明的是，在德国将自己的舰队从一个沿岸海军扩展为世界第二强大的“公海舰队”的同时，其陆军费用的增长幅度却大大降低。1904至1912年间，德国海军的军费从2.06亿马克上升到4.62亿马克，增长率高达137%；与此同时，德国陆军的军费则从6.47亿马克上升到9.48亿马克，增长率仅为47%；1897至1911年间，三项小规模的陆军法案仅增加区区3.5万人。[注]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270页。1899年，陆军部甚至试图将德国陆军的兵力减少144个营，理由是德国陆军规模过大，“已经超出健康的(军事)发展的极限”，无法实施有效的指挥。这一奇怪的理由让参谋本部大为光火。但陆军部自有他们的苦衷——预算的有限不但让征兵工作变得越来越难，而且使得维持现有数量的军队也变得负担沉重。

尽管从传统上来说，德国是欧洲大陆上数一数二的陆军强国，兵员数量庞大，在士兵素质、武器装备和作战理念上也强于法俄两国。但是由于长期坚持海军优先的发展战略，到了一战爆发前夕，德国陆军在面对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时已经毫无优势——德国陆军数量仅仅与法国持平，而装备也基本差不多。单独对抗法国已十分吃力的德国陆军还要分兵对抗东线的俄国。

在1905年制定的“施利芬计划”中，为了克服东西两线作战的窘境，德国计划通过陆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通过闪击战尽快解决西线的法国，然后再挥师东进击溃俄国。显然，整个计划能否顺利实施首先依赖于对陆上邻国法国的征服——这无疑需要陆军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可奇怪的是，虽然“施利芬计划”的核心思想早在1905年即已定型，但是，在这之前和之后，德国却并未从战略层面为该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实质性的有利条件。

陆军实力上的不足导致“施利芬计划”变成了纸上谈兵——战前德奥两国的兵力足足比法俄两国少60万人，开战以后，随着俄国军队的紧急动员，这一差距变得更大。军队和总人口的比例大致也能说明问题——开战之前的1913年，德国总人口6500万，陆军常备人数只有60万人。作为对比的是，法国的人口比德国少2000万，却维持了一支规模与德国相当的常备军。[注]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276页。

所以，当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几乎完全照搬他的前任所制定的战争计划开始大举进攻法国时，在其至关重要的“右翼”，能够供他支配的只有区区五个兵团，远远少于“施里芬计划”的最初设想，故而也难以实现该计划在短时间内击溃法国的战略目的。双方在马恩河一线陷入僵持。经过几场战役的缠斗，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的德军只能选择后撤。马恩河的失利带给德国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挫败，还有战略上的极大被动。此后闪击战不得不转为德国最不愿意看到的阵地战和持久战。

随着战争消耗的攀升，德国的陆上劣势也越来越明显。不管是在东线还是在西线，德国陆军始终处于人数上的以少对多状态，仅仅以兵员素质和战场指挥上的些许优势来弥补。索姆河战役中，德军以54万人对阵英法联军80万人；凡尔登战役中，法国先后投入了75个师，德国则只有50个师。东线的兵力对比则更为夸张，德军甚至曾经面对数倍于己的俄国军队。到了1916年，当俄国摆脱了战争初期的指挥混乱和装备落后等问题之后，德国在东线的战事开始逐渐吃紧，不得不从西线抽调兵力，这让凡尔登的法军压力顿减，奥匈帝国也不得不暂停了对意大利的攻击。

同时，陆上交通也给德国的战术机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尽管德国的工程部队努力为推进中的德军铺设铁路，但其终端始终落后于前线。特别是在“施利芬计划”重中之重的“右翼”，人员和马匹经常由于精疲力尽而速度减慢。实际上，要载运这些战斗部队大约需要1.8万辆货车，但是德国却只有4000辆，并且其中60%在到达马恩河之前就开不动了。[注]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283页。显然，德国的战略目标与其资源配给并不相称。

此后，经过几场大战役的僵持和失败，德军彻底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值得深思的是，在这场因海权之争导致均势失衡而引发的战争中，德国投入巨资打造的“公海舰队”主力自始至终被英国海军牢牢地禁锢在北海，既无法往南突破多佛尔海峡的封锁，也无法往北绕过英国人的监视进入大西洋。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试探性地打了一场“日德兰海战”，其他时间其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注]参见王早：《铁十字旗下的“巡洋战争”——一战期间德国海外舰队的战斗(上)》，《舰载武器》2007年第9期；王早：《铁十字旗下的“巡洋战争”——一战期间德国海外舰队的战斗(下)》，《舰载武器》2007年第10期。如果不是最后以自沉这种无奈而又悲壮的方式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殉葬，或许早就被历史遗忘了。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痴迷于海权的威廉二世最后竟然因为水兵暴动而仓皇出逃，德意志第二帝国随后也土崩瓦解。

三、德国“海军至上主义”失败的原因

在威廉二世的整个宏观战略构想中，海上霸权占据了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尽管不能将威廉二世的战略决策全部归结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的理论指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马汉所开创的现代海权理论对威廉二世的战略思考影响至深。1894年马汉访问英国时，两人曾有过一面之缘。后来，在写给《纽约先驱报》的毕吉罗(Poultney Bigelow)的信中，威廉二世曾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不是正在阅读而是正在吞噬马汉上校的书，并尝试将其牢记在心中。那是一本第一流的书，而且在所有各点上都具有经典的价值。我的军舰上都有这本书，而且常为我的舰长和军官们所引述”。[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0页。威廉二世对于“海权论”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实际上，很难说他是否真正读懂了“海权论”。以“风险理论”和“存在舰队”为标志的德国式海权狂热与马汉理论的核心理念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马汉所论证的并非只是单一的海军战略理论，而是一种更为宏观的海洋与霸权之间潜在联系。在马汉看来，海权的内容不仅仅是舰队和海战，还包含商业、贸易等非军事元素，涵盖了“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李少彦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I页。这也是马汉理论区别于过往的各式海洋战略理论的重大创新。换言之，马汉理论中的海权是一个以海洋为中心构建的涵盖政治、军事、文化、贸易等多方面内容的有机体系。相对于狭义的战略层面的讨论，马汉的海权论更像是一种“海权哲学”。[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6页。遗憾的是，威廉二世对这些几乎视而不见，未能从根本上领会“海权论”的思想精华。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开篇第一章中，马汉即阐述了影响一个国家海权发展的六大基本要素：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海洋人口数量、民族特点以及政府政策和国家机构的特点。[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21页。基于这些分析元素，马汉在他的书中列举了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作为考察的对象，分析它们的海权优势与困境。尽管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德国并未被纳入马汉的研究范围，但是我们根据马汉的分析思路，对应这六大要素来一一考察，则不难发现，德国其实并不具备全面发展海权的先天优势。

马汉认为，要想成为海权大国，首要因素便是地理位置。近代海权国家，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皆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而英国又是其中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英伦三岛以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隔，拥有多个优良的港口。同时，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地理距离又不是太过遥远，能够充分的投射力量。通过扼守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英国可以有效地控制欧洲主要国家进出大西洋的通道，完全符合马汉所说的——“除了具有方便进攻的优势外，又方便进入公海，同时还控制了一条重要水路或世界主要贸易通道……”[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23页。这一发展海权所必备的重要物质条件。因此，“同其他条件偶然交汇，英国海军便可以对全球政治产生强大的和广泛的影响……它所拥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各地，并拒绝承认其欧洲对手的海外殖民地。英国拥有更进一步的优势使其能够以最小的代价保持全球的霸权和现状”。[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

反观德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德国被包夹在法国和俄国这两个大国之间，随时面临东西两线陆上进攻的危险——考虑到法国还拥有当时欧洲最为强大的陆军并与德国关系不睦，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德国的地理位置实在算不上优越。德国也因此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以应付来自陆路的威胁，而不能像英国那样“把目标完全集中于海洋”。[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21页。这种情形注定了在国力大致相当的前提下，德国海军永远无法超越英国海军。

其次是地形因素和领土范围。马汉认为，“海岸是一个国家边境的一部分。由此边境越容易到达外部地区(这里指海洋)，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海洋与世界各地的人民交往得就越多。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漫长的海岸，可是没有港口，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拥有海上贸易、海上运输和海军。”同时，“一个海上强国需要有一到两个通往公海的现成出口，以免被占据优势的敌国舰队阻断海上贸易和商业。”[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23—25页。德国的弱势恰恰在此。尽管德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通往公海的出海口较少，重要的战略通道多佛尔海峡和北海航道极易为英国海军所封锁。一旦被封锁，德国就彻底失去了进入大西洋的门户，海外贸易也会无可避免地陷入停滞。[注]假如开战以后德国能够迅速征服法国，占领法国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就可以绕过英国在多佛尔海峡的封锁，直接获得通往大西洋的出口，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英国实施反封锁。在二战中，德国基本实现了上述战略目标。不幸的是，工业化转型和飞速增长的人口使得德国十分依赖于农产品进口。战争开始以后，当德国的海外贸易为英国所阻断、无法通过出售工业产品换购粮食时，食物短缺也就变成了必然，最后甚至引发了内乱。反观英国，同德国一样不具备农业上的优势。但是，开战以后，英国一直通过大量出口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军队自始至终没有遭遇食物短缺的危机。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对英国的海外贸易影响甚微。从基尔港出发的德国舰队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了北海的一块狭小海域，对英国遍布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和贸易航道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另一方面，德国的两条海岸线被日德兰半岛隔开，其最大的三个港口——北海的赫尔戈兰湾、基尔港与波罗的海的罗斯托克分别位于日德兰半岛的东西两侧。由北海通往波罗的海的航道需要穿过三个海峡，航程数百海里。这造成了一个很不利的局面——如果德国将英国当作主要目标，集中力量发展它的北海舰队，那么就会失去对俄国的威慑力。而反之，如果德国以波罗的海舰队为主，本就实力落后的德国舰队更加无法在大西洋区域与英国争雄。所以，德国先后于1887年和1907年花费巨资开挖和拓宽基尔运河，以方便舰队在两海之间机动，同时采取一种折中的战略——集中力量发展主力舰队，并将之置于北大西洋海岸线，而调派小规模的分舰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游弋，以监视俄国。这种自然环境上的劣势才稍微得以扭转。

在海洋人口数量上，德国也不占特别的优势。首先，德国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国家，其从事航海贸易和海洋生产的绝对人数并不多；其次，海军建设所需要的是大量的从业人口以及周边附属设施和技术资源也不是短短十几年间就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即使在投入巨资之后，德国的舰船建造能力依然赶不上英国；最后，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庞大的海洋人口基数，英国在水兵素质、军事训练、海军战术上相比德国也拥有巨大的优势。

马汉罗列的第五点要素是国民性。马汉认为，战争(最终)不是战斗而是实业。[注]章佳：《评马汉的海权说》，《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对于海权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民族特点就是对贸易的热爱。[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38页。换言之，海权的精髓就在于如何将制海权转化为对海上贸易的支持乃至垄断。过往的海洋霸主如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无一不是如此。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皆为贸易主导型，其国民大多以海为生，具备热爱经商的天性，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正如马汉所言，英国人的成功来自于其民族的两大特点：一是英国殖民者认为理所当然、也非常愿意在他们新开拓的殖民地安顿下来；二是英国人能本能地、迅速地并且多方面地在新的殖民地上开发寻找资源。[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41页。相比之下，德国人却少有这种远离故土冒险的激情，这让威廉二世的殖民帝国梦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对此，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评价说：“主张海外殖民地可以为人口过剩国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过是煽动群众的幻想。事实上，在1880—1914年间，虽然找个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移民人口当中却只有极少数主动或被迫选择任何国家的殖民地”。[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页。日耳曼民族的保守性格使得他们对于殖民事业普遍缺乏热情，移居并经营殖民地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实际上，政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1907年，德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殖民地事务署，致力于推动德国的殖民事业发展，但收效甚微。

其实，德国人也曾拥有无畏的海洋精神。但是，自“汉萨同盟”式微以后，普鲁士式的陆权专制和军国主义气息逐渐成为德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贸易和商业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精神荡然无存。所以，当威廉二世骤然推行他的“世界政策”的时候，海洋精神在这个国家仿佛也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因而缺少老牌海洋帝国那样的底蕴和优势。相较于以往西班牙、英国等国家围绕海外贸易构筑的海权体系，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家和海军将领们的海权战略构想显得极为主观和片面。他们对于海权的观念依然停留在制海权的层面上，认为仅仅依靠海上军事力量的扩张便能带来帝国的繁荣，进而错误地把海军、海战和制海权等战略手段当成了战略目的本身。造成这样的结果，普鲁士一直以来的军国主义传统和陆权式思维方式显然难辞其咎。

最后一个对于海权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则来自于政府的政策。英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自詹姆士一世开始，英国便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贸易和海军优势作为基本国策。后来的历代君主大体上也能够一以贯之，沿袭这一国策，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与英国相比，德国由“大陆政策”转向“海洋政策”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这种倏忽之间的战略转变必然造成政策上的急功近利，过于强调短期效应，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加强海上存在上，而缺乏长远的谋略和规划，对于海权的其他方面，如生产、航运、商业贸易等等都没有重视起来。政策取向的片面性使得“世界政策”很难给德国带来新的造血型殖民地。[注]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保有的对于帝国经济起关键作用的殖民地依然是俾斯麦时期所取得的。尽管德国在东方取得了胶州湾的控制权，但是，这一地区处在日俄势力范围的交叉地带，无异于一个烫手山芋。这一时期开拓的其他殖民地则多属一些无关紧要的、远离贸易中心的太平洋小岛以及非洲的贫瘠之地。实际上，占有这些殖民地对德国整个的经济体系少有助益。德国在1913 年时对亚洲和非洲(包括德属殖民地)的出口额仅占其出口额的7.6%。同时，由于德国自身的工业发展仍存在资金缺口，因此根本就没有余力去投资和经营这些海外殖民地。参见汪宁：《德意志第二帝国海洋战略初探》，《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21期。同时，如何“将已拥有的殖民地发展成为有利可图的殖民地”[注]萧汉森、黄正柏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也一直是一个让德国政府头疼的问题。自始至终，这一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导致德国的海权体系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不能像英国那样，在国内工业生产、海外贸易和军事扩张上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政府的体制和架构对于海权的发展也非常关键。马汉在他的著作中曾列举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失败作为反例，试图证明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即：一个民主政体的理性决策对于国家海权的蓬勃发展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64页。在这方面，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体制较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就逊色很多。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架构中，普鲁士邦独占参议院58票中的17票，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阻止各邦脱离自己的领导。[注]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规定，任何涉及政体变更的提案都须在参议院58张选票中获得44张以上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参见刘怡：《极度狂热：“制度赤字”与德国的海权冒险》，《现代舰船》2014年第9B期。同时，普鲁士邦的选举又采取一种“三级投票制”，这种投票制度严重偏向容克资产阶级。他们思想保守，敌视共和政体，拥护君主专制，同时又热切地期盼着德国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开疆拓土。

再则，威廉二世本人既是普鲁士国王，又是德意志帝国皇帝，对于德国政治几乎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所以，当威廉二世于1896年1月18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初次透露了大规模扩充海军的意图时，他可以毫不掩饰且充满底气地表露自己对于德意志帝国大战略的主宰地位：“海军对德意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海洋问题上，在它的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德意志，没有德意志帝国，没有德意志皇帝的参加，决不允许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注]苏勇：《试析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海权》，《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5期。高度的集权政治导致德皇缺乏必要的机制约束，在一条死路上走到底。最终，他的统治被基尔港海军水兵暴动引发的“十一月革命”所推翻，德国的君主政体也由此终结。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黑色幽默式的巨大讽刺。

综合上述因素不难发现，不管是从自然地理条件，还是从民族文化背景，抑或从地缘政治格局来说，一战之前的德国实际上都不具备全力发展海权的客观条件。同时，德国的经济实力也尚不足以支撑一支能够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公海舰队”。但是，第二帝国的领导层未能充分意识到德国在客观条件上的不足。相反，他们置现实困境于不顾，生搬硬套海权理论，并教条地执行了一套“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国家大战略。倾尽全力勉强为之所造成的后果是，德国不但确立海上霸权无望，还丢掉了自己传统的陆上优势，同时惹恼了周边国家，进而陷入自我孤立，并最终卷入了战争。二十年后，第三帝国政府从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一教训，集中精力发展陆权，包括铁路网和公路网建设、陆军军备的扩充、坦克的大规模装备部队以及作战人员动员机制等等，德国的钢铁洪流得以横扫欧洲。在对海方面则舍弃了传统的大舰巨炮和水面作战，转而发展性价比较高的潜艇部队，将重点放在破交作战上，攻击盟军的商船和运输船以破坏其经济与后勤。同时，分兵进攻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切断其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结 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对于海权的追求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德国处于资本的扩张阶段，需要进一步扩大殖民地以开发新的原材料产地和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威廉二世或许也吸取了拿破仑的经验教训。后者在特拉法加尔海战之后因为海上力量的孱弱最终被英国困死于欧洲大陆；最后，海权理论又恰好迎合了威廉二世躁动不已的世界霸主梦想。于是，德国把对于海权的追求提升到了“世界政策”这一国家大战略的高度，前后几十年投入巨资，发展海上力量，试图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发起挑战，但最后却折戟沉沙。

从大战略层面来说，“世界政策”最终难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在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上的本末倒置——应当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注]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换言之，海权仅仅是国家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具体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因此，当海权的拓展可能导致国家安全环境发生恶化时，也应当及时地予以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这一方面无疑存在重大的战略失误。在大肆对外扩张的同时，帝国的领导层忽视了长久以来主宰欧洲地缘政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均势”——的巨大威力。自从1713年均势原则被写入《乌得勒支和约》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浸淫，均势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了欧洲各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并且，均势不再以过去“潜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而是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因此，欧洲大陆上任何试图打破均势的强权往往难以逃脱被围攻的命运，从拿破仑到沙皇尼古拉一世，概莫能免。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对此洞若观火，“提尔皮茨敲进他那些军舰的每一颗铆钉，都在促使不列颠帝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域那成千上万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铿锵作响的铁锤打造出的竟是将来抵抗德国的国家联盟，而德国最终也将被这个联盟所颠覆。”[注]高全喜、邱立波：《海权沉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一战之前的德国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安全”与“发展”之间的抉择困境。通常情况下，“安全”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没有安全的发展不能持久，没有发展的安全则毫无意义；但是有时候，两者之间也常常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因安全上的保守而导致不思进取、发展受挫，或因盲目发展和过度扩张而导致安全崩溃——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此，如何权衡安全与发展便成了一个国家在制定其大战略时必须要重点考虑的根本问题。如德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考量可能更为直接——由于陆权是其安全的最终屏障，而海权则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故而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会表现成为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权衡与平衡。显然，只有在陆权得以巩固的前提下，才能逐渐将权力由大陆辐射到近海和蓝水。否则，没有陆权支撑的“海上霸权”无异于一座华丽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