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社会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报道

高 悦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人类的活动不仅影响着本国的历史，也深刻地改变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而对后者的研究存在跨国别、跨地域、跨学科的特点。以环境与社会为视角，可以透视东亚世界的内部肌理与发展逻辑。日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不仅如此，作为东亚世界第一个完成近代化的国家，日本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也深刻的影响了本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对极端·特殊事件的反应，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包容力与张力。同时，关注社会变迁中的少数群体、环境资源问题的解决办法与应对、深入挖掘人和社会的良知，不仅对当下的中国有所裨益，更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为此，东北师范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了主题为“近代日本的社会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北海道大学、东海大学、关西大学四位专家和学者围绕人与社会、战后日本社会与少数派群体、社会与自然、人的活动与灾害应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些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相关研究的热点，同时对历史学研究方法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一、人与社会：战后日本社会中的少数派群体

(一)关于残疾人走出“生而不幸”思想的研究

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是，日本自1948年以来颁布的《优生保护法》(也被称为《旧优生保护法》，笔者注)一直被视为对残疾人基本人权的歧视与侵害。日本东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的安积游步讲师是一位先天脆骨症患者，也是日本著名的人权运动活动家。认为，生而残疾并非不幸，生在这种观念盛行的社会才是真正的不幸。主张残疾人要自立、自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残疾人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包括在地铁站安装电梯、公交车安装升降机，以便于日常出行；在日本各地开展了“朋辈咨询”的自我赋权计划。在安积游步等人的努力下，目前全日本百分之五十的公交车上都安装了升降机。同时，对于日本社会中不能让残疾人生育子女的歧视，1994年安积于埃及开罗发表了反对优生保护法的演说，两年后，日本彻底废除了《优生保护法》。日本残疾人的积极应对值得中国方面的借鉴与学习。

(二)关于日本农村“地域共同体”与农村青年的研究

学者关于农村“地域共同体”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后日本农村的变化与农村青年在时代中的选择。辻智子以日本东北地区的农村为例，对生活在农村的青年人、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青年如何看待农村、如何展望农村生活进行了探讨。地域共同体前身，是以村落和市町村为基本单位的青年集团，主要承担传统的艺能与祭祀礼仪等活动。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深刻的影响了农村，其中，农村地域青年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认为，对高收入的渴望是农村青年选择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通过社团内举办“共同学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青年的助力。而留守在农村的青年人则通过青年团体举办的学习会，在20世纪70年代大力发展有机农业，激活了农业，也让青年对农业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第三，七十年代建设的福岛核电站曾经给当地农民带来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但东日本大地震的侵害，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灾区青年会在灾后救援和心里疏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农村青年积极参加灾后建设的纽带。

二、社会与自然：人的活动与灾害应对

(一)水俣病的研究

水俣病是由环境污染引起的公害病，发生于20世纪日本熊本县。不同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水溜真美子关注水俣病患者的精神世界，水俣病的本质是日本战后急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它揭露了近代工业文明和人性的黑暗面：在《苦海净土》中，一方面描绘了当地渔民饱受病痛折磨。另一方面，由于当地人在经济上高度依赖智索公司，也致使患者在社会上受到了极端的排斥。认为水俣病不仅破坏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也破坏了渔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与精神文化。水俣病事件的缔造者—智索公司的消极赔偿是对人权的践踏，从患者的角度来说，一边对于生活在拥有大企业“都市人”的自豪感，一边又不得不掩藏自己发病的事实，人性的复杂面透过纪实文学与纪录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二)寻求福岛核事故问题解决的新路径

日本“311”大地震后，福岛核电站的去留以及今后日本的能源结构一直是困扰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大问题。三上直之指出，今日日本能源政策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即政府宣传废核却大力推进核电的表里不一，认为由电力公司、核能产业、研究者、当地自治体构成的主要体系，其地位仍然无法动摇。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本政府的长期规划中，截止至2030年的电力供应结构，核电仍占有22%的比重。社会民众对核电的安全性充满不安，希望废除核电。各种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重启核电站的反对意见已经达到半数，可见民心之所向。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三上直之认为，不能单纯的依靠执政党或社会舆论的呼声，介绍了民主党政权时代的经验，当时政府采取了“讨论式舆论调查”的方法，从全国随机募集参与者，集中接受专家讲座、进行讨论，最后再对参与者进行舆论调查。这种方法通过科学论证，代表了民意与政府双发的呼声，对解决能源环境等公共政策问题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专家学者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第一，深入剖析日本近代以来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并将其放置于东亚的视阈内。一致认为，日本是东亚国家中率先像西方学习，进而步入了近代化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近代国家的建构则是伴随着对他国的侵略，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在内的资源掠夺。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又破坏了本国的生态环境，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思，不仅是东亚世界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展望。第二，重视少数群体的声音是衡量进步社会的体现。残疾人群体代表的是“生而不幸”的少数群体，他们希望获得与正常人享受同等权益；水俣病患者则是被动地被纳入到少数群体，赔偿金无法消灭病痛，但人道主义关怀或许能够消除社会偏见；跟资本社会“脱节”的农村及农村青年，以青年团体为依托，选择了跟现代社会逐渐融合。构建一个消除差别与偏见的社会，不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人的觉醒。第三，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互碰撞，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解决问题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