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叙事出发探析托尼·莫里森作品《家》中的多元拯救模式

刘家妠

《家》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十部小说。身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在作品中，她以炙热的情感、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以及“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表达方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表达出了对种族问题、女性问题的关切。莫里森的主要作品中，除了《所罗门之歌》和《家》之外，主要人物全都是女性。在她的作品中，女性角色从未被怠慢、被忽视，她们的身上不仅蕴含着女性的力量，更彰显着黑人种族的特质。正如1986年山帝·拉塞尔对莫里森的访谈中她所说的那样，她是为了黑人女性在写作[1]。在《家》中，虽然以男主角的视角展开的叙事占了较大的比重，但实际上，在弗兰克这条主线之外，不可忽视的是，还存在着很多从女性视角展开的叙事。

《家》的主线讲述了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弗兰克·莫尼从医生手中救出自己被作为实验品的妹妹茜，并带她回到家乡进行医治的故事。这部作品的叙事结构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主线故事以外，有几条支线随着不同人物的叙事视角进行展开。在男主人公弗兰克视角之外，还有妹妹茜的视角、弗兰克的女朋友莉莉的视角以及弗兰克的祖父的妻子(与弗兰克无血缘关系)丽诺尔的视角，还有一些章节中既有弗兰克的视角又混杂着茜的视角。从多个视角展开的多元叙事让这部作品充满了活力，也饱含深意。本文依托多视角叙事、罗宾·沃霍尔的“未叙述事件”和莫蒂默的“第二故事”的概念来探析《家》中的女性叙事，发掘作品中的女性声音和独特的女性叙事对于打破传统的“男性拯救女性”模式、建立多元的拯救模式发挥的作用。

一、多视角叙事：女性的声音

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提到女性的声音的力量。她认为，“声音”这个术语可以是女性拥有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有了自己的声音，女性在男权中心的社会权利关系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2]。托尼·莫里森在很多个场合都表明过自己对女性尤其是对黑人女性权利的关心，在《家》中，通过改变叙事者和叙事视角，用一种多视角叙事的手段，她将黑人女性的“声音”与男性的“声音”交叉并置，达到了一种权利关系平衡，在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中，给女性开辟出了让她们思考和讲述她们自己的空间。

单一的男性叙事很容易忽略掉重要的细节，女性叙事的加入使得整个故事更加丰富，视角更加全面，人物方面尤其是女性人物更加形象，被男性叙事掩盖的女性也得到了发声的权利。《家》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弗兰克的视角展开，引出他要去佐治亚救自己的妹妹茜。茜第一次出现是在一张神秘的纸条上，上面写着：快来，别耽搁，否则她就要死了[3]。此时的茜只是一个代词“她”，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符号，直到第三章快结尾的地方，茜的全名“伊茜德拉”才真正出现，但是，她经历了什么？为什么需要拯救？读者对她仍然一无所知。茜并不是男性叙事中出现的唯一一个模糊的女性形象，在前往佐治亚的路上，弗兰克还回忆起了自己的女友莉莉，以及两人逐渐破裂的关系。莉莉在弗兰克的叙述中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安慰者”的形象，除了她能让弗兰克暂时忘却战争的痛苦，读者对莉莉也是知之甚少。莉莉是谁？两人的关系为何破裂？在单一的弗兰克的叙事中，一切都是未知的。

传统的“男性的欲望情节”(male plot of ambition)中有三个特征，其中一个是人物刻画始终聚焦于表达其欲望的男性人物[4]。一味地聚焦于男性人物会使权利关系失衡，使女性人物“失声”。不同于传统的男性表述，《家》中的女性人物也获得了表述自己的权利。第四章开始以茜的视角展开，讲述了自己被祖母压迫、被男友欺骗、在城市里独自打拼、最后成为斯科特医生的助手的整个经历。茜的叙述让这个人物丰满了起来，于是人物性格中的弱点也逐渐显露出来，她软弱无知，容易受到欺骗，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切却是弗兰克早年对她过度的保护造成的：“那就是身边有一位聪明而强壮的兄长照料你、保护你的副作用——你的大脑成熟得比别人慢。”[5]这些造成她人生悲剧的原因弗兰克无从得知，因为他一直笃信自己对茜的照顾是正确的，甚至于“他的命就是为茜留下的”[6]。第六章中，弗兰克口中的莉莉也从幕后走了出来。她的坚韧、骄傲、强悍的内心，还有一切从男性叙事中得不到的女性特质逐渐地显露出来。从她的叙述中读者才能了解到，离开弗兰克使她得到了解脱，她“无须继续背负着一个受伤的男人”[7]，这既表明了这段关系中弗兰克对她的拖累，也表明了弗兰克和她关系破裂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在弗兰克的叙事中是缺席的。

《家》中的多视角叙事给予了女性发声的空间和权利，这维持了男性与女性叙事的平衡，打破了单一叙事中男性话语权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视角的叙事和男性视角的叙事并不是对立的，它们齐头并进，互为补充，让作为个体的人物更加生动、丰满。比如：从弗兰克的视角和茜的视角出发所讲述的故事中，都提到了“恶毒”的祖母丽诺尔；而第八章，从祖母丽诺尔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塞勒姆的亲戚一家五口到她家里常住三年的故事，就可以发现这个人物身上多了一些由于自己的私人领地——“避难所”被外人长期侵占而引发的愤慨和无力感，少了一些弗兰克和茜视角中的“恶毒感”。

二、“未叙述事件”：女性拯救者形象的建立

“不可叙述事件”这一概念由杰拉德·普林斯首先提出，他于1988年在《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叙述未发生事件的话语》，开启了一种新的叙事学研究思路。罗宾·沃霍尔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和延伸，将“不可叙述事件”(the disnarrated)进化成“未叙述事件”(unnarratable)，并划分出四种类型：不必叙述(the subnarratable)、不可叙述(the supranarratable)、不应叙述(the antinarratable)、不愿叙述(the paranarratable)[8]。《家》中，无论是男性视角的叙事还是其中穿插的女性视角的叙事，都存在着“未叙述事件”，而从这些“未叙述事件”出发去探析其背后潜在的深意，作品中的“弗兰克拯救茜”或“男性拯救女性”的模式就会面临被消解，而另一个更加开放的拯救模式则逐渐建立起来。

“不必叙述”属于因为“常识”而不必表达的事件。漂泊在外的两人回家之后都获得了救赎，这救赎不仅来源于故土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还来源于代表着黑人种族精神的人们。托尼·莫里森通过《家》中的“不必叙述”的事件，展现了黑人女性强大的内心和独特的精神品质，也为这些拯救者们对茜的拯救做好了铺垫。第十三章中，茜跟随弗兰克回到了家乡，接受了以埃塞尔女士为首的女人们的救治：

……她们的共同点非常明显。她们的菜园子里不会剩下任何东西，因为她们什么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她们家里没有垃圾或废物，因为她们能让一切都派上用场。她们对自己的生活，也对任何需要她们的人或物负责。如果你没有常识，她们不会大惊小怪，而是直接大发雷霆。懒惰对她们来说岂止不能容忍，简直没有人性……[9]

莫里森在描写这些黑人女性的时候，没有用过多的笔墨讲述那个年代整个黑人种族生活的艰辛，也没有详细描写黑人女性在重重压迫之下产生的操持家庭、维持生活的强大能力，但是透过这些对于黑人女性来说无须多言的常识，莫里森展现了黑人种族乐于分享的品质，勤劳、热心的人物特点和看上去不够温柔却异常实用的人生信条。

“未叙述事件”中的“不应叙述”和“不愿叙述”也出现在这个治疗和拯救的阶段。“不应叙述”是因社会常规不允许而不能被叙述的事件，而不愿叙述则是因为遵守常规而不愿意叙述。茜在被救治的过程中“凭着仅有的一点儿印象向她们讲述了发生的事。之前她们谁都没有问过”[10]。以埃塞尔女士为首的黑人女性的“不问”和之后茜对此事寥寥无几的叙述构成了这一阶段的“未叙述事件”。然而，这些“不问”和“不说”之间却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社会规约的尊重和遵守，而是显示出了这些黑人女性对于疾病和痛苦的轻视。她们会用恨铁不成钢的语言去训导茜——“你长的像个包子，就别怪狗惦记”[11]——这些语言证明她们不是软弱的。那么，她们的“不问”只可能是源自于她们强大的内心对这些“入侵者”的不屑：“这些女人对待疾病的方式就好像它是一种公然的冒犯，一个虚张声势的非法入侵者，不被鞭子抽一顿不会老实。”[12]

在这些“未叙述事件”交织出的拯救过程中，作为拯救者的女性的形象得以凸显，茜饱受摧残的身心得到了恢复和成长。这个过程中她不仅学会了这些强大的黑人女性身上的特质，还树立了自己内心的勇气和信心，开始了自我觉醒。康复之后的茜焕然一新，正如埃塞尔女士告诉茜的那样，没有人有义务拯救她，她要学会给自己的土地播种[13]。

三、“第二故事”：男性“拯救者”形象的消解

从“未叙述事件”中解读女性对女性的拯救之后，此时反观弗兰克对茜的拯救之旅，就会发现这是一场流于表面的拯救。这个故事的背后有另一个故事，在表面的叙事之下有另外一股“叙事的暗流”，这股暗流暗示了叙事的主题，只有看到了这股暗流，才能对作品有较为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这就是莫蒂默所定义的“第二故事”[14]。

莫蒂默提出的“第二故事”旨在发掘叙述者没有讲出的秘密，在《家》没有被讲出的秘密中，弗兰克拯救者的形象逐渐被瓦解。《家》开篇对弗兰克的境遇的描写是这样的：他被绑在医院的床上，被夺走了一切可以用来攻击的装备，只能靠装睡来避免再次被人注射镇静剂。这是一个等待着“被拯救”的形象。弗兰克的形象和传统的拯救者的形象大相径庭，稍后的章节中随着故事展开，他的叙事中透露出来的是对战争的恐惧和朋友死亡对他的打击，患有伤后应激障碍的他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够强大且备受伤害的形象。而茜则是一个无知的、更加弱小的、从小生活在兄长的保护下的女孩儿形象。弗兰克的强大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茜的弱小和依赖，正如第十一章弗兰克的自言自语中所透露出的秘密一样：在她的记忆深处活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我——一个强大、可靠的我[15]。没有茜的需要，弗兰克就不会是强大的、可靠的，并且很可能会继续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就像莉莉所说的，他看起来根本没有目标，只是想要活下去[16]，收到了茜的求救之后，他才踏上了旅程。这样看来，到底是谁拯救了谁呢？在这股叙事暗流中可以看到的是，弗兰克依赖茜如同茜依赖弗兰克。两人相似的形象如同两个“被拯救者”，相互扶持着走向自我拯救之路。

在表面故事之下探寻“第二故事”，将弗兰克这个人物作为“拯救者”的形象进行了消解。弗兰克的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拯救，不如说是黑人种族相互扶持的自我拯救。在茜自我觉醒之后，弗兰克也开始探寻自己的内心，在第十四章的自言自语中，他叙说并直面自己杀害朝鲜女孩的事实，并和茜重新埋葬了被残害的黑人同胞的尸体，完成了自我救赎。与茜合力埋葬尸体的章节叙事中充满了象征，这些象征也成为“第二故事”的佐证。多灾多难的黑人群体就如同那棵被削去了树冠的月桂树，从中间被劈开，却还能活得生机勃勃。而弗兰克和茜两个人同心协力将尸骨重新埋葬也象征了黑人族群相互扶持和帮助的种族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之下，两人最终都完成了对自我的拯救。

四、结语

通过独特的女性叙事，托尼·莫里森在《家》中展现出来了一种和谐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男性和女性视角的叙事相互交叉，互为依赖，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由于性别不同产生的叙事差异。从女性叙事出发对《家》进行分析，可以透过表面叙事发现文本后隐藏的多元拯救模式。这部作品不只是从男主人公弗兰克的视角出发进行叙事，也融入了女性的声音，使得叙事视角更加全面，人物形象更加丰富。作品中的“未叙述事件”所产生的留白使得整个作品的叙事意味深长并且引人深思。“未叙述事件”和“第二故事”悄无声息地隐藏在叙事的暗流之中，建立起了女性拯救者的形象，消解了表层叙事中所建立的男性拯救者的形象。这本美丽又残酷的书写出了创伤被治愈的可能性，给予了人希望和勇气，并且在弗兰克和茜相互扶持的自我拯救中将目光聚集到了黑人种族内部的群体精神方面，让黑人种族成为一个更加坚不可摧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