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屈原情结”与文化意义

张 佳

一、端午节纪念屈原的原因

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是我国四大传统民俗节庆。尽管端午节本身是一个以禳毒、驱瘟、祭神为主的特殊节令，但东汉以后，端午节源于屈原，因屈原沉水、百姓追念而形成一系列风俗活动的传说便传播开来，并成为端午节习俗的主要内涵，一直延续到今日。应劭《风俗通义》云：“屈原以是日死于汨罗，人伤其死，所以并将舟楫以拯之。今之竞渡，是其遗迹。”《世说新语》载：“楚屈原以忠被谗，见疏于怀王，遂投汨罗以死。后人吊之，因以五色丝系角条，于节日投江祭之。”

屈原生活于矛盾频仍、群雄逐鹿的战国中后期，他一心想要楚国变法图强，对内政治革新，对外交邻抗秦，为国家富强繁盛而奔走不息。但他把自己的“美政”理想寄托在贪愚、昏庸的楚怀王身上，就注定了悲剧的结果。“恐皇舆之败绩”“伤灵修之数化”“哀众芳之芜秽”，对国君的劝谏和国家命运的担心，使之享有“忠君爱国”的称赞，并经由后人的阐释升华，屈原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道德观的精神楷模。正是对楚国的深沉眷恋，屈原才能在受到馋毁、疏远、流放后依然保持独立不迁和不懈求索的人格品质，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到超现实的幻想世界中寻找实现美政的可能，但“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昏暗的现实阻断了屈原存君兴国的意志行为，面对滔滔的湘水和日益衰败的楚国，“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死犹能冀其感发而改行”[1]，屈原终于在五月五日这个特殊的节俗里自沉汨罗，希望用自己的纵身一跃唤醒昏聩的君主，警醒楚国的民众。游国恩说屈原之死“决非怯弱者的自杀”，“而是勇敢的决斗，积极地以挽救危亡为职志”[2]。屈原因对楚国的恳切忧虑，得到楚国人的同情和怀念，他的辞作因之而为人搜集、整理，他的故事也因之而为人追记、流传，他的品德也因之而为人推崇、尊敬。所以，当屈原与端午联系在一起，就迅速成为端午节的纪念内涵，人们愿意把端午这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节俗与屈原联系起来，以此来追悼和缅怀屈原。民心所向即是历史选择。可以说：“屈原用自身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五月五日’的选择，使纪念屈原与端午节逐步叠合，进而成为端午节的主角。”[3]

二、20世纪纪念屈原的两大热潮

作为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无疑是研究楚辞的重心。审视百年来的楚辞研究，曾出现两次在端午节纪念屈原的热潮，并引起激烈的学术讨论。第一次热潮是在20世纪40年代。1940年，由郭沫若、老舍等文学家倡议，将每年的屈原殉国日即端午节设立为诗人节加以纪念，并于第二年在重庆隆重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此后几年，每逢诗人节就有纪念屈原的成果刊出，其主要作用及影响如下。第一，20世纪40年代初正值抗战相持阶段，诗人节的设立和举办无疑具有鼓舞士气、号召反抗外侵的现实目的，这从前两届诗人节均有国民政府要员参与即可得知，如第一届诗人节有于右任、陈立夫、冯玉祥等人参与，第二届纪念有孙科和于右任等参加并讲话。第二，由于屈原自身的道德追求和端午节的广泛影响，许多正直文人，包括我党文艺界人士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纪念。例如：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6月5日发表肖三所撰题为《纪念屈原》的文章，林若在《时代中国》发表《爱国诗人屈原——为纪念第二届诗人节而作》，1942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1945年6月14日《诗与散文》出版了“诗人节特刊”，1946年7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闻一多《屈原问题》，1948年《真善美月刊》设置“诗人节专页”。一系列纪念文章显示了我党对屈原的肯定和对诗人节的重视，也体现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突出了文艺力量在抗战时期的经世功能。第三，20世纪40年代的屈原纪念热潮引起了有关屈原身份的学术争论。1944年6月成都“诗人节纪念会”上，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主张，立即受到文化界的批评。同年11月，孙次舟发表了《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予以回应，并声称闻一多有类似之说，从而引起闻一多的关注，闻一多撰《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驳斥了孙次舟的看法，肯定了屈原忠贞、勇于抗争的品质。此外，郭沫若、陆侃如等楚辞专家也都撰文表明认同屈原的学术观点。此次论争虽然以学术立场来进行，但也给反动派扼制屈原制造了舆论氛围。

20世纪纪念屈原的另一热潮是在50年代，以屈原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为标志。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举行文化名人周年纪念活动，让世界人民了解和认识他。该年端午节期间在北京举办了楚文物展览，首次展出了屈子祠和屈原墓的照片。9月，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五部门组织，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大会，并编印文集。《文艺报》1953年发表第11号社论《屈原和我们》，这样评价屈原：“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些而来的人格上的感人力量，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感动着我国人民。在艺术上，他也影响了我国文学两千多年。”国内学者也纷纷撰文，为这次文化盛举鼓动、扬旗。同年，在主流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的学者有郭沫若、郑振铎、唐弢、林庚、褚斌杰、陆侃如、李易、何其芳、王运熙、陈思苓等。屈原成为文化名人，不仅促进了国内纪念屈原、研究楚辞的热潮，也对我国向世界介绍和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形成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新气象。

三、端午节文化意义的强化

端午节既与其他民俗节庆一样，代表了中华民族生活和精神的礼仪形式，在历史的发展和选择中，它又与屈原事迹相联系，包含了爱国主义的理念价值和对高尚品德的追求。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传统节日的物质需求已经满足，但作为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节日的文化功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展示和体现。端午节既有传统民俗的内涵，也彰显着伟大诗人屈原的爱国情怀，我们应该重视和强化端午节的文化意义，让民众体会传统民俗的丰富内蕴，寻找共同的精神家园。

第一，突出端午节的“屈原情结”，对民众举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普及工作。屈原对后人影响极大，主要源于他那执着的理想追求、深固难徙的家国情怀以及忠贞的人格，司马迁赞其“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志洁，其行廉”，朱熹评“其志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屈原身上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思想道德正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因素。

第二，认识端午节的文化价值，宣传屈原在民族团结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号召中华儿女共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0世纪“诗人节”的提出虽然具有时代性，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认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不再设立“诗人节”，但仍纪念屈原为“人民诗人”“文化名人”，称赞其爱国情怀；而在中国台湾地区仍有“诗人节”，称屈原为“爱国诗人”。可见，两岸人民对屈原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屈原及其作品所展现的进取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是两岸人民心灵的家园和归属，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应当共同继承和延续这一文化血脉。

第三，重视古典优秀作品阅读，更深入地理解端午节纪念屈原的原因和意义。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理想和感情集中凝聚在他的作品中。纪念屈原不仅要在习俗上继承、发挥，还要在文本阅读中感知《离骚》等楚辞作品的艺术魅力，充分认识到屈原精神的思想内涵。现阶段，党和政府提倡全民阅读，让阅读走进百姓、融入生活。端午节是“诗人节”，更应利用这一契机举办阅读活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全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只有坚持不忘历史，才能有坚实的根底，才能更加善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