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引介的主体、路径及内容探究

张 莉

(扬州职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职业补习教育自晚清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开始引入中国。延至整个民国时期，职业补习教育思想被民国学人进行大规模的引介和探索并逐步推广。分析该思想引介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引进入中国的具体过程，进而能够窥探出欧美诸国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1 引介的背景及主体

1.1 引介的国内外时代背景

职业补习教育制度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德国。18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机器工厂逐渐代替旧式手工工场，劳动分工开始日益精细化，“原来的劳动技能不再能够满足现有的机器生产需要。”[1]1891年，普鲁士德国颁布《营业条例》规定：18岁以下的职工必须去补习学校进行学习。1919年，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颁布的《魏玛宪法》第145条规定：“无论男女均须接受八年制普通义务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进入部分时间制的补习学校学习至18岁。”[2]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已经开始试行半期学校，旨在解决幼童工作与教育同时并行之难题。美国则在英国半期学校的基础上，创造了定期学校，美国政府认为：“美国注重义务教育，以为儿童并非受完全义务教育不可。而义务教育并非十一岁以下儿童所能做，乃定十四岁以前为受义务教育时期。其尤患义务教育之不足也。”[3]美国定期学校是为解决义务教育与儿童的年龄之间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德美职业补习教育是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一种继续教育。这些规定标志着西方职业补习教育制度开始起步并且不断发展。至20世纪初，西方职业补习教育事业颇有规模，向中国引介创造了条件。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实业法令鼓励民众发展实业，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放松对华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出现“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并不断壮大。这不仅增加了企业对职工数量的需求，更提高了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由于自民国肇建以来，军阀混战不断，社会千疮百孔，民生凋零，面对如此窘境，振兴社会经济成为当时政府以及工商界人士面对的难题。简单易行、省时高效的西方职业补习教育制度开始进入他们眼帘。有论者据此认为，“民国能够引介西方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根本动因，实则是迫于当时社会环境所致，当局急于振兴与发展社会经济，不得不接受西方新教育思想。”[4]笔者认为此种分析仅为其一，如果能深入了解和研究西方职业补习教育的特征，再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所得结论似乎更具有说服力。1935年《教育与职业》发表了熊恬、黄育才的《广设职业补习学校案》一文，该文对于中国为什么需要引介职业补习教育给出四点理由，并强调“职业补习教育能够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5]

由此可见，职业补习教育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对于振兴国家经济、改善民生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所以，从欧美引介至民国，并未受到社会的排斥。随着该制度的不断推广与应用，日渐受到政府重视，为其完全引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对此，也有学者批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人开始一味盲目排斥日德一切文化，开始推崇美国文化制度。”[6]笔者认为，这与当时“五四”新思潮下国人激进的思想有关，引介的模式完全随国人的认知喜好而决定，存在着刻意复制与模仿，鉴于此，时人才得出：“中国的民族，需要加倍速力的改造，需要有充分识力的改造者。”[7]在这一问题上，民国教育家欧元怀针对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的出路曾提出诸多意见。综上，这一时期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和其他西方教育思想的引介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由单纯、刻意的复制模仿到针对性的消化与吸收再到结合本国国情进行自主创新的转变过程。

1.2 引介的主体

就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引介的过程而言，存在着从初期的被动缓慢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主动加速。民国初年，引介缓慢的主要制约因素与政府和普通民众有关。就政府而言，虽民元时期，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业法令，鼓励民众投身实业救国热潮，但是政府对西方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认知不足，未能给予实际支持。在普通民众的心理层面，也需要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开始热衷推崇西方文化，甚至一度出现全盘肯定西方文化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知识精英的引导和宣传起了关键作用，据当代职业教育学者汪光华研究，“在1917年，国内知识精英对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宣传与介绍有增无减，此后的数据在不断地加速增加。”[8]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其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并逐渐步入正规化。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职业补习教育已十分流行。据时人记载：“战后上海职业补习教育，颇为发达，补习学校和学生的数量日渐增加；诚然，上海是工商百业的集中地，职业青年当不在少数，所以补习教育是很适合多数人的需要。”[9]

具体而言，引介的参与主体包括个人、社团组织、新闻媒体以及教育机关等多方力量。就个人而言，其中不乏许多职业教育大家，如顾树森、王志莘、庄俞、聂云台、张元济、杨廷栋等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或远赴重洋，或亲自考察，将当时颇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思潮传播于国人。他们深刻意识到，中国欲发展社会经济，必须借鉴各国先进的职业教育制度。不仅如此，像江恒源、潘文安、邹恩润等先进人士，积极译介当时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专著，并为译著进行宣传和介绍。就社团组织而言，综观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组织，影响最大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前者成立于1917年，由当时的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联合48位教育界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即着手开展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为宗旨。”[10]对于职业补习教育推行与改进，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发表社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前年何清儒博士设计一套实验计划。但两年来，因社会不安定，这个计划不易实现，我们目前所注意的是教材的编订问题及各科修业期限问题……”[11]中华教育改进社则是在民国十年成立的教育社团，在数次年会上，教育界人士均有提交职业教育改革法案。可见，两大社团组织对于引介当时欧美等国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就报刊杂志而言，发挥重要作用的当属《教育与职业》，该杂志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专门刊发有关职业教育的新闻。另外，像《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多种报刊在这一时期都有译介世界各国职业补习教育的思想。至于教育机关，最为显著的是全国教育联合会，还有一些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他们多以制定职业教育法案或规程为引介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提供宣传阵地。

所以，从引介的主体来看，民国时期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引入存在多方协同宣传与介绍的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促使这一思想在中国推广与应用。我们据此可以观察到民国时期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由刻意模仿再到进行调适进而逐渐走向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中国职业补习教育思想脉络，其主要转折点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后，经过朝野上下的共同关注以及多方推动，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在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2 引介的路径

民国时期致力于引介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主体为当时的学者，这些学者均有国外留学的背景。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限，在此之前，深受“甲午惨败”与“庚子国难”，国人主要以留学日本为主，学习其先进文化，之后开始陆续转为学习欧美等国。1921年《东方杂志》刊载日本某研究者文章：“在日留学生当以中国为最多，中国共有国外留学生九千人，在日本留学的就占四千人。”[12]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国人将学习的目光转向欧美各国。例如当时著名的职业教育家刘湛恩、庄泽宣等人均有留学欧美或出访过欧美等国的经历。汪光华最早开始注意到，“在1917年之后国内对于西方等国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引介呈现的趋势明显有增无减，并利用数据进行实证。”[8]除留学欧美等国的学者引入，民国时期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引介的路径并不单一，20世纪20年代之后，政府也逐渐注意到职业补习教育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多次组织教育考察团赴欧美交流。同时，欧美等国教育家来华访学或讲学也在无形之中传播了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另外，教会文化作为近代欧美殖民文化的一部分，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也成为教会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

2.1 通过报刊以及编著等传播载体引介近代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是最主要路径

在报刊方面，有数百种近代报刊曾经刊登过国内及海外学者介绍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内容的文章。 综合类报刊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申报》，其次有《东方杂志》《时报》《小报》《晨报》等；教育类报刊影响较大的有《教育与职业》《教育参考》《教育与民众》等；政府类公报有《天津特别市教育局教育公报》《台湾省政府公报》《广东省政府公报》等；会计类报刊有《立信校刊》《立信月报》等；另外还有一些引介零星散落在其他类别的报刊，如《京兆通俗周刊》《政衡》《半月评论》等。

在编著和译著方面，对民国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传播贡献较大的出版社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启智书局、黎明书局、正中书局等，他们会出版民国学人一些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编著或者译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卫玉的《职业补习教育》，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庄泽宣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通论》，章之汶的《农业职业教育》；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段碧江的《新女子职业教育》；启智书局出版的任白涛翻译的《最近各国的补习教育》；世界书局出版的杨鄂联的《职业教育概要》；黎明书局出版的熊子容的《职业教育》；正中书局出版的江恒源的《职业教育》；大华书局出版的陈作梁的《比较教育》；京华印书馆出版的邵祖恭的《反职业教育论》等。

2.2 欧美教育家来华讲学或访学成为西方职业补习教育引介的路径之一

据有关学者进行统计，从民元到抗战爆发前夕，共有12个外国教育专家先后来华讲学或者访学，其中不乏许多在当时国际上比较有名的教育学者，比如杜威、克雷顿、巴士第夫人、柏刻、孟禄、罗素等人。其中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等五人被推举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誉董事。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期间，孟禄还经常与其他社员一起进行教育调查，他综观中国教育全局，撰写了许多有关职业教育方面的论文，鲜明地反对洋化教育以及旧中国教育，探索出了符合本国化的教育机制。田正平意识到,“进入20世纪，兴起于欧美等国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引领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旗帜，同时也密切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交流。”[13]这使得职业教育成为欧美来华访学或讲学人士时常所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初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引介。

2.3 传播宗教自由思想的教会学校等组织也进行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植入，丰富了引介的路径

1924年，《教育与职业》杂志发表佚名文章《职业教育消息：美国教会所办职业补习教育》，该文介绍：“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最先为已有职业之成人与儿童，办理补习教育。时值在半世纪以前，1866年青年会合设一夜学校，学生68人，是为第一次实施之成绩，然所设课程是中小学之普通科目。至十九世纪末叶，始加补充，先列入初等商务科目，次列入手工工艺科目，入20世纪，范围益扩大，性质益专门，注重实业教育之发展。”该文最后补充道，“然美国青年会此项教育上之设施，其范围尤不止此。除学校教授外，尚有指导、介绍两种，指导兼教育与职业，介绍则所以调剂人才上之供求，而对人格上之建设，更为注意。”[14]此类教会组织对于引介欧美本国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推动，让国人在潜移默化中开始不断熟知。另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对于职业的指导，要求“全国四百多处教会学校对职业补习教育进行宣传与介绍”[15]。这些宗教组织无形中为西方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引介到中国开辟了一条路径。

3 引介的内容

尽管从上述分析来看，民国时期从欧美等国引介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路径呈现出多样性，并非单一化，但我们仅从近代报刊、学者编著以及译著中就可以窥知当时从欧美引介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据笔者初步统计，民国时期出版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最多的出版社当属上海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其中，职业教育思想类编著以及译著达180余本，职业教育论文有6 000余篇，涉及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论文有900余篇。民国伊始，顾树森最早将目光转向西方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研究。191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他所编著的《德美英法四国职业教育全1册》，为民国建立以来最早涉及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著作。顾树森在书中分别对欧美四国职业补习学校进行了介绍。之后不久，他又在《中华教育界》发表《德国明亨市实业补习学校之概况》，在文中介绍道：“明亨市实业补习学校之组成概分徒弟部与师匠及助手部，十四岁至十八岁已毕业于国民学校。在实业家为徒弟者有三年间，强制补习之义务，而师匠与助手部无义务……”[16]顾树森更深刻地意识到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竭尽全力振兴补习教育，其目的在于解决国家民生问题，也就是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德国实业界之勃兴无他故也。全恃教育，普及之力而已，故欧洲大陆各国欲臻于德国国民之地位，其唯一之手段即为教育之普及。此所谓教育普及者，实业补习教育占重要之位置。”[16]上述反映出顾树森对实习补习教育之重要性的了解之透彻程度。顾树森还远赴欧洲进行职业考察，回国之后，他将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欧游丛刊》，其中对德国职业教育介绍颇为详细，包括《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柏林职业指导总局概况》《德国职业指导实施法》等书。这使得欧洲大陆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因此，有论者认为，欧美职业补习教育从民初引介，至抗战时期逐渐与中国传统职业教育相结合，呈现出中国化特征，对民元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受当时朝野上下的关注。

民国时期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引介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欧美职业补习教育办学制度、职业补习教育的入学制度、职业补习教育与义务教育及基础教育的关系设计。其中办学制度主要包括学制、训育、教学、教材、法令规程、师资等。

3.1 办学制度

在北洋军阀政府颁布“壬戌学制”之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开始讨论教育改革事宜，形成民国肇建以来第一次教育研讨的高潮，这对于引介西方职业补习教育制度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进一步加深了国人对职业补习教育的了解。职业补习教育的办学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引介，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远远高于清季。这一时期，许多欧美职业补习学校的办学制度开始为国人所知。如杨守玉的《职业补习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介绍了诸多有关职业补习学校的训育、教学、考核、法令等，其中有许多观点不乏借鉴欧美等诸国职业补习学校的办学体制。任白涛的《最近各国的补习教育》(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对英、德、法、美、日、丹麦等六个国家职业补习教育改革法案进行了介绍。另外，商务印书馆翻译德国培伦子所著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对德国职业补习学校的沿革、组织、教材、教授法进行了引介。民国学者还撰写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介绍欧美等国职业补习学校的办学体制，如蒋介石的《德国之职业补习教育》(《新闻报》1924年2月24日第0011版)，邹恩润的《美国补习教育法令之研究》(《教育与职业》1926年第7期)，佚名的《美国教会所办的职业补习教育》(《教育与职业》1924年第60期)，(日)堀七藏著、吴友孝译的《英国之补习教育》(《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6期)等。1928年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近代著名教育家常导之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开始编写《德国教育制度》，并于1833年出版，该书对德国职业补习教育进行进一步的引介，引述出职业教育与义务教育之法律的根源，各邦推行职业补习教育的概况等。

3.2 入学制度

伴随着西方职业补习教育的传播，职业补习因其省时高效、简单便行，逐渐受到国人的支持。职业补习教育该采取怎么样的入学方式进行？当时教育界人士存在两种争论的声音：一种是德国与瑞士形式，即采取强制性入学方式。他们一般深受德国工业革命的影响，认为德国职业补习教育所收获的成效在欧美各国当中是最大的。主要有巽吾的《德国之强制补习教育》(《教育杂志》1912年第7期)以及导之的《世界教育新潮：德国之补习教育》(《教育杂志》1922年第5期)，皕诲的《少年耳目资：瑞士国商业补习教育之大概》(《进步》1916年第1期)，佚名的《招待瑞士运动员游览团、筹办民众学校及补习学校》(《上海市教育局教育公报》1932年第162期)等。正如有学者所言：“德国初办职业补习学校，其结果是入学少，而改为强制入学。”[17]另外一部分人士则认为应该学习英国的自由式入学方式。如佚名的《苏格兰之补习学校》(《教育与职业》1919年第13期)，杨效春、周太玄的《伦敦的补习教育》(《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9期)，常道直的《世界教育新潮：英国之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教育杂志》1927年第5期)，佚名的《欧美教育杂讯：英国苏格兰之补习教育》(《教育杂志》1923年第3期)等，他们认为英国职业补习教育入学的形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民国时期欧美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引介的主体、路径以及内容告诉我们：从最初附庸在职业教育之中到逐步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职业补习教育制度，中国的先驱者 为此进行了孜孜以求的努力，为了使中国成为教育强国，他们一代代去实践，其目的与宗旨就是：摆脱饥寒交迫的旧中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