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和”是“召、周”世袭“为公为相”的产物

吴 名 岗

(山东省孙子研究会,济南 250000)

周厉王出奔于彘到其太子静被立为宣王之间的14年，史称“共和”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对此却少有人研究，至今连这14年谁在执政都没有确切的结论。《中国通史纲要》仍采取“周公和召公共同主持日常的行政”和“这时由公伯和(共国国君)执政”两说。笔者从探究“共和”的内涵和追溯“共和”形成的原因两个方面还原历史，认为司马迁记述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是确凿无疑的，《汲冢纪年》所谓“公伯和干王位”不过是顾名思义而已。

周人在回顾自己的发展时说“緜緜瓜瓞”[1]122(《诗经·大雅·緜》)，把自己的历史看作一棵緜緜延伸的瓜蔓。这个比喻形象而贴切，任何历史事件都是这根不断延伸的瓜蔓上的产物。周厉王时期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2]144，就是周朝这根瓜蔓上结出的一颗特殊的瓜果。

我们在研读《春秋》《国语》《左传》《诗经》《史记》时，会看到许多个周公、召公。他们自西周到春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他们都是不同的历史人物，为什么都称周公、召公呢？

“公”不只是周公旦、召公奭的官号，而且是周王封给他们的次子世袭为“公”的名号。“公”是西周最高级别的官员，他们是世袭的将相。自周成王伐东夷之后，“度制于是改”[2]133，新的制度就是“召公为保，周公为师”[2]133的制度化。自此以后，召公、周公执政为相成为世袭，他们袭其职位的子孙也称“周公”“召公”，所以史书中有许多名“周公”“召公”，他们都是当时的宰相。

这种明确的世袭将相制度是空前绝后的。形成了召、周世世代代辅佐周天子的三驾马车制度，分享了周王的权利，制约了天子的专制，三者相互制约的这种制度，保障了王位和制度的传承，在整个周朝的延续中有稳定政权的重要作用。

《史记·周本纪》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2]144“共和”不仅是西周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14年是一个周天子不在其位，“二相行政”，天下“共和”的特殊年代。而“共和”之时，不仅“二相行政”，而且在彘的周厉王也“朕命不易”[1]146。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是周成王时期建立的召公、周公共同辅佐周王，世袭为公为相的制度使然。

“共和”元年，是周厉王三十四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之年，这年是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是周的第十位王。这时周朝已历300余年。

周厉王在位30年后，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2]142。“彘”在今山西霍县。天子被国人赶跑，辅佐厉王的二相不见有镇压国人的行动，却仍在京都执政，王室和国人竟平静而“共和”。十四年后，厉王死在彘，他的儿子静被二相立为周王，这就是周宣王。这些基本历史事实的后面是召、周二相世代执政，周王与二相争政的结果，是西周权利分配制度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共和”是“召、周”世袭为公为相制度的产物。

一、周成王建立的“召、周”世袭“为公为相”制度

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少，周公旦恐诸侯叛周，“乃摄行政当国”[2]132，七年后，“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2]132。成王亲政后，“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2]133。

在武王灭商之后，“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2]127。是周公在前，召公在后。到了成王执政伐东夷时，是召公在前，周公在后，直到周厉王三十四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仍然是召公在前，周公在后。这种次序变化的原因是什么？300多年后，周厉王时的“召公、周公”是谁？他们与召公奭、周公旦是什么关系？

(一)“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的确立

周公旦是周武王同母弟，“武王即位，且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2]1515。牧野之战前，周公就是周军的实际执掌者，是武王下面最有实力的人物。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2]120这时召公在周公之下。牧野之战后，武王进入商都，“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召公奭赞采”[2]125。武王之世召公的职权在周公之下。

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少，周公摄政。“周公摄政”实为“周公专政”。他的执政不被弟兄们所理解，不仅“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2]132，而且成王、召公也疑周公，“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2]1549。大家都怀疑周公篡权。因此而发生了管蔡之乱，武庚和管蔡之乱被周公“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2]1518。管蔡之乱平定后，大家对周公的疑心并没有真正消除。“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2]132周公之位在哪里呢？成王怎样安排这位摄政七年的叔父呢？这是成王亲政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审视，卒营筑，居九鼎焉。”[2]133这是说，成王让召公负责复营洛邑这件事，具体干事的则是周公。《鲁周公世家》说：“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之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洛邑。”[2]1519《尚书·召诰》载：召公是“戊申”(三月初五)日到达洛阳勘定周王建立宫殿的位置的。“乙卯”(十二)日，周公到达，看过新邑的地址后，祭天、祭地，举行了奠基仪式。成王通过复营洛邑这件事，向公众表明了他对还政后的周公的安排，周公所就之位在召公之次。

周公在向成王报告复营洛邑时提出“兹予其明农哉”，说“我要辞去政务回家务农了”[3]234。成王则说，现在国家仍未安定，还有许多大事要您去做，要周公“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3]236。这是要周公继续为“四辅”之一，统帅军队。周公新的职位就这样定了。

因为“召公疑之”，“君奭不说周公”[2]1549。为了让本在自己下位的召公安心工作，周公作《君奭》。《君奭》是《尚书·周书》之篇名，我们可以理解为周公旦给召公奭的信件。王世舜的《尚书》译注说：“《史记·燕召公世家》以为作于周公摄政时，《书序》则认为作于周公还政成王之后。从本篇的内容看，似以《书序》所说为妥。”[3]262笔者认为《君奭》作于周公还政，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之后。文中多次称召公为“君奭”。这篇文章是公开向召公解释守业之艰难和大臣之重要的。《燕召公世家》所引：“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义有殷。”[2]1549是《君奭》之文。通过周公这篇解释性的表白，“于是召公乃说”[2]1549。这为释召公之疑，为召、周合作，共辅成王奠定了基础。

到了周成王伐东夷时，已是“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召公为保是执行政权，周公为师是执兵权。自此文、武确立，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以召、周为文武大臣的三人小组，或曰三驾马车。

(二)周成王伐东夷后，“召、周”世袭的制度化

周武王灭商之后，商的一些诸侯国归附周朝，他们的实际统治没有什么变化，一旦有机可乘，便会反周。在武庚和管叔、蔡叔反周时，在渤海之滨的商盖据说就支持了武庚的叛乱。成王亲政后：“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2]133这次“周成王伐东夷”是成王亲征，且“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不过成王在“残奄”后，“自奄归”，以后的战事就是召公、周公的了。这次伐东夷又被称为“周公东征”。《诗·豳风·东山》就是记叙伐东夷的，其中有“自我不见，于今三年”[1]64之句，说明这次战争用了三年时间。

不少史书把“周成王伐东夷”和“周公平管蔡之乱”混在一起。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说：“武王灭商后两年病死，年幼的儿子成王诵即位，由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等贵族不满。武庚乘机串通管叔、蔡叔，联合东方的一些部落小国一起起兵叛周。周公领兵东征，经过三年时间，才把叛乱平定。周朝的势力达到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4]72这把武庚作乱和成王伐东夷当成了一回事。事实是两回事，武庚作乱在先，在成王即位之初，有周公一人领导。《大诰》是周公对平叛形势的分析和对平叛之必要的认识和决心，是对平叛的说明和动员。这时成王年少，不能参加，召公不在决策层，也没有参加。正因为是“管蔡叛周，周公讨之”(《周本纪》)，才有后来对周公的诸多怀疑和谗言。

周成王伐东夷是在成王亲政之后，是成王亲自挂帅，“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这次东征才到达了黄河下游的今惠民、阳信县一带，彻底灭掉了商的诸侯国商盖，把其国君从阳信迁到博兴，即所谓“迁其君薄姑”，把大批“商盖”人西迁，他们就是秦之先人。这次“伐东夷”扩大了周的实际疆域，使其大体到达了沿海，巩固了周的统治。对此，《史记·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的叙述是清楚的，且有《尚书·多方》佐证。周成王伐东夷，齐太公姜尚不在领导层，但事情发生在齐国邻近，姜齐一定是做了很好的配合，齐国也是最大的实际受益者。商盖被灭后，“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2]1481。因此，齐国得征伐之权。这也是后来齐桓公称霸的权力基础。使召康公命太公的是成王，这事在伐东夷胜利之后。伐东夷胜利后，周成王建立了一些新的制度，《周本纪》说：“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2]133

伐东夷后，建立了哪些制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项值得注意。《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5]360周公和太公两家结盟而辅佐周室，其盟书存档在盟府。当时的结盟很慎重，很认真，盟约是重要的正式文件,要存档于盟府之中。

在齐国的姜太公得到了封赠，国土大大增加，还获得了征伐权。成王又赐两家结盟，辅佐周室。那么，对这次指挥、组织了东征的召公、周公，成王给了他们什么待遇呢？早在武王时周公就封于鲁，但他没有就国，而是继续留在京城，辅佐周王。召公封于燕，他也留在了京都。只有姜太公“东就国”，到艰苦的滨海营丘创业。

唐人司马贞的《索隐》注《鲁周公世家》说：“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2]1524《燕召公世家》注“召公”说：“武王封之北燕。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2]1549

“代为周公”就是世世代代为周公，周公是世袭的，召公亦然。周成王在《尚书·周官》中说：“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3]467《大戴礼记·保傅》载：“昔者，周成王年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3]464在周成王伐东夷时则是“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笔者认为“师”是掌管军权的。召公、周公，作为周王室的“公”，已成为一个固定的官职名号，召公、周公都是世袭的，他们的职责是召公执政，周公领兵，被称为“二相”。

二、《左传》《国语》《诗经》《史记》对世袭召公、周公的记载

(一)世袭召公的记载

召公奭的次子这一支，世袭为“召公”，《国语》记为“邵公”，《左传》等记有召穆公、召武公、召昭公、召戴公、召襄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等八位召公，他们都是召公奭次子的后代。

1.召公见于《左传》

(1)召穆公。《僖公二十四年》：“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5]344-345

(2)召武公。(见《国语·周语上》)。

(3)召昭公。《文公五年》：“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5]442

(4)召戴公。《宣公十五年》：“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卒立召襄。”[5]619

(5)召襄公。《宣公十五年》：“卒立召襄。注：襄，召戴公之子。”[5]620

(6)召桓公。《成公八年》：“秋，召桓公来赐公命。”[5]696

(7)召庄公。《昭公二十二年》：“癸亥，单子出。王子还与召庄公谋，曰：‘不杀单旗，不捷。’”[5]1487

(8)召简公。《昭公二十六年》：“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宫南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阴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刘子、单子以盟。”[5]1541

2.召公见于《国语》

(1)召穆公。《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注：‘邵公，邵康公之孙穆公虎也，为王卿士。’”[6]9-10邵公即召公，《诗经》《史记》皆作“召”。

(2)召公过。《国语》：“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帝命。注：‘邵公过，邵穆公之后邵武公也。’”[6]35晋惠公在位于周襄王元年到十六年。

3.召公见于《诗经》

召穆公。《大雅·荡·江汉》：“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1]148

4.召公见于《史记》

召昭公。《秦本纪》：“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2]194秦公缪三十七年当周襄王二十九年。《国语》有召公过。

(二)有关世袭周公的记载

1.周公见于《尚书》

周平公。《君陈》“题解”说：“是成王在周公去世后任命君陈代替周公治理东郊殷民的策命之辞。”[3]474其注解引郑玄注说：“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3]475君陈是第一代世袭“周公”，今本《竹书纪年》等说他是周平公。以下周公应是其长子、长孙。

2.周公见于《吕氏春秋》

周公。《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时亲将伐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侯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周昭王南征不复，所以周公乃以救昭王有功的辛余靡为“侯”。此周公当是宰相，不然，怎么能“乃侯”辛余靡？

3.周公见于《史记》

周定公。《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和’。”[2]144周公，今本《纪年》称周定公。

4.周公见于《左传》

(1)周桓公。《隐公六年》：“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注：周公黑肩也。”[5]39

《桓公五年》：“周公黑肩将左军。”[5]83

《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5]128

(2)周公孔。《僖公五年》：“王使周公召郑伯。”[5]253注：“周公，宰孔也。”[5]254

(3)周公忌父。《僖公二十四年》：“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获周公忌父、原伯。”[5]346

(4)周公阅。《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阅来聘。”[5]398

《文公十四年》：“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5]493

(5)周公楚。《成公十一年》：“周公楚恶惠、襄之偪也，且与伯与争政，不胜，怒而出。”[5]713

以上材料表明，自西周初到春秋中期，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有9位召公(含始封召公奭)，9位周公(含始封周公旦)，如果不是世袭，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召公、周公。他们的事迹表明，召、周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他们有立王的权力和责任。如召穆公、周公之立周宣王；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召伯盈逐王子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等重大历史事件，都证明召、周世袭为相这一制度的存在是确凿的。唐人司马贞注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1]1524，是可信的。李学勤先生说：“周公一家世相王室，但其地位应该和大国诸侯相当。”[7]167

召公、周公世世代代驻在京师，辅佐周王，执掌军政大权，不在其封地，这是他们不同于诸侯国君之处。但他们需要吃喝等各种开支，他们的财源同样来自对农民的收敛，这是与诸侯国相同的，所以他们都有封地。《诗经》有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朱熹注《诗经·周南》说：“(周)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1]1岐是周公、召公的“采邑”。

宋人王应麟的《诗地理考》说：“周公封鲁，谥曰文公；召公封燕，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时周公、召公是也。”[8]184这段话的意思是周公、召公的次子也世世守其采地，亦即世袭为周公、召公，春秋时期的周公、召公就是世袭的。

至于“周南”“召南”是指岐山之阳，还是指“江沱汝汉”之间，或者两地皆有之，有待研究。《诗经》之《周南》《召南》也是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2]1524的重要证据。

(三)“召、周世袭为相”起源于成王时期

周武王初建周朝，政权尚未巩固就留下年幼的成王诵而去。执掌兵权的周公旦摄政，对反叛的武庚和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实行了坚决的镇压。致使当时的朝臣怀疑周公篡权，身处事件中心的成王也心存疑虑。怎样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特别是像自己这样年幼的继承人怎样才能接班而不被篡夺，成了周成王反复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七年后，周公还政，就群臣之位。为了自己执政，必须适当削弱周公的权利，让周公交出行政权给召公，只保留其军事指挥权，这就是成王做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从此召公在前，周公在后，周公旦由一号人物变为三号人物。

此后不久的周成王伐东夷，“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就是在这种权利架构下取得的重大胜利。在武王时期，周、召已有封国，但他们立下新功，成王因此又封他们的次子，这一支世袭为召公、周公，让召公执政、周公掌兵。

《左传·定公四年》载：“子鱼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5]1620-1621“相王室”“尹天下”“为太宰”，这都是说周公旦在成王时当宰相。

周公死后，成王让周公的儿子君陈继承了周公的职位，这有《尚书·君陈》篇为证。在这篇文章中，成王说：“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训，惟民其乂。”[3]474周公两代为相，这是有明确记载的。此后，就是桓王时期的周公黑肩了，他曾与桓王一起率军征伐郑国，被郑军打败。桓王临死把自己宠爱的小儿子子仪嘱托给周公黑肩，要他立子仪为王。“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5]128

召公奭不仅是成王的太保，他也是康王钊的首席顾命大臣，《尚书·顾命》记载了成王临终对召公奭的遗命和召公主持的康王即位仪式。《周本纪》说：“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2]134

周初武王、成王、康王在位的半个多世纪里，周公、召公辅佐周王是做了巨大贡献的，他们的影响是重大的，召、周两家的世袭为相是有历史记载的。

这一世袭制度不同于分封诸侯，诸侯只是在天子的领导下执掌某一个地方。召、周世袭为相则是对中央权力的划分：成王以后的周王已经没有对执政和掌兵的宰相的任命权了，这大大削弱了周天子的权力。我们常说封建专制，其实周王是无法“专制”的。这就使周王和召、周二相产生了矛盾，周王总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他们虽然不能废黜召、周，但总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任用自己亲近的人，召、周则想办法维护他们世袭的权力。所以不少召、周与其他卿士争政的事。

尽管这一制度有重要缺失，但它在保证政权传承方面确有重要作用。因为保证合法继承人为天子，这也符合召、周二相的利益，二相与天子相互维护，周王稳固，二相的地位自然稳固。所以，在600年的历史中，尽管周王和召、周二相发生过许多矛盾乃至冲突，但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是政权稳定和传承的基本保证。西周初年，发生了管蔡之乱，周王朝面临巨大的威胁。周成王执掌政权后，接受教训，研究和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以周王为核心，周公旦掌兵权，召公奭掌行政，即召公为相、周公为将的三驾马车制度。周、召除了其长子在封国世袭外，又让其次子世袭召公、周公执掌行政权和军权。

以周王为中心的“召、周”三驾马车制度保证了周王朝的稳定和传承，特别是在未成年太子的顺利即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周公和召公的辅保也限制了周王的行为，二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有的周王极力想摆脱周公和召公。

三、“共和”的产生

“共和”之事，见于《史记·周本纪》及《齐太公世家》等，其事之发生则见于《国语·周语》，起于“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6]13。

(一)“王出奔于彘”

周厉王是周夷王之子。周夷王曾听谗言烹齐哀公。“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2]141厉王近荣公是他即位三十年之后的事，这说明，前三十年他尚不能恣意而为，他只是在祖制和二相的治理下行事。厉王本身是个“好利”之人，是个只知个人或少数人得利之人，他不懂得“陈锡载周”——对人民有利，为人民服务以载周之道理。三十年之后，他要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了。他首先亲近和他性格相近的荣公，让荣公行政。这个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6]12。芮良父谏厉王，厉王不听，“荣公为卿士”[6]13，厉王让专利的荣公管事。

荣公管事，必定是宰相之事，虽不能取代召公，但一定是分了召公的权力。分了召公之权，与宰相发生矛盾，召公忍着。召公世代为相，执掌朝廷大权，这时的召穆公素质又好，和各诸侯国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好。荣公管事，只知自己有利，不顾别人，刚管事既无经验又无人脉，办的事情不像话，结果是“诸侯不享”，他们不向天子进贡了。荣公在朝中也得罪了许多人，首先是拥护召公的那些人。其次，荣公专利，除了为天子谋利就是为个人谋利，谁都不会拥护他。在国人中的各种不满厉王和荣公的传言、谣言、真的、假的都来了，时称“谤王”，大家公开批评周厉王。周厉王是位怎样的天子？

《楚世家》载：“(楚熊渠)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2]1692这说明周厉王很厉害，吓得楚国的熊渠自己去掉了王号。《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周王室嫡系王子朝的话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5]1541厉王的暴虐是公认的。

《国语》之《邵公谏厉王弭谤》说：“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6]10《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篇说：“芮良夫曰：‘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6]13《国语》认为厉王是“流于彘”。

“流”是“放逐远方”，即流放之意。如《尚书·尧典》：“流共公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3]21“放”是刑法，是对罪人的惩罚。历史上曾有商王太甲被流放桐宫三年之事。但那是太甲即位仅三年的事，伊尹又是汤王的名臣。厉王在位已经三十多年，召公、周公也没有伊尹那样的名望，他们不可能流放厉王。厉王不但能不听劝谏任用荣夷公，而且能吓得楚君去掉王号，没有人能对他执行流放。从导致厉王出走的原因看，一是“国人”的不满，二是“诸侯不享”，这些人都不能“流放”厉王。再者，从《韩奕》看，厉王在彘过的也绝不是流放的生活。虽然《国语》说“王流于彘”，但实际并不是流放，所以《史记》不称厉王“流放”。而称其“厉王出奔于彘”[2]142。

周厉王出奔于彘，二相执政“共和”是大事，《史记》在多篇中有记载。《周本纪》说，公谏厉王弭谤：

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雠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2]142-144

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2]178《秦本纪》

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2]1482《齐太公世家》

值得注意的是，厉王出奔之后的第二年才“王室乱”。从“厉王出奔”到“王室乱”至少有数月时间，王室乱后才“大臣行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2]509

“及至厉王”句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话，他是在读《周谱》后有感而发。他说“公卿惧诛而祸作”。这话说出了厉王奔彘的真实原因，如果公卿都在维护厉王，那国人是难于袭击厉王的。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2]1637

张守节的注曰：“厉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号曰‘共和’。”[2]1637“和其百姓”是召、周运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废黜了厉王与民争利的一些政策措施，消除了民愤的结果。是召、周缓和了周王与国人的矛盾，朝廷与诸侯的矛盾，使周朝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

综合《史记》的记载来看，周厉王是个暴虐的无道之君。他用好专利的荣夷公与国人争利，国人谤之，厉公杀人以弭谤。召公等大臣强谏而不听，民不堪命，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共和”是重大事件，司马迁写“厉王出奔于彘”出现于《周本纪》《楚世家》等十个篇章中，对“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反复写于多篇章中，可见司马迁父子对此事之重视。司马谈、司马迁没有确切可信的史料，是不会这样写的。

从整个事件来看，周厉王暴虐专利受到了诸侯的反对，他们或不向朝廷进贡，或叛之，周厉王与民争利，人民怨言四起，厉王杀人弭谤，召公等强谏不听，厉王孤立，被国人袭击，逃往山西霍县。

是厉王“出奔”，而不是“流放”。“出奔”是主动的，“流放”是被动的。周厉王虽不在京城，但他的王位并没人替代，周厉王在彘期间，仍然是天子，是周朝唯一的王。召、周二相之所以等到厉王死后才立太子静为宣王，就是为了维护厉王的王位。

(二)“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周厉王是第十位周王，周朝到“厉王出奔于彘”时已有三百余年，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在当时来说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周的王室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周在镐京定都也已经300年，那些国人也是见过世面，经历过文、武、成、康之治的后代。在国人“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后，召公、周公采取行动，纠正了厉王的一些错误做法后，事情得以平息。

《齐太公世家》说，齐“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这首先使我们明白，“共和”元年是厉王奔彘的第二年，其次说明，在厉王出奔的当年，朝廷仍像周王在时一样正常运转。所谓“国不可一日无主”，但周王朝的这种“无主”之国却运转了数月。到了第二年，才“王室乱”，对这种“无主”的王朝采取行动。

“王室乱”的结果是“大臣行政，号曰‘共和’”。这是众多卿、大夫等王室成员对召公、周公在无王情况下行政的认可。号曰“共和”，首先是王室对二相的认可和共和，王室不认可，二相则无法行政；其次是二相之间的“共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三是国人及诸侯对二相行政的认可；第四是周厉王对二相执政的默认，这才能“共和”。国人对周王的暴虐不能容忍，但能接受二相行政，说明召、周行政与厉王是不同的。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达十四年，如果厉王不死，“共和”还会继续。宣王顺利即位，也完全是召、周二相之功。“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2]144这是使周的统治重归其传统路线。

从周厉王到“共和”，再到宣王时“诸侯复宗周”，这一历史过程，足见召公、周公的关键性影响，足见召、周世袭为公为相制度的历史影响力。

召、周世袭为相制度的主要架构是以周王为核心，召公、周公为相，具体管理国家。周王的权力受到制度和二相实际操作执行的一些限制。周厉王被国人袭击，是因为他率先起来破坏周的这种制度，与民争利。二相能长期“共和”行政，是他们能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能维护国人的正当权益的结果。西周“共和”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启发和思考。

(三)“朕命不易”之周厉王

周厉王在“彘”的情况，有记载的文字不多。但《诗经·大雅·荡》之《韩奕》却是记载在今山西汾河东岸的厉王的一篇很有历史价值的诗篇。它记叙了厉王在彘继续为王，仍以天子之命命韩侯之事，且自称“朕命不易”，说我仍然是周王。诗人也是仍然以厉王为周天子，称其为“王”或“汾王”。

事情起因于韩侯娶厉王的外孙女为妻。韩侯是在今韩城市的诸侯，他找了蹶父的女儿，蹶父是周的卿士，也就是这时在厉王身边管事的大臣。在迎娶前，韩侯先去霍县觐见厉王，厉王重申了对韩侯的任命，给了他很丰厚的封赠礼品。韩侯然后迎娶厉王的外甥女。这是一件很风光的婚礼，这也是一桩政治婚姻，韩城离霍县不远，二者结亲，扩大了厉王实际影响的地盘，韩侯也拉近了和这位不在京师的周王的关系。《韩奕》首章如下：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1]146

这章诗说：梁山巍巍，唯禹治之。大禹治水，劈开龙门，导流而下。龙门又称禹门口，是今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交界处。“维禹甸之”点名了“梁山”所在，梁山代指韩城。王肃说：“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8]305但那与大禹治水没有关系，所以这里一定是指陕西韩城。初封的韩侯是“武王之子应，韩不在”[8]305大概后来衰落了，到厉王时已经破败不堪，所以厉王才重申要韩侯“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1]147。这次这位韩侯觐见厉王实际是重新明确此人为韩侯,所以说“有倬其道，韩侯受命”，“倬”是明的意思，就是重新明确韩侯。“王亲命之”是周厉王亲自命韩侯。厉王说：“你要继承祖先的事业，继续为韩侯，不要辜负朕命。早晚不要懈怠，要坚守好你的岗位。朕的命运没有改变，仍是周王，你只要忠贞王室不必常来廷国，也是辅佐君王。”厉王的意思很明确，重新明确韩侯，要其“以佐戎辟”，就是以此封国辅佐、相助周王。

韩侯受命厉王，厉王赐予他很豪华的车仗：“王赐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衮赤舄。钩膺镂钖，鞹鞃浅幭，鞗革金厄。”[1]147此后便叙其婚礼之隆重了。

《韩奕》无意间载明了厉王在山西为王，他仍然过着周王的生活，他仍然以天子自命，他还有卿士相辅佐，还有少数诸侯维护他，他还可以授命予诸侯，以佐戎辟。诗中有“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句，朱熹的注说：“汾王，厉王也。”[1]147以此，我们可以了解厉王在彘的实际情况。

厉王在彘14年，他没有去讨伐逐出他的人，也没有对执政的二相采取什么行动，而是相安无事，这也是“共和”的真实含义之一。不然，将会有大的内战。周厉王说自己“朕命不易”也算是事实，尽管他已经既不是实际上的周王，也不是名义上的周王，他是一名偏于一隅的周王。但是，这时的天下毕竟是只有此一周王。

从《韩奕》也可以看出，厉王在黄河两岸的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实际影响。如果二相执政的“共和”与厉王严重对立，就不会有这样一场奢华、风光的婚礼。

四、“共和”是“召、周”世袭“为公为相”的产物

共和的“共”字是指多方相“和”，西周之“共和”是那几方“共和”？我们一般认为是召、周二相及其与“攻厉王”的“国人”或曰“周人”共和，周王室与诸侯的“共和”。事实上还指二相执政的“周”与在彘为王的周厉王的“共和”。

周厉王奔彘，他的王位并没有被任何人代替，是在周的都城空着位置，就像是周厉王出国或出差一样，不过时间长了一点：14年。但厉王不死，王位还是给他留着。为什么厉王死后才立宣王，就是为了给厉王留着位置，不然，太子静早就可以继承王位了。二相给厉王留着王位，表示仍然承认他是周王，他可以随时回来，所以他们之间是“共和”。

(一)“召、周”世袭为相的制度化影响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行政14年之后周宣王立。天子不在其位，二相行政，达14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周王室那么多卿士、大夫为什么能接受二相执政？各诸侯国对厉王的暴政不能接受，为什么对二相行政没有讨伐？国人能把在位已30年的周王赶跑，为什么二相行政则相安无事？为什么周厉王在彘且自称“朕命不易”而不讨伐二相？这些问题在其他朝代，任何一方都是不会接受的，是后人难于理解的。但西周人能接受，因为西周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二相行政首先是这种制度的惯性影响，自周朝建立后就是召公、周公为相，负责管理朝廷的具体事情，对许多事情的处理已经制度化。王室也好，诸侯也好，国人也好，对周制度化的统治已经习以为常，认为合情合理，官僚也好，人民也好，都没有什么反感，即使不满，也是能接受的。

周厉王要改变原来的制度，要把山泽园林归为己有，不准国人渔猎游牧，这不但遭到了国人的强烈反对，也受到了芮良父、召公等多数大臣的反对，王室多数成员也不赞成厉王的做法。周厉王的暴虐和专利，使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等到国人“袭厉王”时，偌大的朝廷，似乎没有人救护厉王，他在镐京已经待不下去了，只得“出奔于彘”。

厉王走后，二相行政，恢复了原来的制度，就一切平静了。这说明二相行政是制度化的影响所致。如果不是过去召、周行政的长期历史影响，很难想象二相行政能在国家动乱之际顺利进行下去。

(二)“共和”之民主

周厉王被袭击并赶出京都，并非因为其专制，而是因为其专制的无理和暴虐。“共和”本身是“二相行政”，这二相行政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才行，还有重要事务“六卿合议”制度，这已经是近乎现代民主制度了。“共和”能平稳执政，除了他们对旧制的遵循，还有其民主制度，保证了其政策和决策能为各阶层、各方面所接受这个重要原因。无论古今，任何政策都要考虑好所涉及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实际利益，使各方面至少能勉强接受，才能实施。如果只顾及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而不管其他人的死活，且要强力推行，势必激化矛盾，遭遇强烈反对，最后导致失败。

(三)被唐人“非也”的“共和”之异议

对“共和”作出正确解释的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人韦昭。他说：“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凡十四年而宣王立。”[6]14“公卿”至少是六卿，这是周朝最高级别的官员，以宰冢即首相为首。“共和”有“六卿合议”制度，“二相行政”与重大事项“六卿合议”，正是“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韦昭对周朝的历史有研究，传世的《国语》的注解主要就是韦昭的。《国语》的“出版说明”说：“汉朝以来，不少人对《国语》作过注释。吴国的韦昭的注本是现存的最早注本，它并保留了今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注本的片断。”[6]1

对“共和”也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是《汲冢纪年》。《汲冢纪年》是晋朝时的出土文献，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其记载并非全部正确。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若《汲冢纪年》则云‘公伯和干王位’。共音恭。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2]144

按照常识，周朝的爵位是：公、侯、伯、子、男五级，朝中的六卿都是“公”这一级，如周公、召公，大国的开国之君也是“公”这一级，如齐太公。伯是五级当中的第三级，比公低两级，且是地方级别。如果以现在的级别相对照，共伯也就是个地市级别的干部。周朝的等级观念很强，别说隔着级别，同一个级别谁先谁后都互不相让。说“公伯和干王位”，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不会去想的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犇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2]144

张守节引《史记·卫康叔世家》以证《鲁连子》之非。首先，共伯及其弟和之事在周宣王立后14年，周厉王出奔于彘时，他们是否出生都难说；其次，共伯与和是兄弟，是两人，而非《纪年》谓一人；其三，张守节指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与《卫世家》同，以坚信《卫世家》之正确。张守节的判断是正确的。

“共和”是西周“召、周”世袭为公为相政治制度的产物。反对专利，“二相行政”，“六卿共议”，的“共和”十四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共和”对政权的传承、民主制度的建设、国家利益的分配、各阶层怎样才能“共和”等社会重大问题，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是值得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