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回溯·复魅：托马斯·品钦作品中的事件

孙 乐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后现代世界建立在深邃的历史意识之上，“在品钦的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与已知历史或科学的事件总是无法分开的”[1]147。品钦不仅是卓越的后现代作家，还是一位锐意创新、思想深刻的历史小说家，其创作的主线是在小说中反思历史，在历史中反观现实。品钦的读者最后发现，他们读的根本就是历史，而非小说。在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关注中，品钦无疑将目光聚焦到了殖民主义身上，他认为虽然殖民时代已渐行渐远，但其影响依然深远。在看似平和的当今世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世界已是“熵痕”累累。本着匡时救世的目的，品钦采取了在历史中寻根的策略，他试图寻找历史上那个关键节点，即“未曾踏足的那条岔道、错误开始发生的奇点。因为从那一刻起，历史正式开始误入歧途，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2]592。这一策略溯时间上行，试图从广阔的历史空间探寻真相，打破了空间对时间的依附性，与事件理论的研究理念不谋而合。

一、被撤销的事件

在《事件》一书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事件”做了如下定义：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不期而至，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毫无征兆，无法察觉，没有任何可靠的基础……事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主体的能动参与让世界原有的架构发生了变化。[3]2齐泽克认为事件的撤销分为两种：一是由于事件具有时效性，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湮没；二是“回溯性地让某件事情消失，就好像它从未发生”[3]191。齐泽克通过匈牙利的意识形态选择等事件说明第二种撤销可能会导致人们再次陷入幻象中，在欲望的裹挟下再次坠入堕落的深渊，人类文明的进程也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纵观世界历史，除了官方叙事中的历史事件，还存在诸多被边缘化乃至撤销的事件，这些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事件正是品钦所关注的焦点，正如他在《万有引力之虹》(下称《虹》)中所言：“赋予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其实只是一瞬之间，只是外在的、可见的一瞬。我们还必须留意那些没有说出的、沉默于我们周围的东西。”[2]652-653本着这一创作理念，品钦在作品中对一些在历史转折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处于撤销状态的殖民事件进行了再现。

《V.》是品钦的首部长篇小说，他在书中写道：“1859至1919年间，世界患上了一种疾病，没有人愿意去诊断它的病因，因为症状太过于微妙——掺杂进了一些历史事件，相互没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是致命的。”[4]4611859至1919年间正值资本主义进入自由竞争的阶段，所谓的“自由竞争”，在一般意义上指经济贸易领域的竞争，而在更深层次上则意味着自由地抢夺和瓜分殖民地。在殖民事件的选择上，品钦将目光瞄准了德国。一般认为法国和英国是欧洲殖民帝国的代表，而德国人在非洲的殖民侵略却少有提及。在品钦揭露德国人犯下的罪恶之前，这一事件已经处于被撤销的状态。究其原因，与其说英法两国掩盖了德国的“光芒”，毋宁说德国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时的表现过于“突出”，造成了事件的相对撤销。缘何德国会接连成为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一直以来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已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但品钦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选择溯源而上，对尘封在历史中已久的德属西南非洲的殖民史进行再现，因为从彼时起，两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成为必然。

虽然迟来的统一推迟了对外的殖民扩张，但是德意志帝国甫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开始着手进行殖民侵略，并在1885年从英国手中接管了对非洲西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不堪压迫的被殖民者先后发动多次起义，但均遭到压制。尤其是在1904年，曾暴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冯·特罗塔被德国政府任命为指挥官，对起义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下了歼灭令。这一事件在《V.》中得到了再现：“德国军队被命令彻底地消灭每一个他们能发现的赫雷罗男人、女人和儿童。他取得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只待了一年的冯·特罗塔据测算杀死了约六万人。这仅仅是六百万的百分之一，但仍然是很出色了。”[4]273品钦在谈及《V.》的创作理念时称：“我把1904年的事件设想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厄运的序曲……我觉得德国人杀死赫雷罗人的数目与美国殖民者杀害的美洲印第安人和西贡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及其顾问们杀戮的越南佛教徒的数目相差无几。”[5]242基于这一理念，除了描写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暴行，《V.》还穿插了英法争夺非洲殖民领土的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1899年佛罗伦萨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暴乱、1919年马耳他的独立起义、1922年邦德尔施瓦茨人动乱等历史事件。通过再现被这些被撤销的事件，并将其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等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品钦意在通过中心与边缘、主体与他者的对话构建西方世界殖民历史的全景图。这幅图景除了对杀戮事件进行宏大叙事，还包括对被殖民者的精神创伤的纵深描写。

对于殖民者而言，殖民地既是其恃强逞凶，倚强凌弱之地，也是其道德沦丧、伺机摆脱宗教和文明束缚的异托邦。“异托邦”(Heterotopias)位于真实和幻象之间，在所有的文明和文化当中都可能存在，相当于某种反地点，或者说反乌托邦，发挥着对真实空间再现、对立和颠倒的作用。[6]24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妓院和殖民地分别代表着异托邦的两极。妓院作为寻欢作乐的风月场所将真实空间衬托得更加虚幻；而殖民地作为秩序的象征和现实的补偿，衬托得真实空间更加病态和混乱。他以17世纪清教徒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和巴拉圭的耶稣会村庄为例，认为这两处殖民地是“完美无缺的地方，人们可以达到绝对完美的境界”[6]27。就福柯的定义而言，或许殖民地无愧于完美的异托邦，但所谓的完美是基于殖民者的视野。对于被殖民者而言，殖民地也可以称之为异托邦，一个不啻于人间地狱的异托邦另一极。且看品钦对德国人在西南非洲殖民地罪行的描写：“殖民地是欧洲人灵魂的厕所……他可以在那里纵欲、发情、胡作非为。赫雷罗妇女不仅成为殖民者寻欢作乐的性奴隶，还是他们的精神保姆。每个德国人可同时拥有数名赫雷罗小妾，此外还有供官员和士兵享用的共同财产。德国人仿佛处于永恒的狂欢之中。”[2]341殖民者与被殖民的境遇对比在这一段中描写得淋漓尽致——被殖民者的地狱经历成就了殖民者的天堂。然而这个天堂并非永恒，因为异托邦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瞬时性”[6]27。1914年，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精力分散，南非趁机占领了德属西南非洲的殖民地，德国殖民者不得不打道回府。如此看来，殖民者所经历的堕落式狂欢更像是一场加冕，回到制度森严的欧洲之后总要经历脱冕的纠结与落寞。从表面上看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殖民事件画上了句号，但实际上殖民者仍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这一事件。一方面，接踵而至的一、二战正是其殖民野心的扩大化；另一方面，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暴行被置于相对撤销的状态，为了达到延续这一状态，任其湮没在官方叙事之中，在后殖民时期，殖民者以文化殖民的方式对沦落到欧洲的赫雷罗人及其后裔进行“开化”，试图让赫雷罗人被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所同化，在潜移默化中抹杀殖民经历，但这一切没能逃过品钦的眼睛，他以文学的方式对德国人的企图进行了回溯。

二、事件的回溯

布鲁姆(Harold Broom)认为：“品钦小说中描述的历史有种‘莫名的非历史倾向’，虽然他通过细节的描述呈现了‘历史全貌’，但总是与史实不符，体现了想象力的枯竭。”[7]6不可否认，品钦在作品中并非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但这一方面是因为品钦所呈现的是被撤销的历史，这些历史本身就残缺不全，真实性也难以得到准确的考究，试问布氏又依何确定所谓“史实”的真实性呢？另一方面这也是品钦的创作策略。如果他要追求绝对的“史实”，那么参考官方叙事在所难免，但这恰恰他所要回避之处。因此他一方面回避大众熟悉的历史事件，试图挖掘在历史中真实存在，但被大众忽略的殖民事件；另一方面，从文学的方式对被撤销的历史进行回溯，以虚拟的文学描写和真实的历史背景的结合突出历史的事件性。这种另辟蹊径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历史事件与文学事件的对碰，让在历史中主宰殖民地命运的殖民者成了文学中的他者，被殖民者则被置于主体的位置。齐泽克认为，主体性发生真正转变的时刻不是行动的时刻，而是做出陈述的那一刻。真正的新事物是在叙事中浮现的，叙事以重述的方式为行动开启了新的可能性[3]177，也就是说事件在回溯中方能生成。齐泽克以卡夫卡的作品为例对“回溯”进行了解释：当卡夫卡的作品尚未诞生时，我们对他作品中叙述的事件根本无从得知，卡夫卡的创作让事件得以生成，既改变了过去，也改变了未来，但只有当我们从当下的视角进行回溯性的感悟和叙述时，事件才会产生。[3]381这一说法将叙事置于当下的位置，赋予其改变过去和未来的力量，一旦这一力量为敏锐的作家掌握，就会生成“改变我们的历史和命运的文本”[3]381。而品钦即具备了这一叙事特征。

为了更好地回溯事件，品钦将物理概念“熵”引入到了作品中。熵原指物质系统的热力学函数，与熵对应的概念是功。熵代表负能量，功代表正能量。在能量固定的系统中，熵值的范围位于零到最大值之间。熵为零表明全部能量都可以转换为功。熵为最大值表明可以转换为功的能量已经耗尽。在封闭孤立的系统中，熵值的增加呈不可逆转之势。如果宇宙中的熵在增加，越来越多的能量不能转化为功了，宇宙就将“热寂”。文学家常以“熵”来隐喻造成社会衰败和世界消亡的力量。品钦敏锐地观察到在后殖民主义支配下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熵值和功值已经到了转换的临界点，世界已经“熵痕”累累，处于走向热寂的封闭状态。形势有如殖民主义大行其道，并在随后的数百年间造成了世界范围的持续动荡的19世纪中后期，人类如不加以改变，恐会加速走向热寂，再次引发世界性的“熵害”。由熵的现象品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系统何以封闭？封闭的系统又何以熵化？他试图通过对后殖民“熵痕”的回溯探索答案。

品钦对“熵痕”的描写从短篇小说《熵》(Entropy)开始，随后的《V.》《拍卖第四十九批》《虹》《葡萄园》等作品中都再现了“熵痕”累累的历史和现实。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在由控制性、条理性的话语构成的统治空间中，精神空间成了权力与意识形态控制和监督的再现。”[8]38在后殖民语境中，殖民者以精神控制的方式对被殖民者的文化进行撤销，迫使其融入宗主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成为殖民他者。语言作为“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9]43。品钦以语言的同化为例揭示了文化记忆的撤销给殖民他者带来的撕裂之痛，《V.》中的福斯托就饱尝这种痛楚。福斯托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小国马耳他，马耳他扼守大西洋通往地中海东部和印度洋的咽喉要塞，但这一地理优势反而让其于181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英语随之成为马耳他的官方语言之一，以福斯托为代表的马耳他人置身两种文化语境之中，饱受语言的分离带来的精神分裂。语言的频繁切换造成了认知模式的撕裂，于是他们成了两面人。[10]35-36品钦通过这两个故事意在让殖民者的企图昭然若揭，批判其让世界走向毁灭之举——语言是民族和文化记忆的载体，语言多样性的消失会导致文化趋于同一和封闭，人类的熵化也因此在所难免，进而会加速热寂的进程。

无论是在殖民还是后殖民语境中，被殖民者只能有两种选择，接受同化则生，拒绝同化则亡。《V.》中以一段非常荒诞的情节对此进行了讽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主人公因为生活空虚进入了纽约的下水道解闷，靠追逐成灾的鳄鱼取乐，却意外发现一名牧师在给老鼠们布道，劝它们加入基督教，凡是拒绝者一律格杀勿论。显然，牧师是殖民文明的使者，下水道是文明人眼中的殖民地形象，而老鼠自然就是需要开化的被殖民者。诚如德勒兹所言，事件生成的根本在于差异性和多元性的生成，一旦差异和多元消失，定见就会产生，结果世界要么会陷入虚无，要么会持续堕落。[11]31为了全面深入地揭露德国人对殖民事件的“撤销”企图，品钦在《虹》中持续关注赫雷罗人及其后裔流落到宗主国后的生存境况。在后殖民语境下，为了让赫雷罗人接受其意识形态，融入欧洲的文化当中，殖民者把赫雷罗人“充当样品，代表一个可能要灭绝的种族。他们进入了温和的实验：接触天主教堂、瓦格纳音乐会、纯毛内衣，培养对自己灵魂的兴趣。其他人则被平定1904—1906年间赫雷罗大起义的士兵们带回德国当仆人”[2]339。 身处欧洲的赫雷罗人后裔“成了名副其实的弃民和空壳人，他们的语言和思想都被欧化——一段曾经鲜活的集体历史将终止于零”[2]342，如此殖民者就达到了其撤销事件的目的。但这一阴谋为赫雷罗人识破，为了避免彻底遭到同化，他们甚至通过绝育和不生育等极端手段来“完成德国人1904年就开始进行的种族灭绝”，试图把1904年起义失败后萌芽于老赫雷罗人中间的传统延续下去。结果，赫雷罗新生儿的出生数量急剧下降，“白人们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像看到牛群里爆发了牛瘟。眼看着自己的臣民数量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减少下去，该是多么叫人恼火啊”[2]341。

在殖民时期，德国殖民者欲对赫雷罗人赶尽杀绝，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而回到宗主国，当殖民者想要以延续殖民人口的方式延续殖民事件，赫雷罗人却选择了自我毁灭。且不论故事细节的真伪，在真实历史背景的依托下，殖民者的无奈和悲壮被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出来，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时空错置，让读者既可以与叙事保持一定距离，又可以进入人物内心，在阅读中感受殖民者心理之阴暗以及被殖民者行为之悲壮。在现实中感叹殖民主义影响之持久，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认为，事件既是一种创造他者的过程，又是一个被他者创造的过程。[12]32在后殖民语境中，他者往往指涉被殖民者，品钦在《V.》中却反其道而行，他在对历史事件的回溯中将德国殖民者视为他者，而赫雷罗人则反而被置于主体的位置，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升腾的反抗精神被塑造成为与殖民事件并行的反殖民事件。毫无疑问，赫雷罗人反抗的不仅是德国殖民者的暴行，也是在加速熵化的世界。品钦借这一故事发出了质疑殖民主义的有力之声：如果欧洲文明如此深入人心的话，为何殖民者一到殖民地就陷入了道德沦丧的状态并且难以自拔，回到欧洲后还念念不忘？为何殖民者眼中的“野蛮人”经过欧洲文明的熏陶后依然未能“开化”，甚至要选择自绝于文明？不仅是赫雷罗人，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衣食无忧，又有着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可供选择，为什么还会感到精神空虚呢？

三、熵痕的复魅

品钦深谙历史毕竟已是过去时，启迪当下的世人勿任熵化继续蔓延才是当务之急，因此他站在后现代的高度，从历史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的“熵痕”，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现实中习以为常，却又可能会重蹈历史覆辙的事态的警觉，寻找实现“熵痕”复魅的方式。复魅原意为恢复原始的迷信观念。后现代主义重新发掘并诠释了这一概念，主张在消除异化的基础上构建由多元化、整体化的非决定论理念支撑的后现代社会，意在让人们对多一些自然规律的敬畏，多几分对人类社会终极命运的关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机械决定论为代表的技术和理性崇拜让现代社会陷入迷信当中，贪婪和欲望化身技术和资本大行其道，不断吞噬着人类所剩无几的感性，让一切都趋于理性和同一。人类看似进入了更高的文明阶段，实际上面临着严重的熵化问题，主要表现为物化和非生命化。为了启示世人，品钦在小说中对现代社会的技术迷信进行了质疑和批判，试图通过人物的赛博格化剖析人性被熵化的一面，解构技术理性的元叙事地位。

赛博格(cyborg)一词由cybernetic和organism这两个单词混合而成，意即体内融入了机械成分的生物。哈拉维(Haraway Donna)将赛博格定义为“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它既是社会现实的造物，也是虚构的造物”[13]151。品钦在早期的创作中把赛博格当作人类非生命化的一个突出例子。《虹》中的主人公威廉·斯洛索普是美军中的一名中尉，他有着特殊的性虐癖好，并会在地图上标记每一次性虐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结果发现这些他所标注的坐标正好是敌军导弹的攻击点。后来他得知小时候曾经被父亲卖到实验室，被一位科学家动了手术，在他的体内植入了化合物，让其生理反应成了火箭发射的信号。这一黑色幽默般的情节表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亲情成了以技术为代表的理性的牺牲品，就连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冲动也成了技术的牺牲品，复魅之路道长且阻。

《V.》中有十章用来描述生活普鲁费恩和全病帮。虽然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繁华大都市纽约，无须担忧物质的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空间和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19世纪末的都柏林人一样空虚乏味、俗不可耐，毫无生气可言。虽然他们体内没有赛博格，但精神和道德上已经高度非生命化，每一天都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机械生活，要么在各类浮躁喧嚣的聚会中酗酒乱性麻醉自我，要么像提溜球一样百无聊赖的闲荡，这一切在品钦看来都是严重熵化的表现。为了引发读者的思考，品钦让作品中的人物遭遇极限境遇，从而使得物化和非生命化在最高程度上展现出来。主要人物之一的普鲁费恩(Profane)名字的意思是“渎神”。他对工作和生活乃至爱情都缺乏欲望，嗜好是在下水道追逐因宠物饲养而成灾的鳄鱼，认为自己已经被物化为一台随时会解体的机器。他的存在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了信仰支撑，沦为一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染缸，人们对一切都显得毫不在乎。而另一主要人物斯坦希尔(Stencil) 的名字有模板和复制之意，说明人们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个性全无，生活处于乏味机械的重复状态。斯坦希尔在全世界各地调查V.的踪迹，但对世界又缺乏基本的信任，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硕大的阴谋，因此他总是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以寻找线索，结果可想而知。

普鲁费恩和斯坦希尔作为晚近资本主义社会两类典型人物的代表，其处世态度都与人性的本原出现了背离。前者过于随波逐流，任感性凌驾于理性之上；后者过于自以为是，任感性被理性淹没。但感性也好，理性也罢，都是熵化社会中程式化、空心化的自我保护方式。没有付出真心和真爱与他人交往，也就不能获得相应的关心和关爱。所以他们不仅不能从熵化的社会中超脱，反而在无意识中推动了对熵值的增加。有评论认为品钦的作品对人类未来充满了悲观，事实是品钦一直致力于在这趋于同一和理性的世界中寻觅希望，发现能容纳人性的感性空间。本着匡时救世、激发读者他者责任的目的，品钦一方面以历史的方式对被撤销的殖民事件进行了宏观再现，另一方面又以文学的方式对殖民事件的后殖民延续进行了纵深回溯，通过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逻辑和价值取向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这一后现代的历史观和创作立场凝结着品钦一直以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问题的关注。纵观品钦的作品，除了《V.》《虹》《葡萄园》和《梅森与迪克逊》中揭示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殖民本质和殖民路径，暗示殖民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远离，并主导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运行机制。《拍卖第四十九批》通过地下邮政公司的存在解构了官方叙事，展示了自北美殖民时期以来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压制，让历史的背面浮出水面。《反抗时间》更是挖地三尺，将埋藏在全世界各个时间角落的典故和故事融为一书，把殖民语境扩大为人类历史的范畴，警告世人我们已经身处历史中的危险境地。他将现代社会的熵痕放大，其目的并非宣扬神秘主义、虚无主义和末日思想，而是希望通过对事件的回溯引起人们的敬畏，觉察被技术和理性所支配的人类社会在高度系统化、制度化背后的动荡和混乱，进而起到警醒乃至“复魅”的效果。在《虹》的结尾处，主人公看见天际悬挂的彩虹后喜极而泣，体内的赛博格竟奇迹般地消解，这正是品钦对借助感性实现人性复魅寄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