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勇生：骆宾基小说中“闯关东”汉子形象探析

金莹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骆宾基出生于自然资源丰富、广袤雄浑的北国边陲——珲春市。1920年珲春沦陷于日本的铁蹄之下，骆宾基自小就目睹了战火乱世中的众生百态，因而他的创作中有不少作品是以故乡珲春为背景的。在这片昔日宁静、祥和的故土上，骆宾基看到了乱世中人们生存的艰难，其中就包括为了谋生从关内举家迁移至关外的“闯关东”汉子。他们虽然过着“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的生活，但是他们勤劳勇敢、自力更生、充满智慧，在“闯关东”的人生经历中彰显出自强不息的求生精神和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

1 拓荒者的“闯关东”精神

自古以来，我国华北地区就是自然灾害频仍的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其中以山东最为严重。据相关资料记载，在清朝268年中，山东“除仅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旱灾害”[1]。其中“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运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1]。除此之外，战祸、匪祸、苛捐杂税等人祸也使得关内人民痛苦不堪。“匪与兵年年增加，卒至遍地皆匪，全国皆兵，兵祸匪祸，辗转相寻。”[2]再加上当时关内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缺乏，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关内人民毅然决然“闯关东”，为自身生存寻求一条出路。

自小成长在东北的作家骆宾基接触过不少闯关东移民，在他的小说中涌现出了一群为谋求生存、追寻美好生活的“闯关东”汉子，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抱着寻求财富的希冀来到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在白山黑水之间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短篇小说《乡亲——康天刚》讲述了关内农民康天刚闯关东的一生。他年轻的时候与财主的闺女互相喜欢，为了让财主把女儿嫁给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幸福努力。因而卖掉了家乡仅有的半亩祖茔墓地，告别年迈的母亲，只身一人闯关东。正如小说中所描绘的：“当时，关东山在山东农民的脑子里，是块遍地金沙的宝地”[3]21，而“在山东不要说森林，就是河崖草都偷也偷着挖光了”[3]23。关东山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关内人民前来探寻致富的宝藏，康天刚也不例外。在他决心迎娶自己心爱的姑娘之后，他就踏上了漫漫的访山采参之路，而这一走就是十七年。十七年之中，康天刚换了十六个山帮，没有访到一棵人参。可以想象这十七年里面他要克服多少困难，不仅是不同于海南(山东)的严寒的关外气候，更多的是他在访山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凡转徙山林者，随处因树为屋，夜或野处，爇火自卫，往往膏虎狼之吻，坠岩谷丧命”[4]。在那样的环境下，康天刚不仅没有放弃，还一直为心中那个美好的愿望努力奋斗着。他的两腿受了风湿，精神也变得颓唐了，花白的头发记录了他在关东山艰苦的岁月。康天刚不仅具有超强奋斗的胆识和气魄，更具有倔强的求生意志，这是一种为求生存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为达成人生目标而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

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境况下，闯关东的移民是以拓荒者的角色闯进关外大地的。他们没有生活上的依靠，自力更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就算环境再怎么恶劣，现实再怎么不尽人意，他们都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求生意志在这片广袤的关外大地上奋斗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白手起家，不仅让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在一定程度上还促进了东北各行各业的发展。采参、垦荒、淘金、伐木、经商等行业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在《乡亲——康天刚》中，康天刚的同乡孙把头在无依无靠的关外用勤劳和智慧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他不仅制盐还开垦荒地，在关外安了家娶妻生子，过上了他自己期望的生活。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姜步畏家史》第一部《幼年》中，骆宾基也讲述了姜步畏的父亲姜青山闯关东的经历。姜青山出生在山东胶州半岛的一个大村庄，世代过着除草拔麦的庄稼日子。但是姜青山不满现状，独自闯关东。最终在海参崴的繁闹大街上开设了自己的百货商店，靠经商发了财，同时还加入了袁世凯的海外保皇党的政治集团。后来虽然因受骗而破产，但是姜青山却并未因此而丧失生活的动力，他开始另谋出路，靠着经营“占荒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骆宾基笔下的这些闯关东汉子为了生存下去，为了让自己的家人过上温饱的生活，不得不付出自己的青春，挥洒着自己的汗水。虽然闯关东的过程充满着辛酸苦辣，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身上彰显着闯关东移民不怕艰难、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闯关东精神。

2 “闯关东”汉子的“力”

东北作家群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端木蕻良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曾与其老师共同发表了《力的文学宣言》，他注意到“力量的世界”，并积极主动倡导“力的文学”。东北作家群的后起之秀骆宾基一方面受到了端木蕻良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他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和深受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力量的感染。在他的作品中侧重表现出了“闯关东”汉子身上的“力”，而这种“力”又有对外和对内之分。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早在他的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就指出：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即生存下去的欲望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在骆宾基的小说中，那些“闯关东”汉子在与环境搏斗中就表现出这种生存欲望的强力。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山东移民刘房东的儿子刘强是个热血青年，他和父亲在当时恶劣的抗日环境中艰难地生存着。刘房东丧失了性命，刘强为了躲避日军的迫害，毅然投奔苇子沟义勇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从客观因素分析，刘强为了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不得不寻找存活的出路，为此他主动与所处的环境作斗争。同样，在《乡亲——康天刚》中，康天刚的访山采参之路是如此艰辛，他所处的自然环境又是多么恶劣，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采参求得财富和恶劣环境的对立冲突中，康天刚强烈的生存意志即他想要生存下去的欲望支撑着他走过了十七年。他深知只有克服恶劣环境所施加的压力才能拥有采参带来的物质生活基础。无论是刘强还是康天刚，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都唤起了他们的斗争意识，他们以自身的力量勇敢地还击外部环境施加给他们的力。这是一种力量与力量的对决，是力量与力量的抗衡。为了使个体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召唤着生命最原始的强力，即与自然的力量进行搏斗，发挥着人类的无限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认识并感受到自然的博大和神秘，同时也尽情发挥着个体的力量，进而看到了人类身上蕴藏着的巨大能量，这是一种人类认知自我的快意。

虽然骆宾基小说中的这些“闯关东”汉子在与自然之力对抗中有着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意志，但是作为个体生命，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却有两种灵魂在做着强力的斗争，这是内心力的翻涌和奔腾。《乡亲——康天刚》中，康天刚“本来是乐天任性的人，喜欢唱小曲、拉胡琴、玩鸟、打猎”[3]21，但是在遇到爱情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喜好，走上了漫长的访山之路。在闯关东的十七年间，他不仅要与艰难的环境作斗争，更多的还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灵魂的较量。他婉言谢绝了同乡孙把头留他一起垦荒的好意，决然去访山，只因“他是抱着月亮不摘星星的雄心的”[3]23。十七年里面他没有访到一棵人参，山帮里面的人都觉得他晦气，不让他上山而把他留在火房烧饭。他重逢了乡亲姜云峰，姜云峰因同情他给了他一百吊羌帖票子，这对于康天刚来说更是一个打击。他想到姜云峰，想到孙把头，想到海南家的母亲和他心爱的姑娘，更觉得自己每一步都是错的，“不该不按部就班象孙把头所说：‘一步一步来’”[3]39。康天刚在精神颓丧、穷困潦倒之际开始后悔了，后悔自己当初好高骛远，没有听孙把头的劝说。但是就在他跳崖寻死时他发现了一颗千年老人参，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乡亲们。在他最后弥留之际，他没有因为访不到人参回不了海南娶他心爱的姑娘而悲痛，相反他很安静、愉快，他无法用声音表达出内心的快乐和欣慰。康天刚受尽十七年的疾苦和冷眼，觉得自己一开始就是错的，不该“攀山望日”追求财主的女儿，但在他最后临死之前他觉得自己步步都是对的。十七年里面他内心所作的斗争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什么是错？什么又是对？连康天刚自己也走不出这个疑问。在对与错之间，在与富有的朋友的对比之间，康天刚很迷茫。而正是在这种内心灵魂的强力斗争下，康天刚最终认识了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他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他给周围的乡亲们带去了幸福，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不向命运屈服，不肯认输的骨气。访山采参中娶妻是最初的动力，但是一直支持他走下去的最终是他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不屈服。

小说《边陲线上》中的刘强在走向抗日之路的过程中内心深处的两种灵魂也在作着强力的斗争。从一开始他就很想加入救国的队伍，但是他一直没有行动，思想处于不断徘徊的状态。他深知自己一直是躲避在家庭的翅膀下过活，不用担心自己的衣食起居。但是在杀猪的老关、县中的同学都参与救国行为的感染下，在关二虎为国牺牲的壮举刺激下，他开始反思自己。他觉得自己是在逃避，大骂自己是蠢货、卑鄙的东西。在父亲对时局发表不管不顾、只管自己苟生的言论之后，刘强更是厌烦了，“心尖似乎沉着颗铅弹；莫名的痛苦，侵袭着他”[5]15。在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之中。但是迟迟等不到关内援军的救国军队伍渐渐滋生腐败、军心涣散，大家开始为了自己谋利益，对抗日救国日益淡漠。在这种情况下，刘强坚守住了自己的思想底线，抵制了落后思想的腐蚀，在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率领残部与高丽红党共同抗日作战。刘强从一个“大粮户”的家庭走向抗日之路，他拒绝了避世享乐的日子，在民族生死存亡面前进行了一番灵魂的拷问。这种内心深处的灵魂强力斗争是刘强的自我反省，是在艰难时局中发出的为国战斗的呐喊。

骆宾基笔下的“闯关东”汉子们就是在自身与外力相对抗中，在与自我灵魂的强力斗争中不断战胜困难、反省自己、认知自己。这是一个“外力”与“内力”相交织的过程，是人的生存意志的体现和精神强大的历程，这也是“闯关东”汉子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力”与这个“力量的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

3 “闯关东”汉子形象的审美价值

骆宾基小说中塑造的这些“闯关东”汉子的形象生动丰满，他们虽然人生经历不同，性格多元化，但是这些人物形象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闯关东”汉子的形象不仅寄予着作者的恋乡寻根情结，更蕴含着对个体生存价值的探索，体现出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传达了昂扬的时代精神，给予当时抗日斗争中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骆宾基祖籍是山东平度的，在他的《六十自述》中可以得知他出生在珲春县的一个茶商家庭里，父母都是来自山东的贫雇农，他们和大多数山东移民一样，都是跋山涉水、历经艰辛来到白山黑水之地谋生。他们日子过得较为艰苦，在异乡无依无靠的孤零感和落魄感常常会让他们回忆起在家乡的生活。而骆宾基在刻画这些“闯关东”汉子形象时也或隐或显地打上了他们思乡的烙印。在《乡亲——康天刚》中，康天刚离家十七载，每年都要托人给海南老家带口信，他向姜云峰诉说自己的思乡之情，但因自己一无所得而不得不留在关外继续访山。离世之前，同乡说要把他送回海南时他露出了微笑。就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闯关东的这些汉子们也是十分注重叶落归根的。康天刚希望死后能被送回海南老家，他至死都一直牵挂着海南，一心想回自己的故乡，关外终究不是他的家，在那里他找不到归属感和存在感。《边陲线上》中，因为日军的猖狂侵犯，使得大批闯关东移民的处境日益严峻，在那样的境况下他们更加思念故乡。参加救国军的老张在战乱中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亲，二十一岁开始闯关东的他已经十三年没有回过海南老家了。孙大个子唱的《跑珲春》：“跑腿子漂泊在外头。……别在‘关东山’，埋下了老骨头”[5]115让这些“闯关东”的汉子们潸然泪下。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幼年》中，父亲姜青山更是多次提出回海南老家的想法：“回青岛去……，人总不能忘本！”[6]79崔婆虽然是家里的佣人，但是她也感受到父亲对海南老家的想念，并劝说母亲回海南，“连儿他爹想家呢！我看过几年收拾收拾家产回海南吧！不管这里再怎么享福，到底是海外……”[6]258这些“闯关东”汉子们以一副铮铮铁骨在关外打拼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在铁骨之下深藏着一片柔肠，这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对养育他们的故土的思念。骆宾基通过描写“闯关东”汉子们浓浓的思乡愁郁折射出其父辈们对故土的思念以及作者本身对山东老家的挂念。而这进一步又可理解为作者通过回忆往昔美好的生活和传达美好思乡情感的同时，希望关内和关外的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不再因为残酷的战争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这也是作者在寄托强烈的思乡寻根之情中的美好希冀。

“人是万物的尺度”[7]，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提出的这一命题就强调了人的能动性，莎士比亚也曾高声宣扬：“人类是万物的灵长。”[8]在骆宾基的小说中，这些“闯关东”的汉子就是在与环境的不断对抗过程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的主体化。“闯关东”汉子形象的塑造是对生命存在价值的一种探索，传达出作者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和对顽强坚韧的生命力的高度赞扬。在《乡亲——康天刚》中，康天刚发出的：“人是命运的主儿！”的呐喊既是他对只身在关外闯天地的能力的信心所在，也是他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他不屈服于自然，对自己在宇宙万物中所处的地位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定位。他最终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作为人的一种不屈的意志和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小说《边陲线上》中的刘强在苟活和勇生中选择了后者。他是在抗战的乱世中成长起来的，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刚开始他只是在家庭的庇佑中苟活着，受到形势的驱使以及身边人的影响，他开始走向抗日救国的路途。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很多人饱受了战争的痛苦，经受不住严酷的战争考验，最终走向了腐败、享乐。他的同伴季伟刚厌烦了那种“野蛮式的生活”，不断向他抱怨：“我是囚犯，就蹲在‘革命’这座监牢里……苦痛，我真的受够苦痛的摧残了……但我现在是摸到人生门径了，享乐！就是享乐方能驱逐了苦恼……”[5]108但是刘强在严峻的形势中，在炮火纷飞的周遭环境中不断磨练自己，以惊人的毅力和不屈的意志与艰苦的环境作斗争，与身边堕落的人作斗争。他在救国的道路上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干！只有硬干，才能解决一切的踟蹰”。在救国队日渐萎靡的时候，刘强鼓励尚存救国之心的同伴们一起抗日。“日本抢去我们的土地，刘司令剥去我们的衣裳。……我们应该自己坚强起来。”[5]159他心系广大关东民众，看到了刘司令等人借着救国的名义对民众进行压榨的龌龊行为。刘强从一开始想救国却迟迟不敢行动到最后成为救国队的领导者，他走出了最初的生命区囿，走向更为广阔的革命天地，在与抗战的艰苦环境的斗争中实现了人的主体性。

骆宾基小说中的这些“闯关东”汉子形象蕴含着对人不屈意志的赞扬，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探索。而这些生动形象的刻画，这种坚强不屈的民族品格的高歌在当时的抗战背景下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早在1920年10月日本侵略者就出兵占领了珲春，骆宾基从小就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为以及在日军铁蹄之下广大民众的悲苦生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班主任讲解的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的感染下，骆宾基开始为祖国的命运而深深忧虑。在东北全境沦陷后，他无法抑制自己满腔的悲愤，在为抗战活动奔走的同时进行了大量创作。因而无论是三十年代创作的《边陲线上》还是四十年代创作的《乡亲——康天刚》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它们既表现了在日军铁蹄之下底层人民的凄苦生活，同时也传达了失去家园的流亡之子的思乡之情。在当时艰难的抗战环境下，很多人无法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人为了贪图享乐，追求荣华富贵而叛国。而骆宾基的作品却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他作品中塑造的“闯关东”汉子的形象更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康天刚的“超越天命而克尽人事的生命意志”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刘强发出的豪言壮语更加令人振奋：“为了祖国，为了民族，牺牲掉比青春还珍贵的东西，也是值得的。”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作者表现出了“闯关东”汉子粗犷强悍、桀骜不驯的原始生命力，以及抵抗外敌表现出的高昂的战斗力，这会更加“激励人们抗战到底，收复全部国土的斗志”。

骆宾基是抗日战火中诞生的东北文学战士，他笔下的“闯关东”汉子形象寄寓了他在流亡生涯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昂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以不屈的意志在白山黑水之间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面对外敌入侵以昂扬的斗争精神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山河。他们身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奋勇拼搏的精神也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民族强力的彰显。“闯关东”汉子的形象不仅在当时具有激励作用，给民众以精神上的鼓舞，而且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我们吸收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