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画到“新汉画”
——论人物画中“线”到“面”的表达

◎刘晓飞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与创作高研班 北京 100010）

绘画艺术是思想意识的视觉形态，是流动着的社会思潮。汉代绘画因存量较大、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广义的汉画，是指汉代遗留下来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以及帛画、器物画等汉代的绘画作品。狭义汉画是指从画像石、画像砖上直接拓印下来，使原物大小长短、粗细深浅、阴阳明暗都能准确体现的拓片。汉画本质上是汉代“天人合一”“儒道共融”社会思潮的视觉艺术表达。

汉画中的礼法为本、秩序大美、夸张浪漫等因素，与当代文化复兴思潮相结合，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展。代表人物是当代著名画家王阔海先生，他以中华文化根性为依托,在实践中创作了“新汉画”。“新汉画”远追秦汉思想文化之源，中承宋元文人墨戏之趣，近取明清金石写意之变，贯通儒法释道，融合诗书画印，在中国绘画史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流派。本文从四个方面，略论“新汉画”对汉画的继承和发展创新。

一、天地大美在秩序

王阔海强调，有序是天地精神之大美，笔墨构成秩序是中国画之大美。中国古代道家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强调的是宇宙生成之序，宇宙这个词在古希腊就包含着和谐、数量、秩序等意义，中西方在肯定万物蕴含秩序这一点上有共通之处。构成绘画作品最重要、最为先声夺人的因素就是画面的形式感，这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秩序美。

如果说郭熙的“三远法”、石涛的“三叠两段”是对中国山水画秩序美的巅峰性总结，那么“新汉画”则是对中国人物画秩序美的集大成体现。

比如《同游图》中二马组成主墨团占据画面视觉中心，驾车男女及车轮共同组成次墨团退居画面一端，马头前方仕女以较小墨团位于画面边侧。通过墨团一二三分布体现秩序美，从而使四蹄腾超、志在千里的二马形象深深打动观者情怀；又如《墨镕清铜图》用一人二鼎组织画面，原本空疏寥落，但空白之处却现蒃隶行草四体书法密集提款，绘画的独立空灵与书法的丰富充盈交相呼应，在疏密分布的矛盾中体现秩序之美。

总之，在黑白、大小、聚散、虚实变化中，“新汉画”中的人、马、车、器等元素巧妙组合、随意安排，计白当黑、化繁为简、虚实相生，处处体现节奏、韵律与呼应，通过对视觉规律的开发和把握，新汉画达到了一种充实与空灵交融、规范与自由并存的秩序大美。

二、独具标格千古墨

线条是最简洁而又单纯的造型因素，以线造型是中国画的主流技法。与线相比，面更能确立绘画中的视觉表现力。以面塑型在中国艺术史上载体众多，比如中国的剪纸、皮影作品就是用平面来表现物象，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装饰性。以面塑形在传统的山水、花鸟技法中也很早就有所体现，比如隋唐佛教壁画中就出现“没骨”山水，五代徐熙“落墨为主、杂彩副之”标志着没骨花卉的开始，宋代赵子昂之妻管道升通过观察月下竹子之影，发明了直接用面表现竹叶竹竿的墨竹。

但在人物画方面，以线造型一直占据主流。两晋隋唐作为中国人物画的鼎盛时期，一端是顾恺之、陆探微等画家讲究密体，通过严谨、稳健、细密的线条，追求秀骨清像、穷理尽性；另一端是张僧繇、吴道子等画家实践疏体，运用轻松、流动、简洁的线条，达到了“笔才一二，象以应焉”；北宋李公麟吸取疏密二体之长，结合金石学兴起，吸取青铜器皿纹样，创造了新的白描手法。此后明代陈洪绶、清代的扬州八怪、海上画派，依然沿着以线造型的程式，在人物画创作道路上徘徊了千年之久。直到“新汉画”的出现，突破传统人物画以线塑形的局限，采用落墨为主、循势造型，通过墨韵的随机组合，塑造人物的形态、体积、质量、动态等。以面塑形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体现中国画创作工具的特性。中国画的独特性与中国画创作工具的独特性密不可分。水性、墨性、纸性、笔性，就是一个变字。

三、神仪在心手称目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把山水画的境界总结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四个层面，他认为，可游、可居的山水比可望、可行境界更高，因为它能够让向往林泉者顿生渴慕之心。如果将这段山水境界理论移植到人物画中，则可以用“可观、可赏，不如可品、可思”来概括。即对观者而言，不仅仅应当满足观看观赏的审美需求，更应当达到一种“神仪在心、传生传情”之妙。

对应到“新汉画”中的仕女形象，她们云鬓花颜、纤体蜂腰、霓裳羽衣、流苏慢摆，或半抱琵琶，或轻握缰锁，舒缓恬淡中不失雍容，错彩镂金中不失空灵。其丰姿、其神韵令人品味不尽、遐想翩翩。鞍马也是新汉画中的典型元素，通过落墨组织团块，方笔写意造型、细笔装饰纹路、铺笔横扫涂抹，一匹匹仰颈嘶鸣、精神饱满、步履劲健的古马跃然而出，令人耳目一新。新汉画车马，突破实物比例甚至结构限制，进行大胆的夸张和变型，简约到仅用一个车轮来表达马车，枯润相间的车轴线条，在似晕非晕的轮框间若隐若现，似乎在诉说着历经的千年沧桑，体现了中国画的笔墨之趣；正如顾恺之所讲，“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

四、妙合神凝为一体

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明道、行道、传道，其人生境界是求道、悟道、证道。正如《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艺术对于自然之质的追求，以及通过艺术寻找道德的完善，都是在道的统领下而派生的。道以贯之、以艺达道正是“新汉画”所追求的终极内涵。

首先，“新汉画”以中华文化根性为依托。王阔海认为写像状物不是中国画的任务和终极目标,唯写意造境才是中国画的高标准。另外，“新汉画”不求形似，逸笔草草，在纵意挥洒中不失笔力，在无墨空白处不失韵彩，纵意洒脱之情流于简约平淡之中，不似之似似之，体现了“聊写胸中逸气”的中国文人之趣；最后，“新汉画”中表达最多的车马出行题材，本质是崇礼、尊礼的体现，而“摄礼归仁”“摄礼归义”正是儒家思想的理论主脉。“新汉画”追朔中国文化的本源，将先秦儒道两家的仁义礼智、道法自然等思想精粹融会到创作元素中，实现了以道统艺、艺以臻道的文化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