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银冥钱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聂振阁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明代金银冥钱使用数量毫无规律可循，但存在象征墓主享年的现象，这种丧葬习俗的文化内涵尚不明确。其钱文内容以道教类、佛教类为大宗，表达的主旨是希望墓主早升仙界或早登极乐。其摆放位置以口含、垫背为主，但也有覆在额部、挂在心前、握在手中的状况，寓意各有不同。其葬入时间主要为大殓仪节，但也存在迁葬或合葬的过程中增添的现象。其制造机构有官方的银作局、王府的典宝所或典服所和宫观、经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另外民间私户也可制造。其时空分布、数量多寡、摆放位置和钱文内容主要受到丧葬习俗及宗教信仰的影响，而质地、尺寸和重量与墓主身份等级的高低和其家族经济实力的强弱关系不大。根据其发展与演变，可将其分为洪武—永乐前、永乐后—正统、天顺—正德及嘉靖—崇祯四期，各期特点显著。

冥钱，亦称“明钱”，是一种专门制作用以随葬的非实用钱币，有金、银、铜、铁、锡等多种不同的材质。其中金银冥钱大多为金片、银片直接剪裁成形，然后通过模压、錾刻、针刺等工艺装饰出穿、郭、钱文或纹饰。明代继承了宋元以金银冥钱随葬的传统习俗，并将之推向了一个发展高峰。

一、明代金银冥钱的考古发现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明代墓葬不亚于千座，其中出土金银冥钱的墓葬就有百余座。其年代上限为洪武三年，下限为崇祯十六年，几乎贯穿明代始末。墓主身份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官僚士绅，还有大众黎庶。这些墓葬共出土金银冥钱2300余枚，包括金冥钱一千两百余枚，银冥钱一千余枚。这些金银冥钱大小不一，重量不尽相同，钱文也丰富多彩。现择其重要者，列举如下（表一）。

表一//明代金银冥钱统计表

附表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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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金银冥钱的初步研究

关于明代金银冥钱的研究，此前学者在很多方面都开展过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意见。如刘小燕曾对益藩王墓出土冥钱的钱文进行了释读［74］。张建华将鲁荒王墓的冥钱数量与墓主年龄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75］。刘霞认为这种冥钱官家、私户皆可铸用［76］。冯恩学认为奉节宝塔坪出土五行牌饰的寓意是五行调和而财运亨通［77］。但这些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很多问题仍有必要继续探讨。

（一）明代金银冥钱的数量分析

明代墓葬出土的金银冥钱，数量多寡不一，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毫无规律可循。多者如定陵随葬上百枚，少者如宋晟墓仅有1枚。但有些墓葬由于遵循着相同的葬俗，随葬的冥钱数量也相同，如五星钱和七星钱。至于冥钱的数量是否还具有其他含义，则必须辅助以文字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将墓志记载的墓主年龄与冥钱数量相互对比，发现正如张建华所言，存在一些用冥钱数量象征墓主年龄的现象。

表二//明代墓葬钱币数量象征墓主年龄的现象统计表

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来看，用钱币数量象征墓主年龄的现象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到了明代，用钱币数量象征墓主年龄的现象有所增加，共发现9例，其中使用金银冥钱的有6例，分别为宁靖王夫人吴氏墓、梅氏墓、王洛墓、梁庄王及魏氏墓、鲁荒王墓；使用铜钱的有3例，分别为江阴承天秀墓［78］、铜山王道墓［79］、南阳刘文辉墓［80］。将其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全面认识这种丧葬习俗。

从表二可以看到，钱币数量与墓志年龄并不完全等同，这是因为随葬品放置者与志文撰写者所采用的计龄方法不同而造成的。当二者采用相同的计龄方法时，钱币数量与墓志年龄就会保持一致，如吴氏墓、承天秀墓、王道墓及刘文辉墓。当二者采用不同的计龄方法时，钱币数量与墓志年龄就会产生差异，如梅氏墓、王洛墓及魏氏墓。但无论如何，用钱币数量象征墓主年龄的现象毋庸置疑。

不得不提的是，用钱币数量象征墓主年龄的现象还有一种比较罕见的方式。如郢靖王妃郭氏棺床上出土27枚金冥钱，竟然与郢靖王享年相同。无独有偶，河南安阳张鲁夫人朱氏棺中出土48枚铜钱，也与张鲁享年相同［81］。这两座墓葬的共同之处，均是合葬墓，男性墓主先卒，女性墓主祔葬。

虽然已经关注到这种丧葬习俗，但是其背后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尚不明确。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据方志资料所载丧葬习俗，山西晋州“按死者岁数，每岁白纸一张，……名门旙”［82］；黑龙江绥化“用制钱，按殡者岁数，外加二枚，谓之天钱一、地钱一，压纸上，作人形”［83］；淮地在大殓时会往棺内放置石灰纸卷，数量与死者年龄相同，如逢双数，则再加虚 1，外加天1，地 1［84］。这些做法与用钱币数量象征墓主年龄如出一辙。

（二）明代金银冥钱的钱文解读

明代墓葬出土的金银冥钱钱文有113种，可分为年号类、仿钱文类、吉语类、道教类、佛教类和其他共六大类。这些钱文有些浅显易懂，有些则晦涩难懂，需做专门解读。

1.道教类钱文解读

（1）星宿钱文

益庄王妃万氏棺中出土14枚银冥钱，钱文分别为“贪巨禄文廉武破”“”，据《太星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85］和《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86］记载，其为北斗七星君名、字。罗川王族墓出土7枚银冥钱，钱文分别为“牛女危室觜鬼翼”，按《淮南鸿烈解》［87］所云，其为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第二、三、五、六宿、西方七宿第六宿和南方七宿第二、六宿的宿名。而北斗具有回死注生之功，消灾度厄之力［88］，二十八宿隶属北斗管辖。

（2）符箓钱文

李先芳墓出土1枚金冥钱，钱文为“五岳真形符”。对照宋元之际的“五岳真形符”，可知其上、下、左、右的符号分别代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和南岳衡山，中间方孔代指中岳嵩山［89］。然而明代文献却称这种符号为“五岳真形图”［90］。据张勋燎考证，“五岳真形符”与“五岳真形图”是内容和性质都不相同的两种东西，二者概念性的混淆是从南宋罗泌编撰《路史》开始的［91］。相应的“五岳真形符”也具备了“五岳真形图”的功能，“道士佩之，游行山泽，千山百川之神，皆出迎之。家有此图，仙灵侍卫，万厉潜伏，仕官高迁，财产丰积，子孙昌盛，门户兴隆”［92］。至于其佩戴方法，“以青为缯，或用白为缯，或盛以紫囊，或带之头上，或带之心前，或肘后”［93］。这枚金冥钱出土于墓主腹部，原应戴在心前，用以安镇阴宅。

（3）五行钱文

奉节擂鼓台M33出土1枚金冥钱，钱文为“金木水火土”。道教认为“金木水火土，总御中元，以炁相生，混合成真”［94］。而五行真炁可以“夺北斗之权衡”，帮助修真得道之士脱离死厄，尸解成仙［95］。据此，五行钱主要是用来辅助尸解。除此之外，可能还具有厌胜祈福的功用。上海嘉定法华塔明代地宫中出土1枚锡钱，钱文为“金木水火土”，其置于黄裱纸正中，并与八卦镜、铜钱配合使用，从整体布局及铜镜、黄裱纸上的墨书文字来看，其厌胜祈福意图明显［96］。

（4）开通冥路

肃藩延长王墓出土1枚金冥钱，钱文为“开通冥路”。“开通冥路”是道教拔度科仪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其意为打通冥界关津道路，目的是使亡灵顺利抵达追荐法坛，参听法音，悟道登真。如《赤松子章历》云：“伏闻太上大道有解拔之科，济度亡魂之法，谨赉法信，献五方灵官，荐拔亡人魂魄，闇通道路，无有窒碍”［97］。又如《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云：“开通冥路，启拔幽扃，引导系荐亡魂，及六道四生、孤魂滞魄，尽诣灵坛，闻经听法，普霑开度，超证生方”［98］。

2.佛教类钱文解读

与佛教有关的钱文主要有“金光接引”“径上西天”“世世闻经”“生生见佛”“常乐我净”“花开见佛”“愿生西方”“悟无生忍”“上品莲台”“阿弥陀佛”“背尘合觉”等，其主旨是希望墓主早登极乐。

（1）金光接引

益定王棺中出土1枚金冥钱，钱文为“金光接引”。净土宗认为仅仅依靠个人力量并不能摆脱娑婆世界，需要借助净土法门，专心念佛，死后就会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往生西方极乐。又因阿弥陀佛身放紫金光，故名“金光接引”。四川江安夕家山民俗博物馆藏有1件“西方路引”，其文有云“尝闻西方有佛，号曰弥陀，昔在国中，发弘誓愿，若有东土众生亡没之后，一称其名，千劫离苦，万罪消灭”，又云“传秉如来门下传度法师，给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四十八愿度无量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金光接引”［99］。

（2）常乐我净

洪保墓出土1枚银冥钱，钱文为“常乐我净”。“常”即永恒、常在。“乐”即充满欢乐、无苦痛。“我”即自由自在。“净”即断除一切烦恼。大乘佛教认为世俗人生的本质是无常、苦、无我、不净，只有证入涅槃，才真正的“常”“乐”“我”“净”［100］。

（3）花开见佛

许裕甫墓出土1枚金冥钱，钱文为“花开见佛”。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记载：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的人均是托胎于七宝池中的莲花，依据修行功德高低可分为九品，上品上生者顷刻花开，上品中生者经宿即开，上品下生者一日一夜花开，中品上生者莲花寻开，中品中生者经于七日花开，中品下生者经七日已花开，下品上生者经七七日花开，下品中生者经于六劫花开，下品下生者满十二大劫花开。花开之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就会现身为行者宣讲佛法［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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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悟无生忍

许裕甫墓出土1枚金冥钱，钱文为“悟无生忍”。“悟”即觉悟。“无生忍”亦作“无生法忍”“无生忍法”，“无生”是关于无生灭的理论，“忍”是对于“真理”的认可［102］。大乘佛教认为，一切现象的生灭变化都是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现象的本质为无生，无生当然无灭，故寂静如涅槃，此是现象的实相、真如两种观点［103］。往生西方者，均能花开见佛，悟无生忍。如上品上生者，“生彼国已，见佛色身众相具足，间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已，即悟无生法忍”；上品中生者，“经一小劫，得无生法忍”［104］。

（5）上品莲台

许裕甫墓出土1枚金冥钱，钱文为“上品莲台”。净土宗认为娑婆世界每有一人念佛，七宝池中就生出一朵莲花，莲花下面还有各种莲台，可分为九品，与行者修行功德的高低相对应［105］。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记载：行者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就会持莲台前来接引，上品上生者坐金刚台，上品中生者坐紫金台，上品下生者坐金莲花。坐上品莲台的行者，皆可证得菩萨果位［106］。

（6）背尘合觉

崔胜墓出土1枚金冥钱，钱文为“背尘合觉”。“背”即背离。“尘”即五欲六尘。“合”即契合。“觉”即菩提正觉。诸佛是背尘合觉，众生则背觉合尘。正如印光法师所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佛与众生心行受用绝不相同者，何也？以佛则背尘合觉，众生则背觉合尘，佛性虽同，而迷悟迥异，故致苦乐升沉天渊悬殊也。”［107］

3.其他钱文解读

除道教类和佛教类钱文外，一些其他钱文也颇有意思。如菊潭郡主墓出土10枚金冥钱，錾刻“菊潭郡主”四字，表明墓主身份等级。赵炳然夫人王氏棺中出土3枚银冥钱，钱文分别为“万历五年”“八月初五”“丁丑通宝”，表明墓主死亡日期［108］。

（三）明代金银冥钱的摆放位置

明代墓葬出土的金银冥钱，其摆放位置以口含、垫背为主，但也有覆在额部，挂在心前，握在手中，嵌在七星板上，放在金井内的现象，其中垫背钱有五星钱、七星钱两种特殊形式，其寓意各有不同。于此仅对口含钱、垫背钱、五星钱和七星钱进行探讨。

明代官方对饭含之物的规定仅见洪武五年六月诏令，即“五品以上，饭用稷，含用珠。九品以上，饭用粱，含用小珠。庶民饭用粱，含钱三”［109］。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其并没有严格执行。墓主含珠的仅有2例，分别为宁靖王夫人吴氏、戴缙［110］，前者含金、银珠各一粒，后者含金珠一粒。而墓主含金银冥钱的却有14例，其中朱权、刘梅雪、萧籍、戴廷仁妻柴氏、王纶夫人魏氏、西安财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M3、常州花园底M5各含1枚金冥钱，彭泽及夫人吴氏各含2枚金冥钱，徐衡夫人周氏含3枚银冥钱。之所以会频频出现这种现象，大概是因为官方并没有明文禁止以金银冥钱作为口含之物，而饭含之礼的具体操作又很难受到监督并且往往因俗而异。诚如王世贞所言：“设尸床，举哀，与死者沐浴，奉含具，或金、银、米饭，随俗用”［111］。

2.垫背钱

至迟在南宋时期，垫背钱就已经出现，如黄升墓和德安周氏墓都在墓主尸身下放置钱币以象征墓主年龄。到了元代，垫背钱始见于文献记载，如郑廷玉杂剧《看钱奴》第四折：“笑则笑贾员外一文不使，单为这口衔垫背几文钱，险送了披布拖麻孝顺子”［112］。再到明代，垫背钱非常盛行，这应与其文化内涵被普遍认知有关，背与“辈”谐音，取后辈有钱之意。除此之外，垫背钱的使用数量和摆放形状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用垫背钱的数量象征墓主年龄，将垫背钱摆成“太平”字样或北斗图案等。

3.五星钱

五星钱，即将五枚钱币按照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和中央镇星的方位摆放。这在王镇墓出土的黄色织四合云绸面的上，徐蕃夫人张氏贴身穿的素绸棉背心的上及梁庄王妃棺床的“金井”内均有发现。五星钱应是受到五石镇墓的影响而出现的。

宋金之际，流行五石镇墓法。《地理新书》记载了其操作流程：“今但以五色石镇之于冢堂内，东北角安青石，东南角安赤石，西南角安白石，西北角安黑石，中央安黄石，皆须完净，大小等，不限轻重。置讫，当中央黄石南祝之曰：五星入地，神精保佑，岁星居左，太白居右，荧惑在前，辰星其后，镇星守中，辟除殃咎，妖异灾变，五星摄授，亡人安宁，生者福寿，急如律令！”［113］

明代五石镇墓走向衰微，但却衍生出五镜镇墓［114］、五符箓木牌镇墓［115］及五钱镇墓等新形式。其功能应完全相同，为压镇冢墓，驱除邪魅，永保亡灵和子孙安宁。而五钱镇墓由于材料易取、操作简单逐渐成为镇墓法的主流。

4.七星钱

七星钱，即将七枚钱币按照北斗形状摆放，这在益藩王墓及王玺家族墓M14等均有发现。另外，淳河王夫妇墓、罗川王族墓、睢县天湖城明墓及徐达家族墓M1等出土的金银冥钱，从其数量来看，也应属于七星钱。七星钱应是受到七星板的影响而出现的。

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就开始随葬七星板。如颜之推曾告诫子孙说：“吾当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随，床上唯施七星板”［116］。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卧斗存思的修仙法术。如《洞真三天秘讳》云：“暮卧存斗星……行之十八年，色反婴童，九星之精变成九老，俱来迎子，白日登晨”［117］。

宋明时期，七星板蓬勃发展，既屡见于文献记载，又常见于考古发现。而七星钱则在明代之前难觅踪迹，其应为七星板的简化形式。且在益庄王墓及益宣王墓，二者共存，配套使用，这就表明它们功能相同。其用意是供墓主卧斗存思，希望其魂飞北斗，云游九天，无灾无难，早日成仙。

（四）明代金银冥钱的葬入时间

按照传统丧礼仪程而言，棺内随葬器物是在举行大殓仪节时放置的，但是，在迁葬或合葬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重新殓棺、增添和更换随葬器物的情况。我们对出土金银冥钱的明代合葬墓进行了重新审视，发现益庄王墓和赵鸾墓出土的金银冥钱应是在后来合葬时增添的。

益庄王朱厚烨棺中出土7枚道教类冥钱。而益庄王圹志称其于“异端、佛老，距之尤严”，据此可以断定他并不信奉道教。其薨于嘉靖三十五年，葬于嘉靖三十六年。万历十八年，万氏薨后，益宣王奏奉谕旨，扶柩祔葬，开圹睹朽，更殓易棺。当时增添了一些随葬器物，如“万历戊子”款铜镜，当然也应包括冥钱。另外，据《愚谷文存》记载，棺朽殓骨时需“作七星板一块……将七星板平放于绵紬三幅之上。开毛竹去篁作篾……将篾自旧棺底灰之上、篾之下左右均插……再用界方两根，衬于两旁篾之下，将纤索缚住篾竹于界方之上。用精细有力者二人，前后用力于界方之上，抬起置七星板上……将三幅绵紬连七星板梱住骸骨，用精细有力者三人连七星板平提入新棺”［118］。益庄王墓出土的七星板，可能正是这种真实情况的反映。而冥钱嵌置在七星板内，又表明二者葬入时间相同。因此，这些冥钱是益宣王朱翊鈏祔葬万氏时增添的。

赵鸾墓出土1枚金冥钱，一面錾刻“金章紫绶”，另一面錾刻“赵乐星 进”。我们推测应为“赵乐陵进”，因为赵鸾长子赵世德曾做过乐陵儒学教谕。据赵鸾墓志记载，其卒于嘉靖庚戌，同年安厝于祖茔。又据赵世德墓志记载，其母薛氏卒于嘉靖辛亥，“公俱哀毁过情，殡殓之具，悉自经画”［119］。而万历甲戌，赵世德刚好六十岁，迁山东乐陵儒学教谕。后来与亲友话旧，遂起明农志，高致不仕。但想起其父生前的谆谆教诲，肯定百感交集［120］。在将父母合葬之时，更殓易棺，也增添了这枚金冥钱。其实儒学教谕根本不入流，又怎能称得上“金章紫绶”？其目的只不过是告慰亡父的在天之灵罢了。

（五）明代金银冥钱的制造机构

由于明代官方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对金银冥钱进行管制，这势必导致金银冥钱制造与使用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些金银冥钱的形制、钱文、大小及尺寸均存在差异，又从侧面反映出其来源的多样性。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非常赞同刘霞的观点，即金银冥钱官家、私户皆可制造。另外稍作补充，宗教场所也能制造金银冥钱。

官方制造金银冥钱的机构为银作局。如《酌中志》云：“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数员，写字、监工数十员。专管造金银铎针、枝个、桃杖、金银钱、金银豆叶……以备钦赏之用。”［121］《万历野获编》云：“御前八局中，有所谓银作局者，专司制造金银豆叶以及金银钱，轻重不等，累朝以供宫娃及内侍赏赐。”［122］南京小村明墓出土的金“成化年造”，北京朱忠禧墓出土的银“万历年造”［123］以及董四墓村一号墓出土的金“天启通宝”［124］，都应是由银作局制造的，但其性质不是冥钱，应为宫赏钱或流通钱。而定陵出土的金银冥钱，制作方法、形制特征与其相似，也应出自银作局。

王府制造金银冥钱的机构为典宝所或典服所。王俊良认为典宝所掌王府印章及符契证件，典服所掌王府服饰［125］。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典宝所和典服所的职掌并不局限于此。如益宣王妃孙氏棺中出土的金首饰上錾刻有“益国内宝所成造”“益国内典宝所成造”的字样，据此可知典宝能兼制金银器，至于金银冥钱，理应属其职司。再如罗川王族墓出土一张随葬品清单，其上墨书明确记载“正典服所今将成造敛衣数目开具于后……金扇一把，宝钱七文……”，更是直接言明典服所能够制造金银器，其中就包括金银冥钱。

宗教场所宫观、经堂、寺庙等也能制造金银冥钱。李先芳墓出土的金冥钱系模压成型，其上“五岳真形符”在明代归属正一派符咒，而恰巧李氏家族信奉正一道。如李先芳母程氏曾于“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家启建正一预修寄库道场”，当时“仙经堂道士沈永忠出给预修寄库受生文牒一道”，万历五年程氏病逝后，李先芳安排正一教道士沈永忠为她启建灵宝（墓葬）［126］。因此，这枚金冥钱极有可能为仙经堂正一道士制作。而益定王墓出土的金冥钱也是模压成型，钱文“金光接引”又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则有可能为寺庙僧侣制造。湖北襄阳羊祜山聂相寿墓出土的银质佛教供养钱，压印“金玉满堂”四字，与一些金银冥钱的形制相近，制作方法相同，从侧面反映出寺院有能力制造金银冥钱［127］。

民间没有专门制造及售卖金银冥钱的机构，所以大多数金银冥钱应为自行制造。这可以从考古发现得到验证，如南京洪武年间的康茂才墓、施氏墓和仇成墓虽然均出土有金“明道通宝”，但冥钱形制却各不相同。而墓主家族在制造金银冥钱时也会有统一规划，如徐达家族墓M1与徐钦墓、沐昂夫人邢氏墓与沐晟夫人程氏墓、七里坪张荃墓与M2、M12等均出土有相同钱文的金银冥钱。

（六）影响金银冥钱的社会因素

明代墓葬出土的金银冥钱，主要是受到丧葬习俗及宗教信仰的影响，而与墓主身份等级和其家族的经济实力关系不大。

丧葬习俗影响着金银冥钱的时空分布、数量及摆放位置。南方地区宋元时期就常见随葬金银冥钱的现象。到了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聚居于京畿及其附近地区的社会上层便沿用了这种葬俗。虽然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但是其并未因此逐渐式微，而是一直延续，不曾中断。所以，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冥钱较多。与之相反，北方地区宋元时期就罕见随葬金银冥钱的现象。到了明代，洪武至正统年间随葬金银冥钱的墓葬仅有鲁荒王墓和汤和墓，正统以后才流行起来，但仍不如南方地区那么普遍、集中。所以，北方地区发现的金银冥钱较少。另外，五星钱、七星钱等丧葬习俗对冥钱的数量和摆放位置有一定要求。

宗教信仰影响着金银冥钱的钱文内容。明代三教合一，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态度往往三教并用，虽然其具有导向作用，但是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并不受其影响，所以时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性、复合性、时代性、地域性的特点，这种宗教信仰的差异性造就了金银冥钱钱文内容的多样性。明代墓葬出土的金银冥钱，钱文内容有113种，其中道教类53种，佛教类12种，约占总数的58%。这些钱文内容绝大多数反映的应是墓主后人的宗教诉求，即希望墓主早登仙界或早登极乐。如益庄王妃万氏棺中出土14枚银冥钱，钱文内容与道教有关，但万氏并不信道，曾“茹斋礼佛，壶闲渊穆，三纪星霜”，因此这些银冥钱应是益宣王祔葬万氏时放置的，而益宣王崇道，证据确凿，其自号为“潢南道人”［128］。

墓主身份等级的高低和其家族的经济实力的强弱对金银冥钱的质地、数量、尺寸及重量没有显著影响。如弘治年间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和昭勇将军戴贤夫人徐氏墓相比，虽然前者出土金银冥钱的数量和尺寸不及后者，但重量却略胜一筹。万历年间兵部尚书赵炳然原配王氏墓和侧室杨氏墓相比，虽然二者出土冥钱的数量相同，但质地、尺寸有别。纵观明代墓葬，出土金银冥钱的数量最多、总重最重者为定陵，尺寸最大、单枚最重者为沐瓒墓。

（七）明代金银冥钱的分期与特点

我们根据明代金银冥钱的发展与演变，将其粗略地分为四期（表三）。

第一期：洪武—永乐前期（1368—1413年）。冥钱形制仅有圆形方孔和圆形菱形孔两种，其中圆形菱形孔的冥钱均带四出纹。冥钱钱文仅有年号类和吉语类两种，同时新出现无字冥钱。代表性冥钱有康茂才墓、仇成墓“明道通宝”，鲁荒王墓“洪武通宝”，施氏墓“太平通宝”以及张赫墓、张妙寿墓的无字冥钱等。

第二期：永乐后期—正统年间（1414—1456年）。冥钱形制仍仅有圆形方孔和圆形菱形孔两种，其中部分圆形菱形孔的冥钱无四出纹，同时冥钱边缘重新出现穿孔的现象，此前仅见于张士诚母曹氏墓。冥钱钱文年号类消失，吉语类减少，新出现佛教类，无字冥钱明显增多。代表性冥钱有邢氏墓、程氏墓“世世闻经”和“生生见佛”以及辽简王墓、范氏墓、沐斌夫妇墓的无字冥钱等。

第三期：天顺—正德年间（1457—1521年）。冥钱形制新出现圆形圆孔和圆形无孔两种，冥钱边缘穿孔的现象明显增多。冥钱钱文新出现仿钱文类和道教类两种，“明道通宝”演变为“明道”。代表性冥钱有怀柔伯墓“大明通宝”，徐俌夫妇墓“明道”，溵水郡主墓“冥用通宝”，王镇墓“千秋古老”，彭泽夫人吴氏墓“开通冥路”以及乐安昭定王墓、梅氏墓的无字冥钱等。

表三//明代金银冥钱分期表

第四期：嘉靖—崇祯年间（1522—1644年）。冥钱形制以圆形方孔、圆形菱形孔为主，圆形圆孔和圆形无孔减少，冥钱边缘穿孔的现象仍然存在，并新出现环绕纹饰。冥钱钱文吉语类、道教类和佛教类明显增多，仿钱文类和无字冥钱减少，年号类又重新出现。代表性冥钱有朱东溟墓“早生天界”，赵鸾墓“长命富贵”，荆端王次妃刘氏墓“阿弥陀佛”，延长王墓“开通冥路”，李伟夫人王氏墓“大义通宝”，李先芳墓五岳真形符，益定王墓“金光接引”，洛阳东花坛M11“万历通宝”以及荆恭王夫妇墓、黄土岭荆藩王墓的无字冥钱等。

参照明代金银冥钱的分期与特点，可以对一些金银冥钱的年代进行推测。如木油坡M3和宝塔坪M4002均出土有圆形圆孔的道教类冥钱，其年代应属第四期。商水明墓出土的“寿光福裕”，冥钱边缘环绕纹饰一周，其年代也应属第四期。

三、结语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数量分析、钱文解读、摆放位置、葬入时间、制造机构、影响因素以及分期与特点等方面对明代金银冥钱进行了初步研究，得出几点认识：（1）数量多寡不一，波动性很大，毫无规律可循，但存在象征墓主享年的现象，这种丧葬习俗的文化内涵尚不明确，可能与道教有关。（2）钱文内容以宗教类为大宗，但也有吉语类、仿钱文类、年号类和其他类等，宗教类钱文表达的主旨是希望墓主早升仙界或早登极乐，其他类钱文有的表明墓主身份，有的表明墓主死亡时间，还有一些寓意不明。（3）摆放位置以口含、垫背为主，但也有覆在额部，挂在心前，握在手中的状况，寓意各有不同——口含钱盖不忍死者口中虚空；垫背钱取“后辈有钱”之意；五星钱乃压镇冢墓，驱除邪魅，永保亡灵和子孙安宁；七星钱供墓主卧斗存思，望其魂飞北斗，早日成仙。（4）葬入时间主要为大殓仪节，但也有在迁葬或合葬的过程中重新殓棺、增添金银冥钱的现象。（5）制造机构有官方的银作局、王府的典宝所或典服所和宗教场所宫观、经堂、寺庙等，民间没有专门制造及售卖金银冥钱的机构，大多数金银冥钱应为私户自行制造。（6）时空分布、数量多寡、摆放位置和钱文内容主要受到丧葬习俗及宗教信仰的影响，而质地、尺寸和重量与墓主身份等级的高低和其家族经济实力的强弱关系不大。（7）根据其发展与演变，可将其分为洪武—永乐前、永乐后—正统、天顺—正德及嘉靖—崇祯四期，各期最显著的特点为：第一期常见年号类钱文，如“明道通宝”“洪武通宝”“太平通宝”，这些钱文此后罕见；第二期出现佛教类钱文，如“世世闻经”“生生见佛”；第三期出现圆形圆孔和圆形无孔冥钱，仿钱文类和道教类钱文，如“千秋古老”“开通冥路”；第四期冥钱边缘出现环绕纹饰。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袁俊杰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表谢忱。）

［1］a.江西省博物馆等编著：《江西明代藩王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5—14页；b.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2］同［1］，第18—22页。

［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4］同［1］，第27—29页。

［5］同［1］，第87—131页。

［6］同［1］，第133—148页。

［7］同［1］，第149—156页。

［8］a.同［1］，第152—154页；b.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9］a.同［1］，第156—163页；b.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10］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明昭勇将军戴贤夫妇合葬墓》，《考古》1984年第10期。

［11］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12］南京市博物馆编著：《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3辑），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49—152页。

［13］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9期。

［14］同［12］，第187—204页。

［15］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中华门外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2年第9期。

［16］同［15］。

［17］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昂侧室邢氏墓及M21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

［18］南京市博物馆：《明中山王徐达家族墓》，《文物》1993年第2期。

［19］a.同［18］a；b.邵磊：《明中山王徐达子孙墓志考释》，《明史研究》第十四辑，2014年。

［20］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市祖堂山明代洪保墓》，《考古》2012年第5期。

［22］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斌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

［23］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斌夫人梅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5期。

［24］a.张年安主编、杨新华副主编：《南京文物大写真精彩2006》，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60—262页；b.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江宁区委员会编著：《江宁历史文化大观》，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370—375页；c.陈璟：《花团锦簇：沐瓒墓花卉纹金冥币》，《考古汇》（微刊），2016年2月3日。

［25］江苏省淮安县博物馆：《淮安县明代王镇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3期。

［26］武进市博物馆：《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

［27］a.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等：《明徐达五世孙徐俌夫妇墓》，《文物》1982年第2期；b.同［19］b。

［28］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市明代徐蕃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

［29］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洞庭山发掘清理明许裕甫墓》，《文物》1997年第3期。

［30］a.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b.力子：《明黔国公沐睿墓辨讹》，《东南文化》2012年第4期。

［31］常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常州花园底明代白氏家族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6期。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郢靖王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0—103页。

［33］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3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梁庄王墓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8—51、198—200页。

［35］大沙铁路阳新工段考古队：《阳新枫林镇两处宋、明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

［36］a.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b.陈春、陈丽新：《明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的银器》，《东方博物》2015年第2期。

［37］蕲春县文物局等编著：《湖北蕲春荆王府》，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48—69页。

［38］同［37］，第88—97页。

［39］同［37］，第132—137页。

［40］a.蕲春县博物馆：《蕲春县西河驿石粉厂明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b.李从喜：《湖北蕲春县西驿明代墓葬》，《考古》1995年第9期。

［41］同［37］，第104—108页。

［42］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蚂蚁山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

［43］芷江县文物管理所：《湖南芷江垅坪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92年第3期。

［44］同［43］。

［45］同［43］。

［46］芷江县文物管理所：《湖南芷江木油坡明墓群清理报告》，《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

［47］重庆市文物局等编著：《奉节宝塔坪》，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7页。

［48］重庆市文物局等编著：《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48—562页。

［4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17—629页。

［50］四川省博物馆等：《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2期。

［51］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文物》1987年第7期。

［52］黄翔：《上海嘉定区李新斋家族墓发掘简报》，《上海文博论丛》2011年第2期。

［53］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7》，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510—3516页。

［54］廖国一、陈俊：《新中国成立以来桂林出土的古代钱币研究》，《广西金融研究》2003年第11期。

［55］蚌埠市博物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2期。

［56］a.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b.张建华：《山东邹城市明朱檀墓出土洪武通宝金质冥钱》，《中国钱币》2003年第4期；c.山东博物馆编著：《鲁荒王墓下》，文物出版社2014年，图版二六四。

［57］a.刘霞：《南阳故溵水郡主墓》，《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b.刘霞：《南阳明墓出土的金银钱》，《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

［58］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阳明墓》，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03—106页。

［59］同［57］b。

［6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花坛三座明代墓葬》，《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61］郑清森：《河南商丘睢县发现明代圆形方孔金币》，《中国钱币》2013年第1期。

［62］周口文博丛书编委会编著：《周口文博丛书文物卷会古知变》，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63］罗西章：《明王纶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6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财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明墓发掘简报》，《文博》2002年第6期。

［65］a.岐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岐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34页；b.崔九英：《两种金银冥钱》，《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1年第5期。

［66］a.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兰州上西园明彭泽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b.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著：《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34页。

［67］朱亦梅：《兰州晏家坪明肃藩系延长王墓葬发掘记》，《东方收藏》2012年第5期。

［6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市兰工坪明戴廷仁夫妇墓》，《文物》1998年第8期。

［69］伍德煦、陈东屏、徐功元：《甘肃省文县鹄衣坝明墓清理所见》，《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70］a.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华能热电厂明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6年第6期；b.李永强、刘风亮：《新获明代怀柔伯施聚、施鉴墓志》，《文物春秋》2008年第1期。

［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33、126、127、164—175、236页。

［72］张先得、刘精义、呼玉恒：《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4期。

［73］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的发掘》，《文物》1978年第11期。

［74］刘小燕：《江西明王墓出土金币初探》，《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75］同［56］b。

［76］同［57］b。

［77］冯恩学：《重庆奉节宝塔坪遗址出土的铭文金牌饰》，《文物》2008年第7期。

［78］a.林嘉华：《江阴明代承天秀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b.林嘉华：《释一座明墓出土的钱币》，《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79］王德庆：《江苏铜山县孔楼村明木椁墓清理》，《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80］同［58］，第58—61页。

［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明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5期。

［82］清·《晋州志》卷一，康熙三十九年刻本，第5页。

［83］民国·《绥化县志》卷七，民国九年铅印本，第4页。

［84］同［25］。

［85］元·徐道龄撰：《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卷三，《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明正统道藏本，第1—3页。北斗第一星君名魁，字贪狼。北斗第二星君名，字巨门。北斗第三星君名，字禄存。北斗第四星君名䰢，字文曲。北斗第五星君名魓，字廉贞。北斗第六星君名，字武曲。北斗第七天星君名魒，字破军。

［86］清·陈梦雷撰：《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第十四卷北斗之神部外编之十四，清雍正铜活字本，第14页。

［87］西汉·刘安撰：《淮南鸿烈解》卷三，“天文训”，四部丛刊影钞北宋本，第2页。

［88］北宋·佚名撰：《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正统道藏》“洞神部本文”类，明正统道藏本，第1—3页。

［89］宋元·佚名撰：《三皇内文遗秘》，《正统道藏》“洞神部方法”类，明正统道藏本，第4、5页。

［90］a.明·查志隆撰：《岱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页；b.明·高濂撰：《遵生八笺重订全本》，巴蜀书社1992年，第362—367页。

［91］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5年，第1797—1807页。

［92］唐·张万福撰：《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卷上，《正统道藏》正一部，明正统道藏本，第7页。

［93］北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七十九“政九晋鲍靓施用法”，中华书局2003年，第1812页。

［94］同［93］，卷五十一“秘要诀法”，第1131页。

［95］南宋·王契真撰《：上清灵宝大法》卷五《，正统道藏》正一部，明正统道藏本，第5页。

［96］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嘉定法华塔元明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地宫底部平铺一块方砖，方砖正中放置一面铜镜，镜上覆盖一张黄裱纸，纸的正中放置1枚锡钱，四角放置4枚铜钱，方砖四周共放置20枚铜钱，等距离排列，组成一个方框。黄裱纸中部墨画一个圆圈，圆圈中央、左边各墨书一字，已漫漶不清，上下墨书“中”“央”两字，右侧墨书“戊”字。铜镜呈等边八角形，钮右侧有北斗图案，近缘处环列一周八卦，钮左右两侧各有一行铭文，右侧为“七星照耀通三界”，左侧为“一道灵光伏万魔”。

［97］南北朝·佚名撰：《赤松子章历》卷五开通道路章，《正统道藏》洞玄部表奏类，明正统道藏本，第14页。

［98］南宋·蒋叔舆撰：《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八，牒札门，《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明正统道藏本，第7页。

［99］同［91］。

［100］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101］刘宋·畺良耶舍译：《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宝积部。

［102］同［100］，第860页。

［103］萧振士著：《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218页。

［104］同［101］。

［105］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06］同［101］。

［107］印光大师著：《向印光大师学修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108］邹振常：《剑阁县明代赵炳然墓志简释》，《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根据赵贞吉撰写的“赵炳然墓志”和赵炳然长子赵居敬撰写的“迁葬记”，可知赵炳然卒于隆庆三年，葬于隆庆五年，坐于乞雨顶。但万历七年，“术称冢内生水且徒阻修，因奏元题迁于卧龙山之麓”，此事当与王氏去世后卜宅兆葬日有关。考虑到赵炳然的停丧日期，我们认为万历五年（丁丑年）八月初五为王氏死亡日期。

［109］a.《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十四，“洪武五年六月丙申”条；b.明·俞汝楫撰：《礼部志稿》卷八十七，“品官丧制庶民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页；c.清·万斯同撰：《明史》卷六十三“凶礼五”、卷六十四“凶礼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2、153页。

［110］黄文宽：《戴缙夫妇墓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111］明·王世贞辑：《汇苑详注》卷之十六“丧礼”，万历三十三年邹道元刻梅墅石渠阁补修本第12页。

［112］王季思、董上德主编：《元曲精品附明杂剧精品》第1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113］北宋·王洙等编撰：《地理新书校理》，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0、431页。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115］同［29］。

［116］北齐·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卷七第二十“终制”，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117］南北朝·佚名撰：《洞真三天秘讳》“卧斗诀”，《正统道藏》正一部，明正统道藏本，第2页。

［118］清·吴骞撰：《愚谷文存》卷十三附录“棺朽殓骨法”，清嘉庆十二年刻本，第17—19页。

［119］同［58］，第108—110页。

［120］按《赵鸾墓志》云：“（他）居常无慕表远声利，服食不求华美，室宇不事轩翔，惟广田畴聚书史为子孙耕读之计。尝戒谕之曰：此二事者，居家之宝也，汝曹能各修职业无弃尔，劳足为良士矣。栗川子幼明敏，而府君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则囿之家塾。及少长，则就之外傳，必欲成就器业。”

［121］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122］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一“赐讲官金钱”，中华书局1959年，第20页。

［123］高桂云：《万历银钱刍议》，《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

［124］a.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b.高桂云：《首都博物馆藏天启通宝背“金·五钱”金钱》，《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25］王俊良撰：《中国历代国家管理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126］同［52］。

［127］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羊祜山墓地明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7第11期。

［128］萧鸿鸣著：《明益宣王朱翊鈏潢南与他的<菊花图>考订》，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76页。传世有“霜天铃铎”“太古稀声”“韵磐”三张古琴，前两张古琴的龙池内镌刻“大明嘉靖甲子伍月吉日益国潢南道人获吉桐材雅制”，后一张古琴的龙池内镌刻“大明隆庆四年岁次庚午季秋即旦”，“益藩世孙潢南道人获古桐材雅制”。而益宣王圹志云：“初封崇仁王长孙，及祖崇仁王以北嗣其兄益庄王位，则进封为益世孙”；益定王圹志又云：“祖宣王潢南”。所以“潢南道人”指的就是益宣王朱翊鈏，至迟在嘉靖甲子年（1564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