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愿放手

文/刘姿君 陈安乔 马 萍

那天下午，我们在社工部办公室里忙碌着，键盘声和电话声夹杂在一起。忽然听到一阵时轻时重的敲门声，我便走上前把门打开。

门外站着的是两个男青年，他们背着行李，低垂着头，看起来有点疲惫。见我开门，穿黑色T恤的男青年说：“你好，我们是医生推荐过来的，说是有基金可以申请给小孩治病。”他们的神情有些犹豫，好像对自己此时做的事情充满怀疑。

我请他们进来，让他们先把行李卸下，坐在沙发上喝口水休息一会，再拿起笔记本记录他们的述说。穿黑色T恤的男青年姓高，是哥哥，同行的是他弟弟，都是广东普宁人。兄弟俩这次来广州是为了带哥哥高先生出生不久的女儿治病。高先生二十多岁，在服装厂打工，妻子在家带孩子。患病的女儿是高先生的第三个孩子，养孩子不容易，全家人就靠高先生一个人赚钱养活。

“上个星期在家里给她喂奶，她吃不进去，全吐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的身体变成紫黑色的，我和她妈妈都吓死了……”高先生有点着急，说话有些结巴。“我们当晚把小孩送到普宁的医院，在ICU住了10天院，但是一直没好，那里的医生说他们做不了手术，要来广州才行。”

家庭经济本来已经有些困难，小女儿还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畸形，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尽快判断高先生的女儿是否符合基金会申请的条件，我让他们把疾病诊断证明拿出来。“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房间隔缺损、心包积液、呼吸衰竭……”复杂的诊断占据近半张纸的位置，特别显眼。孩子刚出生不久，又是术前，诊断也在爱佑基金会资助的范围，初步判断可以申请救助，我开始联系基金会。高先生对我说了声：“拜托了”，目光流露出无助和期待。面前这位只比我大两岁的高先生，我不知道能帮他多少，但我觉得作为社工，要保持专业，要尽力提供帮助。

按照安排，第二天上午九点，医生要跟高先生谈话，向他解释检查结果和手术方案，并告知所需费用。高先生很紧张，一是不知道女儿的病情到什么地步，二是怕自己没有能力支付手术治疗费。“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去之前给我打个电话吧。”我感觉高先生面对女儿的病情一时难以接受，思绪也有些混乱，我希望能陪伴他们一起倾听医生的方案和建议，在他们没能听清楚或下不了决定时给他们一些思路。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按时到达心外小儿科门口。与我一同前往的除了高先生，还有他的弟弟、小姨。一家人很焦急，小姨不停安慰高先生，让他不要害怕。科室门口人很多，走动有点困难，他们都是等着医生叫名字进去谈话的家属。空气慢慢变得闷热混浊，大家的汗水也被蒸发出来，家属们越发有些待不住了。等待间，我感觉有人拍了我的肩膀，回过头看见高先生给我递了一瓶水，“刘社工辛苦了，这么早来都没有喝一口水，拿着吧。”比起解渴，等到医生是更重要的事情，我的脑海里还在思索着等会儿要着重留意哪些内容，如果高先生承受不了医生说的话我要如何应对等等。我将水递回给他，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广州看医生特别折腾，手头资金也已经很拮据。

“高XX家属！”将近十点钟，护士终于呼唤我们，可以跟医生面谈了。当时高先生正坐在楼道里，眉头紧锁似乎在思考什么，我过去拍拍他提醒应该进病区了，高先生急切又慌乱。我们挤过人群，从半开的门进入科室，看见医生时，他正埋头翻阅病历，桌上摆放着一个立体的心脏模型。“怎么这么多人进来？一个家属就够了。”平时谈方案一般是一两个家属，但这一次来了四个人，“我是医务社工，这次跟高先生一起过来听手术方案是想给他多一些支持，后面我们也会链接一些资源给他。”医生理解我们的来由，就没再多说什么，很快进入术前谈话。“这个孩子的心脏病比其他人复杂很多，手术难度高，风险很大，这次手术主要是将……”听到这里，高先生已经紧紧抿住嘴唇，手开始微微颤抖起来，我边用笔记录医生所说，边轻轻拍高先生的背表示陪伴和安慰。“手术的结果分三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手术成功，看后续孩子的恢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孩子恢复不好，可能面临第二次手术；最坏的情况是孩子下不了手术台……你们至少要准备十万，这个手术才能做，后面预估还需要多少，现在还没办法确定，要不要做这个手术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小姨已经趴在桌上掩面哭泣，高先生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我将纸巾分别递给他们，然后问医生：“多久要给您答复？”医生说：“明天早上八点半前来办公室给我答复，这个孩子不能拖，要尽快决定。”

我扶着小姨，我们缓缓走出办公室，好像肩膀扛了一块巨石一样。我让他们回到社工部，坐下来平静心情，让高先生把孩子的情况转告给妻子，大家一起商量。

傍晚，小姨告诉我他们还没决定好，风险又高，如果凑不齐钱可能不做手术了。作为社工，我只能帮助他们分析两个选择带来的后果，但不能帮他们做决定。这个夜晚对高先生一家来说一定是纠结、煎熬、不能入睡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高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决定要给孩子做手术，不管要花多少钱，结果怎么样，都可以承担。高先生的语气很坚定。我尊重他的选择，也为他感到高兴。

手术到来的那天清晨，高先生把女儿送到手术室门口，医生表示一定会尽力。然后高先生到社工部找我，我陪他们一起到爱佑基金会递交申请材料，三天后审核结果出来了，高先生的女儿获得了5万元的资助。手术也非常成功，医生告诉我们过程顺利，孩子身体情况稳定，已经转入新生儿科，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一个月过去了，高先生的女儿身体逐渐恢复，他们可以办理出院了。我陪同高先生去科室找医生开出院的相关证明，大家心里的一块大石终于放了下来。这段时间，我和高先生以及他的家人们相互关心、相互鼓励，高先生一家挺过了最难的时刻。

高先生和家人收拾行李回家前，特意买了些水果送到科室和社工部，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能帮助他们我也十分感恩，在这期间我也获得了成长，医护人员对能治疗好小宝宝也感到很高兴。

临下班前，高先生一家要坐车回家了，回家前又特意把女儿抱到我们办公室，分享喜悦，合影留念。孩子皮肤幼嫩白皙，正熟睡着，高先生脸上的愁容早已褪去，洋溢着幸福。“你看，她长得多好！你抱抱她。”小姨把孩子抱到我面前，但我不太会抱孩子，没敢接手。“宝贝，这是姐姐，她一直在帮你的，谢谢姐姐！”此刻，办公室这一角透进来的阳光显得特别灿烂，我们都特别欣慰。

高先生说，来广州就医很不容易，虽然有家人陪伴，但过程也很辛苦，在省医遇见社工，在绝望的时候看到希望，感受到以往就医经历中从来没有过的安心。

后记

高先生作为患者家属，面对疾病，心里不免紧张焦虑。异地就医，人生地不熟，各种不确定性更容易让人毫无安全感。加上家庭经济困难，面对巨大的医疗资金缺口，这更是他难以承受之重。那时候的他，不仅急需医疗资源救助，更需要精神支持和就医辅导。医院工作繁忙而紧张，医护人员很难面面俱到，这时候，医务社工就是患者家属可以倾诉和依靠的人，是与他们并肩对抗困难的人，是让他们感到温暖、给予他们力量的人。

帮助患者是医务社工应该做的，更是医务社工愿意做的，使他们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也是社工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