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资本权力扩张的中国之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宋彦松， 刘荣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6)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它把各个国家紧密联结起来，在合作与博弈的局面中谋求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按照美国学者罗宾逊的说法，“在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到跨国家的新阶段后，我们正从世界经济走向全球经济”注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页。。经济全球化推促全球经济的到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回顾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历史，其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方面进行溯源，得到相应的结论。以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体现出资本权力在世界布展的扩张，并以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领域展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的这一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在于资本的权力扩张。

一、资本的权力实质与世界布展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手，资本是促使世界各国率先在经济方面联结起来的根本推动力量，没有资本，也就不会有经济全球化的形成，这是资本权力的主要表现。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不同领域，就像网络一样把不同国家联结起来，进行经济上的密切往来，形成一幅巨大的经济一体化图景。资本曾经被理解为邪恶的东西，具有“吸血鬼”的卑劣本性资本统治的世界被描述为“人间的地狱”。但是资本为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以世界市场这一说法展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这里的资产阶级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形象出现的，体现出资本权力通过资产阶级表现出来，并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支柱，之所以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展，是因为其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跨出国界、向世界各个国家渗透，是资本权力扩张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生产的汽车能够出口到国外，日本生产的汽车也能够卖到欧洲，而且随着分工的扩大和细化，汽车的零部件分散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并在不同国家进行组装，展现出汽车制造行业的世界性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即是跨国公司的形成及其不断壮大，并在世界各个国家建立工厂的结果。跨国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能力，在于跨国公司“生产进程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是伴随着跨国资本对全球经济支配和控制的集中化而发生的”[注]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第18页。。这就是说，推动跨国公司形成的是资本，只有资本才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越出国界，形成跨国公司，但这一说法又是以资本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得到确证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事实的确如此。

如此讲来，资本的权力首先表现在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功能，核心在于资本不得不无止境地使自身增殖，而资本增殖的主要手段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即利润。资本为了无限地使自身增殖，必然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来扩大无限增殖的空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6页。。与此同时，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利用科学技术和大机器，使其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拥有了核心动力。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为了增殖必然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并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通过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的使用作为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内核，从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作为帮助资本权力膨胀的工具，体现出资本增殖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条件，成为资本无限增殖的保证，从而使资本的权力不断向世界范围扩散。

所以，资本的权力可以称之为资本无限增殖的无条件表现，资本必须让自己不断获取剩余价值，从而使自己不断壮大，反之资本将会灭亡。资本为了能够一直存在下去，通过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环节，时刻让自己保持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是资本绝对权力的主要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4页。。可见，资本以榨取剩余价值为手段而无限增殖，以不断维系自己存在下去的权力。同时，资本的这种权力又倒逼资本越出国界，向世界各个国家渗入并谋求利润，即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甚至是超额剩余价值，而跨国公司就是资本权力扩展的外部形象。马克思恩格斯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只有这样，资本才有能力彰显自己的权力，无形中建立了以经济全球化为表现形式的世界市场。

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即是资本全球化。虽然我们可以把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国际金融等领域的建立作为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基础条件，但马克思所要追问的是，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国际金融等促使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领域如何产生。追根溯源，是资本。具体而言，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必然使其在世界范围建立经济“殖民地”，这是资本权力的实质，也是导致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等形成的根本前提。需要指出，资本需要一定的载体作为自身增殖的温床，这个温床又能够有效地使资本在世界范围不断获得剩余价值，而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即是资本所需要的温床，可以说“跨国资本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注]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第12页。。随着资本的国际化速度加快，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突破国界，向世界范围寻求贸易合作伙伴，并伴随着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的频繁，资本的权力扩张在世界市场得以实现。

当然，我们在这里指出的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在商品经济这个平台上运行的，商品经济成为资本实行绝对权力的有效体制。商品经济的主要特点在于，商品经济是开放、竞争、平等、自由的经济模式，昭示着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并促使各个国家首先在经济往来方面达成“共识”。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前就已存在，但商品经济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后才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展现出巨大作用，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从这里看出，“全球化经济是全球市场经济，在当今，它又是资本主义大国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市场经济”[注]李琮：《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8页。。如果没有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支撑平台，那么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也不可能在世界各地顺利地实现物质生产、商品交换和资金往来，资本权力也就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出来。因此，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作为资本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领域，根本上体现的是资本无限增殖的权力本性，其目的是使资本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即是资本权力扩张的结果。

就此来说，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根本力量是资本，而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领域虽说展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形象，但支撑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背后的资本才是真相。资本自我增殖的权力本性，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又在世界舞台跳起了自由之舞。这是马克思当年对资本分析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我们洞察资本权力世界扩张的切入点。

二、资本权力的唯我是从

把经济全球化提炼为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不平衡发展态势，是针对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权力无限膨胀作出的判断。因为目前看来，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由资本主导的，并以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为领域展现出来，而资本增殖的权力本性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渗入树立了“绝对命令”。有学者言，“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现实和变化的基础”[注]李惠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研究》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9页。。但是，针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不仅要理解资本权力的扩张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作用，更要深入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本质上是资本权力无限膨胀导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资本权力全球扩张下的现代生活图景，“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页。。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唯利是图的批判，另一层意思在于，资本的到来预示着封建社会及其传统生活方式的灰飞烟灭，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即“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一般认为，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时代，被称为一个基于人的理性、自由、平等、独立所形成的时代，又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充分展现了人对理性、自由、平等和独立等文明生活方式的诉求，所以资本的文明时代被弗兰西斯·福山等许多西方学者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的文明时代恰恰是以牺牲人的劳动为代价而形成的。马克思指出，“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一方面，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必须被加工，即被劳动消费；另一方面，作为单纯形式的劳动，其纯粹主体性必须被扬弃，而且劳动必须被对象化在资本的物质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6页。。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导致了劳动者的劳动性质的反转，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造就了一个抽象劳动的生产体系，劳动者被交换价值所牵制，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劳动者本来应该积极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并在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过程中体会到幸福和满足。但资本主导的劳动恰恰以否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以异化劳动的方式展现出来，异化劳动(即抽象劳动)导致人的四重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这四重异化：(1)“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2)“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9页。；(3)异化劳动使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4)“人同人相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这四点说明，资本主导的劳动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异化劳动不仅使劳动者不能积极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劳动者还要对劳动产品顶礼膜拜，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共同显现。但资本主义并不关心人的异化问题，反而宣扬资本主义促使人获得平等、自由、理性和独立，但资本主义宣扬的平等、自由、理性和独立等无非是资本对活劳动的统治的产物，是交换价值造就出来的生活幻象罢了。就此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式上是平等、合作的经济关系，但实质上却不平衡、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侵蚀。侵蚀，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猎物，有可能成为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对象，但一定不会得到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公平和平等的待遇。

对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等、不公平的认识，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科学分析，即资本的权力释放了其无限增殖的本性，资本以它“无限”的权力控制着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当然还有文化和政治等。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是为资本权力及其扩张服务的，政治的资本化、文化的资本化，已然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当前美国实行的本国利益优先政策当中表现得一览无遗。具体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的推动下不断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制定或多或少的霸权政策，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到高新技术封锁、抬高关税等措施，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利益的表现。资本为了使自身增殖，不仅在经济上独揽霸权，还置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政治和制度等等于不顾，力图消除任何阻碍其不断增殖的壁垒。只要哪一个国家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剩余价值)，资本就会坚定地越过来自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等屏障，打着自由和平等的旗号在这个国家自由驰骋，获取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仍是一种隐遁着资本霸权的经济政治话语”[注]刘顺、周泽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本质批判及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一方面需要部分地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中获取自己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如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关税优惠政策等等，以推动本国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有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听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配与控制，不得不遵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所谓平等和公平的协议等，其结果是为了发展而委曲求全。因此，在以资本权力扩张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全球经济发展中，也就倒逼着发展中国家必须揭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阴谋，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资本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向外输出的前提条件，而且这种输出一定是为资本的权力服务的。即“将普遍加强的经济或‘市场’规则作为世界范围内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已经趋向于取代将国家作为直接社会控制的基点所实施的超经济或政治规则”[注]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第107页。。资本的权力扩张导致超越政治的统治规则的产生，超政治的统治规则意味着政治必须服从资本的权力，并按照资本的逻辑转变自己的统治策略，以适应于资本增殖的本性。按照国内学者的说法，“任何企图对跨国公司的行动进行管理的努力，都遭到它们的抵制”[注]李琮：《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第520页。。从这一点来看，主导当今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仍然是资本权力扩张下的发展模式，资本不仅在经济领域实施霸权战略，而且还不断突破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和制度等，其最终目的是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完全服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操控。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自形成以后经历了自由竞争和垄断两个发展阶段，或者三个小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私人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这两个发展阶段与资本权力向世界范围的布局步伐基本契合。如果说自由竞争阶段与资本在本国发展相适应，那么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则是与资本国际化的发展步伐相吻合。这即是说，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进行经济上的殖民掠夺，即侵蚀，而导致的后果即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因其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不平等的全球治理理念，加剧了国家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矛盾”[注]舒展：《〈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由此一来，发展中国家为了在维护主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张力中寻找发展空间，不得不积极面对资本的霸权，不得不在迎合资本绝对权力的前提下，探索利用资本与管控资本双管齐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艰巨性表现在，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利用资本的同时抛弃资本权力的无限膨胀的矛盾。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优惠政策等等这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条件，在资本的主导下，如果利用不好，很可能成为发展的阻碍。需要明白的是，这个阻碍并非源自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优惠政策本身，而是其背后的资本所构筑起来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平衡的全球经济环境。按照马克思对商业资本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就是说，一旦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商人资本只是表现为执行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因此，当今我们熟悉的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作为资本增殖的一种特殊职能，国际贸易被资本的绝对权力所统治。

总而言之，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是资本无限制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力扩张的表现。资本通过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等这些手段隐秘地侵蚀着发展中国家，并以霸权主义的态度对待发展中国家，最终目的是遏制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这可以说是资本权力扩张的最终目的。面对这一实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构建和谐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是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管控资本的中国智慧

当今全球经济通过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和世界市场等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态势。但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的发展目的不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逐步富裕，也不是让全世界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而是使资产阶级富裕。由此，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使中国避免资本权力过度膨胀而产生的不利影响，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有机结合起来，成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面对资本权力不断在全球范围扩张的客观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保持自身的特色，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为全球经济和谐发展提供成功经验的发展道路，而这必然要从管控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权力的膨胀开始。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趋势要求世界各个国家紧密联系并共同发展，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并非使各个国家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因为，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围绕的轴心是资本，且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的致富欲，而不是实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针对资本权力的全球扩张与唯我是从的双面性，中国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并发挥好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又需要管控资本的负面效应，积极谋划消除资本权力过度膨胀对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中国有能力遏制资本的负面效应，这种能力一方面来自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从市场经济上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具体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或者其他什么经济道路。中国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策略，本质上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马克思揭示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的思路，是我们需要借鉴的。目前为止能够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因素众多，如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人口素质和地理环境等等，但资本是核心，是基础。因为只有资本具有优于其他因素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并使其在最为有效率的条件下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和劳动者三个方面，劳动者是核心，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是围绕着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言的，劳动者有什么样的劳动能力水平，也就相应地面对与之能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资本为了增殖，必然要把劳动者的劳动水平提高到极限，才能够不仅使劳动者生产出来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资料，而且使劳动者利用更为先进的生产资料对生产对象进行进一步的改造，无形中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是以压缩必要劳动和增加剩余劳动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不过表明，同一资本用较少的劳动会创造出同一价值，或者，较少的劳动用较大的资本会创造出同一产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2页。。因此，“资本同它所推动的必要劳动相比增加了；因为同一资本推动的剩余劳动增多了，推动的必要劳动就减少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2页。。这样一来，资本利用大机器和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就在于以减少必要劳动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方式成为现实。很显然，从马克思对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功能的内在逻辑上看，利用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由在于，商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是通过市场这个平台进行的，只有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才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把商品售卖出去，那些生产效率不高且科技含量低的企业，必然被市场淘汰。

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中国市场经济，其经济政策一定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创制的。资产阶级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权力的公开化表现，资本的增殖以资产阶级的富裕展现出来，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立足劳动原则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缩小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从这句话领会到，人民才是发展的主体，才是发展的动力，才是发展的目的。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从马克思对人从异化走向复归的逻辑思路来看，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人只有充分地占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其各方面能力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进而才会形成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的当代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阐述的以劳动为第一需要而克服人的片面发展的中国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2)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3)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128、129、129页。。我们不仅要以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支撑，还要积极地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改革措施，让中国人民充分占有和享受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充分释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巨大力量，进而限制资本的负面效应。

在制度层面，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按劳分配、共享劳动成果。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本质不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基础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劳动为原则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存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中，在经济领域做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力量。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虽说当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实质上未从根本上消除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这一目的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根本上是服务于中国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绝不会让资产阶级破产，反而使人民群众陷入贫困交加的境地。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把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起来，让市场经济成为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推进人民群众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同等程度地对待、分析甚至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而言，可以说是以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工业主义——基础上实施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下运行的，其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差甚大。如马克思所言：“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本质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保证人民对生产力发展成果的积极占有和拥有，实现劳动与财富的统一，即不断地在制度层面上充分考虑并建立马克思所说的立足“人类社会”为基础的新型生产关系。

国内有学者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在一个广博、比较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我们只能通过对‘资本逻辑’的驾驭(而不是被‘资本逻辑’支配)来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导，我们必然能够使人从马克思所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中超拔出来，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所在。中国在全球化背景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而且必须走一条利用资本与管控资本双管齐下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利用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限制资本权力的无限膨胀。所以说，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马克思曾经所言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这一论断，必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中被充分地吸取与转化，这样的吸取与转化也将会与新发展理念相互照应，形成相互作用且相互补充的趋势，进而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且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四、结语

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困难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这个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必然无法解决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基于当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威胁全球经济和谐发展的现实情况，以世界眼光提出的人类合作共赢的治理措施。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指向性也较为宽广，但建设一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和平、友好、互惠和互利的经济环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对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注]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3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可以说一方面为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也为实现世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治理方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才能够走出危机的阴霾，再次获得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也要在维护好自身利益的同时，积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协商和对话，努力创造一个公平、和谐、平等和友好的全球经济环境，这样才能不断向现代化迈进，进而“从根本上保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摆脱经济上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锁定、避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注]赵凌云、杨晶晶：《扣时代之弦，发强国之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论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利己主义者是不可能成功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衰落，唯有秉承合作共赢的积极态度求大同存小异，拓展世界各个国家共生共赢的空间，创造各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才是硬道理。

概言之，在资本依然主导全球经济的今天，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难免受到资本权力无限膨胀的负面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领域实力较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帮助，但如果沉浸于一国为大的自傲，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无法促使本国经济复苏，还将危害到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指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为自身争取持续发展的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想，它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不公平、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基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为世界人民共同发展贡献的智慧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