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乡村教师，粉色背包里的35份责任

俞佳铖

梦想，可以天花乱坠、五彩斑斓;但理想，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坎坷道路。

每天清晨5点多，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的乡间小路上，都会准时出现一个身影。他步履矫健，大步流星，肩上的粉红色小书包在绿树草丛中格外醒目。

附近的乡亲都认识他，他叫王金良，教书育人38载的老师一名。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王金良的学生们在家上网课，他不放心，坚持每天到学生家收发作业本、监督学业、答疑解惑。

收一圈作业本，需要步行15公里，发一圈作业本，又是15公里。虽然辛苦，但王金良乐在其中，因为他觉得自己肩膀上扛的不只是一个沉甸甸的书包，而是35名留守儿童渴望走出大山的心愿。

留守儿童“触电”网课

“济邦，我来发作业本了，起床了吗？”学生徐济邦家和王金良家在一个村，距离3公里左右。这是王金良每天早晨的第一站，人还没到家门口，他就用大嗓门把徐济邦从屋里“喊”了出来。

徐济邦把王金良迎进屋，帮他卸下背包，麻利地翻出自己的本子。王金良指着上面红笔画着叉叉的地方，给徐济邦一一讲解：“你呀，还是粗心，在家学习要和学校里一样，一定要认真，这些题目本不该做错的。”徐济邦红着脸，朝王金良吐吐舌头。

徐济邦的奶奶给王金良端来一杯茶：“谢谢王老师天天来监督哦，他爸妈也不在家，你不来，我就拿这‘小猴子没办法。”王金良讲完题，来不及喝茶，拿起背包奔赴下一站，临走还不忘嘱咐：“等会儿好好听网课，下午我再来收作业。”

沿着乡间小路，王金良行色匆匆。沿途时不时遇到乡亲打招呼：“王老师，你这身板跟小伙子有一拼啊。”“老王，留神脚下。”王金良开心地回应：“没关系，这几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说话间，人已走出老远。

对王金良来说，这些乡间小路早已烂熟于心。他今年58岁，是常山县宋畈中心小学东鲁完小的一名语文老师，站在三尺讲台上数十载，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王金良从骨子里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从代课老师到在编教师的这几十年里，他付出了无数心血。1994年7月，王金良拿到大专文凭，2008年3月，又取得了本科文凭。“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王金良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教导学生。

执教38年，王金良当了28年班主任。每接手一个班级，他都会详细了解学生们的家庭情况，记录在厚厚的笔记本里。熟悉王金良的人都知道他有个“绝活儿”：凡是他教过的学生，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家庭情况，即使不翻笔记本，他都能完完整整背出来。

“因为乡村小学的学生们，普遍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他们跟着老人生活。”王金良深知留守儿童的状况，因为长年和父母分开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有些孩子会性格内向或叛逆不羁，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和爱护。

“王老师只要一有空儿就会往学生家里跑，看看他们在家的学习情况，看看老人和孩子生活上是否需要帮助，即使没什么事儿，他也会坐一会儿，和孩子谈谈心，和老人聊聊天。”徐济邦的奶奶很想留王金良吃顿饭感谢他，但他却总是在饭点前准时溜掉。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很多学校改为线上学习，可东鲁完小这类乡村小学因为不具备网络条件，学生们大多只能在电视里看视频。

王金良尝试三管齐下：线上教学、和学生同步观看空中课堂、在线批阅学生作业。但两周过去，他发现教学效果并不理想，班里35名学生交上来的作业质量参差不齐，还总有十几个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王金良急坏了：“我带的是六年级毕业班，如果现在学习松懈了，孩子们上初中后跟不上怎么办？”

父母在外，不能时刻管孩子，老人们只有老年手机，没法加微信群，王金良思索再三，作出决定：每天徒步去学生家收发作业，监督他们的学习情况。

他说辛苦点儿也值

2月28日开始，每天清晨5点多王金良准时起床，把前一晚批改好的作业本装进背包出门。乡村道路平整但蜿蜒曲折，比直线距离要多走出很多路。但王金良心里却万分雀跃，呼吸着带有泥土芳香的空气，听着鸟儿鸣叫，他觉得，只要能看好这群偶尔偷懒的“熊孩子”，走再多的路都值得。

出门前，王金良规划好了路线。学生们的家分布在8个自然村，在地图上呈一个不规则环形。这些村虽然都在辉埠镇，但村与村之间距离比较远，一圈山路走下来，至少要15公里，快3个小时才能走完。每天早上6点，王金良准时出门，在8个村里绕一圈发作业，上午9点前回到家，稍作歇息，准备开始上网课。

每天下午3点30分，王金良出门，再次步行15公里收作业。归来途中，已是暮色时分，粉色的背包里满满都是学生们的作业本。王金良匆匆吃完晚饭，在台灯下批改作业直到深夜。他说自己深爱着这种感觉，看着一叠叠作业本，就像在学校里被孩子们簇拥着一样。翻开一本作业，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个学生的模样。

“小張比较粗心，‘的‘地‘得的用法经常搞不清。”王金良边自言自语，边在小张的错误处用红笔圈出来。

“小云的作文水平一向不错，怎么最近几篇作文写得有失水准呢？难道在家学习松懈了？还是我给她推荐的课外书没来得及看？”王金良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拿出笔记本写下—“到小云家，了解课外书的阅读情况。”

王金良每天乐在其中。妻子魏金莲和女儿王巍的心却七上八下，无法消停。“老伴儿啊，疫情这么严重，你就别出门了。每天要走30多公里，身体吃得消嘛。”这样的话，魏金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但王金良就像一头倔驴，拦也拦不住。

王金良说：“孩子们见到我，可高兴了，只要他们保质保量完成作业，我哪怕辛苦点儿也值了。再说，他们看到我每天步行运动也很受鼓舞，有好几个孩子在家也坚持锻炼身体呢。我也算是给孩子们树立了榜样啊！如果我没坚持几天就半途而废，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学习积极性就消失了，功亏一篑呀！”

“说这话时，我看到我爸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与满足，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懂他了。”王巍说。

暴走30公里，笨办法专治“熊孩子”

3月初的一天傍晚，一场倾盆大雨突然袭来，王巍猜想父亲应该在回家途中。但到了晚上7点多，门前的小路上依旧连个人影都没有。王巍多次拨打父亲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她和母亲在家急得坐都坐不住，母亲不停抹眼泪：“这山路上黑灯瞎火的，也没什么人，万一他出点儿事，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

直到晚上8点30分，雨渐停，王金良才出现在家门口，刚进家门就嚷嚷：“哎呀呀，作业本是不是都湿了！”丝毫没注意到身边眼泪汪汪、心急如焚的妻子和女儿。

看到只有一本作业本湿了一个角，其他本子完好无损，王金良这才松了口气。妻子把毛巾塞到他怀里，心疼地责怪他：“快擦擦吧你，就知道顾着本子，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家。”看着落汤鸡般的父亲，王巍忍不住哭起来：“这是图个啥啊……”

王金良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道歉：“是我不对，让你们担心，我该自我批评。今天出门时天还好好的，谁知道半路会下雨啊，我怕作业本被淋湿，在路边的一个凉亭躲着，本想给你们打电话，但手机没电了……我的错，我的错！”

“在你心里，学生比我们重要多了！”妻子忍不住哭出声。其实，她和女儿早就有这种感受了，在她们记忆中，王金良为孩子们做的“傻事”，岂止这一件。

1984年初夏的一天傍晚，由于雨水连绵，学校门口一座横跨小溪的简易木桥被冲垮，这是学生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怎么办？王金良来不及多想，背起学生一次次蹚过水流湍急的小溪，足足两个多小时，他把30多名学生全部安全背到对岸。那天晚上，过度疲劳的王金良发起高烧，妻子和女儿很担心，想送他去医院，王金良说什么也不同意：“去了医院，医生肯定不会轻易把我放出来，那明天的课怎么办？”第二天，他烧还没退就又到学校去了，那一场病，他快一个月才好。

2015年9月，王金良在学校的拔河比赛中不慎右踝骨折。在医院里刚住满7天，他就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执意出院，拄着双拐到学校上课。这是王金良执教生涯中唯一一次因为“私事”请假，也是缺课最长的时间。后来，年近九旬的老母亲重病住院，他白天上班，晚上伺候母亲，人熬得瘦脱了相，课没落下半节。

“有哪种职业会比教书育人更神圣呢？这么神圣的职业怎么能容得半点马虎？”王金良觉得，塑造一个孩子，是世上最无法容错的事情。即使寒暑假，他也闲不住，三天两头往学生家里跑，看看他们假期作業的完成情况。因为他知道，他班上的孩子缺少父母的陪伴，所以更不能缺少老师的关爱。

2019年，王金良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提到这个“光环”，他立刻微笑起来。“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呢？”他搓搓手，却一时没想出用什么词来形容有多么高兴。在学生们眼里，他是“无所不能”的王老师。教课是一把好手，修理桌椅，维护屋顶，清除杂草，刮除厕所墙壁上污垢的脏活儿，也都是他在默默干着。

在家长眼里，王金良是专治“熊孩子”的神。在外打工的父母们，在微信群里看到王金良每天发的照片和小视频，都感到格外放心，他们开玩笑说：“王老师上门，专治‘熊孩子。”

在王金良的努力下，35名学生都能按时完成作业，还会自觉学习。学生王婧说：“我很开心能有王老师当我的班主任，我会认真听课，用心完成每日作业，这样就可以让他少操点儿心啦。”

每天暴走30公里，王金良用最“原始”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教学使命。他说：“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一定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啊！再苦也不能亏待这些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

梦想，可以天花乱坠、五彩斑斓;但理想，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坎坷道路。散发着胡柚花香味的乡间小路上，乡村教师王金良用踏实而沉稳的每一步，守护着乡村留守儿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