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再造北大之谜：基于我国近代图书馆发展转型的视角
——蔡元培先生逝世80 周年纪念

陈海花， 唐应龙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贵州贵阳550001）

2020 年是蔡元培先生逝世80 周年，目前还未见多少纪念文章[1]①。80 年前，却不是这般光景。1940 年3 月5 日，一代教育巨擘、革命翰林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留下 “教育救国” 的遗言。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闻此噩耗，特发唁电悼念，推崇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2]。此八字是 “万世师表” 的现代表述，巧合的是蔡先生享年73 岁，亦与孔子同。毛泽东把蔡先生抬高到与孔圣比肩，是溢美之词？还是肺腑之言？值得思考，后文还将论及。随后延安举行追悼会，周恩来亲送的挽联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3]也对蔡先生[4]③的人品学问推崇备至。今昔对比，何以鲜明如斯？是否由于研究不够，对蔡先生缺乏了解？

一、蔡元培再造北大之谜

2005 年，轰轰烈烈开场的北大改革悄悄落幕，该校韩水法[5]教授的《世上已无蔡元培》 一文，激发热议。韩教授认为蔡先生提出并实践了 “独立自主” 等现代大学原则，从而再造北大，但从蔡先生一再辞职来看，这一说法似难成立。蔡先生不但要面对各种舆论攻击，甚至常有生命威胁，何谈自由？以此看来，蔡先生到底如何再造北大，岂不成谜？

奇怪的是，人们未必意识到这是个谜，但解谜却从未间断。最常见的观点是与韩文观点类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2007 年，另一位北大教授陈平原语惊四座：“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6]因此，“大学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这一高论虽然反驳者众，但均未涉及蔡先生是否为二流学者[7]。难道蔡先生真是因为学术二流，不会吹毛求疵，才成功的吗？反之，其他校长都因学术一流，才不如蔡先生成功吗？

陈教授又认为蔡先生是北大校长中的唯一，是否自相矛盾②？是指蔡先生是北大校长中唯一的二流学者，其他都是一流或三流及以下吗？还是再造北大这一结果的唯一呢？如是前者，试问其他北大校长谁是一流，谁是三流？如是后者，因为成功反而必须是二流学者，说得通吗？岂不走向 “成王败寇” 论的反面——“成寇败王”吗？

以上种种，是否说明对蔡先生的研究不足？

这种不足，首先表现在论文的数量上。在知网主题搜索 “胡适”“陈独秀”，均有文章近万篇；搜“蔡元培” 才3 600 多篇。仅2020 年上半年，研究胡适的文章近150 篇，研究陈独秀的也有100 篇之多，研究蔡先生的50 篇不到；况且，今年是蔡先生逝世80 周年。

这种不足，更表现在研究质量上，“这只要看一下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就可以知道了”[8]。蔡先生传记的作者也认为研究虽多，深入不够[9，10]。提起蔡先生把一个没落腐朽的清代官学，转变成现代高等教育的标杆，似乎众所周知。但这一伟大转折如何实现的？深入论述者难得一见。

我们将不揣浅陋，先从研究相对较少，但同样被严重低估的蔡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入手，揭示我们对蔡先生 “熟知而非真知”。其相关研究文章近百篇，多是图书馆经历、思想的梳理；虽认识到蔡先生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巨大贡献[11]，甚至开拓性意义[12]，但因缺少对 “蔡先生为何如此重视图书馆建设” 的深入追问，亦未与李大钊、袁同礼等代表人物进行对比，尚欠深度。为此，本文拟从蔡先生的经历、思想、育人等三个方面揭示蔡先生在近代图书馆事业上的领导地位，并从这一侧面揭示蔡先生再造北大之谜。

二、蔡元培和图书馆有关的可考事迹

蔡先生一生精彩之处太多，北大校长只是他众多身份中的一个，但因为这一身份的影响太大，与同时代著名校长相比，太过突出，连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都感慨，“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以至于人们忽视了蔡先生在其他领域的杰出贡献，对图书馆的贡献即是。回顾蔡先生的一生，就会发现先生与图书馆的渊源之深。

蔡先生早年爱书的事不必说，从考中秀才后到同乡藏书家家中校书，到1898 年辞官回乡在绍兴中西学堂创建图书室；从1900 年任嵊县剡山、二戴书院院长时革新藏书制度，到1902 参与徐氏 “古越藏书楼” 筹建工作；从1912 年任教育总长时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 和《图书馆规程》 等图书馆条例，推动全国图书馆事业，到1916 年执掌北大时任用李大钊，把北大图书馆办成全国图书馆的标杆；从1917 年倡议筹办上海南洋公学图书馆（今上海交大图书馆）、1922 年与张謇等发布 “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募图书启”，并制定 “募捐图书办法”，到1927年参与募建薛仙舟图书馆（今复旦大学图书馆一部分）、1929 年建设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从1918年与李石曾等提出了创办世界图书馆的设想，到1933 年最终在瑞士日内瓦创立 “中国国际图书馆”，1934 在上海成立中国国际图书馆的中国部[13]，可以说，蔡先生的一生都在为振兴图书馆而努力。

从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蔡先生被选为协会董事，到1929 年始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1935 年被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推为临时董事会董事长；直到1938 年初因为抗日战争已经远避香港、垂垂老矣的蔡元培先生还在关心北平图书馆迁滇问题；年中还发函要求制止新民会掠取北平图书馆藏书。但到1940 年春先生在香港病逝，却连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一直租房居住，一生的藏书也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而到处分散。看看民国时文人们的买房记录，可见蔡元培的形象。

综上可知，先生一生与图书馆渊源极深，非鸿篇巨制难以详论，故本文仅以众所周知的北大图书馆为例来深入剖析。

蔡先生1917 年初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即接受原图书馆主任章士钊推荐，聘请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北大图书馆因而旧貌换新颜，可与世界先进大学图书馆比肩，李大钊亦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14]。但人们知道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的贡献，也知道蔡先生慧眼识人大胆任用李大钊，但未必知道蔡先生对李大钊的具体支持，仅以数例为证。

首先是赋予权力。李大钊除了担任图书馆主任，还是经济学教授；后来学校又成立专门的北大图书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和决策机构，来保障图书馆各项工作的推进，特别是购书经费，借委员会形成学校每年拨款六万元添置图书费的决议。

其次是筹措经费。除了以上的平时经费保障，他还为建新图书馆到处筹款。1920 年出国访问，他在爱丁堡学术研究会晚餐会上致答词，明确讲自己的三个出游目的，其中就有 “筹款扩充北大图书馆” 。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时，在赫伯特·普特兰馆长的帮助下，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北京大学提供一套完整的国会图书馆卡片。

蔡元培从纽约到檀香山，几乎是每次演说必提北大图书馆募捐之事。为了募捐成功，专门草拟《北大图书馆洛杉矶集捐的办法》，亲书《致美国华侨函》 《致驻美各地中国领事函》 等信函。为了国外募捐顺利，回国在北大作报告时也提议本校教职员捐款，使对外募捐名正言顺。即便辞职离开北大之后，他依然为北大图书馆的发展而奔走，1928 年和1931 年争取 “庚子赔款” 的退款，为此后数年北大图书馆保障了日常购书经费。与当时有些人打着公义而筹款，然后私人挥霍相比，蔡先生则是 “收款购书，皆请董事诸君经理，鄙人概不与闻。惟所购书目，则与商酌”。

再次是日常管理。遇到难题，蔡先生会及时承担责任。例如师生不按时还书、不交纳违约金，蔡先生专门为此颁发 “催北大教职员按时还书启事”[15]，规定学生借阅之书应交而不交还的，停止学生资格；欠违约金逾期不缴的，停止借书一年；教师欠违约金不及时交纳的，从薪水中扣除。

赋予权力，筹措资金，得罪人的事，都是蔡先生承担；怎么花钱却由主管的属下决定。从中我们是否能发现 “世上再无蔡元培” 的真实原因？

三、蔡元培有关图书馆的思想

蔡先生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他在任北大校长时的第一次演讲，就明确提出自己的计划：“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 此后多次演讲中，图书馆都是蔡先生最重视的二、三件事之一。

更重要的是，面对图书馆必然会存在的现实矛盾，如经费不足、图书不足，该优先买什么书？借给什么人？蔡先生一直处理得非常智慧，例如先生早年任职绍兴中西学堂总监时，制订《绍郡中西学堂借书略例》 时就提出，“除师生外，凡校外助银十元以上者，得一人借书；五十元以上者四人，其余以是为差。” 既解决了部分经费困难，也能够面向社会上想读书的人，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

优先买什么书？蔡先生让专家决定。早年任剡山书院院长时的《告嵊县剡山书院诸生书》，就明确提出这一点。后来在北京大学发现校图书馆新出的书很少，决定尽快筹款多购新书；但具体购何书？也是请专家教授把关。他在《致北大德文系教授会函》 中提出教授们有 “必要之图书、仪器购置” 需求及费用时，可及时上报校长室。

出现问题怎么办？自己担责，主事者担责。如前述在嵊县剡山书院时他就提出 “宜请一住院董事任料检藏书之责。凡检书而误毁损者，责以赔偿。”“六月、十二月，宜曝书，由诸董事集阖邑绅耆按目检点，如缺少，责在院董事赔补。” 前文所述对李大钊工作的支持，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蔡先生为何如此重视图书馆的意义？或许与他多次游历欧美，认识到欧美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发挥的重要功能有关。确实，被我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有这样的公共图书馆，也因此，马克思才有地方安心地撰写《资本论》。这一事实说明，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就认识到图书馆的大众教育作用；而当时的中国，书是收藏在藏书楼，大众想借阅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从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 也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使蔡先生看到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的区别，因此致力于把古代的藏书楼发展成近代图书馆。

但这一点，也可能源自蔡先生独特的个人经历。蔡先生在家乡任教时，就已经开始开拓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校外的读者只要捐助少量的金钱，就可以借书。试想，今天虽然大家都认识到资源共享的意义，但有几所高校图书馆让校外人士借阅？因此，蔡先生对图书馆社会功能的认识，或许还可追溯到校书时代。在先生考中秀才后，受邀到同乡徐友兰家当陪读并校勘所刻藏书，这是蔡先生第一次与大量图书打交道。徐家是浙东著名世家，藏书四万余卷，蔡先生在此校书四年多，广泛涉猎，深受图书之惠，深刻认识到图书对治学的重要性：“窃惟书籍之用，胜于象犀之珍，图史之功，当与日月并寿。”[16]

认识到图书的重要作用也不难，有关文字产生的传说就强调了一点。 《淮南子·本经训》 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文字的产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对其重要性的强调到了夸张的地步。蔡先生更重要的是在图书馆研究领域也有识人之美的能力，美人之美的气度。在《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 一文中，他称赞韦棣华购置中外书籍创办公书林，成立文华图书科，不但给人以阅读的便利，鼓励人们阅读；还 “以图书馆为专门之学，设科讲习，远道之来请益者日众。” 对学界有重要的意义，值得国人感谢！而大多数人只能看到愿意看到的、只能看到能够看到的；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常常视而不见。但这种美人之美是否因为蔡先生只是二流学者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武大郎开店的比喻又从何而来？

或许正是识人之美、美人之美，使蔡先生成为北大校长中的唯一，是至今再难见到像蔡先生这样的校长的原因。或者说，蔡先生治校之谜，或在识人用人，放大个人能量，从而仅仅以一北大校长，影响一个国家，成为全世界唯一的校长。

四、识人、用人：蔡先生对我国图书馆的最大贡献

毛泽东曾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其实也可以概括为识人、用人。而蔡先生对近代图书馆转型的重要贡献，是否也表现为这个方面呢？因蔡先生的赏识而名满天下的人很多，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这些人如果没有遇到蔡先生，是否就像韩信没有遇到萧何一样被埋没呢？仅图书馆业，就有众多人成名之前受到过蔡先生的赏识提携。蔡先生对他们一生成就的重要性，人们未必意识到。限于文章篇幅，略举数例。

1. 鲁迅与京师图书馆。1912 年，蔡先生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鲁迅尚未成名，但蔡先生知其才华，特聘其到教育部任部员，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建设。鲁迅果然不负所望，亲自参与京师图书馆建设，更是创造性地以教育部名义发文，规定国内出版物必须呈缴样本给京师图书馆，开创了中国出版物呈缴这一制度。由于毛泽东将鲁迅推崇为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新文化运动“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17]，鲁迅之名无人不晓，中小学课本中他的选文最多。但当时的鲁迅并没有什么名气，鲁迅这个笔名还没有使用。这个笔名第一次使用，是1918 年在《新青年》 上发表《狂人日记》 时。而这篇被誉为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的经典，也是北大《新青年》 编辑群体不断催稿的结果。而鲁迅能够进入这一群体，正是蔡先生执掌北大之后聘其到北大任教的直接影响。

2.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如果说蔡先生与陈独秀还有以前共事的经历，原本略有了解；那么，重用李大钊，则仅因北京大学图书馆原主任章士钊的推荐。蔡先生为何敢如此大胆任用，全力支持？特别是当李大钊把图书馆办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的重要阵地，受到国内保守派的攻击时，蔡先生亲自应战，写《洪水与猛兽》 以驳斥。蔡先生对李大钊的知人之明和用人之专、扶持之力的正确性，已经得到事实证明。正是李大钊，把一个落后的北大图书馆，在短短数年变得可与欧美名校图书馆相比，李大钊也因此被推崇为 “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试问，如果没有蔡先生的全力支持，李大钊能否达成这一目标？！

3. 袁同礼与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18]。从1927 年到1948 年，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22 年多。但人们或许不知，“袁同礼是蔡元培的学生，深受蔡先生器重。他在北图的工作也得到蔡元培的鼎力支持。”[19]袁同礼1916 年毕业于北大预科，随后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1920年蔡先生派其赴美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两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袁同礼申请继续留美攻读图书馆专业，也是得到蔡先生支持。回国后他先受聘于广东大学图书馆任馆长，后来到京师图书馆任副馆长，1929 年至1945 年期间，都是由蔡先生任馆长，袁同礼任副馆长主持工作。在蔡先生的一生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扶持新人的事很多，当年支持萧友梅创立上海国立音专等，在北京大学支持蒋梦麟亦是如此，使青年才俊得尽其才而不被掣肘，亦是蔡先生育人之一大特色。

4. 毛泽东与北大图书馆。蔡先生一生阅人无数，育人无数，在这无数人中，还有一位与北大图书馆有关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到北京求学，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正是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段经历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毛泽东是如何得到图书馆的工作的？这有多种说法，一说经杨昌济先生向蔡先生推荐；还有说是毛泽东写信给蔡先生，只求在北大当一名清洁工，以解决温饱并可就近旁听学习，而蔡先生则考虑到毛泽东求学之志，特意将其安排到图书馆。总之，都有蔡先生的关键性作用[20]。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参加过两个夜校班，一个是新闻夜校，蔡先生是会长，毛泽东曾请其来演讲；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会，蔡先生也是积极支持者。可以说，在北大图书馆期间，毛泽东受到蔡先生的影响并不比李大钊小。

耐人寻味的是，蔡先生对毛泽东的影响，还可前溯。在湖南第一师范，杨昌济讲伦理学，教材就是蔡先生翻译的《伦理学原理》。此书才几万字，毛泽东在书眉写的读书笔记就达一万二千多字[21]101-148，其中有些观点直接来自蔡先生的《哲学大纲》[21]98。1950 年9 月周世钊应毛泽东之邀去北京，湖南第一师范杨韶华托他带一本书给毛泽东，正是当年毛泽东写满批注的《伦理学原理》。这门课结束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心之力》，杨昌济对此大为赞赏，竟给了满分。后来杨昌济受蔡先生邀请到北大任教，主动写信让毛泽东到北大求学，从此湘江的毛泽东一变而为中国的毛泽东。还有，1920 年，蔡先生陪同罗素到湖南演讲，毛泽东现场记录蔡先生的演讲，发表在《大公报》 上。由此可见，毛泽东推崇蔡先生为 “学界泰斗”，乃是切身感受，发自肺腑。

其实，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的大多数，都受到蔡先生较大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建党初期的五十几个党员中，北大的共产党员就占了相当的比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还有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22]有研究认为蔡先生在北大的兼容并包，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的聚集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国外党组织的创建都提供了条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3]。由此亦可见蔡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之一斑。

总之，蔡先生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发展转型的贡献，不仅在于具体的建设，更在于认识的深刻；但最根本的还是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因此，蔡先生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的转型，不但是带头示范的重要实践者，更是成功的领导者。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袁同礼、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李大钊、为京师图书馆立制而影响全国的鲁迅，都离不开蔡先生的栽培和大力支持。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从此侧面，是否可以略解蔡先生成功再造北大之谜呢？进而，深入考察民国时期与蔡先生有交集的诸多名人成长史，是否能解开再造北大之谜呢？

注释：

①此文为《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 年1 月20 日B01、B04-B05 版旧文重新整理，当时为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50 周年。

②此问题，不但需要具体分析陈平原研究蔡先生的专著和文章，亦需考察其生平经历与研究专长；方能探明其作为蔡元培研究者，本应更加深刻理解蔡先生，为何反而误解的深层原因。且待《蔡元培再造北大之谜：从陈平原的误解说起》作专门分析。

③林语堂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中称蔡元培为北大唯一的蔡先生。因此，本文多用蔡先生以示尊重，以志纪念！

④对此报道，陈平原教授认为记者存在故意夸大，但也承认言出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