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年表》辨误
——兼评浦玉生先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

俞世芬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关于古典名著《水浒传》的研究今天已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围绕其中一些关键问题，学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关作者的家族、世系、字号、里贯、生卒年、生平事迹及交游等问题便在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系列丛书中的《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浦玉生著《草泽英雄传——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无疑是作者集平生之所学，希望在水浒研究领域有所创获的一个研究成果。在《施耐庵传》后，作者还专门附录了《施耐庵年表》。作为历史人物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其工具作用不容小觑。但在研读了这份年表，并参照阅读了整部传记后，笔者却颇有异见。

年表本是纪传体史籍的一种体裁，始创于司马迁的《史记》。所谓年表就是把历史人物成长历程及其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出来的表格形式。根据中国古代对人物年谱的主人公称之为“谱主”，可以循例将人物年表的主人公称为“表主”。按照薛大元的看法，今人编写人物年表，既要写出表主的“生平活动”，也要写出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其思想活动和学术成就，还要写出在他思想形成过程中社会(包括家庭)对他的影响和他对社会的影响”[1]。而年表编写的核心工作便是材料的考证，要求编者“既要有发现资料的能力,更要有驾驭资料的功力”[2]。以此检视浦玉生先生编撰的《施耐庵年表》，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明显缺憾，而这些缺憾又都与材料的错误引用与缺乏严格考证密切相关。

一

关于表主生卒年的时间认定，由于缺少严肃的考证，《施耐庵年表》得出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

《年表》如此记述表主的生卒年：“元成宗元贞二年丙申1296年十月初二，生于泰州白驹场街市(现属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取名彦端，字子安。”[3]“明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七十五岁，三月初二施耐庵在淮安大香渠巷六号逝世，直到其孙辈文昱时才将灵柩复迁兴化市施家桥一高地‘狮子地’安葬，淮安王道生撰写墓志铭。”[4]作者认为表主是白驹的施彦端，生于“元元贞丙申”(1296)，卒于“明洪武庚戌”(1370)。这显然是采信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流行一时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的说法。在收录于《兴化县续志》中的这篇《施耐庵墓志》中，王道生明确记述了施彦端“生于1296卒于1370”。但王道生的这一观点自流行以来便屡遭批驳，原因是这篇现存的墓志(下统称为“王志”)根本已被认定并非王道生所作，而是今人的一篇伪作。

原来，历史上王道生撰写的《施耐庵墓志》已被今人动了手脚做了改动，真实性已大打折扣。早在上世纪40年代，作为修撰《兴化县续志》的负责人，兴化人刘仲书(1880-1955)为了把文化名人施耐庵编入兴化县县志中，竟对历史上的“王志”做了改动。于是才有了这个生于“元元贞丙申”(1296)，卒于“明洪武庚戌”(1370)的说法。对于“王志”的这一改动，今天有明确的文字资料可以查询，就是1982年5月由兴化县施耐庵文物史料陈列馆编印的《施耐庵资料一》一书。该书收录了丁正华等人专门撰写的《清理施让残墓文物及继续调查施耐庵史料报告》一文，对被改动的《施耐庵墓志》做了具体说明：“改动当在入志之时，改动者或即刘仲书，或为白驹施姓而刘参与其事。”①刘仲书等人对“王志”所作的改动，距离施耐庵生活的元末明初将近六百年之久，原本就无修改的确切依据，自然难以让人相信。

事实上，关于施耐庵的生平情况，目前可资借鉴的材料绝非仅有“王志”，乾隆朝及此前的文物、史料尚存若干。比如“施让地照”，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乾隆版)，《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咸丰版)，施封(第14代孙)的《施氏长门谱序》等，这些材料经学界多番论证考辨，被公认为真实可信而存世。事实上迄今为止，确也未有新的文物或史料可以纠正或推翻这些材料。有鉴于此，其在施耐庵研究领域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据此得出的观点也被视为是真实可信的。

以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为例。此铭作于明朝景泰四年(1453)，墓主为施让。铭文中记载：施彦端于“洪武癸丑”(1373)生施让，字以谦。而在刻制于“嘉靖岁甲申”(1524)的出土文物《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也有类似记载：“(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家之。及世平，怀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其中“世平”，应当是指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大明王朝，建元“洪武”之时。两件文物关于施让出生时间的记载完全一致，自然比较可靠。

由上所述，可以对施彦端的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断。比如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记载：这个施彦端有两个“皆出名门”的媳妇，对其“孝养”“始终弗怠”。其中大媳妇顾妙善，生于“洪武辛亥”(1371)，小媳妇陈妙贞，生于“洪武戊辰”(1388)。由于古时“贵族男子二十岁结发加冠后可以娶妻，贵族女子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后结发加笄。所谓结发，就是在头顶上盘成发髻，表示年届‘成人’，可以结婚了”。[5]从这一婚嫁传统可以推断，两个儿媳嫁入施家的时间应该分别是在其十五岁以后的1386年和1403年。既然二人都曾“始终弗怠”地“孝养”过施彦端，那么这个施彦端在1402年就还应健在。因此，按一般寿至古稀来估算，白驹的施彦端应生于14世纪30年代，卒于15世纪初。

再来比照刘仲书修改的生卒年。1296年出生的施彦端如果能活到1402年以后，就有106岁的高寿！这样的长寿即便在今天也实属罕见，更何况在古代社会！倘若施彦端确实卒于1370年，那么1373年在其死后三年又怎能生子施让？岂非咄咄怪事？更有1402年以后还要被两位媳妇“始终弗怠”的“孝养”，就更荒唐了！《施耐庵年表》中还记述白驹的施彦端于“至顺二年辛未1331年三十六岁赐进士”[6]。并有注释补充说明：“官钱塘二载。后归隐，不知所踪。”②若按一般情况估算，14世纪30年代出生的施彦端，怎能在1331年即中进士，还“为官钱塘”？凡此种种，年表中类似的错误都是由于刘仲书对“王志”大胆篡改所致！作为年表的作者本当予以正名，但不知为何，作者对学界一致认可的材料置若罔闻，却采信了这个被指认为“今人伪作”的所谓“王志”。或者，是浦玉生先生又有了新材料？如果是，就应该在年表中做明确的“考辩”工作，说明自己采信“王志”的充分理由。但作者却又未作任何文字说明，这不得不说是年表的一个硬伤。

还有其他关于表主人生经历的记载，《年表》也颇有令人质疑处。比如，“至正二十七年丁未1367年七十二岁，在泰州白驹场街市、茅家园一带创作长篇小说《水浒传》。朱元璋大将徐达攻破苏州，张士诚被俘死难，大周政权灭亡。”[7]此时，还根本未有《水浒传》的书名。这部小说，明代先有《宋江》《忠义水浒传》的名称，到明代万历14年(1586)成书的《续文献通考》中才有《水浒》这个名称，而这已是219年以后的事情了。再有“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1368年七十三岁，因《水浒传》手抄本《江湖豪客传》流传惹祸，被关进金陵刑部大牢。”[8]《江湖豪客传》这个名称用得就更是荒唐了。自宋至元以至明初，由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对朝廷的忠义思想始终占据社会的主流，因此这类宣扬造反的书名是绝对不会被精明的明朝书商采用的。

二

在《施耐庵年表》中，浦玉生先生极力要将“白驹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合二为一，将写《水浒》的施耐庵与做官的施彦端合二为一。因此年表中有如下记述：

延佑元年甲寅1314年施耐庵十九岁“考中秀才”。……元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1324年二十九岁“相传施耐庵这一年赴杭州参加江浙行省乡试，考中举人”。至顺二年辛未1331年三十六岁“赐进士。经国子监司业刘本善推荐，任郓城县训导”。元统三年至元元年乙亥1335年四十岁“约此年在钱塘县任县尹”。而在求取功名之余，年表穿插记载了表主与《水浒传》之间的关联。如至顺元年庚午1330年三十五岁“赴大都(北京)会试途中，考察梁山泊”。元统三年至元元年乙亥1335年四十岁在任钱塘县尹时，“搜集整理水浒戏”。至正九年乙丑1349年五十四岁“业余著书《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至正十三年癸巳1353年五十八岁，“正月，张士诚等十八人在白驹场起义。张士诚造访施耐庵，《江湖豪客传》(《水浒传》)正写到第四十五回”。

那么，“白驹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能否合二为一？这显然需要严格的考证。令人遗憾的是，相关的历史文物资料可以直接判定这种“合二为一”为无稽之谈。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1978年秋，江苏兴化县新垛公社的施家桥大队挖掘出土了一块石碑，碑上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一文记载了兴化县施家桥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施氏家族。这个施氏家族从元德到彦端到以谦到景口再到廷佐历经五代人。碑文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字曾被认为是“白驹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可以合二为一的重要证据：在“会元季兵起”后面的三个字因磨损严重而难以辨认，认为合一的学者将其确认为“播浙遂”三字，意思是说元代末年白驹的施彦端迁居浙江了。这就让人很自然地将江苏的施彦端与浙江杭州的施彦端联系起来了。但近年来各地又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证明这三个字不是“播浙遂”，而是“播流苏”。那么这句话就是白驹的施彦端曾迁居过苏州。于是就将江苏与浙江杭州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证据推翻了。

施封(第14代孙)在《施氏长门谱序》中的记述也是二者不可合一的一个重要证据。施封的这篇谱序，见于《施氏长门谱》(也称《施氏家簿谱》)。这本家谱修订于乾隆42年(1777年)。现在所见的《施氏长门谱序》是施氏家族18世孙释满家作于民国7年(1918年)的手抄本，于1979年12月9日由江苏兴化县大道公社和瑞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施俊杰献出。这篇序中清晰地记载了施家后代修谱的经过：修撰这部《施氏长门谱序》，曾“访诸耆老，考诸各家实录”。由此可见，其下笔非常慎重。该序首句便是“族本寒微”。“寒微”一词，有贫寒微贱的意思，自然与取得功名、在朝为官、地位高贵等等无缘。但《施耐庵年表》中表主却中过举人，出任过县尹，写过煌煌巨著《水浒传》，还入过张士诚幕府……倘若施家先辈果真取得过这些业绩，其后辈自然不甘心弃之不用，这本是人之常情。所以，当头便是“族本寒微”，绝非谦虚低调，而是无法无中生有之故。

因此，“白驹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实在难以合二为一。那么，《水浒》作者施耐庵与做官的施耐庵又能否合二为一？

明清两代仍然实行科考制度。明人为了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作为童生被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即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正式的科举考试则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第一级是乡试，取中后即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第二级是会试，参加考试的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第三级是殿试。考试的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三鼎甲。科考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内容涉及面颇广，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伦理、道德、天文地理、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由此可以推断，最后能取中进士的应是一位精通诗书、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学之士。按照《施耐庵年表》的记载，官授钱塘县尹的施耐庵，确实从“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到最后“赐进士”，经历了三级科考的完整过程，最后才被授官。所以应该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但倘若做官的施耐庵真如《年表》所述，最终写成了文学巨著《水浒传》，那么有一些问题又确实令人费解。比如《水浒传》中凡涉及北方及山东梁山的气候风物、山川地理的，作为通晓天文地理的作者，却每每留下众多“笔误”。比如百回本中的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中，正值隆冬时分，那八百里水泊梁山却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更有“战船来往，一周回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9]。还有第四十六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庄”中，竟将冬日的翠屏山写的如同南方一般：“远如蓝靛，近若翠屏。涧边老桧摩云，岩边野花映日。漫漫青草，满目尽是荒坟；袅袅白杨，回首多应乱冢”[10]。这些将南北气候风物混为一谈的细节描写，很容易让人得出“作者的知识视域有限”的结论。完全不能相信竟是一位出身进士的人所写。对此，浙江水浒学会会长马成生教授在其专著《杭州与水浒》一书中已有严格的论证，并在最后得出结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应该是一位长期生活在杭州的书会才人。因为久居钱塘，又不曾游历江北，所以他“并不熟悉山东郓城一带，只是熟悉杭州地区”[11]。

由此可见，《年表》将施耐庵合二为一的做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三

《施耐庵年表》中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简而言之，主要是对表主的文学创作、交游网络、生平事迹等的记述缺少有力的佐证，有信口开河的嫌疑。如表主与刘伯温、鲁渊、刘亮、陆谦等名士的结交，作者几乎都未作任何考证。而述及表主的文学成就，曰：

“至正二年壬午1342年四十七岁，约此年定居杭州，在古杭书会编写剧目，以施惠笔名发表《幽闺记》。”《幽闺记》又名《拜月亭》，是“荆、刘、拜、杀”四大南戏之一。该剧系改编自关汉卿的同名杂剧，人物、情节、主题思想均与关作大致相同，主要描写了两对青年男女在战乱时代的婚恋故事，为元代施惠所作。此处施耐庵又与施惠合二为一了？对此，《施耐庵传》注释曰：“说施耐庵即施惠是有源头的，清代《传奇汇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美，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怀香楼闲话》：‘《元宵闹杂剧》，无名氏撰，衍施君美《水浒传》卢俊义事’；吴梅《顾曲尘谈》：‘《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12]这个注释忽然又生出施耐庵乃杭州人？作者不是认为施耐庵乃苏北人？那么作者究竟将施耐庵视为何方人士？关于《水浒传》作者的籍贯，浦玉生先生的思路是颇为混乱的。

推究原因，症结全在于作者运用材料时不加考辨的任意与随性。整部《施耐庵传》在述及传主施耐庵的生平事迹时，有取自明代周铎的手抄本《周铎笔记》的记述：“施耐庵者，江南才子也。元至顺间，赴大都，应试不第，乃师国子监司业刘本善，荐任郓城训导。力倡农桑。与教谕不洽，辞之。”据《元史·选举志》：“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贡诸路府。”因此其中被举荐的说法本来也有依据。但此处的不可靠在于，如此大事家族铭文中对此居然只字未提，实在有悖常理。这在上文已有说明。还有《周铎笔记》今在何处？似乎已是无处可查。

再有书中竟有颇多材料来自民间传说。比如，施耐庵童年时期的事迹：“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1308年十三岁，随父迁居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在季氏家塾就读”，一直到“至大四年辛亥1311年十六岁，继续在季氏家塾就读。”均采自张袁祥、胡永霖整理的《施耐庵的传说》中的《我要读书》[13]。而施耐庵痴迷于梁山英雄的水浒英雄故事，听说书的情节，也源自张胡本的《传说》。年表中“至顺四年元惠宗元统元年癸酉1333年三十八岁，再赴大都(北京)会试，应试不第”及《施耐庵传》中第31页与此相关的具体描述，又采自马本的《施耐庵的传说》[14]。《施耐庵传》中第39页的“智对联姻”，作者也注释：材料取自徐敬高搜集的民间传说《才惊府衙》……凡此种种，作为纪实性的传记与年表，作者运用的材料却来自传说故事，而且这些传说故事均未作任何考证就予以采用了，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更有甚者，作者还把与施耐庵根本无关的内容写入传记与年表中。比如《施耐庵传》的第二章《官场岁月》中有施耐庵为老秀才解题的细节。这个关于“孔夫子七十二贤人，已婚几人，未婚几人？”的故事，其实出自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巧言部》中的《四书语》。比较《施耐庵传》与《四书语》，只是字数减少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还有《施耐庵传》第四章《军事生涯》的第六节《军中见闻》中，施耐庵与花老爹谈至“一天就走了八百里”的张俨的故事，也是出自《太平广记》卷八十四《张俨》条。作者将人物改头换面，把唐朝的张俨下移到元代至正末年，硬是与“本名彦端”的施耐庵扯上关系。这样的“移花接木”简直不胜枚举。

谈及材料的引用，《施耐庵传》中还有一处地方贻笑大方了。在写到施耐庵为官钱塘写作《水浒传》时，作者竟引用了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卷一·水浒第十四》中的水浒资料。这个蒋瑞藻是清朝光绪十七年生人，试问明人施耐庵如何能够时光穿越到后世去获取材料？

《施耐庵传》及《施耐庵年表》中的不严谨还体现在语言措辞的随意。“相传”“看来”“约在”等传记年表中本该极力规避的词语，竟被作者频频使用。《年表》中“元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1324年二十九岁，相传施耐庵这一年赴杭州参加江浙行省乡试，考中举人。”用了“相传”一词。“至正十三年癸巳1353年五十八岁，正月，张士诚等十八人在白驹场起义。张士诚造访施耐庵，《江湖豪客传》正写到四十五回。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提出《水浒传》最精彩的地方在前四十五回，从大闹江州，杨雄、石秀杀巧云以后便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看来这与施耐庵生活变故有一定关系。后来施耐庵还是参加了张士诚幕。”用了“看来”一词。还有“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年七十岁，约在此年流寓江阴，在祝塘大宅里徐麒家教书，地点在东林庵，此时被称‘耐庵先生’”又用了“约在”……

编写传记与年表，重点在于材料。好的传记和年表，要求巨细靡遗、考订精详、系年准确。这对作者的搜讨之力、考据之功与沉潜之心都要求甚高。面对一位留下煌煌巨著的传主(表主)——施耐庵，要按照年、月、日，对其一生做综合性考述，包括其家族、世系、字号、里贯、生卒年，科名、功业，创作成就和文学造诣，家族兴衰、交游网络等进行材料的搜集、问题的考证、思想的阐发、方法的探讨等，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与艰辛的工作。这在当今快餐时代，恐怕尤其如此。

注释：

①关于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为近人伪作的论证，亦可参考马成生《碑文难信“辨正”未正》一文，见《现代语文》2014年第9期。

②见浦玉生著《草泽英雄传——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页下注释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