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女性叙事的内囿与分裂

白 姣，马丰慧

(1.榆林学院 文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2.榆林市语文研究会，陕西 榆林 719000)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小说叙事基本围绕着国家与民族、战争与运动等社会主旋律，具体表现为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等宏大叙事主题，对于关注人物个人生活世界的日常叙事在当时受到了质疑和批判，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被认可和接受。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以其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的文本创作区别于同时代作家。她的小说大多以女性为主人公，以感情婚姻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构建着原始市井生活的底色，挖掘着日常生活中各色人的故事，在叙事中穿透性地剖析着人心和人性的灵魂。

张爱玲由于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等自身经历的影响，女性意识较为明晰，文学创作也忠于女性体验的书写模式。她在中国古典文化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作品在思想主题上主要写人的生存与灵魂问题，其中贯穿着两种文化矛盾之间的契合。她在叙事中揭示了在男权文化的跋扈下，男性享有着“超越”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他们试图掌握时代中新的图腾——金钱，而女性则居于压抑、从属的家庭内囿之中，被金钱及其社会地位锁住甚至奴化，丧失了独立为人的价值，长期的异化存在衍生出分裂的主体性格，从而使女性在身体、权力、体验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一种极致化的匮乏、焦虑、扭曲变态乃至歇斯底里。

一、女性身体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国内，是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的文学表现形式。女权运动主要以女性受压迫与被歧视的历史事实为立足点，以此探讨性别问题，对男权中心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注重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强调女性的权力、男女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价值。而后形成了系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其中波伏娃的《第二性》是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核心基础。波伏娃提出了“他者”的概念，男人声称自己是“主体和自由的存在”的自我，将“女人”则命名为他者(other)，女性在世界上处于第二性的位置，如此普遍且持久。他者是对自我的威胁，男人如若保持自由，必须使女性屈从于自己，因此女性在各个方面与男性都处于不平等地位。

男权制度下女性是如何沦为第二性，关键在于生育，女性的身体和生命皆被物化，她们被要求忘掉自我甚至否定自我，她们是“化者”的存在，是一种契约对象，更是一种工具。在古希腊时代西方哲学认为人的灵魂与肉体是分离的，人的心灵必须通过禁欲行为来摆脱肉体束缚。直到二十世纪以来，萨特、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则重新把人界定为身心统一的存在。女性主义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提出“身体在世”，即从人的身体体验角度强调身体的回归，否定人作为精神主体以某种方式脱离身体的客体存在，认为身体是一种有生命思想的身体，人的主体性需要通过身体来实现[1]。

情欲是张爱玲小说的母题，她通过女性的身体阐释了女性在宗法礼教制度下的命运写照。《金锁记》中女性存在的结构是以曹七巧身体为代表而实现的身体与灵魂统一的建构，在小说中呈现了曹七巧的两次主动捐躯：第一次主动捐出自己的身体，原因是丈夫瘫痪不可能主动，她为了提升和巩固自己的家庭地位，只能通过生育儿女传宗接代来实现。表面上是她自主性的努力，主动地控制自己的身体使自己怀孕，实质上是无情无爱、无性而生育的被物化的结果，被地位低下的丫鬟嘲笑，并没有改变自己在姜家的地位，只是保证了姜家的家和种的延续。第二次主动捐躯是她真正主动追求季泽，是其女性内在潜意识的自我觉醒、女性身体的自我追求，是最真实的关于生命自由价值的追求，而结果却是无处舍弃，体现了女性在不自觉中生命主体性的丧失。男性通过定义自我的本体性地位，迫使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以悲剧性的方式来接受，所以在季泽口中“家里的女人只是接种的工具。”

《小艾》中的小艾自幼被卖进席家，作为下层婢女地位低下，被席五老爷奸污致孕，非但没有反抗申冤的机会，还遭到同样作为女性的席五太太和忆妃的殴打。对于席五老爷，小艾和其他妻妾一样都是在他操控下的女体；对于席五太太和忆妃，小艾是和她们争夺男性资源的对象，她们无法超越男性的权力，只能以暴力合谋去伤害同性的身体来实现报复，从而消解压抑。《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为了金钱嫁给年逾耳顺的老富人，不料他死得太迟，整个最鲜活的青春都在饥荒压抑中渡过，只剩下金钱为伴，在年老时仍以可笑的手段向年轻男人求爱。对于自己的亲侄女葛薇龙也以“银钱交易”来考虑她是否值得投资，最终葛微龙在她的影响下也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卖淫养夫。《连环套》中的霓喜凭借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肉体作为生存的手段，不断突围出男人们设下的金钱圈套，却也不断地遭到男人的遗弃，磨灭了一个正常女性的合理欲望，变得无情无欲、谨小慎微。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实现一种主体建构，而这个世界是由男性认可和主导的，女性的这种建构无非是男权社会结构和制度为她们设定的归宿[2]。“为他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不可能融为一体，女性依赖男性使自己失去了活力、对社会无所适从，让自己的身体像物品一样随时可被处置和抛弃，演绎着毫无退路的窘境，充满着讽刺意味。

二、女性权力

张爱玲不满女性在社会中“第二性”的弱势群体身份，把隐藏在封建宗法礼教制度内的女性推上了历史舞台，以此来捍卫女性的主体权力。她在小说中叙述了一幕幕女性被安置在男权中心下的异化命运，写出了女性削足适履的扭曲现实过程。女性的话语权力被遮蔽，女性的生命存在被物化、俗化以及非人化。

《第二性》中指出“在作为个体的妻子与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男人，他将赋予她的偶然的、前后不连贯的生活以人的价值”[3]。女性的生活权力是由男性赋予的，通过婚姻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不论她在社会上可能受到怎样的尊重，她终归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4]。张爱玲的女性作品大多取材于家庭与恋爱，她笔下的众多女性都闭锁于大院空房之中，过着狭小而贫乏的生活。她们囿于家庭内部的活动空间，进行着日复一日繁琐的生活和劳动，无法像男性一样实现自我的超越，禁锢于男权机制的规范和准则下。

《金锁记》是张爱玲女性叙述的典型范本，与现实中人物只有半步之遥，生活中张爱玲称曹七巧为“三妈”(舅妈)，小说中曹七巧被塑造成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她出身于小市民阶层，充满了旺盛的年轻生命力，却被象征着宗法父权的贪财兄嫂卖给了大家庭姜家，做姜二爷的儿媳——一个有钱有势却身患软骨病的残疾丈夫，她牺牲青春、压抑情欲，试图获得经济上的突围，却成为男权社会中的依附存在。《倾城之恋》中年轻的寡妇白流苏费尽心思吸引原本介绍给表妹的男朋友范柳原，一个在继承祖产前吃喝嫖赌无意于家庭婚姻生活的放浪公子，因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她甘于以名誉和自尊去换取安稳的婚姻和身份的认同，范柳原却对她说：“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赤裸地道出了女性在宗法秩序内的处境。《鸿鸾禧》中娄太太在家道愈发兴旺中深知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对自己的无能和匮乏的厌恶，她欲以绣花鞋的一技之长来消解自己的压抑焦虑和边缘处境，而所有的意义也终将落入“妇者服也”的男权伦理价值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白玫瑰的生活无论何其枯燥乏味，她仍然固守着妻子的本分，因为她是丈夫的“最终的归宿”。《花凋》中的川嫦，她一切教养都是为了找到良好的归宿，即一门体面的婚姻。

男性是家庭的主体，女性只能融入他们的圈子，由男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们的一生浓缩着女性不断向男权文化屈服的过程，以一种边缘性的身份和沉重的生存代价，来寻求男性文明裹挟下的服从式的价值认同。张爱玲呈现了女性自我主体丧失的从属处境，以此来抗衡男权社会下的权力操控，彰显着强大的叙事张力[5]。

三、女性体验

女性主义理论从存在主义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启发，采用了存在主义的本体论角度把女性的身体体验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研究女性身体在生活中的体验，而不是把身体作为客体来研究。女性存在主义认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体验是矛盾的，因为她的处境使她无法超越现实，即处境否定了自身的主体性。

张爱玲在塑造女性角色时，注重挖掘女性特质中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将女性体验表现为一种否定的、被解构的体验，在小说中则将其确定为女性的疯癫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体验，一方面是对于女性形象的解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被模糊的、被扭曲的双重矛盾存在，她们经常即是男权反抗的从属客体——被锁者，也是男权的寄生主体——锁人者。另一方面是女性身体在生活中的感觉，具体是以力比多的扭曲和变态来呈现。她们把发育、初潮、性欲、怀孕、生育等整个女性性欲全部作为一种仪式化的生活习惯，以此来实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体验[6]。

《金锁记》中曹七巧在牺牲与等待中熬来了家产，而这翻身后的优势却变成了另一把锁，反噬着她的人生，她的疯癫体现在：一是对自己变态的自戕：在得到了财产后，小叔子季泽登门重续旧情，七巧心惊摇荡，不知他为钱而来还是为爱来。她拒绝了季泽的示爱，这一次她的自我主体已完全毁灭，灵魂已死，作为人只剩下生命的空壳，彻底沦为金钱的奴仆。二是对儿子亵渎的亲近：七巧给儿子长白娶亲，教他吸鸦片，原因是儿子是她身边唯一可供亲近的男人。她让儿子婚后留在自己的屋内过夜，让儿子和她讲述和儿媳的床第之事，从而获得性快感。她不怕儿子抢她的钱，因为横竖都是儿子的。三是对女儿恐怖的虐杀：七巧向大龄女儿长安的求婚者暗示女儿吸食鸦片，女儿被她耽误到了30岁终于恋爱了，七巧去世了，仿佛一切压抑终要消失。然而长安与童世舫交往时执迷于“一心一意要数数一共有几个指纹是螺形的，几个是簸箕” (民间传说可以以此判断人的金钱运)。曹七巧的疯癫早已以家长的权力把异质的他者悄悄地改造成了同质者，被金钱反噬的命运已在下一代中生根发芽。

女性的疯癫实质上是对男权文化下内囿机制的心理反射与反抗。《连环套》中十四岁的霓喜被卖给白手起家的印度人雅赫雅，为其生儿育女却仍未有地位，逼婚不成丧心病狂地将滚烫的水浇到了雅赫雅的腿上从而遭到暴打。在年老的窦尧芳将死之时发现一直打得火热且贴他钱的年轻崔玉铭已娶亲两年，三十一岁的她无钱无爱，只有四个孩子，在窦尧芳的床前“将花瓶对准了他砸过去”，甚至在他死后激化为戳尸行为。《半生缘》中的顾曼璐是处在男权制家庭中的典型，她自己无法生育，因而恐惧身份的丧失从而引发了“红粉骷髅”式的心理变态。为了挽回丈夫，竟逼迫甚至囚禁自己的亲妹妹顾曼桢。而顾曼桢面对囚禁，逐渐也陷入疯女般的生活，最后和姐夫结合，彻底屈服于男权下的统治形态。

张爱玲笔下的众多“太太”，她们与丈夫的婚姻基础只是“金钱”，为此她们为了弥补自己牺牲的身体和压抑的灵魂，往往发展成了变态。再如《留情》中的淳于敦凤、《花凋》中的郑太太等。这类女性群体的叙事文本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传统女性的悲剧，也为五四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女性叙事的书写和表现模式。

张爱玲在叙事中将两性之间的关系塑造成一种权力关系，体现着当时社会男性拥有着绝对的话语优势，女性在男权秩序下的社会、家庭、教育、文化等诸方面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以“此在”的关怀思考当时社会中女性生命的本真意义，在叙事内容与形式层面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第一，张爱玲在叙事中并未迎合男性观点去写作，而是以女性姿态通过对女性主题的挖掘，来审视其生存社会的文化错位，诉说着女性垂死挣扎也无法逃出的合围铁壁般的边缘现状，最终在自我认知的分裂中痛楚生存的境地。这种叙事体一方面并未陷入男权文化的二元对立之中[7]，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空中楼阁式的女性主体意识叙述。

第二，小说中的女性看似与外界相通，似乎与金钱和权力只有一步之遥，实则永远也走不出这厚重的内囿枷锁。毁灭与再生，绵延不断的死循环，对价值观念的讽刺嘲弄、对人性残酷的清醒剖析、对社会文化的深刻认知，正是张爱玲叙事的前瞻性和超越性所在。

第三，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局限，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它应该是高于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道德标准等理性的规则诉求，具有超越的现实性和广阔的体察性，通过对人物命运和人性的深刻剖析，倾听生命和灵魂的回声，建立起个人独特视角下对人类世界的关怀。

张爱玲在其女性叙事中以其“无差别的善意”写出女性生之喜悦和悲哀，倾注着大量的情怀和个人创造下的灵魂世界，不为现世的伦理范围所限定，超越了当时国家及种族的题材归纳。当众多作家还停留在控诉和揭露社会的阶段时，张爱玲已经找到切合女性叙事的写作路径，在女性的世界中陈述且审判着女性的命运及出路，是二十世纪及至今日中国女性文学叙事中最为重要却一直为人所忽视的精神传统，张爱玲的“性政治”视角叙事健全了中国文学的精神维度，重建了文学中灵魂关怀的叙事伦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