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华裔文学翻译策略探究
——以《典型的美国佬》为分析文本

刘 双，康 蕾

(西安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一、引言

中国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自第一代移民开始，美国华裔一直在经历自我身份认同、中西文化冲突、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问题，华裔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可以真切还原华裔群体的情感诉求，在满足海外读者一窥中华文化内里的基础上，又可以进一步消解和驳斥外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美国华裔文学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但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华裔文学在文学史上一直是被忽视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唤醒了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民族意识，也使得他们的声音可以被更大范围地听到，相应地，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崭露头角，以谭恩美(《喜福会》《灶神之妻》)、汤亭亭(《中国佬》《孙行者》)为首的华裔作家开始声名大噪，其描写的两代人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冲突、光怪陆离的东方神秘世界、华裔在社会边缘追求主流社会认同等因素都极大地满足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到近代，内容诉求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从移民一代追求“美国梦”的打拼血泪史到聚焦两代人文化冲突、移民二代寻求身份认同、到更为客观地看待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作为再现美国华裔群像的文学体裁，美国华裔文学的翻译有助于理解海外华裔的情感诉求和中西方文化碰撞点。美国华裔文学中随处可见各种中国元素以及中西碰撞交流的语言、文字形式以及价值观的翻译都是值得探讨的地方。本文节选自名噪一时的华裔作家任璧莲(Gish Jen)的《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一书，探讨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翻译策略，以期对日后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有启示意义。

任璧莲是美国新生代华裔作家的代表之一，出生于纽约，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其父为江苏宜兴人，母亲为上海人。任毕业于哈佛大学英文系，她的短篇小说分别入选1988、1995和1999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代表作主要有《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爱妻》(The Love Wife)、《世界与城镇》(World and Town)等。与上一代美国华裔作家将重点放在光怪陆离的奇妙东方世界不同，任着重于展现美国华裔特别是移民一代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任的描写视角独特，以更广阔、更多元的思维和视野去审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点，是美国华裔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任璧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 1991)所展现的轻快、幽默、反讽的笔触，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罕见的。在轻松、诙谐的外表之下，探讨的却是“什么是典型美国人”的严肃课题[1]。《典型的美国佬》是任璧莲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受关注图书”。任璧莲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她展现的故事是一个“美国的故事”，“典型美国人的标志就是对身份的困惑”[2]。《典型的美国佬》用幽默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张姓一家人的美国移民故事。书中主人公拉尔夫、特蕾莎以及海伦起先抱守他们传统的中国理念，批判和蔑视他们视为“典型美国佬”的行为，却在实现美国梦的过程中渐渐地被美国化。

二、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衍生自语言学领域的关联理论，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推理交际行为，更强调翻译的明示——推理交际本质”[3]，所谓明示——推理过程，即“译者是听话人，其主要任务是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在完成该交际过程以后，再进入第二轮明示——推理过程，这时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他根据原语篇将自己所理解的原文作者意图和原文用意再现给译文读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兼有交际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4]。关联翻译理论的体系将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目标读者三重因素纳入考量，而译者则充当原文作者和译文目标读者中间的桥梁，通过两轮明示——推理过程，“在原语认知环境和目的语认知环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译者在找到原语与语境关联信息的基础上，对各种有关联的信息进行综合性的认知和推理，找出最佳关联性，再把这种关联性传递给译语接受者，也就是说把自己的理解传递给译语接受者”[5]。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认知环境的不同，很难真正实现完全的内容和形式的对等，但译者所能做的努力是找到最佳关联性，努力将原文作者的意图呈现给译文读者。找到最佳关联性，必然离不开语境。关联翻译理论有助于“通过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交际线索——语义、句法特征和修辞等等，使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通过译者保留的交际线索尽量与原文读者达到一致，从而达到最佳关联”[6]。关联翻译理论的创始人Gutt认为，“语境并非指与交际事件相关的某些外部环境，而是指交际参与者对外部世界的某种假设，但它所强调的是外部因素为解释过程所能提供的信息及交际参与者能获得这些信息的程度”[7]。鉴于本文的特点，关联翻译理论将对整个文本的分析大有裨益。

三、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美国华裔文化翻译策略探究

(一)杂合词

杂合词是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常以拼音、直译式英语等形式呈现。《典型的美国佬》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逐步被美国化的过程，再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相对应地，文中的词汇也是“相对杂合”的。原文中出现不少略显突兀的拼音，对于此类词汇的翻译，万不能不假思索翻译为其对应的中文，而应进一步揣度作者的交际意图并呈现给译文读者。

例1 原文：She taught them to jiao ren: Though there was only one relative to name, Helen would ask, who is that? as Theresa entered the room, and Callie would answer, properly, Gugu!-meaning her father’s sister.

译文：她教她们jiao ren(叫人); 尽管她们只有一个亲戚要叫，但是特雷萨进屋的时候，海伦还是会问:“那是谁？”凯丽就会正确地说Gugu(姑姑)——意为她爸爸的姐姐。

例2 原文：Theresa was amazed. “How your English has improved!”

“Bu, bu, bu,” said Helen modestly.

译文：特雷萨愣住了。“你的英语提高地这么快！”

“Bu,bu, bu (不不不)，”海伦谦虚地说道。

例3 原文：But this time she didn’t call him a fantong. Instead she said okay, in English, patiently.

译文：但是这一次她没有叫他fantong(饭桶)。相反，他用英语温和地说了一句“好吧”。

译者面对原文中出现的拼音，在译文中保留了拼音。可以看出译者在处理时进行了了明示——推理的过程，即揣摩读者的写作意图以及照顾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若直接将“jiao ren”“Bu”和“Gugu”等翻译成其对应的中文词语“叫人”“不”和“姑姑”，这看似无心的“阉割”，译文读者——即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并不能感知到原文读者所能感知的语境，即说话者在此时进行了语言转换，从而“阉割”了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因为文中的拉尔夫、特雷萨和海伦一行人最开始是保守的传统中国理念捍卫者，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在英文对话中突然冒出中式思维的语句或直接的中文。特别是海伦，“不错，她仍然在问别人是否已经吃过饭，听上去确实有点奇怪。拉尔夫忙碌之中发明了他的语法。连特雷萨都努力将中文思维注入英语”[8],是其中中式思维最为根深蒂固的，因而原文中貌似突兀的汉语拼音其实是有理由的，是符合人物设定的。译者选择保留拼音可以将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呈现给译文读者，找到最佳关联，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的阅读体验。

词汇是“翻译大厦”的地基，词汇的选择对整个译文风格和作者意图的呈现都意义重大。在处理华裔文学的翻译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此类杂合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正做出正确的明示——推理，在理解作者的正确写作意图下，做出合理的词汇选择。

(二)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是特定文化范围内的词，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9]。它们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10]。华裔文学作为还原华裔群体在原生文化和新文化中挣扎和融合的文学手法，必然会出现承载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的词汇。在进行翻译处理时，若不经过明示——推理过程，不全面考虑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冒然将承载文化背景的词汇直译，必然会消解掉原文的意味。关联翻译理论认为文化语境是指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景，认知文化语境指语言运用的相关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知及社会心理等，是社会结构的产物[11]。由于原文读者和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语境不同，译者必须了解两种文化语境的差异，进行明示——推理的过程，并找到两种语境的最佳关联，使得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语境。

例1 原文：Until finally, irked, she says what his tutor always says, “You listen but don’t hear!”

译文：后来，她感到厌烦，于是就像他的私塾先生一样训斥他：“你是在听，却没有听见！”

译者将“tutor”处理成 “私塾先生”，而不是更为常用的“家庭教师”或“私人教师”，便是经过了明示——推理过程，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语境，即故事发生的背景为20世纪40年代，“私塾先生”是当时更为常用的叫法，从而找到了原语文化认知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认知语境间的最佳关联，并把这种关联性“明示”给了译语接受者，让读者更容易知悉小说发生的背景，从而更具有代入感。

例2 原文:“We are going to have to haul it all home,” said Grover,“in a doggie bag.”

译文：我们得把这一切拖回去，格罗弗说，“用狗食袋。”

译者将原文中的“doggie bag”直译为 “狗食袋”，私以为尚欠妥当。若经过仔细推理过程的话，便能考究到“doggie bag”有非常深的美国文化在里面：因为美国人不好意思在饭馆将吃剩的菜打包带回家，便经常对服务员说是将剩饭打包给家里的狗吃，“doggie bag”一词由此而来，因而此词对原语的读者来说没有任何理解方面的问题。但若此处翻译为“狗食袋”的话，没有此文化背景的中文读者将很难理解，会误解为装狗食的袋子，从而显得此处逻辑不通。此时译者应发挥“桥梁”的作用，考虑到原语文化认知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认知语境的差异，综合考虑原语语境和目的语语境的最佳关联，因而翻译为“打包袋”更佳。

两种甚至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美国华裔文学的显著特点，文化负载词也是在处理美国华裔文学翻译中必须审慎对待的部分。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必须考虑到原语文化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差异，将目的语读者——即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的阅读体验纳入考量，经过译者的双重明示——推理过程，找到两种语言的最佳关联，选择最佳翻译。

(三)一词多义词

多义词一般指同时有一个以上意义的词。在读音不变的情况下，多义词的各个义项之间通常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在特定的语境中， 通常只有一个意义，因此译者往往可以通过语境确定多义词的词义[12]。英语的词汇存在语义丰富的特点，具体采用哪种语义需要译者联系上下文语境以及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仔细推断，选择最符合语境的语义。

例1 原文：Better go see the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译文：最好去问一下留学生顾问。

例2 原文：The advisor in Three Kingdoms

译文：《三国演义》里的军师

例3 原文：Another story: the emperor despairs of finding a horse able to run a thousand li. Until his advisor tells him…

译文：另一个故事是，皇上正为找不到千里驹而感到绝望。后来他的宰相告诉他……

“advisor”在英语中意为提供意见的人，顾问。若上文三处举例统一翻译为“顾问”怕有不妥。遇到具有丰富语义的词汇，应该综合考虑上下文语境，找到目的语语境和原文语境的最佳关联。例1中将 “advisor”翻译为顾问，便是通过了详细的明示——推理过程，符合中文语境下的指称。例2中翻译为军师，也是考虑到目的语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但例3中将其翻译为“宰相”怕有不妥。若仔细查证，便知这个故事来自于《战国策》的《千金市骨》：

古之君王，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马者至者三。

在此篇文章中“提供意见的人”为“涓人”，即国王的侍臣，负责宫廷内洒扫的工作。此处翻译为“宰相”便是没有经过详细的明示——推理，将目的语的相关的历史背景纳入考虑，也会让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熟知此故事的读者提出疑问，故此处翻译为“侍臣”更为妥当。

词义丰富的英语词汇也是处理华裔美国文学翻译的一大难点。译者切不可想当然，必须充分联系上下文，综合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经过多方考证，选择最为恰当的词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展现美国华裔群体生活、精神和心理面貌的文学体裁，是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一个流派，同时也为华语读者了解和研究美国华裔群体提供了渠道。而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也赋予了其独特的翻译研究价值。在处理美国华裔文学中出现的杂合词、文化负载词、一词多义词这类出现频率高且具有显著文化特点的词汇时，译者万不可想当然进行翻译。译者可以借用关联翻译理论进行指导，在翻译过程中充当原文和译文的连接桥梁，通过明示——推理过程，充分考虑到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综合考虑上下文文化语境进行认知和推理，考虑到原语文化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差别，在两类语言中寻找最佳关联，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