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方遇到西方
——论华人移民作家哈金小说集《落地》的叙事

默 崎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华人新移民作家哈金①哈金（Ha Jin），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1996年获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奖，1997年获海明威基金会/笔会奖，1999年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1999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获笔会/福克纳奖，2002年获汤森德小说奖，2005年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奖，2006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会员称号。，十几年来其文学创作在美国文坛频繁获奖，这引起了中国世界华文研究界的瞩目。哈金主要以英语写作，大部分作品只能靠他人翻译后的汉语文本在中国内地传播，而《落地》是作者本人从英文书写直接翻译为汉语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于是，汉语版《落地》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探究哈金写作的一个更直接的例证。

《落地》由12篇小说组成，全部是移民题材。从血汗工厂的熨衣工到功成名就的商界精英，从底层卑微的出卖肉体的非法妓女到高校里不见硝烟而剑拔弩张的终身教授，小说对这些人物都进行了细致描写,涵盖了大部分华人赴美“淘金者”的身份与遭际。有关移民书写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几乎所有的华人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对移民问题都会有所涉及。哈金则另辟蹊径，以其特有的言说方式展开华人新移民叙事。纵览小说集《落地》，其内部叙事的方式以及外部运用的书写策略和由此而形成的阅读效果，都很有可研究之处。本文试图以哈金在《落地》中的叙事为着眼点，分析其写作的一些问题。

一、在东方主义的边缘行走

人作为文化动物，尤其当中国人投身于异域文化之地，其身上所秉持的中华文化总是根深蒂固地对他/她施加影响，甚至终生难以摆脱。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与保守性使她的文化子民很难彻底改变其中华文化属性。面对文化之根的移植所遭遇的悬置之尴尬，文化上的失语与不适就会如影随形，而移民海外就意味着必须接受移居地的语言、习俗与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故而与异质文化的龃龉、冲突在每一个初至异地的华人身上都表现得很明显。

小说集《落地》首先书写了移民们的生存状况。小说集中一部分作品再现了刚刚踏入美国土地的新移民在生活上遭遇的困窘。他们不得不去血汗工厂打工、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樱花树后的房子》《落地》就写出了这些人辛酸打拼的生活状态。这些幽灵般游荡在美国社会底层的华人，本是怀揣各自的人生梦想来讨一份理想的生活，但是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他们被迫撕破了以往中国文化赋予他们的自尊与虚荣，为基本的衣食奔波。作家哈金在貌似冷静、近乎麻木的写实性再现中，以饱蘸真情的笔墨写下了华人移民在生死关头的互相体恤与帮助。《樱花树后的房子》中的主人公在相互的扶持与慰藉中相濡以沫，最终逃离了黑帮控制下的妓院。这种带着触目惊心的血泪的无声控诉，不仅呈现出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的真实生存境况，也与《苦社会》《奔流》等反映华人移民血泪的小说形成互文式呼应和主题的进一步深化。

生存与温饱的问题解决后，身处异域与异民族的交往中，文化身份的思索、追寻与焦虑成为每一个移居海外的华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在精神世界更为丰富、不断思考与观察的作家眼中，海外移民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发生并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哈金以其一贯冷静客观的笔触，通过对华人日常生活的观察积累和提炼，给读者呈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中美文化摩擦、碰撞的故事。

《选择》讲述了“我”同时被台湾来的母女爱上，但最终母女二人各自为了对方而选择了对“我”远离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如果在中国文化场域发生，读者至多对这对母女表示深深的好感——她们的自我牺牲和成全他人的精神让人感动。但是，哈金把故事搬到西方美国的文化场域，这就使我们得到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评判：小说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内向、含蓄、成人之美的特点，但它却是以压制、牺牲自身的感情幸福而换来的。故而作家以这对母女的互相体谅与“成人之美”的文化行为，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这出爱情悲剧之源的实质。《互联网之灾》表现了中国人“好面子”的虚荣品行。小说讲述了“我”本来在美国生活经济境况一般，还得在妹妹玉琴的软磨硬泡甚至以死威胁中满足她买豪华轿车的故事。这种静态的中国文化的展示，放置于美国的异质文化语境中，便具有了浓厚的文化对比色彩。除去道德伦理的情感判断，中华文化在美国文化为底色的对比互衬中，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荒诞而虚弱无力。

哈金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出现在美国文坛，以少数族裔的身份进入英语的主流文化圈，首先要改变或部分改变文化立场，适应异域书写习惯、思维模式以及文化表达方式。于是在他的跨语际、跨文化叙事中，“东方主义”叙述就成为绕不开的话题。在《孩童如敌》中，爷爷奶奶作为已移民美国的儿子家中的“外来者”，一场尖锐的文化冲突通过老人与孙子、孙女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孩子们以美国人不容易说出自己姓名的声音而提出更改姓氏，这对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爷爷高喊：“你俩要是改姓，你们就出去，离开这里。你们不能人住在这个家里却用别人的姓。”而孙子则平静地回答：“你只是我们的客人。”[1]98哈金所写的这则故事，既是真实的事实，同时它更是一个文化隐喻。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是美国，读者很容易看出老人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可笑与悖谬。同时，孙子辈改姓也是他们潜意识中希望取得他者（美国）文化对自己的接纳与认同。如同现代作家老舍的小说《二马》，在异质文化的环境之中，中西文化更会有互相彰显的对比。并且，小说冲淡了中美文化差异比较中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视角，相反它以西方文化视角、以把无价值的东西撕毁而示人的喜剧化表达，又一次呈现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某种荒谬。

中国传统文化中长者的尊严、子女以血缘姓氏为纽带的繁衍传承，在异质文化中统统失去了其合法有效性。爷爷奶奶与孙子辈的交锋，是典型的中美文化不同特质的缩影，也是留美华人作家表达东西方文化的各自特质而选择的老生常谈的题材。虽然哈金将它上升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高度，但此种作品对稍具文化常识的中国人而言，其文化比较的意义则是轻微的。因为我们早已了解并超越了这类皮相之上的文化碰撞题材，自20世纪20年代老舍等作家就已经开始触及，一直持续到新移民文学时期，中美文化差异始终是跨文化作家笔下的基本书写对象。哈金作为已进入美国主流文学与文化圈子的作家来展现这种“皮相”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显然是在给广大的美国西方读者补中国文化的功课。因为双方对彼此文化的了解、熟悉程度是严重不对等的。由此我们也能体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自我”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他者”的隔膜。神秘色彩、愚昧落后、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依然顽固地存在于一些西方人的思维认识当中。东方仅是西方傲慢自我的一种异域情调、浪漫想象，是作为强大的文化“自我”的对应物而存在的，它是静态而亘古不变的。当西方人的“自我”文化陷入危机而拿中国文化作为拯救自身的药方时，神秘的东方、中国依然是他们自己想象、设计、制作出来的东方。就连表示热爱中国，毛泽东时代曾造访中国的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也在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国。而中国始终静默地矗立在“遥远的东方”（这本身就是极具东方主义色彩的称谓），依然是其本然样貌，不管是西方昔日对它的神秘憧憬还是后来西方所谓的“黄祸渊薮”。

在这样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与美国读者阅读上述小说的感触就会大相径庭。作为中国读者，下意识地会认为这是哈金在揭其母语文化的丑陋伤疤。在一个讲求传统伦理、敬老尊老的古老民族中，爷爷奶奶竟被塑造成小丑一样滑稽可笑的角色。由此我们认定，这是哈金在从另一个角度阿谀西方文化，站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东方。而中国历来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经历了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列强欺侮的前提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式的民族主义情结长盛不衰。如若在自身的文化圈内批评中国文化，则属于深刻反省，批判自身的国民劣根性。如果外来的文化他者对中国文化指手画脚，我们就会“同仇敌忾”地对其群起而攻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特别是哈金作为曾被中国文化塑形的华人反而站在了西方文化的立场之上对中国文化有所指摘，于是有关哈金的“东方主义”批评之多之严厉就可以想象了。[2]

这样的例子在《两面夹攻》中就更为典型。小田的母亲梅芬到美国看望儿子，梅芬有家长制作风、重男轻女、保守、自私、虚伪，作者一反过去中国传统中树立的高尚伟大无私的母亲形象，寓言般地写出了中国人身上存留的“劣根性”。母亲临走时还要从“失业”的儿子身上“榨取”钱财，而儿子为了摆脱母亲，竟然在公司里主动“被失业”。以梅芬为代表的中国人身上的“丑陋”可见一斑。这就为批评哈金的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口实：以揭家丑的方式获取西方主流文化的好感。因为它符合西方人一贯传统上对中国人的认知与理解，从傅满洲到陈查理，他们成为阴险狡诈、狠毒鬼祟的代名词。

可是作为一名理性的读者，必须冷静地分析哈金作品文本中对中国人身上的“国民性”的揭露。首先，它是对中国人精神气质的高度概括再现还是杜撰式虚构，甚至污蔑。这个问题对国人来说不言自明，这只不过是我们“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作祟而已，究其质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守、排外甚至某种夜郎自大所致。其次，我们可以审视哈金其人以及他写作《落地》的目的。哈金身为第一代移民，近30年中国文化的影响，其身心早已被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哈金几乎所有的小说创作中，始终关注着中华大地，再现着一幕幕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漩涡与浊流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是以世界性的眼光与视角、以人性为参照进行创作。哈金写作《落地》，是为了写出中国人刚到美国的移民生活，“为什么一位中国城里的新移民就不可以与那个‘大中国’拥有同等的艺术机遇呢”[1]2。他直接向美国读者展示了中国移民的挣扎与奋斗，使他们能关注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艰难维生的华人群体，一定程度上比海外华文创作本身更具有重要性。

哈金的小说集《落地》中，对华人的无声批判虽然使中国读者看后骨鲠在喉，因为它触着了中国文化的软肋，并且它确实存在，只是虚构性的小说更集中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一些丑恶表现裸体示众的程度大了一些。它是作者策略性地向美国的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方法，虽然这个方法有些严苛，甚至是有意选择与西方人性立场相悖谬的人物与情节，但它能让西方读者更直接接触、认识中国文化，慢慢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这种有选择性的“真实”呈现是哈金跨文化写作的无奈，也是他的唯一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读者决定了他的叙述视角。若被生存、市场所捆绑，写作的自由也只能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所以，在“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写作中，哈金试图站在更高远的“第三种文化空间”来审视中国人身上存留的文化的劣根性。

作为具有双重文化视野的作家，哈金以其冷静的笔触展示了中国文化位移至西方后所遭遇的尴尬。但是，哈金虽然能够站在“第三种文化空间”书写，但却缺少一种在现代世界已经大规模实践的文化融合与共享的现代性见地，他在东方主义的边缘行走，因而也易形成其叙述视角上的一种分裂与犹疑：时而站在西方立场，时而站在东方立场。于是，在他“客观”式的冷静叙述中就有了选择性。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自然会使哈金的文学创作引起争议，甚至是强烈的批评。

二、中西杂糅的现实主义叙事

哈金的《落地》在叙事上有中西杂糅的特点。传统意义的小说依然保持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特点。在叙事手法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如同中国的传统古典小说，哈金更注重扁平型人物的塑造。在小说的写作中，作家不去进入作品文本的人物内心，只是以事件推动情节的发展，人物在文本中的性格基本是定型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内心的自我辩难与诘问，人物性格也是抓住重点而不及其余，并没有充分展开。当然，这并不是说哈金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在为自己的作品文本寻找更为合适的“鞋子”，即怎样更为充分、饱满地表达冷静客观中的情感。通过冷静的叙事，而不是大量的内心独白来展现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文化品性，人物附带的文化言行就已足够说明一切。因此，哈金的这种具有中国化的叙事方式与作品所表达的主题能够较为恰切地结合在一起。

哈金的创作始于英文。他的英文书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美国人看一个外来者结结巴巴地讲述异域的故事。一方面它们同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冷静客观，注重写实。更重要的，这个“他者”色彩极为鲜明的外来者的Chinglish（意即中国式英语）式的讲述方式，在美国人习以为常的阅读与审美习惯中，带来了“陌生化”的极大冲击；在业已形成的自动化阅读中，带来了阅读的兴趣与欲望。在文本的语言上，哈金的小说又进一步丰富了英语文学的表现样式。在英语创作中，哈金经常使用汉语表述习惯的句子，这在英语文化体系中就很有新鲜感。若将它们再翻译成汉语，反而会失去它在西方英语文化体系中所传达出的特殊韵味。比如：“A giant disk(the sun)flaming a good part of the eastern sky”翻译成汉语是“太阳像圆盘一样染红了东方的天空”，就没有了英语中那种由于语言的陌生化手法所造成的张力与新奇感。

在一些访谈中，哈金经常提到俄罗斯、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给他带来的影响。他非常推崇的作家有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莫泊桑（Henri RenéAlbert Guy de Maupassant）、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契 科 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等经典现实主义大师。他深受上述文学大师创作的影响，注重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语言的质朴与含蓄，老老实实地以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小说创作。他认为，西方文学界至今仍以旧俄文学为典范。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科夫就是哈金伟大的导师。他效法他们，也借由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抬高眼界——对小人物的关怀、对丰富的生命感性以及人性的神圣讴歌。

哈金还经常说起：抚摸你神圣的细节。虽然这是出自纳博科夫的话，但是哈金一直着意以此进行他的文学创作。通过细节的展示、刻画就能使人物更加形象、生动，才能更好地表现小说主题。而一个作家的能力正是表现在他对细节的安排上。因为细节的次序本身就是虚构的能力，一个故事的信息和意义本身就在细节的次序上。在《落地》中，正是哈金对一个个小的细节的有序安排，才使得这些作品达到了撼人心魄的力量，表达出作家对文化中国的关注与关切。

在《落地》中，哈金的叙述语言冷静、客观，极像新闻报章体，语言干、瘦、硬，以事实说话，尽可能节制情感。这倒与鲁迅的小说有几分相像，白描式的手法，只有人物的动作与外貌描写，却依然能表达人物的内在精神特质，哈金在细节上表现人物的书写很见功力：

她推着婴儿车，车上摞满装着塑料瓶和铝罐的布袋子。她肯定是华人，年过七旬。装着瓶罐的袋子很干净，像是一件件彩色的行李。一把生锈的折叠椅绑在袋子顶上。童车的一侧挂着装着一瓶水的网兜和一个红穗的蓝包，里面显然盛着她的午饭。跟童车分开，地上还有三只大布袋子捆在一起，里面全是两升容量的可乐瓶。月台上所有的人都远远地离开这位白发女人。她身穿褐色裤子和印有黄芙蓉的短袖衫，看上去整洁温和，但她有些慌张，一遍又一遍地紧一紧捆着整个车身的绳子……她朝她们摆摆手，带着怯生生的笑容说“拜拜”。女孩们都看傻了，没有回答。[1]202

一位善良、卑微而老无所依的华人形象跃然纸上，她的干净整洁更暗示了其人品的内在样貌。近乎精雕细刻的用笔，繁复的线条以外部描写的形式把老人的人生遭际展露而出，于细节中以冷静客观的再现为小说增色。

在这里，中国式的叙事能够和西方化的叙事做到有机结合，既有中国山水画一样的写意式表达，又有诚实、客观、冷静的再现。哈金努力学习经典现实主义大师们的创作手法，去表达其对人生与世界的观照与体悟，表面朴拙的文字于俭省的笔墨中传情达意。这样的语言形式使得《落地》更像一部报告文学式的小说，纪实性与文学性兼备。在东西方叙述手法的交相辉映中，又有其高度的一致性，简单精炼的叙述，表达出作者面对文化对比时的情感态度。

哈金的小说在语言上不怎么讲究个性化，各个人物的话语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人物对话千篇一律，容易造成文本的拖沓、繁冗、沉闷。于是，在冷静客观的笔下，一切似乎都是一种静态的样貌。作者在努力压制内心的激情，读者看到的不是节制的情感外衣之下的张力式爆发，而是过于沉重甚至沉闷的事件以及话语表述。激情遭遇了寒冬式的压抑，人物形象更成为傀儡一般，意在表达指挥者的种种意图。因此，哈金中西兼具的叙述艺术有时反而成为他小说表达的障碍。我们知道，中国式的叙述方式主要以事件带动人物与情节，内心的幽微表现是在小处着眼的动作以及含义丰富的话语之中而尽显风流韵致的。犹如经典小说《红楼梦》或《水浒传》中，或者通过人物对话三言两语就把人物性格显露无疑，或者是细微的局部描写，比如林妹妹初进大观园处处小心谨慎，就在吃晚饭漱口之中表现无余；林冲投奔梁山，也是情节矛盾的层层积累而使之雪夜出奔。哈金的小说在中国式的叙述中，虽有节制、含蓄之笔，但较之中国小说的叙述精髓还有一些距离。西方小说尤其是哈金所喜欢甚至崇拜的那些现实主义大师级作家的作品，叙述时能更好地以凝重严肃的风格、以客观写实的冷静直抵人物的心灵深处，直接叙写人物在矛盾中的诘难与自省，表达人类生存的痛苦与无助，他们的创作从叙述一个或若干个人物或民族的喜怒悲欢，到表达全人类的生存境遇，其中对于小说作品的升华，使得作品成为史诗性的人类文学的高峰。反观哈金的小说，其西方式的叙述也没能真正进入到他所崇拜的那些作家的高度与层面。作家哈金笔下的人物，依然是一个个符号，孤独地存在于虚构的文本世界，其内心的自我诘难与认知不能在作家的叙述之中清晰完整地表现出来。因此，哈金笔下的人物有时会成为一个混沌的、任人调度的木偶，不能成为深刻思考的人生叩问者，他的小说就不能升腾成具有浑莽而气势氤氲的史诗性气势的作品。

综上所述，哈金的小说叙事在表现中西合璧式的特点之时并非走向了完美，而是中国传统与西洋传统都未能很好地融汇贯通。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本就天然地具有很多相似甚至一致之处。哈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中国文化影响和左右他的文化观和精神视野的时刻，由此负笈去国，重新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在对中西方文化的整合与贯通之时，西方的文化观念在他的头脑中似乎占了上风。于是，在有些错位的文化的自我整合中，东方主义的各种擦边球式的观念纷至沓来。由于市场以及身处的主流文化以及个人的写作习惯与偏好等各种合力的影响，在手法上，哈金采用了一些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大师的手法表达对他们的敬意，甚至采用的将中国成语或习语直译为英语的写作方式，也是受到了纳博科夫等前辈作家的影响。因此，中西兼具的叙述方式在哈金的小说尤其是《落地》中，以瑕瑜互见的方式存在着。而他在美国获得的一系列的成功，既在于他对中西作家的学习而具有的扎实、高超的写实功底，又在于其作品特殊的选取角度与叙述策略。于是，哈金的小说叙述便成为一个个案、一个样板、一个独异的文化存在。

三、有关中国的记忆叙事

作家创作素材的运用与其“童年记忆”有极大的关系。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人生遭际对人的性格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鲁迅是尽人皆知的例子，父亲的病、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都对鲁迅的性格和人生的走向产生了极大影响。故而，书写遥远的中国，关注那里民众的生生死死、喜怒哀乐，几乎是每一个有此经历的华人作家的普遍选择，像闻一多、老舍、林语堂……如果我们脱离中华文化而站到更高处的世界文学、文化的角度审视这种情况下的作家创作，就会明显感受到他们创作的大气与浑莽。由于出洋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的批评视野、文化眼光是世界性的、全人类的，会自然地运用文化对比的眼光去观察、评判一切。物理的位移为形成视野的宏阔、眼光的高远打下基础。如《匪徒颂》《我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篇，充分表现了诗人郭沫若胸怀寰宇的胸襟与气魄，这与始终偏安于一隅的作家在创作的境界与格局上有了很大差别。

这些有异域生活经历的华人作家，先天性地具有浓厚的甚至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中华文化的秉承者的特点。对中国故事的回溯性书写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支撑点，而身份的焦虑、文化的定位、中国心的逐渐蜕变、世界性眼光与境界的形成，在作家的心中总存有一些纠结的痕迹。叙述身边的过往琐事，甚至是家长里短的柴米油盐，都见证了作家艰难的抉择、痛苦的成长，其中也便具有了更高层面上的文化批评或批判的意味。故而，哈金在小说集的序言中表示，他的这个以中国移民为观照视点、自己亲自翻译成中文的集子，是一种虚拟幻觉中的文化还乡，是思念故国的一种祭奠。“找不到故乡，我就把这份心绪的一部分倾注到《落地》的译文中”[1]4，以期在母语的重逢中建立一个心灵的“栖居地”。

同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海外华人作家依托中国经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再加上自己的创作实力，问鼎国外、世界的文学奖项也就成为可能。

市场经济下的写作，其中一部分源于市场导向的文化猎奇的策略性需要。对西方世界的读者而言，中国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他者。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拥有璀璨而神秘的文化，让西方羡慕的科技与物产，而后逐渐衰落，任人宰割。男人的长辫子、女人的小脚之类的文化符号，使西方人普遍带有一种自豪与自我崇高化的视角去看待中国以及中国文化。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所独具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等，使得西方读者更渴望了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去亲身领略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文化。通过《落地》这样的作品，哈金让西方人认识并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尽管这样的写作或多或少带有了以西方“他者”为主体的视角与眼光，甚至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对中华文化的选择性呈现。

美国与世界文学成就了哈金，哈金也同时成就了或曰丰富了美国乃至世界文学。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建国后第一代青年时期负笈去国的留学生，思想观念中仍留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成长年代的中国特殊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子，但是，异域文化的对比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使哈金的创作自然地具有了文化参照、比较的视野与眼光。在美国的学习、研究，对美国时下文化、文学的把握、汲取、吸收，并且结合哈金自身的性格气质，才形成了现在读者看到的哈金作品的基本创作风格和美学追求。其为人的谦虚、质朴、内敛、含蓄、低调，这种中国人的标举的优秀文化品性与其文风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也深深地镌刻在中国文化的躯体之上。

通过对《落地》的叙事分析，我们既能感受到哈金在叙事手法上对冷静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的一贯坚持，同时，也明显感受到哈金身处异域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创作对中西作家继承式的学习借鉴，渴望与他者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交汇中选择性地展示、呈现中国。在东方主义的边缘行走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哈金仍需像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那样建立自己的第三文化空间，在东西方文化的可通约处寻找交流、对话的时机，寻求各文化间真诚的沟通。这样他才能真正在翻译小说集《落地》的过程中，重新在汉语的大地上诗意地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