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乡行》中的时空体特征

刘云秋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前言

澳大利亚作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1936-）是澳大利亚当代最著名的一位小说家，“是一位富有天才的作家”[1](P463)，“他的小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聪明睿智，充满哲思，富于想象力，蕴含道德的力量，技巧炉火纯青”[2](P4)。他的多部小说都以殖民历史、民族身份和现代艺术等为主题，流露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获得澳大利亚文学奖和英联邦文学奖。他的第六部小说《石乡行》（后有人译为《安娜贝尔和博》）(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2002)曾经荣获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项“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小说讲述了澳大利亚白人女教师安娜贝尔和土著男子博之间的家族恩怨，对罪恶的“白澳政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热情讴歌了人们对土地、家园的深深爱恋。小说中出现了多次时空转换，作者将处于几个时代的故事同时放置在特定的空间中，从而使时间和空间充当起小说中的情节设定、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本文欲以巴赫金的时空体为理论基础，探讨米勒在《石乡行》中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深入挖掘多重时空中的价值关照。

一、巴赫金时空体的理论渊源

“时空体”(chronotope)是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巴赫金（1895-1975）独创的理论术语。它是希腊文chronos(时间)+topos(空间)的合成词。时空体理论充满哲学意味，因此抽象而晦涩，曾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以来文艺学领域的一个卓越理论成就。巴赫金认为：在文学中，“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3](P274-275)，人们既能看到时间的空间化，即“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又能看到空间融入到时间中，即“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空间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3](P275)。

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突破了莱辛的“文学是时间艺术”的传统巢臼，力图在时间的价值关照中把握空间的意义，时空体尝试用不一样的理论范式克服对传统理论的危机[4]（P95）。在巴赫金的时空体范畴中，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互为补充。

二、交错转换的多重时空

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对文学作品中的时空问题提出了很多极富启发的见解。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时空体充当情节构建的重要载体，因为一切情节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石乡行》是一曲挽歌，描写了19世纪土著人和大部分昆士兰中部地区的牧场分配问题，用历史的形式而展现的以一张家族照片为线索，以时间为经线、以道路为纬线的小说，涉及到个人的、文化的、民族的，甚至还有地质方面的内容。从历史角度看，旧照片可以证明最后一位石乡女人潘雅和雷尼奶奶等亲眼见证了贝克爷爷等人对土著人的那场屠杀。米勒故意运用传统的爱情小说形式而写出一部和解寓言和民族史诗，但它其实是一部当代道路小说，是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的道路时空体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旅行”涉及到好多地方，有布兰贝煤矿、汤斯维尔、泽米大街上安娜贝尔的老家和当地的几个牧场等，它们都体现了巴赫金“时空体”。小说既不是通过空间展现的线性旅行，也不是一直向前的时间叙述，而是对破败历史的反复跳跃呈现。

小说中重点描写的是在兰诺牧场上所发生的殖民历史以及是否要在当地兴建水坝的争议。小说由安娜贝尔发现丈夫另有所爱之后，愤然离家出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开篇。其实，安娜贝尔多年的背井离乡就是对时间、空间的一种遗忘。在找曾经的好友苏珊散心的过程中，安娜贝尔也加入到苏珊的文化考察工作中。在实际考察时，安娜贝尔遇到了她儿时的邻居博。安娜贝尔与博先后去了不同的牧场考察，他们所进行的文化考察是对多重历史的重新解读，一些是能够被发现和解读的，而另一些则是已经失去或忘却的。在考察的途中，博认为是在追忆逝去的历史，而安娜贝尔则了解到自己家族对当地土著人的殖民侵略史。读者由此看到了白澳政策和“被偷走一代”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人类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在时间上不可位移的因素。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

小说中的兰诺河谷作为一种时空载体，担负着将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协调统一的作用，将故事情节设定在浓缩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范围。在时空交错中，安娜贝尔、博以及其他的主人公先后相遇，从而产生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安娜贝尔通过对家乡的文化考察，与同行伙伴博对两个家族的祖辈历史进行了追忆。时间跨越了整整四代人，空间范围则是从他们幼时成长的昆士兰北部牧场一直延伸到安娜贝尔后来工作的大都市墨尔本。时间拉长了空间，空间卷入了时间。在时空体中，时间和空间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情节的逐渐展开和高潮的顺利发生。小说中，安娜贝尔和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经历体验，对其时空体的结构造成了相应的影响。情节的纠葛形成于时空体中，也解决于时空体中。不仅是在情节的构建上，还有对安娜贝尔和博等人物的形象刻画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载体都自然而然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博的雷尼奶奶与伊恩爷爷的恩爱之情，安娜贝尔的祖父贝克对土著人的野蛮杀戮，潘雅对狗的依恋，以及安娜贝尔与博的种种回忆和现实交往等，在丰富的时间层次中不断跳跃进行。米勒的这种处理加强了情节的紧张感，又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

兰诺河谷代表着时间的流逝，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坐标，读者通过兰诺河谷能够看到澳大利亚的百年发展史。兰诺河谷犹如时间胶囊，“（作为）水草肥美的天然牧场，一直是古老的土著人的家园，直到比格斯家族把他们赶走”[5]（P142）。它再现了十九世纪白人殖民者进行殖民的生活，安娜贝尔幼时伊甸园般的田园生活。与莱辛论证“文学是时间的艺术”所持观点不同，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坚持了“小说是时间的艺术”这一方向，主要表现为小说情节在时间上的颠倒、重组与并置等手法的运用。米勒对澳洲历史的空间化描述故意关注地方，而特意避开了一些大都市。窗外被刻意忽视掉的“风景”，其实正是隐喻了澳大利亚的土著历史。小说好似完整的国家建设工程，整个昆士兰地区曾经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繁荣阶段，一直到现在的逐渐衰退。在科隆山，安娜贝尔和博发现了鬼城，废弃的房子象征了旧田园经济的衰退。如果说安娜贝尔在泽米大街的家是过去的建筑物标志，那么属于年轻一代约翰和露丝的奇格泽格牧场就是通向现代困惑梦想的地方。

房屋是回忆的空间框架，会被当作“故乡”在回忆里扎根。因此，米勒引领读者回到了安娜贝尔的老宅以及牧场里充满白蚁的图书馆。兰诺牧场的毁灭、白蚁啃食的图书馆以及沙漏型废墟，都象征着开拓者梦想的终结，隐喻着殖民历史的结束。在这里，时间与空间密不可分，时间变成了空间的第四维，通过空间可以追溯出时间的运行轨迹，在空间中又能沉淀下时间的印记，读者见证了“白澳政策”的发展。米勒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书信和回忆等叙事方式，制造了传统小说中故事情节的中断和重组，从而使时间和空间形成了张力，情节更加跌宕起伏。

三、多重时空中的价值观照

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思索与考量，一直是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文学研究的深层追求。人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贯穿了整个人文研究的历史。高尔基曾说“文学是人学”，这说明文学的发展必然少不了人类的发展和人类形象的塑造。巴赫金也说过，“作为形象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还决定着（在颇大程度上）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3](P275)。在巴赫金看来，时空意识的出现与人的“主体”意识的确定，其实就是一个生成过程，因此，我们要明确多重时空中的价值观照就是以人和时空的历史生成为人学研究的重点。

对于巴赫金而言，小说中的主人公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整体价值。人的成长背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学作品里“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3](P232)。在空间上，从牧场到河谷，都能看出博作为原住民对家乡发展的态度。博非常热爱动物，热爱牧场上的一切，强烈反对政府在兰诺河谷修建水坝。他面对白人对雷尼奶奶土地的侵占时，在不断调整自我，好似耶稣一样，试图寻求原谅、和解、救赎的解决办法。而安娜贝尔也从墨尔本跨越到昆士兰，从只关心历史的教师变成了进行文化考察的工作人员。在时间上，巴赫金将人的时间整体性归结为人内在心灵的问题[6](P25)。时间对于心灵，就会表现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这三个维度上。过去，安娜贝尔和博生活在不同的空间，是两条完全不相交的平行线；现在，他们是工作中的战友，情感上的伙伴；如果他们能够放下家族的恩怨，真正实现白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和解，他们就能拥有共同的未来，在空间中产生真正意义的交集。《石乡行》立足于现在的时间坐标，主要观照现代人的生活，但同时也兼顾了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在小说中，时间时而被凝聚定格、时而又被拉长延展，从而让读者有更充分的思考空间。

巴赫金认为，现代人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在时间中体验生命的孤独[7](P32)。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不再完整的世界，没有了先验的家园感。米勒在现实生活中就认识安娜贝尔和博这两个原型人物，结合他在昆士兰的放牧经验和对土著人经历的深切同情，他用十八个月的时间写就了《石乡行》，刻画了主人公在生活危机中思想的选择和转变。小说中情节的向前发展既体现了时间的超越，同时也让时间变成了空间的表现形式。安娜贝尔与博在穿越时空，安娜贝尔面对兰诺遗迹—田园牧歌式的居住地感到一种怀旧、乡愁，而博在坚持的是对土著人土地权利的一种正义捍卫。小说中的空间概念除去可以是处所，还可以是一种价值体系，或者是一种隐喻。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当“空间”成为主人公的心灵的表达形式时，人的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变化、跌宕起伏的情节冲突以及人物性格的淋漓塑造就能通过空间表现出来。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以艺术的形式得以展现；空间中，处于时间中的情节也层进式地向前推动发展。因此，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在形式上实现了融合交叉，在艺术上形成了时空体的特征。

当小说成为了西方人反思存在危机的一种重要经验形式时，巴赫金赋予小说以拯救现代文化危机的使命。米勒充分理解到这一点，他深刻地意识到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就是要通过时空体，通过对文学形象的塑造来反应历史的现实问题。他通过讲述白人、土著人等不同种族的主人公之间的故事，反映出澳大利亚白澳政策下的种族隔离、种族同化、被偷走的一代等殖民历史和昆士兰北部乌兰纳河谷最终放弃修建水坝的现实生活。

结论

就学理性而言，作为巴赫金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空体理论是对“文学是时间艺术”的一次全新的阐释。巴赫金从对人学研究的价值观照入手，聚焦到文学领域中对时间和空间的研究。他把时空体理论放在小说的情节设定和人物塑造上，彰显出不同时代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不同感受，赋予读者对文学作品新的认知理解。

《石乡行》内涵丰富，表达的主题多样，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殖民历史与和解问题，在几个主人公一系列的故事中阐释了种族和解的价值和意义。小说中，过去和现实交替出现，穿插讲述，读者的理解和认知也随之进行相应地转换。这种非线性叙事的写作手法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地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和主要情节。掩卷沉思，读者不仅会为故事中安娜贝尔和博几家人的命运唏嘘感叹，也会对作家的良苦用心而心领神会。在小说中，米勒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及文本时间，将历史时空、现实时空与心灵时空等并置于小说中，构成多重时空体的结构特征。作家依靠其精湛娴熟的叙述风格让读者在感受沉重历史的同时也能看到白人与土著人和解的未来，在有限的文本中体会出其中蕴含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