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中国学人对当代西方史学认知的深化

2020-02-26 07:31邹兆辰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史学学者

邹兆辰

邓京力教授等所著《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开宗明义指出:近20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发生了整体性变化,其中孕育着21世纪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者尝试从中国史学理论的立场审视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及其对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力求从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出发,来对西方史学的变化进行综合研究。作者所阐述的研究宗旨使我们想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许多学者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去探讨当代西方史学新潮流、新趋势、新观点,为中国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借鉴。

早在1982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田汝康、金重远两位教授选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该书所反映的内容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学者所了解到的西方史学的新观点、新趋势,也就是所谓的“史学流派”。这些流派多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作者采用“文选”的形式,将西方史学流派中有代表性的文章选译出来,对史家的学术背景、学术观点进行简要介绍,并且做适当的评论。这个“文选”体现了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新趋向的关注点、认知的水平和基本评价。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德、法、英、美、意等国家的17位哲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代表性文章。他们是:威廉·狄尔泰(德)、弗里德里希·迈纳克(德)、卡尔·雅斯贝斯(德)、吕西安·费弗尔(法)、亨利-伊雷内·马鲁(法)、雷蒙·阿隆(法)、阿诺德·汤因比(英)、卡尔·包勃尔(英)、乔治·屈威廉(英)、伯特兰·罗素(英)、罗德里克·弗拉特(英)、查尔斯·比尔德(美)、卡尔·贝克(美)、阿伦·尼文斯(美)、西德奈·胡克(美)、奥托·弗兰兹(美)、本纳德多·克罗齐(意)。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所选择的学者既有史学家,也有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反映的问题有对历史的基本看法,即历史观的问题,也有不同的史学思想和流派的表现。例如,狄尔泰(1833—1911)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自然主义”,主张哲学的基础是主体的所谓“直接感受”。他认为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史。雅斯贝斯(1883—1969)是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所有自然现象实际仅在心灵中有所“存在”,认为存在不是客体,仅仅是主体的说法。客观的历史过程和主观对历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主观历史意识之外并无客观历史过程的存在。卡尔·贝克(1873—1945),是美国史学家,是美国史学中相对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口号就是“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不存在的,历史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或者说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回忆”。此外,还有像英国汤因比这样的著名历史学家论著的摘要。这个文集着重介绍西方史家的历史观点,可以说此书力图让中国学人了解到唯心史观的各种形态的表现。

类似的书还有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此书的内容、形式都与前书相似。该译文集包括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20篇论文和著作的节选,包括李凯尔特、雅斯贝斯、阿隆、罗素、贝克尔、克罗齐、汤因比、罗素等。编译者认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流派众多,大多数表现唯心主义倾向,但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解构主义、相对主义等,都对西方的历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但是,不能因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就一概予以否定。对唯心主义必须历史地进行评价,进行鉴别、扬弃。该文集侧重于对西方历史哲学各种观点的揭示,对于当代西方史学各种流派的状况很少涉及。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介绍与研究达到一个高潮,各种翻译和介绍的论著不断出版。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一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留美的中国学者对当代欧美史学发展从理论方法及各领域、各流派状况方面进行的介绍,有助于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了解。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的《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该书是一本文集,其中有些文章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的新变化。综合性的论著有徐正、侯振彤主编的《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徐浩、侯建新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也有很大篇幅介绍了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状况。这些著作,使中国读者得以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变迁。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已经不再使用“文选”的形式来介绍当代西方史学,作者们已经对当代西方史学的新发展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向中国读者来展现了,这显然意味着中国学人对当代西方史学认识的深化。

西方史学在20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变化,引起中国学者的深切关注。在高校从事西方史学教学与科研的教师们抓住时机,把现代西方史学出现的新变化引进教学之中。徐正、侯振彤主编的《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在讲述古希腊史学以来的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续写了现代西方史学特别是当代欧美主要国家的史学,分别叙述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史学新趋势,还涉及当代西方新史学方法,如历史比较法、历史计量法、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口述史学方法等。该书是一部集体合作的成果。

徐浩、侯建新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一书则是两位学者各自研究当代西方史学最新成果的汇集。他们论述兰克史学,是把它作为传统史学的代表,其目的在于说明传统史学的危机与转型。在说明传统史学的困境的基础上,他们论述了以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终极原因为目标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如斯本格勒和汤因比),也论述了奉行非决定论、强调主体认识作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如狄尔泰、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该书以很大篇幅论述了异军突起的法国年鉴派及其开创的新史学。同样以很大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各种分支,如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等,论述了计量史学及其引发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该书还用较大篇幅介绍了独树一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重点论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比较史学和心理史学也是该书关注的一个重点,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予了说明。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是出于众多专家之手的一部巨著。该书对于新康德主义的史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狄尔泰、文德尔班到李凯尔特、卡西勒做了系统的介绍;对于文化形态史观也是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做了系统的研究、介绍。何兆武先生在论述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时,从克罗齐的史学理论谈到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在论述自由主义的史学理论时则从罗素的历史观谈到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在论述分析的历史哲学时,他从波普尔的史学理论谈到德雷的史学理论;他还对生命派的史学理论如奥特迦·伽赛特的历史体系观做了系统的介绍。除了反映这些有代表性的历史哲学思想之外,何兆武、陈启能先生主编的这部书还对当代西方史学流派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比如当代西方的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自然科学与史学等。该书还分章论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代美国史学、当代苏联史学以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批判等。这部书反映了当代中国学人对于当代西方史学认识的最高水平。诚如张椿年研究员对该书的推荐意见中所说:该书各章都由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执笔;各章作者都是根据原著和第一手资料写成;各章夹叙夹议,注意分析,是一部研究性的作品;注释详尽,资料翔实,文字深入浅出。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西方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学者们深刻感觉到西方史学的变化是惊人的,许多新的名词术语、理论观念层出不穷,扑面而来,与我们过去对于西方史学的了解大为不同。在这种形势下,学者们深切感到不能像过去那样一贯地采取排斥态度,而是要潜下心来认真地加以研究。200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一书,该书集中了20多位国内对西方史学的某一方面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来共同探讨西方史学的新变化。这本书的特点是它突出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如果说何兆武、陈启能先生共同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主要反映的是20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史学发展,那么陈启能主编的新著则更多的是反映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西方史学的新发展。该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反映主要从三个层面来展开。一是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层面,特别是把“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作为论述的重点,如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史学、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德里达思想对历史学的可能效应等。二是对西方史学在战后发展的总趋势及其研究方向转变进行的总体分析,如战后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西方的历史哲学等;同时还着重剖析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和思潮,如新文化史学、吉尔兹的“深度描述”理论、历史人类学、城市史的新发展、儿童史研究四十年、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三是对法、德、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战后史学发展做了专门的论述,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史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年鉴学派和法国史学,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等。该书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认知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对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做出了充分的反映。

201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邓京力主著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突出反映近二十年西方史学在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方面的新变化,具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它在反映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趋势上体现一个“新”字。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概述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趋势的著作不同,它已经不再关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所热心关注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相对主义、文明形态等历史观点,对于20世纪80年代曾经引起很多中国学者关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如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学者的观点,也不再着意去关注,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最有影响的年鉴派史学也更换了关注的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其核心内容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理论的基础与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本书也不太在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那些疾风暴雨式的冲击,似乎福柯、德里达、海登·怀特的那些激进的言论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作者所要关注的是这场冲击以后的西方史学究竟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应该说本书除了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进行必要的回顾外,其所关注的重点已不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而是90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也就是当代西方史学的最新进展。

第二,本书作者所关注的重点,也是广大中国学人所期待了解的重点,即当代西方史学是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的。对此,本书做出了充分的反映,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如本书第一章“接受”与“拒斥”之间——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第二章“挑战”与“捍卫”之间——对“史学危机”与“终结论”的回应,都是论述西方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挑战所做的回应。作者指出,西方大部分历史哲学家、史学理论家、经验历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涉足这场讨论,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多种回应。作者把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回应分为激进派、传统派、中间派,注意到了不同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利弊分析。作者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炙热的骚动消歇之后,其合理和积极的成分在一定范围内被融贯于新一轮的思想发展中。”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的挑战,也促发了西方史学关于“史学危机”与“终结论”的热议,通过对一些西方史家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史学思想变化的主流趋势,是融合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视角,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或弊端,同时又试图以现代史学的成熟体系规训后现代思想的割裂、叛逆、非理性等极端特征。这些论述都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关注。

第三,把对西方史学思想变迁的理论研究与对史家主体的思想研究相互结合。近二十年西方史学思想的变迁是通过史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汇体现出来的,要了解这种变迁,就要通过对于有代表性的史家思想的较全面的研究才能够体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对现代史学提出挑战的学者已经不是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人,对他们的后继者也要进行研究。作者通过对英国当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凯斯·詹金斯所著《再思历史》的分析,使中国学人透过那些看似犀利、尖锐、极端的观点,来窥见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来龙去脉,把他称为“激进的后现代派”。而德国历史哲学家吕森在有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取舍问题上,则走一条中间的路线。他主张,一方面,我们需要现代主义基础上的科学诉求和确定性为我们提供导向;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历史思考所做出的拓展和深化。吕森认为,历史在其本质上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他秉持一种学科范型论来试图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这也是当代西方学者对后现代挑战的一种回应。本书对于吕森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大篇幅的论述,力图使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同回应有更充分的了解。

第四,把近二十年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化在历史书写上体现出来。本书作者认为,西方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变迁与历史书写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后现代主义挑战历史学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元叙述的解构及其所带来的“大写历史”的崩塌。虽然经验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很多观点持怀疑或批判的态度,在有关“大写历史”的问题上却表现出较多赞同的趋向。对元叙述的解构导致历史书写放弃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日益受到批判。然而,宏大叙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表现在全球史、环境史、科技史等跨区域、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在本书中,作者在上述历史书写的趋向性变化中选取了影响较大的几个问题,如历史表现理论与历史书写、后现代方法与中国史研究、微观史学、全球史、新文化史、跨文化研究、历史记忆等。这样一种论述的结构,就把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从史学理论上的变化趋势及其在历史书写上的反映全面地呈现给读者,是对西方史学研究方式的一种创新。

第五,作者把对当代西方史学的独立研究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生命力。《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的完成是教师个人科研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师生共同攻关的模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教师本人的科研以当代西方史学为主攻方向,而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总是要在这个大方向上去寻找研究课题,教师不断地给博士生们提出新的研究方向,这就能使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大体上能跟上西方史学本身发展的步伐,是推进对西方史学研究的好办法。

四十年来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的了解、研究、论述的历程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对西方史学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学术思想的翻译、介绍,到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评论。中国学者掌握着理论上的优势,能够把握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整体趋势,不是简单地随风跑,而是用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历史的、逻辑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其有益的营养成分,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历史研究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寻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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