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比较研究

谢雪梅

(绵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即矛盾，就其存在和性质而言，矛盾具有普遍性即共性；就其事物自身而言，矛盾具有特殊性即个性。相对于一切事物而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都是矛盾特殊性的表现。但相对于社会矛盾而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又是所有社会矛盾的共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具体表现出的个性。本文拟比较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异同、关系，遵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具体实践，尝试寻找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异比较

首先，内容界定比较。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运用、实践、发展是由马克思及其继承者共同完成的。马克思在移居布鲁塞尔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时第一次提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1]32-33阐明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过程。其矛盾运动为由适合(整体促进)—基本适合(局部促进)—基本不适合(局部阻碍)—不适合(完全阻碍)—新的适合构成，其运动规律必然表现为生产关系必须且一定要“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马克思同时强调，当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时，其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必将发生变革，从而“适合”经济基础状况，达到新的平衡与统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可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生产关系) 之间的矛盾。”[2]115正是这一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与发展，虽然这时马克思并没有使用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社会基本矛盾思想已清楚表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第一次将马克思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明确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3]214。原创性地提出了 “社会基本矛盾”[4]的概念。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在第三章第一节第125页中也明确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对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之运动规律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拓性创立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探索性发展阶段，到今天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完善性创新阶段。三个阶段全程记录了70年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历史演进，而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都是针对为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一方而展开，由最初“站起来”时党的八大指出的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到“富起来”时十一届六中全会强调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再到“强起来”时十九大强调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始终围绕着满足需要而展开。当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已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演进，集中突出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其次，属性比较。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即最根本、最基础的矛盾，强调事物的本源，贯穿事物的始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指事物中关系最大、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是两对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只表现为一对矛盾，但却是我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变化的结果。两个矛盾的概念不同、层次不同。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既包括了对抗的性质，也包括了非对抗的性质。当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表现为社会形态更替时，则为对抗的性质，但现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表现为非对抗性质的矛盾。

再次，时空比较。从横向看，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适用于所有国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仅适用于中国或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前者体现了整体的思想，后者体现了局部的思想。 从纵向看，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不仅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而且适用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仅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特定阶段即“新时代”。

最后，目标比较。就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说，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总是贯穿且作用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最终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规定着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社会主要矛盾也有所不同，在我国社会复杂的矛盾体系中，社会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决定作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重宏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微观。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目标，是生产关系终究“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终将“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随着最活跃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人民需求的范围、层次也不断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内容和目标也有所不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其目标是改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

二、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比较

第一，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考察。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具有普遍性，强调的是“共性、普遍、一般”。这种共性、普遍、一般是高度的抽象与概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管是社会形态的更替抑或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本质上都遵循了这一规律。其优势是囊括了所有社会，从空间上讲包括人类社会的所有国家，从时间上讲包括了人类社会自存在以来的所有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阶段，属一般性表述，而局限是不能体现不同社会不同阶段的特殊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特殊性，强调的是“个性、特殊、个别”，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特定社会形态、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的、具体的表现，从空间上讲仅限于中国，从时间上讲特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相对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而言是个性，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的具体体现；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是共性，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共性寓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个性之中，并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人类社会的共性、普遍性抽象地概况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而具体到每一个社会乃至每一个社会的不同时代，因为在其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内容的变化，其主要矛盾也会随之变化而有所不同。无论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还是主要矛盾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矛盾运动中，生产力一定是最基本的动力因素，其发展始终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正是源于人类社会中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这同样说明社会主要矛盾自始至终是围绕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展开而展开的，不能偏离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轨道与轴心。

第二，从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考察。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二者是对立的双方，是两个不同的矛盾，有着不同的时间界定，表现为对立性；但同时二者又是统一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具有同一性。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都侧重于社会层面，基于社会实践而产生，是对社会有机体的分析与深化，规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运行规律，我国社会新时代主要矛盾揭示的是我国当今时代的特殊运行规律。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之间是过程与阶段的对立统一，是差异与趋同的对立统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一直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规定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性质；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新时代发展阶段的始终。发展阶段是发展过程的局部表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当今时代的阶段性表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进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形态下的灵活运用与开拓性探索。

第三，从不变与可变的关系考察。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别并非在社会基本矛盾，而在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不变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本质、规律，具有稳定性、普遍性；社会主要矛盾是可变的，反映了每个社会形态的特质。当我们把社会基本矛盾这个不变的、抽象的普遍性放在具体的社会形态和具体的历史阶段时，就具有了可变的、具体的特殊性。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其具体表现也有所不同，各有特点，即使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所不同，这为正确认识、判断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在理论上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在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言，也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在我国社会根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也会随着我国社会矛盾运动的不断发展而变化。不变的是主要矛盾始终围绕“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双方而展开；变的是“需要”与“生产”矛盾双方的具体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新时代，人们对“需要”的内容、层次等都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制约“需要”的矛盾另一方——“生产”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力，还包括了生产关系。在新时代这里矛盾另一方的“生产”已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包括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包括了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三、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比较启示

第一，既要看到普遍，又要看到特殊，在尊重客观规律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展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论怎样地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都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发挥其反作用时的最佳选择和最后结果必然是遵循两个“一定要适合”的规律：首先是生产关系必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其次是上层建筑必须“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共性、普遍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具体到特定社会形态以及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时，由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不同，而且社会主要矛盾又有不同的个性、特殊性，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在唐朝，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开启大唐的盛世与繁华，其重要原因就是唐太宗在“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思想指导下，认识到“水(民者)”的双向反作用，遵循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既发展生产力，恢复经济，又借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缓和阶级矛盾。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来看，社会基本矛盾一定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从某个特定时代来看，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推动“这个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6]。这里，无论是社会基本矛盾还是社会主要矛盾，都是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源于在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最终的决定力量。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是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贯穿社会始终的社会基本矛盾，一定会作用于社会发展，必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仅限于某个特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仅作用于某个特定时代发展，只能是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自然会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社会主要矛盾肯定都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时代展开过程中的必然表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各个历史阶段其内容各有不同正是基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导，在遵循两个“一定要适合”规律的前提下作出的科学判断，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客观分析并准确把握了生产力的变化和时代特征，明确并及时得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

第二，既要看到对立，又要看到统一，在对立中把握统一。

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对立的双方，在矛盾运动中相互依存，相互统一。两个“一定要适合”反映了矛盾运动的本质规律，把握住了对立中的统一。在社会主要矛盾中，随着最活跃的生产力的变化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在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我国新时代表现为“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对立，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又相互统一、相互促进。需要的满足依赖发展，发展的目的是满足需要。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虽是两个不同矛盾，但二者的内在必然联系是一定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必然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展开，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础仍然是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内在的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外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就我国社会发展而言，不同的历史阶段就具体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7]。在新时代，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遵循两个“一定要适合”的规律，改变现存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实现平衡充分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在遵循两个“一定要适合”规律下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事实证明，运用两个“一定要适合”规律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不仅能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而且也能推动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完善[8]。

第三，既要看到不变，又要看到变，在不变中发现变。

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变中有变。社会基本矛盾的构成要素相对静止，内容不变，但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状态为绝对运动，运动必然导致矛盾双方的此消彼长，发展变化。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经由变到不变的回归，最终不变的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中又有不变。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表现在社会主要矛盾不同。社会主要矛盾总是在不断产生的过程中被不断解决，在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又不断地产生新的矛盾。不变主要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始终是围绕着生产力系统或生产关系系统的内在矛盾[9]、围绕着供给与需求而展开，始终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并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基本矛盾是庞大社会矛盾体系中各种社会形态及其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共同特点的高度概括与抽象。社会基本矛盾是不变的，具有其稳定性，社会主要矛盾是多变的，具有条件性。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尤其“取决于根本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即生产力的发展变化”[10]。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不变”是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中实现的，将不变的社会基本矛盾放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其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不同社会、不同阶段中各有特点，均会发生变化。正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并重创各国时，我国既是最早爆发的国家，又是最早取得阶段性胜利并抗疫最成功、死亡率最低的国家。如果从国与国的比较特别是上层建筑的比较可知，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不同，各国在抗疫中的措施、目标也不相同。而我国之所以能充分利用举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彰显社会制度上层建筑等优势，正是在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不变”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现了“变”。就我国而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11]。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社会和初级阶段的本质属性始终没变，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指导下，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正确面对“变”，及时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通过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借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充分利用其促进作用，遵循两个“一定要适合”的一般规律，把握规律的“不变”，解决社会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