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初象的历史构造
——关于四川当代散文缘起的一种理论描述

冯 源

(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作为一种具有区域文化意义与价值的文学现象，四川当代散文是何时兴起的，导致其兴起的原因又有哪些？这无疑是一个散文研究者应当首先树立的问题意识，或者说是一部关于区域性散文研究的理论著述需要首先分析清楚和阐释明白的问题。因为只有建立在这种清晰而明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准确把握四川当代散文的发生发展，梳理清楚它的历史起点、创作传统、艺术继承及其内在动能、发展流变、审美演进，深刻认知它在区域文学的系统构造中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和文化价值，乃至于在整个民族文学中所富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同许多区域性文学现象的产生一样，四川当代散文无不是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之下才得以兴起的，概而言之，这个多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文学外部因素和文学内部因素。由是可以见知，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不仅要受到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明、文化与媒介等这些源于文学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文学遗产的继承、文学传统的发扬、文学资源的开掘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格局的形成，以及整个作家群体的构成，尤其是主要作家文学创作的理念与思想、审美境界的追求与探索、精神建造的能力与水平、创作方法的多样与丰富、艺术技巧的成熟与升华、文体形式的钟爱与执著等这些来自于文学内部因素的作用。倘若从更加具体和更为深入的维度进行理论考察，我们便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无论是文学外部的因素，还是文学内部的因素，它们所产生的作用和所发挥的影响，并不全然是一种等量性质、均衡意义的简单呈表，而是有着力量强弱与作用大小的差异和不同。纵观漫长的文学发展历史，它所受到的外部因素影响，其实要远远多于也大于其内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这个民族处于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节点，或者是遭遇重大的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政治事件、法律事件、文化事件时，文学所受到的影响，就显得愈发地剧烈而强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这样的存在就决定了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文明、文化制度、人文思想等有着更加直接、紧密而又复杂、深沉的关联，它们对于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显得非常深刻、持续而长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川当代散文的历史缘起，文学内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自然必不可少，但更多的是倚重于文学外部因素的巨大作用和深刻影响。因为在那个历史时刻，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划时代意义的转型，中国人民已经彻底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已然昂首阔步地跨入崭新的历史进程。正是源于这种文学外部的强大力量的作用和影响，无论是四川当代文学的缘起，还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勃兴，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作为四川当代文学组成部分的四川当代散文，其产生也当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

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四川当代散文的历史缘起，及其在最初的发展进程中所显示的内涵和特点，笔者主要从文学外部因素与文学内部因素的角度来展开问题分析。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令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伟大日子，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座历史丰碑，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且预示着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序幕的拉开和中国社会由此步入当代发展的历史进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其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的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和极大的热情、智慧、努力，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一史无前例的宏伟事业之中。从大量的文献史料记载里我们不难看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年间，不仅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恢复，同时在国际关系、国防建设、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然而，我们也十分清楚地看到，由于国际上存在着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再兼国内也存在着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显得极其的不平坦。尽管如此，置身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他们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亲身实践和丰富体验，无不强烈地感受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许多崭新变化，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以十分真实的文字记录下共和国之春的新变化和新气象，以非常真诚的情感抒发了他们对于这些新变化新气象的赞美和颂扬。正是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得以觅见四川当代散文的兴起及其最初的思想内蕴与艺术形式的展现：在散文题材的开掘和思想蕴含的表达上，更多地融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类崭新的题材内容，同时也大量书写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那些令人感怀不已、深深铭记的故事，或者是以有力的笔触直接控诉旧社会给广大下层民众造成的巨大悲痛与苦难；在艺术形式和美学观念上，一方面体现出对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将散文与新闻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当然，我们也无法否认，因为那时毕竟只是四川当代散文缘起的初始阶段，无论是散文作家的人数，还是散文作品的数量，抑或是散文艺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都显得十分有限，无法与当下的四川散文创作相提并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实施的政治方略与政治举措和推行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以及由此实行的文艺宣传政策、呈现的文学制度雏形，无疑是影响四川当代散文历史缘起和初始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文学外部因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工作的重点主要置于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军事力量全力围歼蒋家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彻底赢得全中国的解放；二是致力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完善和稳固；三是着力于探寻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对于处在意识形态边缘的文学艺术的制度管理，主要是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及其制定的相关文艺政策来进行。当然，这只是就宏观层面而言。在微观层面的制度管理上，则主要是遵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的文艺工作总方针，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的文艺思想来进行。据实而论，《讲话》虽然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最艰难时发出的，是为了当时的延安整风运动而作，所针对的主要创作对象也是革命作家及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家，但关涉到的文艺创作思想内容，却是相当丰富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尤其是在文艺创作方向、文艺创作原则、文艺的审美特性、文艺的创作规律等诸多重要问题上都给予了全新的理论阐发和重点论述。在论述文艺创作方向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时，《讲话》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并且认为文艺创作方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身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牢固地树立并坚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思想。在论述文艺创作的原则时，《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无疑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并非是机械的、刻板的，而是富有文艺家们充分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因而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极其强调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必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在关于文艺审美特性的论述时，《讲话》中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务必“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把自身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作为文艺创作及其作品，则既要诉诸人以感，同时又须晓之以理。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不仅充分意识到人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有机融合，而且特别强调文学艺术是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在论及文艺创作的规律时，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指出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或主要手段就是典型化，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扎扎实实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之中，通过观察与体验、思考与判断、分析与综合，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优秀作品，才能不断发展和丰富文学艺术的内涵，才能努力创建和逐步完善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意义的文学艺术。由此而论，《讲话》构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文艺创作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不仅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当遵循的思想准则，同时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制定文艺宣传政策及其对文学艺术实行制度管理的理论基础。

依据《讲话》中的文艺理论思想精髓而逐步建立的文学制度，无疑也是构成对四川当代散文的历史兴起和最初发展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学外部因素。所谓文学制度，就是一个国家为了对本国的文学发展、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及文学机构、文学社团、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文学会议等实行有效的政权管控，经由某一官方机构制定和修改的各种规章与条例，它主要包括这样两种形态：有形的文学制度和无形的文学制度。前者是指制定和不断完善的相对具体的规章制度与条例；后者则是指业已形成的较为抽象、模糊的文学惯例或文学传统。无论是有形的文学制度，还是无形的文学制度，其目的在于严格规范各种文学活动，及时处理各种文学事件，有效管理各种文学组织，使整个文学得以按照国家预设的运行轨道前行。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文学制度，因为它是有效保障一个国家的文学运动能够按照自身预设的轨迹运行的基础。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所建立的文学制度，是以《讲话》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作为指导，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作为具体内容，尽管它还只是一种雏形意义的，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但它对中国文学的当代崛起及其最初的发展历程的管控，却是较为具体和行之有效的，诸如，它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路线、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乃至于对文学体裁、创作题材、艺术方法等都做出了较为具体而详细的说明和指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缘起之初的四川当代散文自然不能例外，无论是它的文学方向、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文学精神，还是其具体的创作题材选择、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方法表现、审美内蕴传递，都可谓是受到了这种文学制度的深刻影响。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客观事实存在，或者说是比较特殊的历史、时代、政治因素：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一片巨大欢腾中，四川地区正处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激烈鏖战中，是少数几个还未获得解放的省份之一；其次，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尽管也有像郭沫若、巴金、阳翰笙、何其芳等这些著名川籍作家的参会，但他们无法将这次会议的重要指示和精神及时传递给尚处于战火纷飞中的四川作家们；再次，绝大多数进步的爱国的四川作家，此时正积极投身于同国民党腐朽政权进行最后决战的关键之时，普遍认为四川人民、四川全境的解放远比文学创作显得更重要和更有重大意义。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的客观存在，无论是整个四川当代文学，还是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内容之一的四川当代散文，不仅在兴起的时间上稍晚于中国当代文学，而且其所受到的文学制度的深刻影响，也应当是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

随着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推进和发展，一些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这些问题，有的是先前已然存在、一直未有定论的问题，有的则是新近出现、至关重要的问题。既有像创作观念、创作思想、创作方向等这样的理论性问题，也有如创作题材、创作形式、创作方法等这样的实践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多种形式的思想交锋和学术争议，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文学界则主要是对胡风、冯雪峰等人的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观点所展开的批判。无论是思想上的交锋，还是学术上的争议，其实都应当是一种极为正常的文艺批评活动，如果开展得科学、合理、健康、有利，不仅有助于弄清问题的实质，更能够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然而，一些批评活动非但没有按照文艺家们的良好意愿，朝着科学合理、健康有利的方向发展，反倒生发出严重的变味，或是逐渐演变成一场上纲上线的路线斗争、政治斗争，或是异化为对人身的攻击和对人格的践踏，从而给为数不少的文艺家的内心蒙上了阴影。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由于当时中国文艺界正处于解放区的文艺家同来自于原国统区的文艺家的相互汇聚和深入融合之中，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文艺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交锋和争论；其二，由于一些文艺家，尤其是那些来自于原国统区的文艺家，对《讲话》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失之于透彻的领解和深刻的把握，对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做出的一系列文艺指示，也缺乏充分的认知和统一的思想；其三，是由于当时的文学制度正处于初创阶段，还只是一种制度的雏形，或者说是一种初级形态意义的文学制度，有待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最后，则是由于文艺家个体在文化素养、思想修养、理论积淀、文学视野等方面表现出的参差不齐，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正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文艺内部发生的这些有悖常理有违科学的事件，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毛泽东同志站在政治、科学、文化的高度，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其目的是为了告诫全党要分清楚何为人民内部矛盾，何为敌我矛盾，以及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如何对待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问题上，旗帜鲜明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指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必定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提出，不仅廓清了当时在文艺批评领域里的思想混乱，有力阻止了类似错误事件的再度发生，而且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文学制度的重要思想。

从文学内部这个向度进行审视，文学遗产及文学传承、文学资源及开发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深厚的巴蜀文化、多样的自然文化等，都对四川当代散文的兴起和最初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文学遗产的作用及其对之的继承和传扬，显得最为突出而关键。就文学遗产而言，它主要包括了古代文学遗存和现代文学资源两部分。

作为偏居西南内陆的古蜀之地，虽然距离远古时代的华夏文明中心——黄河流域的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并不遥远，但由于受到四面高山的阻隔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局限，而长期封闭于这块盆地之内，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独立王国”。历史的前行不可阻挡，社会的进步乃是必然，历经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卓越奋斗，中华大地才彻底挣脱了王侯林立、群雄争霸、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最终迈入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行和社会进步中，古蜀之地才创造并拥有了属于它自己的古代文明。从农耕时代的水稻种植、蚕桑养殖、茶树栽培，到手工业时代的井盐制作、酿酒制造、刺绣工艺，再到商业时代的买卖活跃、贸易兴旺，以及多种文化的彼此碰撞和相与融合，慢慢形成了以益州(今成都)为中心的区域性的社会文明。伴随着这种区域性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古蜀之地的文学艺术也随之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不断推升。纵观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无论是在发展之初的秦汉文学时期，还是在繁荣鼎盛的唐宋文学时代，抑或是在平稳推进的明清文学期间，古蜀文学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既有如李商隐、杜甫、欧阳修、陆游等来自于其他地域的古典文学名家，他们或是因为被朝廷派遣到蜀地为官，或是源于对蜀地秀美山川的钟爱，或是为了躲避连绵不断的战乱，不得不长时居留或辗转迁徙于古蜀之中，由此写下了许许多多流芳千古的诗文名作；也有像司马相如、扬雄、李密、李珣、薛涛、李白、文同、苏轼、苏洵、苏辙、杨慎、李调元等出生于蜀中的古典文学名流，他们或是在故乡的土地上深情歌咏，或是在他乡的山水间尽兴抒怀，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学佳品。正是这两支文学大军的聚力，才构建了古代巴蜀迤逦绵长而又奇异丰繁的文学盛景，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古代文学遗产。就出生于蜀地的这些古典文学名流而言，文学成就最为突出、文化声望最为显赫、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莫过于诗仙李白和大文豪苏轼这两位标志性的人物。

李白幼年时随父迁居古蜀之地的绵州昌隆县青廉乡，即今天的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李白的一生写下了近千首诗歌，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超过这个数量，不管具体的数量是多少，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领域，李白绝对是一位创作数量较大、艺术特征鲜明、作品质量上乘的伟大诗人。在这些诗歌里，诗人以其极度扬厉的浪漫主义手法和丰繁奇异的艺术想象力，深沉地吟咏纯美壮丽的自然风光、真实地书写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尖锐地批判当朝官场的黑暗现状，以及对于宗教情怀的抒发和对于宗教精神的追寻，特别是他的诗歌中所彰显出来的钟情自然、热爱和平、关注民生、抨击黑暗、追求理想等丰富的思想蕴含和明确的精神指向，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且深得后世历代诗人的大力推崇和文学家的深深景仰。从思想上的推崇和景仰，到方法上的学习和借鉴，再到精神上的承继和传扬，既是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显现，也是历经创作实践证明了的一条正确之路。因而，自唐代以来的宋元明清文学时期，便逐步开启了对李白诗歌的学习和借鉴，先后有不少诗人从不同角度模仿李白诗歌的创作，当时巴蜀地区的诗人们更是把李白诗歌奉为圭臬。当然，由于在社会发展和文学认知方面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这些古代诗人对于李白诗歌的学习与继承，大多限于创作方法、诗歌风格、艺术个性、审美内蕴等较为单纯的诗学层面。逮及现代中国，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状况愈发严峻，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中国的现代作家，其历史使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救亡与启蒙已然成为主调，再兼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诗歌的主要地位被小说所取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格局下，部分现代诗人仍然持之以恒地钟情于诗歌缪斯，并努力汲取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养分和思想蕴含，其所包纳的成分中，无疑具有李白诗歌的艺术菁华、思想内核。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和发展，一些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学者，不仅致力于对李白等中国古代文学名流及其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而且充满现代意义的精神观照，李白诗歌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才得以有着更显深层更趋全面的开掘，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积极鉴取的重要文学遗产。就此而言，作为川籍现代诗人的郭沫若、何其芳，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李白诗歌对他们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是巨大、深刻而又十分显在。至于对四川当代散文作家群体的影响的，则更多的是内化为文学创作的思想动能、审美文化的精神引领。

较之于诗仙李白，出身于古蜀之地眉山县(今四川省眉山市)的苏轼，他在诗词文赋方面的不凡造诣和卓越成就，对于四川当代散文初始的发展，则表现出尤为显在的影响和非常直接的作用。且不说苏轼在北宋词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是在由唐宋散文八大家构造的优秀散文群像里，乃至于整个中国古代散文庞大的阵营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考察苏轼的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苏轼其实兼具了两重散文身份：他不仅是一位散文创作的实践者，同时又是散文创作理论的探寻者。作为北宋时期一代大文豪的苏轼，无论是在记游、写人、说理等题材方面，还是在叙事散文、抒情散文、议论散文等文体方面，都有着较为广泛而深入地涉猎，留下了像《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潮州韩文公庙碑》《进策》《前赤壁赋》《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凌虚台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展示出散文题材内容的多样化和散文文体蕴含的丰富性。关于苏轼的这些散文作品，清代的著名文论家刘熙载在其《艺概》一书里，都曾有过极其精要的分析和十分中肯的评价。就苏轼对于散文创作思想和理论的探寻而言，主要散见于《中庸论上》《谢欧阳内翰书》《上韩太尉书》《日喻》《答王庠书》《答谢民师书》《书子由〈超然台赋〉后》《鳬绎先生文集序》《自评文》《南行前集叙》《祭张子野》等篇什中，既有对“文以载道”这一经久以来的传统文学思想观念的重新解释，有对“辞达”中绚烂与平淡的关系问题的进一步阐发，有对创作激情、灵感之类特殊的文艺心理现象的深入探微，有对文学创作的长期性与艰苦性、社会性与时代性的深刻揭示，也有对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批评。这些论述，不仅关涉到了散文创作的题材发掘、思想承载、创作方法、艺术表达等内容，也触及到了文学创作活动、作者的创作心理等问题。在今天看来，苏轼的这些关于散文创作的论述，无论是其思想认知的层级性与深度性，还是其理论阐释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无不存在着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于散文大家云集荟萃、散文创作相当活跃的宋代文坛而言，无疑是对散文思想的表明、对散文理论的宣示，是对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散文的极力倡导。除上述外，苏轼历经生命沉浮的一生，尤其是在不断被贬谪的生涯中，自始至终葆有乐观的思想、旷达的胸襟、豪迈的性情，这不啻是一份既难得又宝贵的人生财富，给四川当代散文作家以深刻的人生教益和启示。当然，我们应当清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苏轼文学价值的开掘相对滞后，在思想认知上也存在着诸多缺失，从而导致苏轼的影响无法与李白相提并论。

就四川的现代文学资源论，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而又极为厚重的，其对于四川当代散文作家的影响和作用，则表现出更为切近、更加深入的特质。在整个四川文化界，长期流传着“蜀中五老”这个说法，借以盛赞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这五位四川文化名流在区域性文化发展史上做出的巨大贡献，也一直把他们奉为四川文化的骄傲和荣耀。在这样的称谓里，除张秀熟和马识途外，无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或知名作家，如果再将郭沫若、何其芳、李劼人等川籍现代作家纳入其中，这无疑是一个声名显赫的现代文学阵容。正是因为这些川籍现代作家具有的显著文学成就及其深远影响，四川的现代文学资源方能辉耀出它丰富而厚重的内涵。也因为如此，四川当代散文的缘起和最初发展才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和动能。为了使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更有条理更显清晰，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从文学资源的文体类型看，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的文学创作主要擅长现代小说，郭沫若、何其芳则展示出在现代诗歌创作方面的优势，与小说艺术、诗歌艺术相比，散文艺术固然存在着在文体形式上的细微不同，或者是在题材选择与意蕴开掘、故事虚构与情节演绎、形象塑造与意象营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它们毕竟是文学体内的同宗同族，彼此间一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从文学资源的时间存在看，这些川籍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在时间上同中国当代文学非常贴近，而且他们本人也都是从现代作家变身为当代作家，有着一脉相通的文体观念，只是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前后有别；从文学资源的功能表现看，巴金小说中对大革命时代青年的觉醒和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艰难的书写，李劼人小说中对近代四川的历史风云和川西社会世俗生活的观照，沙汀小说中对川西北乡土社会图景的描绘和对黑暗腐朽的旧制度的批判，艾芜小说中对流浪者形象的塑造和对于流浪小说的探寻，郭沫若在诗歌中展示出的叛逆精神和对旧世界的宣言，何其芳在诗歌中体现出的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超越，都显示出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和引领作用；从文学资源的阅读接受看，这些作家在其早期的文学创作中，或许存在着文白间杂的语用现象，但对于现代汉语的使用却是其主要的写作语言构成，几乎消除了散文作家在阅读接受时可能遭遇到的阻隔或障碍。由此而论，四川当散文的发生，无疑同这一份丰富而厚重的现代文学资源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从上面的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都是由文学外部因素与文学内部因素相互作用和共同催生的结果，四川当代散文的发生也自然不能例外。当然，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学现象，四川当代散文的发生又存在着某些微变与不同。如果不能厘清这些微变与不同，我们就无法正确认知和把握四川当代散文初象的内部构造和内涵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