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结果考虑量表在我国成年人中的信效度检验

冯嘉溪 王毅辰 张登浩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

1 引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中的这句话是告诫人们做事要未雨绸缪，要考虑将来的结果。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着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冲突和权衡。未来结果考虑（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CFC）就是心理学家所提出的用以描述人们在应对这一困境时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反映了未来取向（future time orientation）的一个独特方面，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他们当下行为的潜在未来结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潜在结果的影响（Strathman，Gleicher，Boninger，＆ Edwards，1994）。心理学研究认为，更好地预见行为未来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具有巨大的进化意义和优势（Suddendorf ＆ Corballis，2007）。研究发现，更看重未来结果的个体倾向于拥有更多的健康行为（Lisa ＆ Samantha，2018）、更高的自尊（Worrell，McKay，＆ Andretta，2015）、更高的宽恕性和更少的“路怒”行为（Moore ＆ Dahlen，2008）、更低的冲动性和更少的攻击行为（纪伟标，王玲，莫宏媛，刘菁菁，程云玮，2013；Joireman，Anderson，＆ Strathman，2003）。这些结果的发现使得对于未来结果考虑的研究在健康心理学、自我控制等众多领域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

Strathman 等人（1994）编制的未来结果考虑量表（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scale，CFC－S）就是用来测量这一人格特征的有效工具。Strathman 等人依据个体在决定当前行为时对未来结果的考虑程度编制了24 条陈述，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测验，根据信度评估和因素载荷大小筛选出12 个项目形成最终的量表，指导语为“对于下面的每一个陈述，请指出该陈述是否符合你的特点，1＝极不符合，5＝非常符合”。在该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即未来结果考虑水平高的个体，他们更多地关注行为的未来结果，并将未来目标作为当下行为的指导，愿意为了将来的利益牺牲眼前的利益；在该量表上得分低的个体，即未来结果考虑水平低的个体，他们更多地关注当下的需求，将即时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并不考虑可能的未来结果。

Strathman 等人（1994）在编制未来结果考虑量表时认为它只有一个维度，而Petrocelli（2003）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因素分析发现该量表存在两个潜在的因素。Joireman 等人（2008）在此基础上，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和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该量表包含考虑未来（CFC－Future）和考虑当下（CFC－Immediate）两个维度，分别包含5 个和7 个项目，并将其改为7 点计分，每个维度所包含项目的得分求平均值，即为各维度得分。随后，双因素模型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并且证明这两个维度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例如，Pozolotina 和Olsen（2019）研究发现，考虑未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健康行为，而考虑当下对健康行为没有预测作用；考虑当下与自尊显著负相关，而考虑未来与自尊正相关不显著（Vásquez-Echeverría，Esteves，Gomes，＆ Ortuño，2015）。

长期以来，未来结果考虑以及未来取向的研究主要关注青少年群体，但实际上考虑当下行为的潜在未来结果对成年人同样十分重要。研究表明，未来结果考虑水平高的成年人倾向于拥有更健康的饮食习惯（Dassen，Houben，＆ Jansen，2015）、表现出更高的工作绩效（Lee，Yun，＆ Kim，2017）、在商业中更重视道德和社会责任（Robbins，2012）。同时，成年人的未来结果考虑水平仍可以通过干预发生改变（Sadler，Gibson，＆ Reysen，2017），因此对其加以关注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结果考虑量表有着非常良好的心理测量指标，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Joireman，Balliet，Sprott，Spangenberg，＆ Schultz，2008；Joireman ＆ King，2016），而国内尚未有该量表针对成年人的中文版，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成年人群体，对该量表进行修订并进行信效度检验，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

2 方法

2.1 被试

样本一：随机选取在职员工发放550 份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496 份，问卷有效率为90.18%。其中男性168 名，女性328 名；年龄在20～25 岁、26～35岁、36 岁及以上的被试分别为51、329 以及116 人；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者4 人，大专学历16 人，本科320 人，硕士及以上学历者156 人；专业技术类人员241 人，客服营销类51 人，管理行政类139 人，其他65 人；国有企业160 人，外资企业69 人，民营企业197 人，其它性质企业70 人。

样本二：随机选取来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非在校大学生居民600 人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49 份，问卷有效率为91.5%。其中男性296 名，女性253 名；年龄在20～24 岁、25～29 岁、30～34 岁、35～39 岁、40 岁以上的被试分别为15、211、190、87以及46 人；本科以下学历者2 人，本科82 人，硕士395 人，博士70 人；公务员37 人，国企工作人员161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0 人，私企工作人员173 人，外企工作人员86 人，自由职业者17 人，其他25 人；已婚257 人，未婚279 人，离异11 人，丧偶2 人。

样本三：随机选取农村老年人发放600 份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43 份，问卷有效率为90.50%。其中男性242 名，女性301 名；最大年龄为90 岁，最小为60 岁，平均年龄72.85 岁，标准差为7.15；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者199 人，私塾和扫盲班40 人，小学215 人，初中66 人，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者23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20 人，目前务农且曾经有过非农工作31 人，目前务农且没有过非农工作156人，目前没有工作且只务过农284 人，目前没有工作且曾经有过非农工作47 人，从未工作过5 人；目前有配偶180 人，丧偶363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结果考虑量表

由Strathman 等人（1994）编制，包括考虑当下和考虑未来两个维度。先由一名英语专业博士研究生将该量表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由另一名英语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和两名心理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和一名心理学专家进行回译，经过多次讨论之后确定中文版的未来结果考虑量表。该量表共包括12 个题目，要求被试进行7 点评分，其中1 代表题目中所描述的情况与自己完全不相符，7 代表完全相符。

2.2.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 自尊量表中文版测量被试的自尊水平（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该量表由10 个题目组成，采用Likert 4 点计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为0.82。

2.2.3 特质愤怒量表

采用Speilberger（1999）编制的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问卷中的特质愤怒分量表，测量被试的特质愤怒水平（陈翠，2010）。特质愤怒分量表包括10 个条目，要求被试进行7 点评分，1 代表“一点不是”，7 代表“完全是这样”。总分越高代表特质愤怒水平越高。具体条目如“我非常容易发脾气”“当我没有得到该得的表扬时会愤怒”等。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为0.81。

2.2.4 健康状况

通过被试对单一项目“您平均多久运动或锻炼一次”进行5 点评分来考察被试的运动频率，1 代表“少于一个月一次”，2 代表“一个月2～3 次”，3 代表“一星期1 次”，4 代表“一星期2～4 次”，5 代表“一星期5 次及以上”，得分越高代表被试运动频率越高，生活习惯越健康。

同时请被试报告自己的“总体健康状况”，采用5 点记分，其中1 代表“极好”，5 代表“极差”。对该项目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总体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2.3 施测程序

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发放问卷，三个样本的被试均完成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和相关人口统计学调查，此外，样本二的被试还完成了自尊量表和特质愤怒分量表，样本三的被试还完成了健康状况的测量。使用SPSS22.0 和AMOS 21.0 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根据样本1 的数据，对考虑未来和考虑当下两个分量表，分别进行项目分析。对每个题目得分与所属分量表得分进行题总相关检验，按照相关系数大于0.30 且删除条目后分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增加的原则删除题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在所有题目上的得分与所属分量表得分相关系数r 在0.66～0.81 之间，均大于0.30，且相关显著（见表1）。根据被试在分量表上的得分将样本划分为高分组（最高的27%）和低分组（最低的27%），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分组被试和低分组被试在各题目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因此，12 个题目均符合保留标准，项目分析未删除题目。

3.2 结构效度

3.2.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使用SPSS 22.0，根据样本一被试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KMO 值为0.81，Bartlett 球形检验χ2＝2459.17，df＝66，χ2／df＝37.26，p＜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以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子并进行Varimax 正交旋转，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共有两个，碎石图显示第二和第三个因子之间呈现明显的拐点，因此选择保留两个因子。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参照Joireman 等人（2008）的命名，因素一命名为考虑当下，因素二命名为考虑未来，两个因素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5.76%。

表1 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项目分析结果

3.2.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将样本二被试的数据标准化后使用AMOS 21.0 对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的双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该模型是否得到了其它样本数据的支持。结果表明，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双因素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χ2＝188.42，df＝44，χ2／df ＝4.28，GFI ＝0.95，CFI ＝0.96，TLI ＝0.94，IFI ＝0.96，NFI＝0.95，SRMR＝0.06，RMSEA＝0.07），结构模型见图1。

3.2.3 效标关联效度

根据样本二数据进行的相关分析表明，考虑当下（M＝4.20，SD＝0.98）与自尊（M＝2.51，SD＝0.20）呈显著负相关（r＝－0.09，p＝0.04），与愤怒情绪（M＝1.97，SD＝0.57）呈显著正相关（r＝0.19，p＜0.001）；考虑未来（M＝4.81，SD＝0.81）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r＝0.10，p＝0.03），与愤怒情绪相关不显著（r＝－0.04，p＝0.39）。

根据样本三数据进行的相关分析表明，考虑未来（M＝3.81，SD＝1.41）与运动频率（M＝2.64，SD＝1.75）呈显著正相关（r＝0.10，p＝0.03），与总体健康状况（M＝2.48，SD＝1.09）呈显著正相关（r＝0.15，p＝0.001）；考虑当下（M＝4.70，SD＝1.65）与运动频率相关不显著（r＝0.03，p＝0.54），与总体健康状况相关不显著（r＝0.01，p＝0.82）。

表2 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图1 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的双因素模型

3.3 信度

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的考虑未来、考虑当下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样本一中分别为0.76 和0.87；在样本二中分别为0.80 和0.91；在样本三中分别为0.71 和0.80。

考虑未来、考虑当下两个维度的Spearman-Brown 分半信度，在样本一中分别为0.67 和0.81；在样本二中分别为0.79 和0.86；在样本三中分别为0.69 和0.78。

4 讨论

本研究以我国成年人为被试考察了未来结果考虑量表的信效度。在项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双因素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两个维度累计解释的方差百分比为55.76%，所有12 个项目的共同度在0.42 至0.73 之间，同时在三个不同样本中考虑未来和考虑当下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6 至0.91 之间，分半信度在0.69 至0.86 之间，这些结果表明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在相关研究中使用。

至于效标关联效度，已有研究发现，考虑当下与个体的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而考虑未来与个体自尊水平的正相关不显著（Vásquez-Echeverría，Esteves，Gomes，＆ Ortuño，2015）。Lyu，Du 和Rios（2019）采用未来时间取向的研究发现，未来-积极维度与自尊显著正相关，未来－消极维度与自尊显著负相关。虽然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但还是体现了个体对于当下结果关注越多其自尊水平越低的整体趋势（Joireman，Strathman，＆Balliet，2006）。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考虑当下与愤怒情绪正相关，而考虑未来与愤怒情绪负相关不显著，这也支持了个体对行为直接后果关注越多，行为更容易冲动、情绪更加负面的判断（Joireman，Strathman，＆ Balliet，2006）。在健康指标上，本研究发现，考虑未来与运动频率、总体健康状况显著正相关，而考虑当下与这两个健康指标都不相关，这也与Pozolotina 和Olsen（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总体来看，考虑当下与低自尊、高愤怒相关，考虑未来则与个体的身体健康和健康生活习惯相关。因此，未来结果考虑量表的双因素模型不仅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得到了支持，同时在预测个体其它心理变量的过程中也具有不同的区分效度（Nigro，Cosenza，Ciccarelli，＆ Joireman，2016）。因此双因素模型可能并非只是因为项目表达所造成的，而是可以更好地描述现实状况。一些个体会同时关注行为的未来结果和当下结果，这两个维度之间并非完全互相排斥（Nigro，Cosenza，Ciccarelli，＆ Joireman，2016）。如果双因素模型成立，按照被试在两个因素上的得分将被试分为双高、一高一低和双低四种不同的类型，这些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对其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影响又会如何？这些都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此外，有研究发现12 个项目的未来结果考虑量表中的考虑未来维度只有5 个题目，内在一致性系数较低，因此提出了14 个项目的版本，将两个维度的项目都发展为7 个（Joireman，Shaffer，Balliet，＆ Strathman，2012）。从本研究结果来看，5 个题目的考虑未来维度内在一致性系数虽然略低于考虑当下维度，但在三个样本中分别为0.76、0.80 和0.71，完全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Clark ＆ Watson，1995）。

尽管很多研究都已经证明未来结果考虑这一人格特征对个体的健康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Lisa ＆Samantha，2018），但主要关注的是青少年群体，而且对于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改善和提升个体考虑未来水平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我们选取的三个样本都是成年人，证实了未来结果考虑量表在我国成年人群体中的适用性，扩展了该量表的适用范围；同时也证实了未来结果考虑对成年人的影响，虽然很多大规模研究都支持人格在30 岁以后一直到成年后期都保持总体稳定（Treracciano，Costa，＆McCrae，2006），但由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及个体对于社会和环境的适应，成年期人格依然在不断发生变化（Costa，Herbst，McCrae，＆ Siegler，2000），Sadler 等人（2017）也证实了成年人未来结果考虑这一人格特征仍可以通过干预发生改变。因此未来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改善和提升成年人考虑未来的水平，从而促进其心理和生理健康。除了在健康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性之外，人类的很多行为实际上都涉及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权衡（李爱梅，彭元，熊冠星，2015；严进，楼春华，Unger，2015；Zhang，Wang，＆ Pearce，2014），希望我们所验证的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能够在推动相关研究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