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阶层对职业选择的影响：社会认知的视角

段锦云 任小云 骆雯婕 田晓明

（1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123；2 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009）

1 问题提出

职业选择是个体连接社会的重要决策行为，以往与职业选择相关的研究大多以专业领域（文学、音乐等）、职能（会计、医生等）或者条件（收入、地位等）作为划分职业类型的依据（Bubany，Krieshok，Black，＆ Mckay，2008；Vilhjálmsdóttir ＆Arnkelsson，2013），较少有研究从个体对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知这一方面来考察社会阶层与职业选择的关系。原因可能是以往的研究通常以求职者是经济理性的，并试图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假设（Cober，Brown，Keeping，＆ Levy，2004）。然而，随着社会的富足及人们工作理念的转变，感性或主观认知因素的作用愈加凸显。例如，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与其本专业相关的职业，除了市场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部分原因可能来源于他们对职业的主观认知，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也许能与他们的知识技能相匹配，但却无法与他们的认知特点相匹配（Bubany，Krieshok，Black ＆ Mckay，2008；Walker，Field，Giles，Bernerth，＆ Short，2011）。这说明，除了客观因素外，职业的认知特点也会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行为。职场是一个包含人－人、人－职互动的社会环境，职业的认知特点可以体现于个体与他人或者环境的关系之中。具体来说，当个体比较注重自己的能力和发展时，他们可能会忽视与他人的联结，工作过程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体验更多，比如获得成就时指向自我内部的快乐与骄傲，因此他们倾向从事能够集中关注自我的职业（ego－focused）；而当个体比较注重集体或者工作环境中和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会非常重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变化，容易产生以他人为中心的情感，比如指向他人的同理心与和平感（Aaker ＆ Williams，1998），因此他们倾向从事关注他人的职业（other－focused）。研究发现，个体更愿意选择与其认知特点相符的职业，原因是职业认知特点的一致性会让他们认为自己与职业的匹配程度更高，从而促进个人的发展和工作的绩效（Caber ＆ Judge，1996；Lauver＆ Kristof－Brown，2001）。

出身家庭作为个体主要的生活背景，其在客观资源和主观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对个体认知倾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出身家庭的社会阶层（social economic state of original family，以下简称家庭社会阶层）可能会通过影响个体的主观认知而影响其在职业生涯中的具体表现（Grossmann ＆ Varnum，2010；郭永玉，杨沈龙，李静，胡小勇，2015）。比如，有研究发现，家庭社会阶层高的个体比家庭社会阶层低的个体更喜欢将工作视为个人满足感的来源，能够表现出更多的个人领导力等（Blustein，2006；Blustein et al.，2002；Barling ＆ Weatherhead，2016）。根据社会阶层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Kraus，Piff，Mendoza－Denton，Rheinschmidt，＆ Keltner，2012），家庭社会阶层低的个体由于常常面临着资源的匮乏，导致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较低，比较依赖于外部环境，注重他人的想法和行为，所以他们偏向于以外部环境为导向的情景主义认知；相比之下，家庭社会阶层高的个体拥有着较多的物质和经验资源，这些资源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让他们更有机会表达自我的感受，追求并实现自我的目标，所以他们偏向于以个人为导向的唯我主义认知。即家庭社会阶层低的个体比较注重自我与他人或者环境之间的关系联结，而家庭社会阶层高的个体倾向把注意力聚焦在与自我相关的因素上（Belmi，Neale，Reiff，＆Ulfe，2019；Dietze ＆ Knowles，2016；Piff，Kraus，C?té，Cheng，＆ Keltner，2015；Piff ＆Moskowitz，2018）。因此，基于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与他人关系认知的影响，我们推测高／低家庭社会阶层的个体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也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偏好。

假设1：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关注型职业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他人关注型职业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此外，社会阶层认知理论还从自我概念的角度解释了不同阶层个体的认知特点，即家庭社会阶层低的个体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的自我概念，家庭社会阶层高的个体具有分析性、自主性的自我概念（Kraus et al.，2012）。由于自我概念对个体的决策行为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个体对自我的理解与定义即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职业选择之间可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Markus 和Kitayama（1991）将自我建构分为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依存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前者把自身的内在属性，如性格、能力和态度等作为自我概念的核心，后者则更加注重自我与他人或者外界之间的联系（刘艳，2011；Oeberst ＆ Wu，2015）。研究发现，家庭社会阶层高的个体的独立型自我建构较强，而家庭社会阶层低的个体的依存型自我建构较强，原因可能是家庭社会阶层高的个体基于资源的丰富性，会更加注意自我并且表达个人的态度，倾向于以自身的特点或者特质来定义自我，由此发展出强烈的独立型自我建构；相反，由于家庭社会阶层低的个体受客观资源的限制比较多，认为自己的选择很少，个人控制感较低，所以更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评价，将自我看作与他人、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倾向于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自我，由此发展出强烈的依存型自我建构（Na，Chan，Lodi－Smith，＆ Park，2016；Stephens，Fryberg，＆ Markus，2011；Stephens，Markus，＆ Phillips，2014）。同时，Lent，Brown 和Hackett（1994）的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和Super（1957）的职业生涯理论也强调了自我建构与职业选择之间的紧密关系。职业的选择和发展是个体逐渐实现自我概念的过程，人们通过职业选择来完成自我概念的建构，而自我概念反过来也会指导他们的职业选择，即自我建构与职业选择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自我关注型职业会促进独立型自我建构个体的自主性，而独立型自我建构对个体内在属性的要求（比如个人的能力、目标等）也促使他们选择自我关注型职业；同样地，他人关注型职业会促进依存型自我建构个体的社会关系的联结，而依存型自我建构对外界环境的要求也会促使他们选择他人关注型职业。

假设2a：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2b：依存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起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庭社会阶层作为个体的生活环境对其自我建构有一定的影响，但二者的关系也会受制于更为宏观的因素——价值观。价值观作为定义自我的参照系，对个体的自我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Arpaci，Balolu，＆ Kesici，2018；Cross，Hardin，＆ Gercek－Swing，2011；Cross，Bacon，＆ Morris，2000）。目前大部分研究将价值观分为两种类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前者注重个人目标和权益，而后者则以集体利益为导向，追求集体的目标（Triandis，2001）。在本研究中，家庭社会阶层虽为自我建构提供了一定的资源条件，但是个体最终形成的自我建构类型及其强度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个体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较强时，其主要以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优先，相比于较低的家庭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社会阶层提供的丰富资源可以缓解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让个体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关注和发展自我，促进其独立型自我建构；但当个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较强时，则主要以他人和团队的利益优先，相比于较高的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社会阶层所营造的环境会让个体更加注重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联结，从而促进其依存型自我建构。即当自我建构的类型和价值观的特点较为一致时，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建构的影响更显著。

假设3a：个人主义价值观调节了家庭社会阶层和独立型自我建构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的个体，家庭社会阶层对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

假设3b：集体主义价值观调节了家庭社会阶层和依存型自我建构之间的关系。集体主义观念越强的个体，家庭社会阶层对依存型自我建构的负向预测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

以上假设进一步揭示了两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假设4a：个人主义价值观调节了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作用。个人主义越强，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效应越强，反之，则越弱；

假设4b：集体主义价值观调节了依存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作用。集体主义越强，依存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效应越强，反之，则越弱。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综上，本研究依据个体对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知将职业划分为自我关注型和他人关注型职业，首次探讨了家庭社会阶层对这两类职业选择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自我建构）和边界条件（价值观）。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贡献：首先，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对职业进行划分，丰富了职业选择的类型，基于“人－职匹配”的思想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不仅支持了社会阶层认知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且也揭示了家庭社会阶层影响职业选择的内部机制；再次，价值观的调节作用也有利于明确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建构的塑造条件，以便更好地理解家庭社会阶层和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最后，研究所得结果也可以拓展社会阶层认知理论在职业选择中的实际应用，为个人择业和企业招聘提供理论指导。

2 研究1：家庭社会阶层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及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

2.1 研究对象

研究1 向来自中国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发放问卷，涵盖了全国10 个省份。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并且督促被试认真答题，填写前告知被试他们的答案由主试审核通过后才可以获得报酬。经统计，共发放330 份问卷，回收问卷326 份（回收率98.79%），在剔除缺失严重的数据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65份（有效率81.29%）。其中，男性人数为127 人，占总体比例的47.92%，平均年龄为30.66 岁（SD＝7.56岁）。从户籍情况看，来自城市的被试有144 人，占总体比例的54.34%。

2.2 研究量表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本研究均采用现有文献较为常用的量表，在问卷正式定稿发放前，以大学生为被试模拟问卷发放流程并进行测验，用以评估问卷设计及表述上的恰当性，并对问卷用词和排版等进行了适当修整。

家庭社会阶层。采用陆学艺（2002）基于中国本土化开发的量表，该量表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为依据共划分了10 个阶层，包括从失业者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由低到高的10 个等级，分别赋值1～10。要求被试报告其父母分别属于哪种职业，取父母中较高的分数来代表其家庭的客观社会阶层水平，分值越高代表社会阶层越高。

自我建构。采用Ng（2007）编制的自我建构量表，包括10 个题目，采用5 点计分。其中有5 个题目属于独立型自我建构量表，例题如“我喜欢当众接受赞美或奖励”，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70；另外5 个属于依存型自我建构量表，例题如“我的快乐取决于周围的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71。

职业选择。基于Han 和Ling（2016）的研究，对自我关注型职业和他人关注型职业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要求被试将自己所从事职业与这两类职业的符合程度分别进行5 点评分。自我关注型职业的内容描述如：“您的职业常常会唤起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比如个人的愉悦与骄傲，工作过程强调个人的内在属性（比如能力、目标），需要个体的知识经验与表达。”他人关注型职业的内容描述如：“您的职业常常会唤起以他人为中心的情感，比如共情与和睦相处，工作过程中强调个人与他人的联系（比如社交、同事关系），倾向于在社会环境中与他人交往或亲近他人，工作要求团结整齐、协调处事，以和睦融洽为准。”

2.3 研究结果

2.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采用SPSS 22.0 进行Harman 单因子检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有22.6%，小于40%的临界标准。其次，用AMOS 17.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我们提出的假设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CFI＝0.91、IFI＝0.91、RESEA＝0.06、χ2／df＝1.82，p＜0.001），说明研究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良好，不存在明显的同源偏差。

2.3.2 描述性统计

表1 呈现了研究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内部一致性系数。如表1 所示，家庭社会阶层与独立型自我建构（r＝0.32，p＜0.001）和自我关注型职业（r＝0.22，p＜0.001）呈显著正相关，独立型自我建构和自我关注型职业呈显著正相关（r＝0.32，p＜0.001）；家庭社会阶层与依存型自我建构（r＝－0.33，p＜0.001）和他人关注型职业（r＝－0.19，p＝0.001）呈显著负相关，依存型自我建构与他人关注型职业呈显著正相关（r＝0.43，p＜0.001）。

表1 研究1 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265）

2.3.3 假设检验

首先，采用层级回归检验假设1。表2 的结果显示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关注型职业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6，p＝0.01），对他人关注型职业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6，p＝0.01），假设1 得到验证。然后，采用Hayes（2013）制作的检验中介效应的PROCESS 程序Model 4 验证假设2。表3 结果显示，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03，其95%的置信区间为［0.02，0.06］，不包含0，这说明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2a 得到验证。依存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04，其95%的置信区间为［－0.06，－0.03］，不包含0，这说明依存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2b 得到验证。

表2 研究1 层级回归分析

表3 研究1 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分析

2.4 研究1 讨论

研究1 以企业员工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了家庭社会阶层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以及自我建构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关注型职业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他人关注型职业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说明不同家庭社会阶层的个体在职业选择上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研究1 的结果还表明，自我建构中介了家庭社会阶层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即家庭社会阶层越高的个体具有越强的独立型自我建构，因此在择业过程中更偏好选择自我关注型职业；而家庭社会阶层越低的个体则具有较强的依存型自我建构，因此在择业过程中倾向于选择他人关注型职业，即家庭社会阶层通过个体的自我建构影响其职业选择。

然而，有研究者认为研究1 中家庭社会阶层的客观测量属于社会学变量而非心理学变量，这导致个体对家庭社会阶层主观认知的作用被忽略了，不能准确地反应出家庭社会阶层的影响（Callan，Kim，Gheorghiu，＆ Matthews，2017；Liu et al.，2004）。因此，研究2 通过实验操纵的方法进一步考察家庭社会阶层的主观认知对职业选择的影响。此外，价值观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认知取向，在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建构的塑造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研究2 引入了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建构类型影响职业选择的边界条件。

3 研究2：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3.1 被试和程序

216 名在校大学生参与实验与问卷调查，共回收181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3.80%），其中，男生53 人，平均年龄为22.94 岁（SD＝1.78 岁），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且之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采用2（主观社会阶层：高、低）×2（职业选择类型：自我关注型、他人关注型）的被试间设计。

首先，参考Kraus，Piff 和Keltner（2011）的研究对被试的主观家庭社会阶层进行操纵，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组，其中高社会阶层组有92 人，低社会阶层组有89 人；其次，参考Han 等人（2016）的方法，采用招聘广告的方式描述自我关注型职业和他人关注型职业的主要特点，通过测量不同类型的招聘广告对被试的吸引程度来考察被试的职业选择偏好。高／低家庭社会阶层的两组被试会随机拿到具有自我关注型或者他人关注型的招聘广告（即每个被试只能拿到一种类型的招聘广告），以问卷的形式测量该招聘广告对他们的吸引程度；最后，要求被试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城镇／乡村）和相关量表（自我建构量表、价值观量表）。具体实验流程如图2 所示。

图2 研究2 实验流程

3.2 研究量表

家庭社会阶层。采用MacArthur 的主观社会阶层梯阶量表，参考Kraus 等人（2011）的方法，通过指导语对被试的主观家庭社会阶层进行操纵。一组接受高家庭社会阶层的操纵，另外一组接受低家庭社会阶层的操纵，要求接受高家庭社会阶层操纵的个体将自己的家庭与社会最底层的家庭进行比较，而接受低家庭社会阶层操纵的个体将自己的家庭与社会最顶层的家庭进行比较，然后让被试填写其所感知到的社会阶层的评分，共1～10 个等级。

职业选择。参考Han 等（2016）的方法和材料，分别制作了自我关注型职业和他人关注型职业的招聘海报（包含文字和图片）。首先，为保证招聘广告确实可以向被试传达自我关注和他人关注的认知特点，挑选自我关注和他人关注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情感——骄傲与同理心，要求被试分别从3 个方面对两类招聘广告进行7 点评分，骄傲（自豪、自信、激动），同理心（温暖热心、有感情、感人）；其次，要求被试根据自身真实情况填写该职业对他／她的吸引程度，包括6 个题目，7 点计分，例题如：“该广告介绍的职业对我很有吸引力。”自我关注型职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8，他人关注型职业量表的为α 系数0.63。

价值观量表。采用Oyserman（1993）编制的价值观量表，包括28 个题目，采用7 点计分，其中14 个题目属于个人主义价值观量表，例题如：“我自己做的决定更好。”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77；另外14 个题目属于集体主义价值观量表，例题如：“对我的团队有益，就是对我有益。”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93。

自我建构量表。与研究1 一致，采用Ng（2007）编制的自我建构量表，7 点计分。独立型自我建构量表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76，依存型自我建构量表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63。

3.3 研究结果

3.3.1 操纵检验

对家庭社会阶层的操纵进行t 检验，结果发现接受高家庭社会阶层操纵的被试对家庭社会阶层的主观评分要显著高于接受低家庭社会阶层操纵的被试（t（179）＝9.70，p＜0.001），证明了家庭社会阶层操纵的有效性；对两类招聘广告是否能传达出自我关注和他人关注职业的特点进行t 检验，结果发现自我关注型职业诱发的骄傲体验显著强于他人关注型职业（t（179）＝2.64，p＝0.009），他人关注型职业诱发的同理心体验显著强于自我关注型职业（t（179）＝3.66，p＜0.001），证明了两类职业招聘广告操纵的有效性。

3.3.2 描述统计

使用SPSS 22.0 对181 名有效被试的数据进行分析。表4 和表5 分别呈现了自我关注和他人关注型职业组的被试在各个研究变量上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内部一致性系数。由表4 和表5 可知家庭社会阶层与中介变量、结果变量均显著相关，即初步符合假设。

表4 研究2 自我关注型职业组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91）

表5 研究2 他人关注型职业组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90）

3.3.3 假设检验

首先，采用层级回归检验假设。结果发现，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关注型职业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6，p＝0.01），对他人关注型职业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40，p＜0.001），假设1 得到验证。

然后，采用Hayes（2013）制作的检验中介效应的PROCESS 插件Model 4 验证假设2，表6 结果显示，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60，其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这说明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2a 得到验证；依存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28，其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这说明依存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显著，假设2b 得到验证。

其次，层级回归的结果也显示，家庭社会阶层和个人主义的交互项对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99，p＝0.005），家庭社会阶层和集体主义的交互项对依存型自我建构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1.12，p＝0.01）。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3 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如交互作用图（图3）所示。家庭社会阶层越高的个体，其独立型自我建构越强，且不管个人主义的水平如何，家庭社会阶层对独立型自我建构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是相比于低个人主义（B＝1.07，p＜0.001），高个人主义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影响更大一些（B＝1.91，p＜0.001），假设3a 得到验证。同时，家庭社会阶层越低的个体，其依存型自我建构越强。在低集体主义水平下，该类关系不明显（B＝0.38，p＝0.31）；而在高集体主义水平下，该类关系十分显著（B＝－0.74，p＜0.001）。假设3b 得到验证。

最后，进一步采用PROCESS 插件Model 7 检验价值观是否会调节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假设4a 模型成立（R2＝0.32，F（2，88）＝22.70，p＜0.001），家庭社会阶层对自我关注型职业的直接作用不显著（B＝－0.15，t（89）＝－0.83，p＝0.41），独立型自我建构对自我关注型职业的影响显著（B＝0.50，t（89）＝5.89，p＜0.001）。个人主义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6 所示，虽然在三类个人主义水平下，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均显著，但是随着个人主义从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到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中介效应逐渐增强。这说明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中介效应越强，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4b 得到验证。同时，PROCESS 分析结果也显示，假设4b 成立（R2＝0.46，F（2，87）＝12.24，p＜0.001）。其中，家庭社会阶层对他人关注型职业的直接作用不显著（B＝－0.19，t（88）＝－1.85，p＝0.07），依存型自我建构对他人关注型职业的影响显著（B＝0.61，t（88）＝3.93，p＜0.001）。集体主义的调节作用如表6 所示，当集体主义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时，家庭社会阶层通过依存型自我建构对他人关注型职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当集体主义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时，家庭社会阶层通过依存型自我建构对他人关注型职业的影响作用显著。这说明集体主义水平越高，依存型自我建构的中介效应越强，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4b 得到验证。

3.4 研究2 讨论

研究2 采用实验操纵主观家庭社会阶层的方式，考察家庭社会阶层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以及自我建构和价值观在其中的作用。首先，研究2 的结果发现，家庭社会阶层高的个体更容易被自我关注型职业吸引，家庭社会阶层低的个体更容易被他人关注型职业吸引，该结果与研究1 一致；其次，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职业选择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结果也与研究1 一致；最后，研究2 还证实了在不同的价值观导向下，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也存在差异。即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集体主义水平越高，依存型自我建构在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表6 研究2 总效应、中介效应以及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检验

图3 价值观对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建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4 总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研究1）和实验法（研究2）探讨了家庭社会阶层如何通过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依存型自我建构的中介机制分别影响个体对自我关注型职业和他人关注型职业的选择偏好，并且两类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还会受到价值观这一边界条件的影响。总的来说，当个体和职业的认知特点较为一致时，他们更愿意从事该类职业。该结果对求职者和管理者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具体来说，职业选择需要个体在客观条件（专业技能、收入、距离等）和主观认知（社会关系、组织氛围）等至少两个方面进行权衡，恰当的权衡结果有助于员工和岗位的良好结合。但当该权衡出现较大偏颇时，比如个体可能会过度追求职业的客观条件而不考虑自己与职业的认知特点是否匹配或者太过在意职业的社会关系而不考虑自己与职业所需技能的匹配程度，则会对个人发展和组织绩效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不能有效完成工作目标，对工作的适应性差，工作时可能会产生较多的负面情绪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阶层虽有高低差异，但认知倾向却无好坏之分，本研究并不是提示求职者或者管理者要按社会阶层来选择职业或者招聘人才，只是基于认知的角度帮助人们在择业时更好地理解或者审视自己的选择，在保证工作绩效的同时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此外，研究通过操纵主观家庭社会阶层的方法也表明，主观认知层面的家庭社会阶层并不是固有的、不变的，个体对家庭社会阶层的感知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发生改变，并且此类主观认知会影响其随后的行为。不仅如此，也有研究发现自我建构也可以通过实验操纵的方法来启动（Cross et al.，2011；Grossmann ＆ Jowhari，2018）。这启示个体或者企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可以运用一些心理学方法对自己或者员工进行科学且恰当的引导，以便挖掘出员工在职业发展中更多的可能性，达到人与岗位的良性匹配。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一方面，本研究为了减轻被试填写问卷时由于题目过多过长而感到压力或疲惫，影响问卷结果的质量，选用的量表都较为简短，出现了内部一致性系数不够高的情况。未来研究可选取更为优质和全面的量表，再次取样探讨。另一方面，本研究对职业选择的测量主要参考了Han 等人（2016）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创新，但也正因如此，目前并没有很成熟的量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对他人关注型职业和自我关注型职业的测量方式进行开发。

5 结论

家庭社会阶层高的个体基于其独立型自我建构而倾向选择自我关注型职业，家庭社会阶层低的个体基于其依存型自我建构而倾向选择他人关注型职业；

当个体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越强时，独立型自我建构越能促进家庭社会阶层和自我关注型职业之间的正向关系；当个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越强时，依存型自我建构越能促进家庭社会阶层和他人关注型职业之间的负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