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作用因素研究
——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韦钰芳

（安徽新华学院 商学院，安徽 合肥230088）

一、引言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及产业结构优化背景下，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当前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以及整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高技术产业产品具有高附加值和高质量特点，对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地位的提升以及对外贸易发展速度的提升意义重大，所以在顶层设计上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我国对外贸易领域应该以高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的产品为核心凸显我国出口贸易的优势，通过自主创新实现高端技术产业升级以提升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在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下，高技术产业在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到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0%以上。但目前我国的对外出口依然是以加工制造和贴牌生产为主，在全球价值链中依然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所以多渠道着手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势在必行。

出口复杂度是指在一定时间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它代表了该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这一比重越大表示出口复杂度越高。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大小除了受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科技水平等因素的作用外，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我国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1-3]，他们均认同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复杂度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同时也指出了这种现实情况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现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均是针对全国层面的制造业或者整个对外贸易领域，鲜有涉及针对我国不同地区以及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作用因素的研究，这给本文提供了切入点和研究的必要性。

二、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作用因素理论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一种基于高质量人才体系，融合最新尖端技术实现巨大社会、经济等效益的产业。根据OECD的定义，高技术产业主要可以划分为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电子通信设备、医疗设备和仪器仪表5大类。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因素展开研究成为学界探索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重要方法。参考相关的研究成果[4-6]，结合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的实际情况，本文归纳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主要作用因素，并分析了其作用机制。

1.创新因素。创新因素主要通过产品技术含量和生产率两个途径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产生作用效应。其一，创新能够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在经济活动中的创新一般直接表现为最新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以及新产品的开发。通常情况下，高技术企业将新技术初步应用于生产时，消费者对该新技术的接受度以及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一般都比较低，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企业需要对产品技术、生产工艺以及生产流程等不断进行改进和优化，加之新产品对市场的垄断特性使得行业壁垒较高，外部资本很难进入该行业，所以刚开发的新产品的市场增长率以及产业扩散速度一般都比较快[7]。产业整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快速实现社会化，使得整个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产品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技术含量有效提升，进而产品的出口复杂度相应得到提升。其二，创新能够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创新可以有效推动整个高新技术产业运用最新的生产设备、最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开展最尖端技术的研发，不断提高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生产效率，进而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得到提升。

2.教育因素。教育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人力资本增加以及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教育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应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间接发挥的[8]。高技术产业是一个对生产技术、生产工艺要求很高的产业，其产品技术含量越高对知识结构的复杂性的要求越高，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需求也越高，所以高质量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到高技术产业获取先进技术的速度和数量，进而对高技术产业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产生作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一般通过以下两方面具体工作提升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一是直接参与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创造工作，为高技术产业开辟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直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施加作用力；二是通过对现有生产技术、生产流程以及管理模式进行改良和升级，推动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效率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和提升，从而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的复杂度。

3.FDI因素。现代企业实现经营国际化的手段比较多，其中FDI是最常见同时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种，一般情况下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常用方式有收购本土企业和新建企业两种，通过综合衡量两种方式的成本而相机抉择，进行海外投资的高技术企业一般会在所有权和内部化上有较大优势，对出口产品的复杂度产生间接作用[5]。FDI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模仿和竞争机制。高技术产业将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设备以及管理模式投放到目标国际市场，其在国际市场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了高生产率和强竞争力，创造了不菲的经营效益，这会很自然地引起目标国际市场本土企业的高度关注，于是本土企业便效仿这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经营模式，努力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和市场份额；二是关联机制。一个市场内部的企业，尤其是上下游企业一般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高技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会通过原材料采购、项目合作等方式在产业内部进行技术交流，对于当地的整个行业形成技术溢出效应；三是人员流动机制。高技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一般都会雇佣相当一部分本土员工，这些当地的员工在高技术企业里学习到了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之后，一旦离开原企业便会把相应技术和管理方法扩散到其他企业，甚至整个行业，进而提升技术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也相应得到提升。

4.进口因素。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在贸易过程中我国高技术产业不断学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9]。进口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一是通过进口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技术含量的半成品和零件进行加工和组装，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出口复杂度；二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在进口国外高技术零件过程中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的方式提升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可以在进口零件的原有技术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进而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出口复杂度。

5.资本因素。资本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足够的资本企业才可以购买生产所需的生产设备、建造厂房、雇佣员工，进而实现经营目标，而资金不足不但无法实现扩大生产，日常的持续经营也会存在问题。与其他行业相比，高技术产业对资本的需求更高，不仅需要充足的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和产品的社会化推广，还需要给技术研发与创新、员工培训与教育等以足够的资金支持，资本量越大，可用于技术研发与应用的资源越丰富，越有助于推动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进而能够有效作用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6.政策因素。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政策的支持状况直接影响着一个产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高技术产业是我国现阶段重点支持产业，也是我国科技兴国、实业兴国战略的重要抓手。政策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实现：一是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的方式鼓励高技术产业对外出口，提升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利润率，使得高技术产业有足够的积极性和资本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促进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二是通过信贷支持、税费优惠等政策鼓励高技术产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降低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难度、减少税费成本，进而间接提升其营业利润，使得高技术产业有更大的动力开展生产与研发的同时，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进行技术研发与创新，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出口复杂度。

三、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作用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在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以实证检验上文理论分析的真实性。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

为进一步实证检验各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情况，构建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作用因素的省域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为便于将各因素引入模型，需要寻找各因素的替代变量。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10-12]，各作用因素的替代变量选择如下：

（1）企业创新产出的常用衡量指标包括R&D经费支出、有效专利数、专利申请数等，本文选取学界最常用的R&D经费支出作为创新因素的替代指标。

（2）教育是企业获取人才的主要方式，而人才又是技术研发与传播的主要载体，本文选择国际通用的R&D人员数作为教育因素的替代指标。

（3）FDI通过技术溢出、人员流动及产业关联等方式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产生作用效应，本文选择外商投资额作为FDI因素的替代指标。

（4）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引进国外技术成为我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高技术产业对国外技术的学习主要体现为通过进口贸易引进国外高技术产品，所以本文选择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额替代进口因素。

（5）高技术产业的高投入特点决定了其对生产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生产设备的高要求，基础设施以及生产设备占据了高技术产业总体资本投入的大部分，它直接关系着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所以本文用固定资本投资额替代资本因素。

表1 变量汇总表

（6）政策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出口进行扶持，出口补贴直接表现政府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的支持力度与态度，所以选择出口补贴作为政策因素的替代变量。

2.模型构建

本文在Hausmarm建立的指标基础上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进行测量[13]，构建适合省域面板数据的复杂度计算公式：

式（1）中，Prodyb表示b产品出口复杂度，Ya表示a省人均GDP，Xab表示a省b产品出口总额，Xa表示a省出口总额。Expya表示在式（1）基础上计算出的a省各类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加权平均。

以出口复杂度为被解释变量，各作用因素替代变量为解释变量构建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作用因素的省域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为了避免数据在权衡单位以及绝对值上存在的差异而给模型稳定性带来影响，先对各变量取对数，而后引入模型，构建的模型为：

其中，α为常数项，μt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不同省份，t表示不同年份。

各变量样本为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8年间的数据，西藏、青海等省份在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用外推法弥补，所有数据均收集整理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所有计算过程均由Eviews8.0实现。

（二）模型拟合与分析

1.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表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汇总表

平稳性是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基本要求，所以首先运用ADF方法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表2）。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水平下，各变量均为存在一阶单位根的非平稳变量，不能直接用于构建回归模型。

非平稳序列如果存在协整关系，说明这些变量相互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也可用于构建回归模型，运用Pedroni协整检验法检验本文面板数据的协整性。表3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7个协整检验统计量中有5个通过了检验，认为各变量之间是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所以本文的面板数据可以用来构建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

表3 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汇总表

2.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拟合

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因素，除了拟合全国层面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作用因素的面板回归模型外，还将我国分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四个经济区域，东北地区包括黑、吉、辽三省，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鲁、沪、苏、浙、闽、粤、琼，中部地区包括晋、皖、赣、豫、湘、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桂、渝、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针对每个经济区域分别拟合模型，用于比较不同区域间的差别。

表4 各区域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拟合结果汇总表

综合分析各变量和样本数据的实际情况，本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选择随机效应类型，各模型拟合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均比较高，其中东部地区模型的可决系数最高，为0.8864，最低的是中部地区，为0.7692，说明各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的变动情况；各模型的F检验的伴随概率均小于5%，各模型整体拟合显著，D.W统计量值基本都维持在2左右，各模型H.Q值虽然差距较大，但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各模型不存在自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可以用于实际问题分析。

3.模型拟合结果分析

首先，从全国层面模型拟合结果来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均存在正向作用效应，说明各作用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有正向作用，符合上文的理论分析结论。从回归系数绝对值以及显著性水平来看，lncap回归系数绝对值是各解释变量中最大的，达到了1.3025，并且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资本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作用力度最大，是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显著正向作用因素。lnimp和lnrad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251、0.5285，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并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进口因素和创新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均为正，并且都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教育因素、FDI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显著地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正向提升。

其次，比较不同经济区域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拟合结果，可以发现：

（1）lnrad在各地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性水平至少都通过了5%的水平，说明创新因素对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应均显著为正，与对全国层面的作用方向一致，但从回归系数绝对值来看，东部地区最大，而西部地区最小，表明创新因素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应最大，而对西部地区的作用效应最小。lnedu和lnimp在各个区域模型中回归系数也均为正数，且相差不大，并且都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教育因素和进口因素对各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有较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其中lnedu和lnimp在东部地区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是最大的，说明教育因素和进口因素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应最强。

（2）lnfdi、lncap和lnsub在各地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这三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存在正向作用力，FDI 因素、资本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存在正向作用效应，和上文理论分析结论相吻合，但是从显著性水平来看，这三个解释变量在各模型中的显著性普遍不是很高，只有lnfdi和lncap在东部地区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1%的水平，FDI因素和资本因素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存在显著的作用效应，能够正向推动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lnfdi和lnsub在西部地区模型的显著性均没有通过10%的水平，说明FDI因素和政策因素对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虽然有正向作用效应，但这种作用力不明显，几乎不存在。lncap在东北地区模型和西部地区模型中没有通过10%的显著水平，说明资本因素对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正向作用效应也几乎不存在。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国内外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整体以及不同经济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整体上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受到创新、教育、FDI、进口、资本、政策等六个因素的正向作用，其中资本因素的作用力度最大同时也是最显著的，进口因素和创新因素的作用力度位列第二、第三位，而教育、FDI以及政策的作用力度虽然有限，但也是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正向提升不可或缺的因素。

2.各因素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创新因素对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力度最大，而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力度最小。教育因素和进口因素对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方向以及作用显著水平相似，其中对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力度最大，对东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作用力度相对较小。

3.FDI因素、资本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存在正向作用效应，但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效应的显著性普遍不高，只有FDI因素和资本因素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存在显著的作用效应，能够正向推动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显著提升。FDI因素和政策因素对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虽然有正向作用效应，但这种作用力很不明显，资本因素对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正向作用效应也几乎不存在。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促进其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创新因素和教育因素不仅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整体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对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正向作用效应也很明显，所以创新能力是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核心和关键，而自主创新能力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依靠学习和模仿国外企业的创新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也无法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可以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提升创新激励幅度，以及从思想观念、文化环境等方面营造全民创新氛围。而创新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则离不开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也是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重要举措，在普及全民教育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尖端技术人才和专业型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人力资本基础。

2.强调各项政策制定的区域差异性。各因素对我国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异，除了创新因素对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力度以及显著性程度相差不大外，其他各要素对四大经济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果均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各地区以及国家宏观层面在通过教育、资本、税收等手段刺激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提升过程中，需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实施具有差异化的政策。

3.注重创新资源的共享性。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各因素对我国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应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也有一定共性，比如创新因素、教育因素、进口因素对全国层面以及四大经济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效应，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出口复杂度，对不同区域间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尤其应该鼓励和倡导东部创新资源丰富的省份多与中西部省份交流，实现创新资源、创新要素以及技术信息的共享，提高东部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溢出效应，带动其他区域以及我国整体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