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环节分析法及其现实意义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列宁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十月革命的领导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他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了一系列领导艺术，其中就是善于抓住每个特定时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列宁曾经指出：“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1]506列宁在1921年11月发表的《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方法，并且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了发展商业这一环节的重要意义。他明确地说：“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2]614他接着分析说：“当前，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2]614在这里，列宁十分系统地阐述了环节分析方法的要求及重要性。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环节分析法就是把事物发展看作若干环节构成的整体，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同时，力求抓住若干清晰、明确的环节寻求问题的解决。

一、列宁对1917年—1922年六年关键环节的分析

从1917年到1922年短短6年中，俄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事件让人们目不暇接，如何在这些惊人的事变中抓住历史发展演变的趋势与方向，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艰辛的探索。列宁在1922年3月7日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指出：“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2]692列宁接着分析了从1917年到1922年每一个年份的关键环节是什么，并分析了为什么是这一环节而不是别的环节。

(一)1917年的关键是摆脱战争

列宁指出，“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2]692人民感觉到，农民看到，从前线回来的每个士兵意识到，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不管在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2]693各主要阶级都在要求摆脱战争，实现和平，因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1914年一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俄军动员的总兵力高达1430万人，战争仅仅进行了两年，到1916年俄军的死伤人数就超过了500万人，这意味着每三个人就有一人或死或伤。这样的战争是难以为继的，一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这一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全体城乡贫苦居民)争取面包、争取和平、争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刻的运动”[1]7，摆脱战争、实现和平、争得自由与面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英国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1994年出版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中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历史证明，他说：“从哈布斯堡政权检查人员留下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证明一件事，自大战爆发以来，头一桩顺应民心的政治事件，就是俄国的大革命。”[3]70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摆脱战争。“自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成功之后，和平的呼声与社会革命的需求更汇合成一股潮流：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之间的问卷调查中，三分之一表示，和平希望在俄国；另外三分之一认为，和平希望在革命；还有五分之一认为，和平的希望在俄国与革命，两者皆不可缺。”[3]70-71也就是说，当时国外很多国家都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从国内看，首先是工人阶级要求和平、自由与面包。在1917年前后，彼得格勒工人和全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为反对沙皇君主制，为争取自由与和平，为反对帝国主义大屠杀，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1917年3月3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3月10日，发展为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总罢工，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列宁在1917年3月7日写的《远方来信》中说，这次革命中建立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居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正在努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1]9。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农业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到1917年初，约有40%的农村劳动力被征调入伍，大批马匹和牲畜被征用，农业产量锐减。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反对政府征兵，并且开始夺取地主的粮财。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渴望摆脱战争，要求和平、土地与自由。布尔什维克回应民众的要求、呼声进行了十月革命。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就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人民的愿望。

(二)1919年到1920年的关键是武装抵抗

十月革命后不到一个月，科尔尼洛夫、卡列金、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等指挥的第一批白卫军就在顿河一带开始行动，公开宣称复辟沙皇或者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为防止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蔓延，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说必须把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里”。因此在1918年，由17个国家的22个军团组成的远征军入侵了年轻的苏联。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军队第一次使用了化学武器。1918年初，日本和英国的军舰开进了海参崴港；3月，英法美三国军队占领摩尔曼斯克，后又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成立了白卫军的“俄国北方政府”，英军还从伊朗侵入士尔克斯坦和外高加索；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发动叛乱，由于大批白卫军的加入，叛军增加了6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和军官，他们占领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脉的西部地区，成立了反革命政权。苏维埃政权处在四面包围之中。1918年3月9日(俄历2月22日)，《真理报》发表人民委员会的公告：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419号召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国防事业。1918年7月2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分析了当时极为复杂和危急的形势，提出把苏维埃俄国的全部工作的重心重新转移到军事和战争方面来。列宁在1919年12月2日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说道：“当然，在苏维埃政权所经历过的时期中，最主要的问题，即当时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军事问题。国内战争显然压倒了一切。”[4]通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余粮收集制、建设一支革命化和正规化的红军队伍等举措，到1919年春，红军在北方、南方和东方战线打退了敌人的武装进攻，取得了初步胜利，并且使红军队伍由1917年底的数万人达到1918年底的100万人，到1919年3月则达到150万人。1919年春季，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基地向伏尔加河流域和莫斯科进攻；夏季，邓尼金从南方向莫斯科推进；秋季，尤登尼奇试图夺取彼得格勒。列宁在1919年和1920年采取了很多旨在捍卫苏维埃政权的举措：建立共产国际，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反对资产阶级；大力推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用伟大的首创精神激发人们战胜旧制度的能动性；通过征收党员周活动把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成为党的坚强力量。对此，列宁指出：“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超过白卫分子，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我们超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2]57依托这些举措，1919年8月，红军粉碎尤登尼奇的进攻，尤登尼奇逃亡爱沙尼亚；同年11月，红军占领高尔察克的老巢鄂木斯克并抓获高尔察克；1920年3月，红军攻占邓尼金的老巢，将其军队彻底击溃，邓尼金逃亡国外；1920年11月，红军挺进克里木，将弗兰格尔的军队彻底消灭。

(三)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

到1920年底，在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没有收缩，反而更加强了。问题很快出现了：农民们普遍抗粮不交，粮食的征收不得不动用军队才能完成；发生在坦波夫的农民叛乱席卷全国，甚至十月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打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共产党的苏维埃”的口号参与叛乱。列宁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他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方法是行不通的。[5]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人进行商业活动、进行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同时准备把一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来经营。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难度极大，“寻找过渡办法——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2]458困难在于要说服全党特别是一些彻底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的革命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是公然抛弃十月革命的成果。不仅要尽快说服全党，还要把战时共产主义实施的众多政策改变为新经济政策，需要对新的政策予以科学把握。要实现这一艰难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党的团结统一，强调组织纪律性。

在列宁提议和主持下，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明确规定：“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6]93“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6]931921年9月20日，他在《关于清党》一文中说：“由于从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由于现在的情况要求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革命的成就也必然改变自己的性质。”[2]560因此，就是要抵制既腐蚀无产阶级又腐蚀党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要达到这样的改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眼中玷污了党的分子了)。[2]560列宁强调，现在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在很长的时期内进行缓慢的、艰巨的、困难的经济工作，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7]362在这样一个变革进程中，纪律极为关键。他在1922年1月明确指出，必须尽一切努力让新经济政策尽可能迅速而广泛地在实践中试行。[7]390为此，一切有关新经济政策问题的一般讨论、理论探讨和争论，都应当移到争论俱乐部和一些报刊上，在实际部门如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一切经济机关都必须肃清争论，加快推进工作措施的落实。由于缺乏一定的纪律性，使党内无休止的争论消耗了党大量的精力，“后来列宁回想起在1920—1921年冬季那场把党的实力消耗殆尽的激烈争论，把它称为一场‘狂热病’和‘致命之症’。辩论的题目是工会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尽管重要，毕竟还是从属问题。”[8]但这一问题争论波及全党，使很多人把精力都放在了这一次要问题的争论上了。加强纪律性就是为了全党能够集中精力抓住主要问题，即全力推进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四)1922年的关键在于人才

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问题。在实践中，这一问题表现得相当鲜明。1922年这一年，列宁十分关注俄国的人才问题。他强调，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教育程度极低。[2]726苏维埃俄国人才匮乏，比如缺乏公职管理人才，列宁说：“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相当真才实学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9]288-289怎么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考试来增加管理国家方面的基本知识。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指出，凡是我们决定破例立刻委派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公职人员，应符合四个条件，其中两条就是：“第二，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第三，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9]386。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师队伍建设。列宁十分强调教师队伍建设，要求提高教师的社会和物质待遇。1923年1月2日，列宁在《日记摘录》中指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2]764“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9]362列宁在1923年1月4日和6日口授的《论合作社》中还十分强调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因为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足够的见识，就无法真正实现合作化。列宁特别强调合作社要培养文明的商人，他说：“同(这里我几乎要说)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所谓做商人的本领，我指的是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做买卖，那就是说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9]368列宁讲的“文明的商人”是指既能够遵守通行的商业规则又不会被其他人运用规则骗取合法利益，还能充分利用商业规则甚至变通商业规则获取自身合理利益的人。在合作社中培养“文明的商人”面临着众多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合作社过去的商业活动不频繁，交易规模小，掌握的知识少；另一个方面就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也就是说存在潜规则多、按照契约方式行事的少。

二、列宁抓住的三个方面的环节

政治事态发展的链条是相当复杂的，有的链条像展开了的长鞭，一目了然；有的链条很像戈尔迪之结，相互缠绕在一起，让人摸不着头绪；有的链条过于漫长，一眼望不到边，不知道哪个环节是关键。如何辨识链条的环节？怎样抓住整个链条的特殊环节？列宁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探索。他在一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牢牢把握三种类型的环节：最薄弱的环节、最关键的环节以及迂回的环节。

(一)抓住最薄弱环节，也就是抓住事物最薄弱的一面寻求矛盾的突破

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抓住了帝国主义时代最薄弱环节即俄国，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列宁十分强调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他在1915年8月23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就阐明了这一不平衡性：“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0]554一年后，他在1916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0]722紧接着，他在1916年8月-9月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再次阐述了这种不平衡：“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平衡，而客观现实使我们看到，除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还有许多在经济上不那么发达和完全不发达的民族。”[10]7671919年4月15日，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懂得现代科学的人，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1]792“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1]792正是这个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才决定了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落后的国家之一——俄国。

既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么其中一定会有薄弱环节。这一环节在哪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具有帝国主义特征，但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国。由于俄国帝国主义具有军事封建色彩，对国外资本依赖性强，俄国成了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一切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其薄弱性体现在，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矛盾，任何一个矛盾都一点就着、一点就炸。第一，在经济上，一方面是农奴制残余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列宁在形容这时的俄国经济特征时说，“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11]第二，俄国社会在政治上的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人民大众与沙皇制度的矛盾，人民要求民主权利，但沙皇实行专制；农民同地主的矛盾，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农奴制的废除并没有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多大改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俄国的产业工人达到数千万人，但是产业工人的工资非常低，还经常被克扣，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国内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列宁把当时的俄国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并认为“许多年来大俄罗斯人受着地主和资本家的影响，养成了一种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12]。

这种薄弱不仅体现在俄国社会矛盾的集中程度最高、尖锐性最强、冲突面最广，关键还在于突破这一薄弱环节的力量最为强大。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概括了六个方面：“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第三，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行动的意义。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第五，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罢工斗争的长期锻炼和欧洲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有助于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形式在深刻而迅速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下产生出来。”[1]794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原因，还可以列举出以下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有力，特别是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领袖集团，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俄国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革命理论作为丰富思想营养；俄国的村社与社会主义存在着某种契合点，可以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二)抓住最关键的环节，从事关问题最重要的一环寻求突破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说道：“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1]505抓住关键环节，就是要抓住最主要的阶级关系以及背后关键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列宁在其3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及时敏锐地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展现出来的关键一环。关键一环就是“纲举目张”的一环。列宁抓住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进程中最关键的环节，提出了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列宁反复强调：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13]391他说：“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13]398列宁疾呼：“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3]406“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13]400他说，“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13]404——也就是职业革命家，这些人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4]。职业革命家组织有两个特点。第一，职业革命家组织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极少数人的密谋组织。职业革命家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是与广大群众密切相连的。第二，职业革命家组织是不断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的组织。列宁说，“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像《自由》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13]410。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得以不断壮大，尽管党员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坚强有力。这就是为什么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

(三)抓住迂回的环节，在退却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列宁曾经的战友、长期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格·季诺维也夫在列宁逝世不久写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总结了列宁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历史道路的某一阶段善于作战略退却。季诺维也夫说：“如果不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退却，那就不能完全理解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在比较强大的敌人面前作暂时的退却，同时始终不渝，依然故我，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15]179季诺维也夫还列举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五次战略退却。这五次退却实际上是五个重要的战略环节和关键点。“1.1906年列宁放弃抵制国家杜马(以及在革命低潮年代放弃抵制策略)，这是开始出现各国革命较为缓慢地发展的前景。2.1917年的七月事变。七月发动所采取的形式超过一般示威，但不及真正的武装起义，在几小时内必须作出抉择：继续进攻，把示威发展成决定性战斗，但会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把队伍撤出战斗，保存有生力量。考虑到力量对比，列宁主义采取了第二种方案。3.布列斯特和约。让出空间以赢得时间。取得‘喘息时机’、‘随机应变和退却’，或者硬拼，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投入战斗，准备‘光荣地死去’。列宁主义采取了前一种办法。4.对波兰的战争。在猛烈的进攻之后，摧毁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波兰堡垒，但在华沙城下失败了。必须做出抉择：或者再次集中大兵团，猛烈向波兰帝国主义发起攻击，但可能加剧农民不满；或者退却，签订不利的和约，让出一点空间。列宁主义选取了后者。5.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主义经过最广泛的深思熟虑退却运动。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责任极其重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大的战略机动。”[15]179-180列宁在这些退却和迂回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最终获得了革命的胜利。

列宁重视退却和迂回的方式，认为这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列宁指出：“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16]列宁在1921年11月谈到新经济政策的退却和迂回时表达了很丰富的思想，他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2]610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引发了许多问题和疑虑。理论问题是：“在革命总的说来是胜利推进的条件下，在同一个领域里，在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该怎样解释呢？这里有没有‘放弃阵地’、‘承认失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呢？”[2]610列宁的思想概括地说有四个方面。第一，迂回与革命不是对立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懂得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第二，迂回是为了实现更好更有效的进攻，是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不能赢得战略目标胜利的退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即使作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大倒退，我们仍然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可以利用‘喘息时机’再胜利前进，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2]617第三，退却是有限度的，是适度退却。迂回的时候必须把握限度，不能一退千里、一退到底，退却变成溃败，更不能迂回得迷失了方向。“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2]617第四，退却必须保持高昂的斗志与精神。列宁强调，即使被迫退却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能及时停下来并重新转入进攻。”[2]617退却不能陷入溃败的精神状态，一定要保持高昂的精神面貌，才能保证在适度的时候能够迅速主动地转入进攻。如果退却时大家萎靡不振，一旦有转入进攻的机会，也很难抓得住。

三、环节分析法的现实意义

列宁的环节分析法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宝库。

(一)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补齐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抓短板，找“阿喀琉斯之踵”这样的薄弱环节。他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多次谈及短板，“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7]，这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角度谈及的短板；“建议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17]，这是从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的角度讲的短板；他进一步指出，“‘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17]，这是从“十三五”规划的角度讲到短板。有哪些短板？习近平明确指出：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17]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18]他还说：补短板，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18]。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19]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短板包括治理能力、科技创新、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重大疫情防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多个方面。

短板如何寻找？第一，对照应该实现的标准去寻找。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对照现代化的要求和标准去看现在的治理差距在哪里，找到了差距，自然也就找到了短板。第二，对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去寻找。我们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对更高物质文化的需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对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的需求，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需求，等等。满足了多少？还有哪些方面没有满足？没有满足的地方就是工作的短板所在。第三，对照已有的制度，在制度要求和落实之间找差距。不少的短板在于制度的实施上存在明显不足。第四，对照世界上的先进做法和经验找差距，在这个方面需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二)抓住最重要的环节，找到最关键的问题，寻求大的突破

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习近平抓住了最根本的一环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0]第一，最根本的一环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所有这些特征归根结底来源于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才成功地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提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确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形成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第二，最根本的一环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2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所有这些制度作用的发挥和优势的体现，都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最根本的一环体现在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有很多政治力量，但任何一个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变成散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政治力量才能发挥出各自的力量。在党的领导制度中，习近平又抓住了最关键的环节——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必须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始终抓住关键的一环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22]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的最有效率的形式。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体现在：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都要取消审批，市场要素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就应当让市场要素去发挥作用，市场主体能够完成的目标就由市场主体去完成，除关系国家安全、生态安全和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的企业投资项目都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就要做好三个方面。其一，不断制定和完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策法规。比如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要求：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其二，不断制定和完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包括所有制制度体系、分配制度体系以及相应的道德体系等。其三，要制定和实施能够保障各种产权的法律及制度规范，努力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局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了全面完善产权制度的具体要求：对产权制度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始终抓住的关键一环就是处理好党与法治的关系。习近平强调，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23]他说：“关于党的领导和法治关系问题，我反复讲过。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24]要从两个方面解决好党与法治的关系。其一，深刻认识“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伪命题的陷阱所在和政治危害，坚决与试图用“西方宪政”之类的理念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始终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全面依法治国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二，还要深刻认识“权大还是法大”这一真命题的基本含义和内在要求，切实防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从法治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反对各种特权作风和现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善于抓关键问题、抓根本性问题，从关键环节上寻求问题的突破，这是对列宁的环节分析法的科学运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