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智慧”及其话语体系

李 斌，胡海利

(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着独具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正在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噪音”和“杂音”干扰。解读中国实践、阐释中国理念、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需要构建一整套能为国际社会广泛认知和普遍认同的“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使“中国智慧”能够说得出、传得开、广认知、成共识。构建“中国智慧”话语体系首先需要厘清其基本内涵。

一、“中国智慧”的基本内涵

关于“中国智慧”的内涵，学界大致有以下一些理解。一是中国智慧内涵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文明进步发展的结晶。“中国智慧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通过对天地自然之道、历史治乱之道、为政治理之道的深刻认识和有效运用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和战略谋略，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生存理想、明智的生存战略、高超的生存策略。”[1]这一阐释高度关注了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积淀性，强调了中国智慧的基本内涵在于“天地自然之道、历史之乱之道、为政治理之道”，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对于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治理之间关系的智慧，主要表现为系统化的生存理想、生存战略和生存策略，表现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形式，在中华文明进步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阐释站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视角，认为中国智慧包括“生生智慧”“中和智慧”“治理智慧”“民本智慧”“日新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文明性”“科学真理性”“世界价值性”“人民进步性”“务实创新性”等特征。[1]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智慧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然需要赋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内涵，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得到新的升华和创新。二是指当代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实践能力。“中国智慧是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价值层面的集中表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也是对人类社会的独创性贡献，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2]。这一阐释更加强调价值层面的中国特色，强调中国智慧的当代价值和独特贡献。中国智慧“既包括体系完备、论述周详的思想观点，又包括标识清晰、生动鲜活的概念范畴；既涉及治国理政、经邦济世的战略策略，又包含通俗易懂、灵活便捷的方式方法，集中体现了当今时代的中国智慧”，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2]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中国智慧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当代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只强调中国智慧的当代价值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厘清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还需要体现中国智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三是认为中国智慧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智慧。强调中国智慧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意义，强调在推动全球和人类发展中必须“体现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智慧”，强调中国智慧对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展现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对世界的巨大引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智慧是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智慧体现。事实上，中国智慧不但是“向外”的，同时也是“向内”的，中国智慧对于凝聚中国社会共识、政治认同、智慧自信和精神力量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在当代中国，“中国智慧”是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在价值层面的集中表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也是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独创性贡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智慧创造主体的角度看，特指中国人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智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出的智慧结晶。从“中国智慧”的功能和作用意义来理解，“中国智慧”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独特贡献，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独特根基，也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重要贡献。从“中国智慧”的影响范围看，“中国智慧”既是面向中国的，也是面向世界的智慧，对内具有指导实践、凝聚共识、坚定自信、升华理论的重要价值，对外对于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促进合作共赢、引领价值追求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理解中国智慧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展开。从中国智慧的层次和规律性角度看，“中国智慧”是中华民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能力、理念、方法、理论和价值体系，既涉及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又关系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理念、方法、价值的准确把握。由此可见，正确理解中国智慧需要从多个维度整体把握。但无论怎样理解，中国智慧都是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创造的大智慧，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智慧的独特性和价值性。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智慧的内涵博大精深，不论是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智慧的归纳与总结，还是注重阐释中国智慧的中国特色和当代价值，乃至中国智慧面向当代和未来、面向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均需要准确把握中国智慧的科学内涵，均需要实现全新的理论升华，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进而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高度去把握。这一过程中的核心在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指导，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方法，也是我们准确把握“中国智慧”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准确把握“中国智慧”的科学内涵可以从多个维度考量，比如从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视角，但一个基本的逻辑在于理清中国智慧的形成与发展。具体而言，一是需要厘清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二是需要探究中国智慧的概念范畴和内容体系；三是需要阐释中国智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当代价值与未来价值、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进而理清中国智慧的学理依据、理论体系和价值意蕴，以利于我们系统地阐释中国智慧的科学内涵。

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独特历史逻辑。中国智慧的形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和实践创新性特点。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智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史，简言之，中国智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内涵丰富的“历史智慧”结晶。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发展史是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沃土。中国智慧既是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继承，也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特智慧的创新发展成果。阐释中国智慧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必须正视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

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科学理论逻辑。中国智慧的形成与发展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简单的经验总结。中国智慧是具有科学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的开放的和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必然需要产生新的理论探索成果。如果说中华传统智慧重在解决生存问题的话，那么发展问题则是新时代中国智慧关注的重点，重点在于直面当代中国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需要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论思维探索并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而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可见，中国智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会赋予时代不同的发展特质。中国智慧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基因的传承，表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性实践发展成果的理论升华，表现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中国智慧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简言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逻辑充分体现了历史积淀的厚重性、指导思想的科学性、理论发展的创新性特征，体现了继承、创新、发展的基本理论逻辑。

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独特实践逻辑。中国智慧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出自主观臆造，而是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华民族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形成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民惟邦本”“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韬光养晦”“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等自然观、哲学观、生命观、人生观、价值观，构建了中国智慧的独特基因。中国智慧深深根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新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作贡献”，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革命观、建设观、发展观、价值观，体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历程，构建了新时代中国智慧的独特时代内涵。显然，中国智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伟大成就支撑，具有独特的实践发展逻辑。

总之，中国智慧是独特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智慧是传统智慧、革命智慧、建设智慧、改革智慧、发展智慧等一系列历史性智慧的积淀结晶。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角度上认识中国智慧，既不能唯历史论，简单地、机械地将中国智慧与历史智慧相等同，也不能同历史割裂开来，只强调中国智慧的当代价值，忽视中国智慧的历史继承性，应充分认识到中国智慧不仅包括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历史发展中积淀的独特智慧，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伟大智慧，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最为集中的体现。从辩证的角度看，中国智慧是理论继承与发展的智慧、实践探索与创新的智慧。理论的继承性表现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品格的继承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性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各国谋发展、为人类文明谋进步进程中理论创新的智慧成果。实践的创新与发展表现在中华民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认识人类、推动文明进步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之中，特别是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之中。从系统的角度看，中国智慧是涉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诸多关键性要素为一体的大智慧，是集哲学智慧、生存智慧、同构智慧、和谐智慧、政治智慧、变革智慧、民本智慧、生态智慧、文化智慧、发展智慧等为一体的系统化智慧，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哲学智慧内涵了中国特色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社会观、价值观、人学观等系统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居于智慧体系的核心位置，生存、同构、和谐、政治、变革、民本、生态、文化、发展等智慧则体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关涉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集中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生存智慧体现为中华民族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把握；同构智慧体现在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历史进程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之中；和谐智慧体现在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价值追求中；政治智慧体现在道路、制度选择的独特性和先进性，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和完善中；变革智慧体现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过程之中；民本智慧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至上”发展理念中；生态智慧体现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科学发展的理念中；文化智慧体现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中，体现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之中；发展智慧则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追求之中。

中国智慧形成与发展的成果并非只为中华民族所“独有”和“独享”。中华民族历来倡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格局，强调“分享”与“共享”。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己任，并为之不懈努力，探索出了全新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人类社会所共享的智慧和方案。

由此可见，中国智慧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科学理论基础、丰富实践验证，是集中国价值、世界价值、历史价值、当代价值、实践价值、发展价值为一体的，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繁荣发展进步的系统化价值体系、科学化理论成果、通约化方法论体系。

二、“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

话语是人类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和媒介，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反映话语主体的观念、价值、思想和理论。话语体系是基于逻辑体系和规范体系的话语建制，是观念、价值、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载体。“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由“中国智慧”与“话语体系”两个关键词构成的复合型概念，两者之间密切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一个全新的范畴和范式。“中国智慧”强调的是智慧创造主体和智慧内涵的独特性，是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关于“中国智慧”的概念、范畴、理论、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则是系统反映和阐述“中国智慧”理论、实践、价值的言语表达体系、理念阐释体系、交往共识体系、价值引领体系。显然，“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概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相关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一)“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言语表达体系

任何智慧都需要话语表达呈现和传承。“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一种言语表达系统，需要通过话语体系说明“中国智慧”是什么的问题。首先，“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作为“中国智慧”话语的“集合”，理应具有言语表达的属性和功能。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在于表达，是通过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之间的话语交流把话语体系蕴含的语义和内容表达出来的过程。言语表达是否清晰、准确、恰当、生动直接关系话语交流的效果。“中国智慧”是系统化的大智慧，其内涵极其丰富，并非只言片语就可将其表达通透，必须借助于特定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和传播，以使世人、国人更加清楚、更加明白“中国智慧”的独特内涵，这也是对“中国智慧”的认知性要求。其次，“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在言语表达中实现的。因为“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在向外界输出“中国智慧”的同时也在不断接收新的信息，使“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更加丰富、更加完善。该过程符合系统中存在着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3]。也就是说，“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话语主体在向话语客体表达传播“中国智慧”的同时，也能从话语客体处汲取有助于丰富“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话语语汇、标识性概念等。因为“中国智慧”话语不仅来自理论工作者，还来自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来自火热的实践，还来自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生活处处皆话语，能够体现“中国智慧”的话语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就要求“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丰富、完善“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显然，“中国智慧”话语体系首先表现为言语表达体系。

第一，“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本国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得出的适合本国向前发展的有利于为人民谋得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有责任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世界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密码”和精髓，却又缺乏有效的话语体系阐释、沟通、展现。这就需要通过“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向世人准确表达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选择的历史进程及其必然性，从而认知中国道路、理解中国道路。

第二，“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体现。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在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实践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回答着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引领着时代前进方向。通过“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能够向世人、国人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特魅力。

第三，“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一个相互衔接、支撑有力、运行有效、特色鲜明、优势显著的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能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同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世界上寻求独立与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先进制度选择、借鉴，通过独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将其传播出去，才能充分展现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第四，“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表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财富”，见证着民族兴衰，标识着民族精神，积淀着民族智慧，凝聚着民族力量，滋养着民族发展，理应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引领风尚”，通过“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将其表达、传扬出去，使其成为世界共享的人类文明成果。

第五，“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宝贵经验的表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伟大飞跃的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蕴涵了独特的智慧，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需要总结，智慧可以分享，更需要通过“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予以充分的表达和展示。

第六，“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表达体系。中国凭借自身的发展成就闪耀在世界舞台，成就的取得凝结着智慧的结晶，成就意味着贡献，而不是“霸权”的资本，成就可以为世界共享，智慧结晶同样可以为世界分享，贡献成就、分享“中国智慧”，离不开“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表达与传播。

(二)“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理念阐释体系

“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理念阐释体系。首先，当前人类社会所处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需要全新的发展理念，中国的发展理念蕴涵着独特发展价值，而“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则是中国发展理念的“编译器”。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里，和平与发展是永恒主题。是在“战争”中倒退还是在“和平”中发展、是“对抗”还是“合作”、是“零和”还是“共赢”、是一味地“利己”还是保持独立自主基础之上的“利他”，不同的发展理念必然导致不同的战略选择。答案是确定的。中国发展理念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日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面对“理念不通”“消极对抗”的现实困境，迫切需要借助内含丰富中国发展理念的“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去进行阐释。其次，“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作为中国理念的外在表达形式，承载着独特的“中国智慧”价值理念内涵，阐释发展理念先进性和共识性，才能为世界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相关理念整合进“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中国向世人、国人阐释中国理念、贡献中国力量、彰显理念价值的必然要求。

“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基于时代背景、世界格局、人类视野、文明进步的智慧贡献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意蕴，蕴涵着独具中国特色、世界价值的共同利益观、国际权力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凸显着人类世界的共同价值追求。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所在。

一是要阐释“和平共处”的理念。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的价值理念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深深积淀在“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之中。当前，国际格局愈发复杂，国际矛盾与地区冲突凸显，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迫切需要“负责任的大国”贡献“和平智慧”。

二是要阐释“对话协商”的理念。对话而非对抗、协商而非霸凌是营造和平国际环境，推动国际社会良性运行的中国理念，也是全球渴望平等对话、互商互谅的现实要求。阐释平等对话、互商互谅的理念有助于化解矛盾，解决分歧。

三是要阐释 “合作共赢”的理念。合作是发展的基本前提，共赢是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智慧中蕴含的“和合智慧”优越于西方的“零和博弈”，需要向世界传播，需要通过话语体系阐释。

四是要阐释“交流互鉴”的理念。“交流”就是各国之间互相沟通，以扩宽视野，进而达到“美美与共”的格局。“互鉴”就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开放包容的心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是世界和平发展的纽带。交流互鉴理念需要蕴含于“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之中。

五是要阐释“绿色发展”的理念。“绿色发展”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中，中国有着“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辩证统一的智慧，也有着“生命共同体”的独特理念，需要通过“中国智慧”话语体系阐释并传播。

(三)“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交往共识体系

交流交往的目的在于共识，达成广泛共识是实现话语体系功能的关键所在。“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交往共识系统。首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4]的客观现实需要世界各国加强交流交往。交流交往需要借助话语体系实现理念、经验、价值的表达、传递、互动，最终达成普遍理解和广泛共识。“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作为“中国智慧”的“名片”，需通过交往将独特的“中国智慧”以话语的方式传播出去，使交往对象认识并了解“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展现“中国智慧”之独特魅力，继而达成情感态度、价值选择共识。其次，交流交往需要营造和谐有序的话语语境。“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在主动创设的话语语境中，积极主动地传播思想、理念、信息，归纳、分析话语体系科学性、系统性，为形成价值共识提供严谨的学理支撑和共识语境。

交流交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友好相处的必备要素。交流交往需要媒介，话语体系则是不可或缺的交往媒介。通过交流交往，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达成“民族复兴”是奋斗出来并终将实现的国家共识。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成为应对时代挑战的国际共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主动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和平中谋发展，在合作中共赢是大势所趋。“中国智慧”话语体系蕴含着丰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论断在“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中比比皆是。“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有能力、有底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民族复兴”是奋斗出来的并终将实现的国家共识。共识是一盏明灯，能照亮黑暗的前方；共识是一面旗帜，能指引人们向前。“中国智慧”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发展之中、孕育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之中，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之中。“中国智慧”将发挥强大精神力量，凝聚“民族复兴”是奋斗出来的国家共识，指引着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梦想。

(四)“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价值引领体系

话语体系功能的表象是表达，话语表达的是背后之“道”，“道”的核心是价值。“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只有上升到价值引领层面才能体现其核心价值。“中国智慧”话语体系内蕴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价值意义，引领着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些捏造“中国威胁”“中国崩溃”，诋毁中国制度的声音此起彼伏。面对“杂音”“噪音”，需要通过阐释和传播“中国智慧”中所蕴含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回应“威胁”和“崩溃”论，引领人类价值共识。“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5]在“天下大同”理念的引领下，世界需要张开怀抱，承认差异，互相理解，求同存异，为共同构建美好世界而努力。在“天人合一”理念引领下，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并肩同行，让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共同构建美丽家园而努力。在“命运与共”理念引领下，使世界各国意识到，人类同处一个地球村，当世界发展面临难题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不是“中国智慧”话语的简单相加，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是有目的的存在。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只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6]“中国智慧”话语体系中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强大能量、价值追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中国梦的实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由此，将“中国智慧”话语体系解析为价值引领体系是有理论和实践支撑的，理应上升到价值引领的高度。

第一，“中国智慧”话语体系要引领世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的发展价值。共商的过程就是凝聚各方共识的过程，通过扩大共识弥合分歧，减少“摩擦”，通过扩大共识削弱对抗，强化合作。当前，全球性的问题层出迭现、矛盾多样复杂，越是利益诉求多元，就越需要通过共同协商求同存异。中国智慧中充满着处理矛盾的哲学智慧和实践经验，可以有效应对矛盾冲突，值得推广借鉴。若视共商为前提，共建则是必然的行动。面对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各国既要建言献策、心平气和的协商，又要付诸行动。美好世界的建设离不开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各国发展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共商与共建是化解利益矛盾的基本方法，也是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合理路径，更是“中国智慧”的世界共同发展价值体现。

第二，“中国智慧”话语体系要引领世界各国秉持共有、共享的发展价值。共有与共享并不意味着人类发展成果只能由某个国家或某些发达国家所“独享”，也不代表着只在一国“优先”，而是强调发展成果为人类共同拥有和共同分享。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差异，“共有”和“共享”成为西方国家最难以接受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也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价值分歧所在。越是面对价值分歧存在，就越需要通过话语体系阐释“共有”和“共享”的科学性、必然性，就越需要通过“中国智慧”话语体系通约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狭隘的“优先”“霸权”和“独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恰恰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正在为更多国家所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中国智慧”需要通过构建话语体系阐释，通过实践成果验证。

第三，“中国智慧”话语体系要引领世界各国秉持共处、共赢的发展价值。人类共处于一个地球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否情愿，共处都必然存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智慧启示世界，必须正视共处的现实，必须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而不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共处”哲学。和谐共处才能实现共赢。一国获利并不代表整个世界获益，只有各个国家都有了发展，世界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倘若一国的发展建立在侵害别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发展不仅会破坏和谐的国际环境，还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危机。“中国智慧”话语体系需要阐释共处与共赢的必然和价值，从而告别零和博弈的思维，转变发展理念，继而开启人类社会共创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简言之，“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是表达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成就的言语表达体系；是阐释“和平共处”“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的理念阐释体系；是通过互鉴交流，与世界各国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与中国人民达成“民族复兴”是奋斗出来的并终将实现的国家共识的交往共识系统；是引领世界各国坚持共商与共建、共有与共享、共处与共赢的价值引领体系。

三、“中国智慧”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

“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表达、阐释、认同、引领体系。中国智慧的价值性需要通过话语体系表达、阐释，进而形成智慧认知和价值认同来体现，更需要通过话语体系彰显中国智慧的独特魅力和引领作用。

(一)历史继承性

“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我们知道，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国智慧犹如一颗“参天大树”，汲取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天地自然之道、历史治乱之道、为政治理之道、民生发展之道、变通创新之道的实践、感悟、升华之“基因”养分，才有了今天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智慧之树”，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生存智慧、同构智慧、和谐智慧、政治智慧、变革智慧、民本智慧、生态智慧、文化智慧、发展智慧等“智慧之果”，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促进中国和人类发展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鲜明的历史继承性表现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在中华文化的接续传承之中。

(二)实践创新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几千年绵绵不已，其独特顽强的生命力、发展力源于中华文明中独特的日新通变的中国智慧，“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源自中华文化强调自强日新、顽强的进取精神和不屈的奋斗精神，源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实践创新品格，源自中华民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之中，源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创新实践之中，这也是始终保持中国“智慧之树”蓬勃生机的动力源泉所在。中国智慧的实践创新性表现在不尚空谈、脚踏实地、经世致用的品格之中，也表现在求真务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之中，还表现在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时代发展的实践活动之中。正是这种日新务实通变的中国智慧，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

(三)学理支撑性

中国智慧不是简单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具有独特的学理支撑性。这一学理支撑性就表现在独具中国特色地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上，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中，表现在既重视个人利益又兼顾整体大局的家国情怀中，表现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生生不息”“天下大同”的和谐辩证思维中，表现在义利兼顾的伦理价值观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发展之中，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同中国的优秀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文明发展的积淀性、辩证思维的独特性、实践发展的创新性为中国智慧提供了强大的学理支撑。

(四)价值引领性

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中国智慧具有独特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追求。这种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支撑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薪火相传，也决定了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中华文明又包涵了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发展价值，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当代人类生活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文明与文明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有史以来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当前，这些矛盾和冲突日趋凸显，已经成为阻碍世界发展的难题。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仅靠西方现代性的价值是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化解这些冲突的。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们就把眼光转向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化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忠恕之道”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有利于处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而不同”的态度有利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群己合一”之道有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中华智慧中有许多思想理念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成为一种人类价值共识。因而，中国智慧中的“和合”而非“对抗”“共赢”而非“零和”“交流”而非“隔阂”“互鉴”而非“冲突”“共存”而非“优越”，充满智慧的中国方案日益成为广泛的价值共识，引领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智慧”话语体系本质体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的表达、阐释、传播、引领等过程之中，必将为人类进步贡献全新的价值共识和智慧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