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形成、内涵与价值

陈石明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在人类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绿色代表着生命、健康、环保、和平与希望。治理，是政治学术语，是多元主体(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政府在国家治理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绿色治理指的是以绿色的方式来推进国家治理，它包含着比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更宽广的内涵，涉及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通过绿色理念在这些领域的贯彻达到善治的目标，是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的形成依据

政治学研究表明，任何思想理论都不能凭空产生，它的形成必定有着一定的依据。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也不例外，它的形成有着现实的、历史的、理论的依据。

(一)现实动因：新时代中国绿色治理的实践诉求

实践是理论之源，现实中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呼唤绿色治理思想的指导,新时代绿色治理观正是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主要表现在：其一，生态环境质量不佳。国家生态环境部每年都发布《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根据2018年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生态环境属于“优”“良”等级的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以东、秦岭淮河以南及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和长白山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4.7%；“一般”等级的主要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东北平原中西部及内蒙古中部的县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3.8%；生态环境属于“较差”“差”等级的还有31.6%。[1]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其他地方不容乐观。其二，环境污染情形严重。主要表现为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工业废水、污水甚至毒水的大量排放，未经有效处理的富含氮、磷、硫和细菌的洗涤污水和洗涤剂等大量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农业生产使用的化肥、农药、牲畜粪便等污水的大量排放等原因导致水体污染严重。由于污水灌溉、不合理的化肥施用、不当喷洒农药、工业污染导致的酸雨引发土壤酸化、工业固体废物和垃圾倒进土壤造成土壤严重污染。以土壤重金属污染为例，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粮食减产1000多万吨，同时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2]同时，我国大气污染也比较严重。尽管实施了蓝天保卫战，但2018年我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我国空气质量超标的地级市占全部地级市的64.2%，每年超标天数比例为20.7%。重度污染中约有60%是PM2.5污染。对471个城市进行降水监测发现，酸雨呈现出多发、频发态势，酸雨频率平均为10.5%。[1]可以说，环境污染导致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或超过极限。其三，资源能源约束趋紧。我国虽然地大物博，所拥有的资源能源非常丰富，但由于人口基数非常庞大，人均自然资源和能源非常低。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资源能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非常低下。我国淡水资源非常缺乏，尤其是清洁的饮用水严重短缺。城市缺水现象非常严重，三分之二的城市供水紧张。我国土地资源形势也非常严峻。全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耕地储备形势严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断受到挑战。石油、铁矿等战略资源严重不足，且对外依赖现象严重，能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永续发展的重大隐患，新时代绿色治理观正是在现实问题倒逼的情况下形成的。

(二)历史传承：中国传统绿色治理智慧的丰厚滋养

传统绿色治理智慧对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的丰厚滋养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天人合一”，按自然规律办事。《周易·文言》中较早揭示了人与天“相合”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3]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4]133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31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106佛教提出“依正不二”的命题：“依正”是指“依报”(环境)、“正报”(生命主体)，“依正不二”是说生命与其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环境政治学视角看，天地自然孕育万物，统治者需要畏天、敬天、则天，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是绿色治理的前提；将天道、人道、治道有机结合，彰显的是绿色治理的整体思维。习近平用“共生”来揭示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6]394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治理观，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按自然规律办事绿色治理智慧的继承与发展。(2)“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保护生态资源。管仲非常重视管理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强调“以时禁发”的原则：“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7]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8]这是孔子给统治者提出“使民以时”的绿色治国主张。孟子也强调保护生态资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4]160习近平将这些智慧发展为：“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6]209这一思想实现了对“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保护生态资源这一绿色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俭约自守、力戒奢华”，倡导适度消费。儒家并不反对求富，但倡导“合于义”的节俭生活方式。孔子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下孙也，宁固。”[4]160荀子指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9]意即节俭顺应天意。道家主张节制有害的物欲，力戒奢华、奢侈：“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堰鼠饮河，不过满腹。”[5]90。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5]33习近平将这些智慧发展为：“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6]396。

(三)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绿色治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求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丰富的绿色治理思想遗产为习近平在新时代所继承和发展。(1)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然界是客观的，先于人类而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首先，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子，人的一切包括形体、肉、血和头脑等肉体组织皆属于自然界。其次，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为人类提供生存之源，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马克思写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0]第二，自然界具有客观规律性，人类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恩格斯警告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1]第三，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要与人类对自然界的回馈保持动态平衡，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6]525“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12]85(2)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生产力思想。马克思指出，人类需要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财富：“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3]同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14]。习近平在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环境生产力思想：“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2]209习近平从绿色治理高度阐述了生态环境的生产力属性：生态环境的质量关系到自然要素的优劣，由于自然要素是我们的生存之源，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得好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空间与永续发展。与此相联系，优良的生态环境又可以催生新的经济生长点，使我们会获取更多的绿色治理红利。换言之，绿水青山无疑是自然财富，但同时能转化为经济财富，原因在于绿水青山会吸引到投资、旅游，实现生态环境优势向生态经济优势的转化。习近平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语言有效地表达了“生态环境生产力”的思想。(3)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危机论的破解方法。“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入手，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生态危机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原理。”[15]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认识到，劳动的异化必然导致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把自然当成实现资本增值的工具，导致了对自然的疯狂掠夺，马克思主张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来克服生态危机。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警示下，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实现绿色治理来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的科学内涵

(一)价值目标论

设定目标既让理论本身更加宏大高远，也给人们在实践理论时指明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定了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不懈奋斗。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中有其价值目标论，它指的是人们在进行绿色治理时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国际层面：清洁世界。这是习近平为全球绿色治理设定的价值目标。从理论层面来看，习近平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12]212、“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6]526、“——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6]544。这些思想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对全球绿色治理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从实践层面来看，习近平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通过节能减排、积极主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安全发展核能事业、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举措切实为清洁世界做出中国贡献。(2)国家层面：美丽中国。习近平对国内绿色治理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国内绿色治理的目标就是在国家层面实现美丽中国。习近平之所以将美丽中国纳入绿色治理的目标范畴，是因为美丽中国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既指人化自然环境的优越，如蓝蓝的天空、绿绿的草原、干干净净的水质，体现着自然美、生态美、和谐美(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统一；也指宜居环境的优越和社会环境的美丽，体现着绿色经济、绿色环境、绿色政治、绿色社会和绿色文化的全面发展。国家层面的美丽中国目标，反映着人民对国家绿色治理的美好期待和无限憧憬，承载着我们党和政府对人民生存境遇的深刻关切。为此，“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被写进中共十九大报告，同时习近平还对美丽中国进行了规划：2035年，实现我国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到21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全面建成美丽中国。(3)人民层面：美好生活。进行绿色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6]1。习近平所说的“美好生活”既包括优越的物质生活、充实的精神生活，也包括良好的生态生活。这里的“良好生态生活”，就是要有绿色优美的适宜环境、洁净舒适的丰富资源、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反映着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统一，指引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美好生活目标：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纳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中；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把美好生活、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纳入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之中。为此，习近平号召，加强环境督查，惩治环境违法，改善生态环境，让绿色生活成为时尚。总之，国际、国家、人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设定，构成了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的一个目标体系。

(二)系统治理论

系统论思想最早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帕森斯将其运用于社会治理。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坚持了系统论，强调绿色治理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整体实施，才能取得预期效果。新时代绿色治理系统论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生态本身是一个系统，需要实行系统的绿色治理。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7]507生命共同体就是一个系统，种树、治水、护田等都需要通盘考虑、全面治理，决不能各干各的，否则将导致顾此失彼，对生态环境造成总体性破坏。对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治理，就是要尊重生态系统本身的内在规律，综合考虑自然生态的各个要素，实施系统修复、整体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需要把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这里要注意坚持“一个原则”和“多主体参与”：“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多主体参与”就是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机制。(2)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是一个系统，需要实行绿色系统治理。首先要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拒绝环境污染严重的GDP，主张从加大环保力度中来获得经济效益的提升。习近平用“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来予以说明：“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8]171发展绿色经济，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进，要求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必须尊重生态平衡规律，将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力求达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次要构建绿色政治生态。“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19]习近平把政治领域也赋予绿色意蕴，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拓展了绿色治理的内涵。再次要弘扬绿色文化。绿色文化是绿色治理的价值选择。习近平强调，实现美丽中国，必须大力弘扬绿色文化，让绿色意识、观念和价值深入人心，公民要树立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文化。又次要建设绿色社会。绿色社会发展程度是衡量人类文明的现代标志，寄予了人类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建设绿色社会主要是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绿色城市。最后要实施环境绿色治理。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使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习近平号召全国人民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给后代子孙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3)国内绿色发展和全球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需要实行绿色系统治理。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在气候、环境等绿色治理问题上，一个国家的大气污染、河流污染完全可能会影响到邻国，因此国内绿色治理与全球绿色治理必须用系统论思路来看待。“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6]58-59

(三)制度保证论

政治学研究证实，制度保证是现代治理的核心和标志。制度往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能够有效约束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行为。要建立起绿色制度体系，使得治理主体按照绿色意识治理、尊重绿色发展规律、运用绿色制度办事。 “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6]393要在我国建立起绿色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绿色政治制度。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得“政治生态化”和“生态政治化”，绿色政治理论应运而生。绿色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受社会和自然的双重约束，不仅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也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如果政治行为忽略、违背自然生态规律，超出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和范围来谋取经济利益，人类将会自掘坟墓、走向毁灭。绿色政治制度的建立，要求政治制度的“绿化”，也即政治民主制度和公民政治参与制度的生态化。这就是说，公众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宣传等政治活动，对政府绿色治理、环境管理施加影响。这种方式好处多多，有利于和平解决绿色治理中的各种问题，有利于有效监督政府，有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有利于公民环境权的实现。(2)绿色经济制度。绿色经济制度，就是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做到既为经济发展提供绿色的“硬性约束”，更为环境保护“保驾护航”。实质上，绿色经济制度就是一种绿色规则、规范，它能够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提供“绿色指引”，使其不至于偏离“绿色轨道”，使经济行为、经济结果量化考核时考虑生态成本。绿色经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一是绿色经济基础制度，主要有绿色资源制度、绿色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绿色产品设计制度；二是绿色规范制度，主要有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营销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标志制度、绿色管理制度；三是绿色激励制度，主要有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税收制度、绿色投资制度；四是绿色考核制度，主要有绿色会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21](3)绿色文化制度。培育绿色文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必须用制度来支撑和保证。必须建立起绿色教育制度，培养国民的绿色文化素养；必须建立起绿色文明制度，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文明行为；必须建立起绿色文化公众参与建设制度，通过公众的有效参与形成崇尚绿色的社会风尚；科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建立起绿色科技制度；此外还要建立起绿色宣传制度和绿色文明评价考核制度等。(4)绿色环境制度。绿色环境制度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规范，主要包括绿色源头保护制度、绿色环境规范制度、绿色环境损害追责制度和绿色环境修复制度等。习近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17]541

(四)科技支持论

习近平根据我国新时代绿色治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绿色治理需要绿色科技支持的思想。习近平强调:“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22]归纳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中的科技支持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绿色治理需要绿色科技创新。绿色科技包括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环境工程技术、废物利用技术、绿色生产技术等方面。绿色科技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能够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进，能够提升经济增长的整体质量，能够培育新的世界市场竞争优势，能够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治理越来越依赖绿色科技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绿色、绿色、再绿色无疑是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23]对于用绿色科技创新来实现有效的绿色治理，习近平提出过很多具体要求和举措，主要包括：将绿色科技用于国内雾霾天气的治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靠要素和规模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用绿色科技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用绿色科技创新来节约资源能源；加强绿色科技创新研究，培养绿色科技创新人才；依靠绿色科技创新建立绿色经济系统。(2)我国绿色科技创新面临的困境。习近平认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还面临着不少“瓶颈”，亟须化解，尤其是企业绿色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企业把绿色科技创新误认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事，未将其置于突出位置，新时代虽有改观，但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还有很大差距；金融机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扶持力度还不大；社会崇尚创新的氛围还非常欠缺，公众热衷于寻找安稳的“铁饭碗”，青年学生考公务员的热情远高于从事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的热情；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还不太理想，产权制度不明晰、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协同环境差等。除了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不足之外，我国绿色创新科技资源比较分散，我国对绿色科技创新的投入与管理部门分散在生态环境部、科学技术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不同部门投入的创新资源零零散散地分布于大型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存在统筹协调困难、交叉重复、资源使用效率低等问题。(3)我国绿色科技创新的路径选择。建立以企业为绿色科技创新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高效科技体制。有效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完善科技基础支撑体系，加快重点实验室、大型科技仪器中心等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做好金融、财税对绿色科技发展的资金扶持。建立绿色科技发展的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投身绿色科技创新的动力。

三、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的时代价值

真正的理论往往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魅力。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就是这样，指引着新时代中国绿色治理和全球绿色治理向着清洁世界、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方向不断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从政治发展高度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绿色治理是政治主体在面对经济发展、资源形势和生态危机时做出的绿色政治行为选择。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从政治理念、政治空间、政治原则等政治发展高度，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1)把生态文明置于绿色发展的政治理念之中。政治理念是指导政治主体进行一定政治行为的观念。人类孜孜以求生产、生活和生态的良性和谐互动、共生共赢，建设绿色文明，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理念，也是政治发展理念。作为经济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要求我们节约资源能源，发展环保型绿色产业，把低碳、循环、绿色观念融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生产领域；作为政治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要求我们进行污染治理，制定绿色政策、绿色法规，走绿色政治道路，建设绿色国家。新时代绿色治理观超越了以往只把生态文明看成是经济的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置于了绿色发展的政治理念之中，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政策制定、法规制定之中，主张建设绿色国家和绿色政府。(2)把生态文明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政治空间之中。政治空间用以标示某种政治现象所处的政治格局和政治位置。将生态文明置于更宏大的政治空间，体现着绿色治理能力的高低和绿色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否，与绿色治理成效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提升了对生态文明的认识高度。习近平认为，绿色治理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它超出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社会发展如果仅仅用经济增长来衡量是非常片面的、是单向度的。“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24]习近平的讲话是要告诫我们，国家能否实现绿色治理以及实现的程度，事关公民的生产生活质量，也是衡量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试金石。由是观之，绿色治理“更是一个包含政策主张与选择的政治问题”。[25](3)把生态文明置于绿色公正的政治原则之中。政治原则是指导政治主体进行政治生活的规则。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将生态环境与社会公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联系起来，科学认识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8]163。习近平把生态文明纳入到了绿色公正的政治原则之中，认为良好生态环境符合全国人民的核心利益。绿色治理坚持公正原则，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和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既包括代内公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也包括代际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习近平强调，要 “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12]208。这种认识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的公平本质。

(二)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为推进绿色治理体系和绿色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指导思想，为中国绿色治理指明了方向

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学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问题。实施绿色治理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新时代绿色治理观能够有效地指导绿色治理体系和绿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生产要发展、生活要富裕、生态要良好，三者需要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实质上是用绿色的方式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绿色善治”。顺利实现美丽中国，达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节能减排目标，必须实施绿色治理。我们要有效地把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整合到绿色治理的框架之中，实现治理范围的拓展，尽快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绿化”。同时，绿色治理也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之一。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没有绿色治理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试想，如果没有了绿水青山，尽管满地金山银山，人民也无法过上美好生活，天蓝水碧土净的目标只有坚持绿色治理才能实现。还有，绿色治理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40年，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在享受现代化物质成果的同时，也品尝到了环境污染的苦涩后果。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何时都不能离开绿色治理这一基本途径，说到底绿色治理就是通过有效治理实现良性的、真正的绿色发展，绿色治理是善治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之一。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在下述两个方面为中国绿色治理指明了方向。(1)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环境保护成绩斐然，人民对绿色治理的成就总体感到满意。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依然面临生态资源环境的严峻形势，绿色治理的法规体系还不够健全，我国绿色治理既大有可为，也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树立了清洁世界、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设计了系统治理思路，规划了制度保证，提供了科技支持。坚持了新时代绿色治理观，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就有了指导思想，就有了明确方向。坚持了新时代绿色治理观，资源能源发展的“瓶颈”就能得到破解，就能逐步实现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的转变。(2)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两山论”思想、“环境生产力”思想，发现了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方式，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认识。要改变以往单纯看GDP增长的发展主义视野，在保护自然中来实现绿色发展，使环境、绿色带来生产力，用看得见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来增加自然资本，达到人民绿色福利不断提升、社会绿色资产不断增殖的目的。这种“双赢”的发展方式实现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反哺自然、回馈自然的有机结合，有效地提升了生态系统的“自净化”功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得到健康发展，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延伸，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推进全球绿色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国际政治研究认为，大国在国际社会必须切实承担相应的责任，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才能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负责任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些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其国际政治意义不断彰显，环境领域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交往、对外战略构建的重要阵地，一国的环境形象也成了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代中国而言，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战略，有效开展国际环境外交，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已经成为我国开展国际交往、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一环。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不断散布“中国环境威胁论”，既给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建设带来了巨大冲击和负面影响，也成了国际社会与中国讨价还价划定绿色责任的口实。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像发达国家一样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在新时代绿色治理观指导下，中国在开展环境外交时既“注重原则”又“灵活多样”：“注重原则”就是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信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诚心诚意承担国际环境义务；“灵活多样”就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尊重他国利益，寻求自身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融合点和交汇点，积极开展同发达国家的对话、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中国不断加大减排力度，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为推进全球绿色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这主要表现为：(1)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主张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变革以适应新时代国际环境局势。提倡发挥联合国作为政府间、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核心作用。向国际社会呼吁，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本原则，聚同化异，相向而行。(2)新时代绿色治理观注重引导制定和实施公正、有效、合理的全球绿色治理方案。全球绿色治理方案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历史问题、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宗旨、尊重国际公约的相关目标；要充分关照各国国情，加大绿色治理投入，强化共同行动，讲究务实高效；要广泛发动，凝聚全球力量，实现绿色发展。(3)新时代绿色治理观注重全球绿色治理模式的探索，加强国际绿色治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开展绿色治理合作，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面对分歧和冲突时，国际社会成员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要健全和完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机制，注重发挥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作用；应该加大全球绿色治理投入，提升全球绿色治理能力，培养全球绿色治理人才，开展全球绿色治理理论研究。中国愿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携手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