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的必然、实然和应然
——兼析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论述的理论意蕴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是党的十九大对意识形态建设要求的新提法。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在深刻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96年风雨历程和新中国68年的沧桑巨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之后，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出发，向全党和全体人民发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豪迈宣言，意义重大、意蕴深远。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学理上厘清“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提出的必然、实然和应然，对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力建设的历史传承、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重要意义。

一、引领群众的广泛性决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的必然性

必然和偶然相对，在哲学上是指由事物内在本质规定、决定的联系或趋势。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人民群众中来，又到人民群众中去，其与生俱来的人民性决定引领群众对象的广泛性。随着引领群众对象的队伍日益扩大，引领群众对象的文化背景、兴趣特点、思维方式更加多样，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不断加强引领力建设，才能切实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一）人民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格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虽然，每一种意识形态为了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都会把自己描绘成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但实际上，在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以前，由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人民群众没有话语权，人间疾苦、人民诉求无法真正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体现。如诗人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自古以来，人民群众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中，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些对民间生活悲天悯地的同情、痛彻心扉的呐喊，最终只能化作一声无助的感慨和绝望的叹息。对此，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深刻地指出：“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1]

自古希腊的思想家之后，怜悯“人间”疾苦，关心“人”的生活，追求“人”的幸福，一直是中外思想家自发关注的主题之一。马克思也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这一主题。然而，古希腊思想家所说的“人”的幸福，是指“个人”的幸福，就像“花园哲学家”伊壁鸠鲁那样，带领着他的“神圣的团体”，自囿于花园之中，以病弱者的方式躲避社会生活可能造成的伤害，享受个体生命的安宁恬静与幸福快乐，而“不卷入任何政治纷争”[2]。中国古代许多有识之士，虽有卓越的才华和不凡的见识，对人民生活和民间疾苦亦有直观的感悟和直接的体察，但始终没有跳出“内圣外王”的阶级立场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仕济世思想的限制。受阶级立场的影响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眼中的“天下寒士”也只能是当时时域条件下的特定群体，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或者绝大多数人民群众。

真正把引领“最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身解放、谋求自身幸福作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把自己称作愿为人类幸福牺牲的“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3]在马克思看来，幸福来源于为了把人的“世界和关系”还给人自己的奋斗，即来源于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奋斗。他认为，只有从事“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为“千百万人”而工作，才“永远发挥作用”，享受“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赢得“高尚的人们”洒下的“热泪”。

（二）广泛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性的本质要求

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也是努力方向。只有不断扩大引领群众的队伍，让引领群众对象人数更多、范围更广，不断强化引领群众的广泛性，才能实现“最广大”的范围程度，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直接推动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上不同阶级之间的无数残酷斗争从本质上说都是阶级利益的斗争，是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些对立和斗争无所不在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经济斗争是根本，政治斗争是核心，思想斗争是先导。任何一个阶级赢得斗争真正胜利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过程是思想动员的过程，也就是意识形态引领的过程。通过对这些冲突和斗争的考察不难看出，每一次冲突和斗争的胜者背后都有无数场效力巨大的思想动员。思想动员的过程正是实现意识形态“引领”的过程。只有实施有效的意识形态“引领”，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得到斗争胜利的根本力量。

比如，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打着为民而战的幌子，声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在他们“颠倒”的意识形态的误导下，虚假地和人民群众一起从封建地主手中夺取政权，让社会财富迅速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实现让自身利益凌驾于绝大多数人利益之上的目的。他们在“为民求生”的掩护下，控制生产资料，让人口更加密集，为组织开展更大规模社会化大生产，获得资本繁殖和剩余价值做足了准备，而真正留给人民群众的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在夺取政权之后，各国资产阶级无一例外地“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4]。

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在无产阶级运动以前的一切运动中，领导集团都有不同于参加运动时的根本力量、不同的利益诉求。当他们需要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参加革命斗争时，便和人民群众“站在了一起”；而每当革命取得一定的胜利时，他们总会窃取革命胜利的果实，毫不犹豫地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给人民群众留下的只是更加赤裸的剥削。运动的结果只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取代“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6]。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7]，从而保证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始终是为了解放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广泛性决定了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性

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引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求解放的思想体系。尤其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之时，就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导师、无产阶级精神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创者的卓越视野和宽阔胸怀，精辟地阐明共产党人一直追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特定区域、特定民族的特殊利益。他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8]“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9]

作为引领绝大多数人谋求解放、追求幸福生活的科学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将绝大多数人的解放与幸福作为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引领对象，努力争取人民群众最大化的理解和支持。虽然，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对人民群众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是其主体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对社会历史起着推动作用的人们，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范围。在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人民群众的范畴包括所有拥护、参加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大而不断显示更大魅力，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不断被证实，其引领的群众对象也将更广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宣告的那样：“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0]

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意识形态，想要真正实现对人民群众有效引领的前提，是这种意识形态要对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引领力，能够让人民群众真学、真信、真懂、真用，能够引领人民群众自觉沿着其指引的方向前进。然而，“最广大人民群众”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知识层次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成，其认知方式、思维习惯本身存在很大差异，媒介化的社会背景更加放大了差异，让这种差异对意识形态认同影响更显著。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想要引领“最广大人民群众”走向更幸福的生活，就要针对引领群众对象从“大众”走向“分众”的特点，考虑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有针对性地强化引领力建设。

二、引领实践的客观性映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的实然性

实然即事物现实存在的实际状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性描述。来源于实践、旨在引领实践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引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证明了理论的科学性和思想的先进性。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极具开创性的事业。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才能将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一）实践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显著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习近平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观点时强调：“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11]实践是主体世界改造客体世界的活动。每一种意识形态理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但是，以往的各种意识形态没有看到“实践”在主体世界改造客体世界的重要作用，更不了解“实践”的革命价值，无法提出改造客体世界的主张。只能用空想和思辨的方式，在解释批判和被动的适应中求得精神的慰藉和神经的麻醉，为浑浑噩噩的现实寻找“合理”解释。即便是某种相对领先的意识形态看到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但由于找不到“实践”这把可以改变现实的钥匙，无法改变和消灭“不合理”的现实，只能在批判中止步于“更加合理”的解释，而无益于现实世界的改善。

因此，从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关系的视角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以前，哲学家沉迷和满足于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学、抽象的、思辨的内容，要么独立于现实之外，要么顺从于现实之中，始终没有跳出主观幻想和被动适应的圈子。无论这种方式构思得多么巧妙，阐述得多有道理，但因为它脱离现实的依据，不以作用于现实世界为目的，仅仅是哲学家大脑中推演、思辨的狂欢，所以对现实世界没有起任何作用，也不可能真正改变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种种意识形态的更替不过是哲学家在主体世界中以主观视角说明客观世界方式的转换。有且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承和创新西方实践哲学，自诞生以来就以引领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目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引领人民群众正确地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引领人民群众改造世界、改变世界。

1842年，马克思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以下简称《莱茵报》）撰稿时，就开始关注农民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问题，“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着眼这一现实问题，开始全新的哲学思考和实践探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1845年，马克思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改变世界”的思想。同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改变世界”思想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的同时，揭示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萌芽于实践、作用于实践，旨在通过引领实践改变现实世界的鲜明特征。

（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

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是花园中的思辨演绎，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它一开始就和处于水深火热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并在引领实践中得以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升华和飞跃。马克思在《莱茵报》报社工作期间，由于关注现实的革命主张危及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因此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打击。1843年以后，马克思被迫前往“大革命的故乡”——法国，参加工人运动。马克思结合革命运动实践，升华革命理论探索，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建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实现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各国资本主义迅速扩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更加激烈，各国工人反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斗争情绪不断高涨。通过对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工人争取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欧洲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考察，以及对参加革命运动的实践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发现，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领，已经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是无法把握革命运动的方向，取得革命运动的最终胜利的。正是因为看到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意义，1846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积极争取和改造流亡巴黎的法国工人创建的正义者同盟，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做好准备，引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由此，才有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份无产阶级政党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诞生。在此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共产党宣言》逐渐成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13]。

19世纪中叶，在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各国工人组织和政党相继成立。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成长，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引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发挥着更直接、更重要的作用。1864年，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团结和国际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倡导建立“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促进无产阶级运动组织化、理论化程度的提高。在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法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此后，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下，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分别结合各国实际，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让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引领多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巨大的张力。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引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的同时，不断从革命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性反映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然性

科学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极具开创性的新型革命，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极具开创性的探索事业。从巴黎公社“伟大尝试”到“十月革命”“伟大胜利”，从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到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无一不是极具开创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正如1927年9月斯大林对美国工人代表团阐述的那样：“我认为任何一种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创造性的革命，因为它打破旧的制度而创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14]斯大林在阐述“人民革命”与部落之间“儿戏似的‘起义’”的本质区别之后表示，作为“发动被压迫阶级去反对压迫者阶级的群众性的人民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不是创造性的革命”[15]。即便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各国革命条件、革命力量都不相同，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必须开展极具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否则，将会付出血的代价。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一样，都是极具开创性的事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极具开创性的无产阶级运动，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生搬硬套，所以更需要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作用。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成立，到“成功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中国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中国实践取得不断胜利的百年历程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6]

当前，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格局深刻调整、金融危机影响持续显现、保护主义上升、“逆全球化”抬头的形势变化和阻碍中国巨轮行稳致远的风险挑战，中国人民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加需要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作用。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具有开创性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把准方向、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战胜困难，将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得更强大、更美好。

三、引领思潮的复杂性规约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的应然性

应然与实然相对，即事物应有的样子。应然强调事物的理性演变，强调演变方向的正确性，指的是“暂时还没有完全达到”或是“可能即将达到”的状态。在同反动的、虚假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产生，并上升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斗争性。意识形态斗争是维护科学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要方式。在社会思潮多发、多变的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只有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切实引领社会思潮朝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前进。

（一）斗争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无时不在、无时不有。事物发展的过程就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过程。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17]。作为“改变世界”的系统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完美统一，就要根据实践条件的变化，以“革命化”的方式摒弃旧观念、消除旧事物，树立新思想、创造新世界，必然要具备强烈的斗争精神，体现明显的斗争性。

虽然马克思以卓越的理论成就和杰出的革命贡献，赢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但是，马克思也不是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在批判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的。大学期间，马克思研读了黑格尔的学说，吸收了黑格“辩证发展观”的优秀成果，在思想上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影响，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俱乐部成员，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进步活动，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开始了系统的哲学思考探索。马克思也曾经多次在通信和著作中说明他曾受益于黑格尔，并感慨“一些追随者不理解黑格尔”[18]。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富有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不断推翻自己已有的认知，并于1843年3月中旬至9月底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决裂。实质上，这也是马克思对自己过去认同观点的批判与决裂。

通过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不难看出，在马克思从继承黑格尔到走向追随费尔巴哈，再从批判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到追求历史唯物主义，每一次思想的转变都不是盲目的冲动，而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认同到批判的思想革命，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结合的成果。也正是因为马克思在其开展的诸多批判前，都研习、吸收和消化批判对象的思想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够合理地使用“内在批判”（逻辑前提一致的批判）和“外在批判”（逻辑前提不一致的批判），批判得更加令人信服。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再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既是对旧哲学批判的过程，也是对自己当时已经形成的思想体系批判的过程，是与旧哲学斗争的过程，也是与过去的自我斗争的过程。

（二）意识形态斗争是维护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必要方式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科学和谬误同在，革命和反革命共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矛盾斗争普遍存在，批判斗争是维护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必要方式。这里说的“斗争性”，即“批判性”，是高度凝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范畴的“斗争”，而不是政治范畴的“斗争”，更不单指通俗意义上的“对抗”，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强烈批判、直接冲突、持续对抗，还是和平共处、吸纳凝聚、融合整合等等，都可以是矛盾斗争的表现形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19]深刻理解“矛盾斗争形式多样性”原理，对全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精准定位各种社会思潮，科学确定斗争战略策略，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有重要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以前，虽然欧洲工人运动热情高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条件已经具备，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引领，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比如“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等冒牌社会主义思潮伪装上阵，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误导革命运动，导致国际工人组织指导思想混乱。各国工人运动不是被资产阶级窃取胜利果实，就是被反动政府血腥镇压扼杀在摇篮之中。

为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积极与阻碍工人革命运动发展的错误思潮作斗争，通过组织讨论、发表通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以“通告”形式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进行批判，对魏特林的错误观点进行严肃批评，对蒲鲁东主义展开论战批判，最大限度地清除了错误思潮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不良影响。在激烈的批判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规律，起草了“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1864年，在“第一国际”成立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批判斗争武装工人，逐渐战胜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上升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东方各国，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史，就是批判各种错误思潮除旧立新的历史。

正是因为敢批判、敢斗争，不迷信、不盲从，实现斗争性与同一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严峻复杂的斗争中历久弥新、源远流长，显示出更加旺盛持久的生命力。就像恩格斯所说的：“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20]

（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决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的应然性

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意识形念领域的阶级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同虚假的、颠倒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产生，在同各种反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思潮斗争中发展。放眼全球，资产阶级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可能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斗争也一定会长期存在。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霸权国家从来都没有停止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和诽谤。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排斥和攻击从来没有停歇。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日益显示更大活力，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围攻。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历史终结论”，到“威胁论”“崩溃论”“趋同论”，再到“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气候变化陷阱”等论调，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各种论调不绝于耳。特别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界范围的大事小事都可能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歪曲和攻击中国的理由。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疫情抹黑中国。

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觉醒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正视科学社会主义、相信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队伍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两个阶级、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获得更大的认同。斗争形势朝着有利于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转变。但是，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反复营造的“资本主义不可超越”幻象被不断打破，“西方文明优越论”被不断证伪，西方世界对其他文明、其他价值观的轻蔑和排斥表现得更加明显，意识形态斗争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更加严峻复杂。

除了东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对抗斗争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目标的针对性、对象的广泛性、渠道的多样性、方式的隐蔽性、内容的伪装性上。在现代社会，受社会分工精细化程度、人们利益诉求多样化程度、社会媒介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影响，人们的新想法、新观点、新判断，无论是正确的、成熟的，还是错误的、盲目的，都有途径表达呈现。人们在表达自己各种观点的同时，也容易给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传播错误观点、错误思想、错误声音的可乘之机。人们本身的认识也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1]。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精华，科学社会主义要切实防范、抵制各种敌对势力渗透破坏和腐朽思想文化侵蚀，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有效维护自身指导性地位，必然要大力加强引领力建设。